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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一乞丐村 真相调查 (图)
(博讯北京时间2010年5月09日 转载)
    
“别跪了,站起来”的标语

    
    
    
    
    
    
    
    
    
    5元一瓶的劣质白酒下肚,沙哑地唱起“花儿”,李尕猴的眼睛里才会放出异样的神采。
    29年前一个阴冷的冬天,李尕猴带着7岁的儿子流浪成都街头。李尕猴抱着二胡,反复拉着从电视上学来的几首曲子,儿子则伸出冻红的小手,向行人乞讨。“受过的罪大了,那时候人们只给几分钱,给几毛的都少。”
    李尕猴所在的甘肃省岷县小寨村,因被媒体称为“中国第一乞丐村”而闻名全国。
    由媒体拼接的图景里,这个村庄八成至九成的农民像候鸟一样,在贫瘠的乡村和诸如济南、青岛、沈阳、南京等东部沿海发达城市之间季节性迁徙乞讨,“夏天去北方,冬天下南方”。
    如今,这个另类成名的村庄是否还延续着它不光彩的传统?媒体拼接的图景是否有夸大的成分?不久前,中国青年报记者在实地探访中感受到了小寨村难以承受之重。
    小寨的另类成名
    和村里其他人家相比,李家最大的不同是,供出了全村第一个大学生。但至今,李家仍位列这个村庄最为贫困的家庭目录中。包括世界银行贷款单在内的5张逾期贷款催收的通知单,还躺在他家破旧的柜子里。原因很简单,李尕猴“要得最早,但没要下(去)”。
    如今李家栖身的这间砖木混合结构的房子,宽3米,长七八米,建造于2007年,4000元盖房的钱来自政府的救助。环顾四周,他家最值钱的家当是一台21吋的创维电视机。两把海绵裸露在外的沙发是别人淘汰的,供冬天取暖的炉子也是经过“特殊处理”的——在炉膛的上面,放置着一个铁制的炉条,煤只在炉条上燃烧。这样做是为了省煤。
    供孩子上学,是李尕猴这辈子自认最正确的一次决策。他至今清晰地记得儿子李玉平的责问:“我已经10岁了,还不让我上学,啥时候让我上学呢?”儿子对求学的渴望,最终博得了父亲的同情。
    李玉平上大学那年,李尕猴执意要陪儿子到湖北国土资源职业学院报到,瞅瞅“大学长啥样”。这是他生平第一次出远门不是为了乞讨。
    但回家的路上,他又去乞讨了。这次是为了还儿子交学费欠的债,他沿着荆门、襄樊乞讨了一路。他的这种行为很快被听到消息赶到的儿子制止了。
    2005年,这个村庄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大学生,在他就读的小寨初中的校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致全乡中小学生的一封信——别跪了,小寨人,站起来》的文章。他还在村里办起了免费的文化补习班,给孩子们讲外面的世界,谈人生的理想。
    这一切来源于他的切身体会。童年短暂的乞讨经历,对李玉平幼小的心灵触动极大,他时常望着城市的高楼大厦梦想:“将来,这里有没有我的份儿?有一天,我也要像城里人一样生活。”这个乡村少年认准,读书是改变人生命运的唯一途径。
    “当时乞讨气氛很浓,越来越严重,我实在看不下去了。”李玉平回忆着将“家丑”“捅出去”的初衷。
    正是这个年轻人的举动,引发了又一轮全国媒体对小寨村的报道热潮。检索当时的媒体报道,“乞丐村”、“中国第一乞丐村”这样的字眼开始大量出现在相关报道中。
    这也是一部村庄的另类成名史:从2001年开始,几乎每一年都有远道而来的媒体记者踏访小寨,“记者在小寨扎下了根”,外界对于小寨的关注热度一直未能削减。
    从此,这个寂静的村庄不再平静。各种版本的传闻不同程度上提升了外界对这个村庄的想象力。
    媒体的报道在2009年再次迎来小高峰。这一年,离小寨千里之外的济南市承办大运会大型赛事。一项针对流浪乞丐问题的专项治理由此展开,包括来自岷县的乞丐们被遣返回乡。
    5年过去,回望当时的举动,24岁的李玉平自言“问心无愧”。在他看来,“媒体只要把小寨村提出来,就会受到关注,小寨被改变的时间也就会越来越快”。
    乞讨减少,但因生活所迫行乞的已基本没有了
    2008年腊月,李玉平回乡举行了婚礼。2010年前夕,从遥远的江苏无锡传来儿媳生下孙女的消息,接到电话的李尕猴乐得合不拢嘴,一连喝了4天的酒。
    如今,“当了爷爷”的李尕猴对生活再无更多憧憬:有洋芋吃、有拌汤喝、有烟、有酒就足够了。不过有时候,他也会艳羡那些村里因乞讨富起来的人家,“比我供大学生的美”。
    在以房子为财富象征的乡村,不少外出讨要的小寨农民,把他们的乞讨成果都带回了村子,最早盖起了锃亮的瓦房。
    “村里第一批富起来的人是讨要的人。”这个说法得到了村支书杨金忠的印证。
    “不是生活困难去讨要,而是认为讨要来得容易,背后有利益驱动。”中寨镇民政站站长杨维科说。他曾作为驻村干部长期在小寨工作。
    据他的观察,大致从1999年前后开始,小寨人外出讨要开始从讨要米面、馍馍、解决温饱向讨钱、谋利转变。进入21世纪,一些当地农民将外出讨要视作是“快速致富”的捷径,尽管,这种方法并不“很光彩”。
    拥有财富的优势心理很快会打败人的尊严。一边是贫困的折磨,另一边是乞讨比种地、出卖苦力收入都要高的诱惑。
    一些外出讨要获得财富的农民,对在城市的乞讨经历讳莫如深。他们大多声称是外出务工。
    和村里其他一些人相比,38岁的杨龄(化名)已经算是不错的了,至少他掌握了一手熟稔的泥瓦活儿。2001年前后,他曾外出打工,但勤勤恳恳的工作并没有让他获得该有的报酬。岁末,黑心的老板卷钱跑了,没有路费回家的杨龄,最终跑到了街头。
    很快,他发现“讨钱比打工容易多了”,而且每天乞讨的收入和他出卖体力的收益相当。
    岷县民政局副局长李康平实地走访小寨村后发现,“一个村庄去乞讨的人,不一定是村里最穷的。基本上因生活所迫行乞的,已基本没有了。”
    “这是一种耻辱。”杨金忠说。面对小寨村贫困的现实,这位村干部坦承“束手无策”,甚至在他的任期内,如何彻底脱掉这顶“不光彩的帽子”,看上去仍遥遥无期。
    但近年来,“乞丐村”的乞丐正在减少,这是不争的事实。尽管连长期在当地生活的村干部,都难以掌握村里实际乞讨者的真实数量。据杨维科的粗略统计,即使是讨要现象最为严重的年头,“每一个村庄外出讨要的农民的数量大概在20人左右”。而如今,“只有星星点点的几家”。
    可以佐证的是,被外地救助站遣送回乡的岷县籍农民数量同时在减少。杨维科介绍说,以往讨要现象最为严重的历史时期,每年从各地城市救助站遣送回小寨的农民将近五六十人,而近几年已下降至个位数。
    在岷县民政局提供的一份材料中,这样分析小寨被扭曲的现实:“由于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的贫富差距较大,加之讨要相对打工来钱快、不费力,致使一些群众产生了好逸恶劳思想,走上讨要的道路。久而久之,使个别群众的致富观念发生了扭曲,把外出讨要当成了脱贫致富的一种途径。更有甚者,抓住人们同情弱者的心理,利用妇女孩子行乞讨要。”
    乞讨财富神话不存在
    在网上言论中,很多评说小寨人的用语随意而充满调侃。从上海打工归来的小董因此“很受伤”。他在上海第一次上网搜索中知道了家乡的名声。从此,他绝少向外人提起家乡的名字。
    这座被污名化的村庄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烦恼:一些生意人的诚信因此受到异样眼光的质疑,年轻人娶外乡媳妇也被媒人投以不信任的目光……
    尽管小寨村目前仍有外出乞讨现象存在,但据中国青年报记者观察,外界对小寨村的报道,多少有夸大的成分。
    媒体关于小寨的报道,不无猎奇的字眼。“乞丐村多见二层小洋楼”、“乞丐村乞丐坐飞机返乡”等真假难辨的细节被无限放大,甚至被制作成网络标题广泛流传。
    在媒体和网络交织的世界中,诸如“好吃懒做”、“不知羞耻”、“假乞丐”的标签贴在了小寨人的身上。
    2004年,有媒体报道来自甘肃岷县的流浪乞讨者,手背上刺有梅花点状刺青,网络盛传乞丐们将在成都召开“丐帮大会”。结果被证实“丐帮梅花印”之说“子虚乌有”。实际上,这仅是流行于当地的一种风俗习惯。
    小寨已经成为了一种“品牌”,经常被冒名顶替:不少来自临近漳县、宕昌等县的行乞者,甚至有外地的乞讨者,被城市的救助站收容后,都声称自己是小寨人。
    李康平接受记者采访时介绍:2009年,济南市救助站曾遣返了11个乞讨者到岷县民政局,很快,有6人失踪了。最终被证实是小寨人的仅为5人。
    传言说,当地有人乞讨讨出50多万元的财富神话。甚至有媒体披露,“租孩子”乞讨在当地已成为一种产业……
    在调查中,这个所谓神话的制造者石胜平,向记者否认了这个传闻。他说,自己的财富主要来自集资经营化肥生意。而“租孩子”的现象已在当地消失。被媒体广为报道的“乞讨大户”李文义曾以此为生,现在,他的两个孩子就读于中寨中学,且学习成绩优异。
    “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汤。”每当有外人和他谈论起小寨的讨要现象,37岁的年轻生意人石永茂总是愤愤不平。
    5年前,靠敏锐捕捉到的涨价信息,出租车司机石永茂开始大量收购当归。在当归价格完成一轮从每公斤十几元到七八十元的“过山车”式疯长后,他发家致了富,盖起了街道里最漂亮的一幢米黄色建筑,开始经营百货生意。
    他对记者说:“我敢说,这条街道的楼房都是靠勤勤恳恳的劳动盖起来的,没有一家是靠乞讨盖起来的。”
    事实上,小寨的建筑仍以土坯房、砖瓦房为主。记者实地走访的小寨1社、虎龙村、水坪村等几个更为偏远的村庄,少见修建较为新潮的房屋,大多仍是当地多见的土坯房。媒体报道称“多见二层小洋楼”的地方,多集中在小寨2社和3社所在的集市街道两旁。
    另外,记者了解到,随着当地产业结构的调整以及当地“中国当归之乡”品牌的日益扩大,不少头脑灵活的农民正依托在中药材产业链上,勤劳致富。
    “山大沟深,民风淳朴,没有‘调皮捣蛋’(当地方言,意为不听话)的。”小寨留给驻村干部杨维科的印象并不坏。
    记者踏访小寨村1社的当天,村里刚刚死了人,恰逢出殡,每家每户要在自家大门口烧麦草,祭奠亡灵。这个山里的村庄,仍然保持着很多地方看不见的古朴风俗。
    “别跪了,站起来”
    小寨村的救赎之路
    2009年12月29日,一名农村妇女在小寨的集市上赶集,她的身后屹立着一座建造于上个世纪的暗红色的戏台。本报记者张鹏摄
    一条通往小寨的宽约七八米的砂石土路,紧挨着冲刷出川都沟的河流,蜿蜒连绵5公里,随处可见刷写在墙壁之上的蓝色标语:“别跪了,站起来”。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这条道路在夏季经常会被泥石流冲断。这使封闭的小寨和外界的交流变得更加困难。
    小寨村农民外出乞讨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这一时期:《岷县志》中冷峻地叙述道:“1960年,由于连续自然灾害和工作上的失误,发生严重饥馑,形成人口外流和非正常死亡。”
    上世纪80年代初,小寨人尚未解决温饱,村子里出现了最早一批外出讨要的人。背井离乡的初衷,再现实不过,“庄稼不够吃,连青稞面也吃了上顿没下顿”。
    那时,整个小寨村都面临着饥饿的威胁。据村支书杨金忠回忆,小寨那几年连年遭受自然灾害,“天晒雨打,连年冰雹,庄稼几近绝收”。
    这是小寨村最为艰难的岁月。在快速增长的人口和有限资源的矛盾冲突中,环境承载的压力越来越大。为求生计的村民纷纷砍树、挖野药自救。
    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小寨的外出讨要现象渐成规模。最为严重的一个村子,“60户村民仅有4户没去讨要”。
    进入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贫困依然困扰着这个村庄。
    杨金忠将小寨贫穷的原因归结为“人多地少,靠天吃饭”——拥有2514亩土地的小寨村,养活着2624口人,人均占有耕地不足1亩。
    来自官方统计的数据显示:2009年,这个村庄农民年人均纯收入达到1980元。而这一年,全国农民年人均纯收入已首次突破5000元大关。
    从严格意义上讲,被媒体称为“乞丐村”的小寨,并非指一个村庄。按照行政划分,小寨村下设12个社。2004年,全国撤乡并镇的大幕拉开。这一年年底,小寨乡被合并到中寨镇管辖。
    5年来,来自当地政府的各种倾斜政策向小寨汇聚,试图拯救这个村庄。
    建学校是这条救赎道路上的重要一环。为防止寒、暑假期间一些家长带领小孩外出行乞,中寨中小学的学生被要求每隔10天必须返校。每个假期,每个学生家长都会收到来自学校的一封信,教育他们告别耻辱。
    56岁的薛合存被列为低保户后,再也没有出去乞讨过。放眼这个“老乞丐”的家,吃的面粉、炕上盖的军被、身上穿的阿迪棉衣,都来自政府的帮扶。在总共524户人家的小寨村,享受低保政策的家庭数量已超过100户。当地政府还为一些特困户提供补助资金,修缮危房。
    长期的造血功能也被提上议事日程。据介绍,目前,小寨村正在实施“整村推进”的扶贫项目,旨在帮助小寨农民发展暖棚养植等致富方式,以增加收入。
    尽管救赎之路仍显漫长,但45岁的虎龙小学校长郎俊文相信,“小寨的乞讨现象仅是暂时的产物,终究有一天会销声匿迹。”
    他自称是一个“负重者”。作为一个教育者,他试图用正确的思想唤醒这些农民的子弟,“勤劳致富是根本,靠自己的双手才能改变命运”。
    
    
    等待正名的小寨
    流动是人类基本的命运。不过,小寨人的这种流动总是沉重的。
    在通往岷县的长途班车上,我开始想象小寨村的模样:封闭的、人迹罕至的、孤独的、绝望的、挣扎的。
    刚到小寨那个下午,我多多少少有点失望:呈现在我眼前的小寨,和西部的大多数村庄相比并没有什么两样。他甚至有点诗意与热闹:一条小溪静静地流过村庄,妇女们在小溪旁洗衣聊天,两幢现代化的教学楼里传来琅琅读书声。
    但走进他们的生活,观察他们的言行,你就会发现,诗意与热闹都是表象,掩盖不了它的贫困与忧伤。
    哲人黑格尔说,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在小寨,我一直努力地在寻找促使这种流动的合理性。答案或许很简单,严重的地域差距、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制造了流动所需的不平衡。
    当这种行为被大多数人效仿并上升到文化层面,就会表现出极大的惯性。小寨就是这样一个复杂的矛盾体:既满腹委屈,又无可奈何;既民风淳朴,又道德崩溃、秩序失范。
    而外界的过分关注,让小寨蒙上了一层挥之不去的阴影。表面上,那些刻板成见的媒体印象并没有影响到小寨的节奏,但被污名化下的村庄,其实“很受伤”。
    不得不说,是一些媒体不够全面的报道推进了小寨村污名化的过程。当媒体将道德大棒砸向他们眼中所谓“丑”的东西时,事实上,偏见已经形成。
    从某种意义上讲,小寨村很像曾经被妖魔化的河南。污名化的过程很容易完成,而为其正名的过程却相当漫长。任何一个理性的记录者,应该理性地看到小寨的变化和当地政府做出的努力,面对卑微的生命,理当心存悲悯,而不是以猎奇者的优势心理去摧毁这个乡村的秩序。
    在虎龙村陪我采访的村支书包来忠,再次打算向上级打辞职报告。妻子肾结石手术,先后花掉了3万多元,致使他欠下一屁股债。乡里去年特事特办,将他家列为低保户,每月领50元的补助。但这不能解决长远的问题。对于这个45岁的男人来说,打工是他唯一能还上贷款的方式。他打算年后外出打工。
    握别时,我拥抱了这个男人。
    离开小寨时,我花一根烟,请一个骑摩托车过路的年轻小伙儿载我出了川都口。他问我:“你感觉我们这怎么样?”
    不等我回答,他说:“地方不好,人穷得很。待着还成。”
    我默然。冷风嗖嗖地从我脸上像刀子一样刷过……
    (本文来源:中国青年报 作者:张鹏)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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