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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主帥、功利精英、狂躁民意誤導中國外交/何频
(博讯北京时间2010年9月28日 转载)
     他們培植了一批狂躁自大、以天下為敵的民眾,使官員們不得不顧及這些民眾一時感受的壓力,而不敢籌謀國家長遠利益。
     中國領導人,是一批知道不變不行的人。只是,中國領導人在求變的時候,得小心掉入自己人冒稱“敵人”設下的陷阱。
     (博讯 boxun.com)

    何頻
    
    對中國這樣一個正崛起的大國而言,外交不再只是內政的延伸,外交本身就是內政,甚至比內政更迫切、更需要精心面對,因為中國過去的改革驅動多來自對外的“開放”,而且在全球化下,未來的改革和發展越來越和世界緊密難分。
    
    也就是說,中國外交上的改革,不只攸關中國的國際形象、和國際社會的互動,切實和僑民、國民的利益相聯,很大程度上更決定性地影響中國經濟增長、崛起的持續性,決定性地影響中國體制轉型的品質和方向、融入人類主流文明的時間表。
    
    但是,中國外交又受制於內政(尤其是體制)。只有從外交、決策、執行體制上進行改革、戰略性進行調整,才能使外交更有力地成為中國崛起的良性推動力。
    
    江澤民訓令善待海外僑民
    
    鄧小平時代,打開了面向西方的大門,尤其是改革開放初期,中國政府一筆勾銷歷史恩怨,厚待有“歷史問題”“海外關係”的國民,優待港台海外同胞,使中國經濟迅速得到輸血,推動了中國最初的變革。在這個階段,中國對外系統的外交部、港澳辦、台辦、僑辦、統戰部等,雖然體制依然僵化,但主事者、辦事者多扮演了靈活、變通、積極的角色。
    
    江澤民時代,中國政府因為六四事件在國際上四面楚歌,這個時候的外交以哀兵姿態“韜光養晦”、發展大國外交、調整“以鄰為伴”周邊政策,熱切希望得到國際社會的認可,努力參與西方主導的多邊活動。
    
    正是因為中共放棄了意識形態包袱,在外交諸多方面作出了妥協、讓步,化解了中美幾次重大衡突,使中國得以回到國際舞台,平和收回了香港主權(落實了“一國兩制”政策)。同時也增加了投資者信心,使中國的對外經濟發展從依靠港台海外同胞投資逐漸上升到以吸引西方大型企業合作為主。在這個階段,中國對外系統的外交部、外貿部(商業部)在軟化中共強硬形象、加入WTO方面,功勞頗大。
    
    在這個時期,江澤民要求駐外使領館善待海外僑民的訓令,也收到了良好的效果。現在,中國的公民甚至加入了外國國籍的華人,在海外一旦有了意外,例如遇到災難或捲入法律糾紛,常常可以看到中國外交官伸出援手。
    
    但江澤民個人的作派,卻使中國外交工作的另一面顯得虛浮,要求外國高規格接待,組織僑社大規模迎來送往,弄得使領館到處求人求情,整天出席僑團活動,疲於奔命。
    
    由於當時的處境,江澤民,特別是李鵬訪問的多是一些中小國家,而中國又以大國自居,百般折騰,常使接待國常常不知所措,心生怨氣。
    
    而北京多個系統,除了外交部、外事辦,還有統戰部、僑辦、僑聯、致公黨、海外聯誼會,再有全國人大和政協的僑委,無不爭先恐後與海外拉扯關系,於是制造了無數公費國外旅游機會,消耗了很多經費邀請僑領回國旅游,甚至在海外設置了眾多有利安排幹部子女、關係戶的常年機構。結果愛黨主席多如牛毛,愛國僑團亂如一地雞毛,紅旗亂舞以為毛主席四海翻浪,游行狂喊亂叫太象紅衛兵再世,外人看來可笑,知情者說來憂心,北京實際上最終也消受不了了!外交成了僑交!
    
    胡錦濤務實不要僑社歡迎
    
    胡錦濤時代,中國因為主辦奧運會、世博會,加上經濟能量壯大,國際影響力前所未有;另一方面,中共在政治上對異議人士的高壓政策,尤其是與西方的利益衝突增加,中國外交的危機變數也增多了。不過,至目前為止,胡錦濤仍能在膨脹的民族主義情緒中,保持理性的判斷力,“和諧”的觀念也反映在他的外交行為上。
    
    胡錦濤在外交上可以稱讚的是,他比喜好鋪張的江澤民明顯要務實得多,他進行工作式的出訪比面子式的出訪也似乎更多一些。2009年9月17日,明鏡網曾獨家報導: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將在美國出席多個會議期間,很可能不再接見“華人華僑代表、社團領袖”,也不會與“華人華僑代表、社團領袖”合影。這個消息一度被人斥為“謠言”,幾天後,卻得到證實。
    
    筆者當時評介此事時說:胡錦濤出訪時部下較少要求接待國大搞面子禮儀,這次又取消接見“華人華僑代表、社團領袖”活動,集中精力於外交大事,是值得肯定的方向。
    
    華人華僑社團是海外華人不可或缺的組織,有的在維護華人權益上做了一些實事。但同時,如前所述,社團組織也泛濫成災,僅紐約就可能有成百上千社團主席、會長,常常還爭得矛盾重重。外交官整天奔波於社團活動,非常無聊非常無益。每次中國領導人來訪,主席們爭相參與被接見、合影,使領館為了平衡傷透腦筋。而會談時,所講的話,也多是假大空、馬屁言語。某些人還拿著與領導人的合影,招搖撞騙,甚至回鄉嚇唬地方官。
    
    筆者建議取消社團組織的各種歡迎中國領導人到訪的活動。有些人稱擔心抗議勢力太大,所以才要組織社團壓倒對方。這真是愚蠢的邏輯:只有對抗,才會熱鬧。而且,只有大國才會遇到大抗議,中國領導人要習慣於被抗議,在國內你到處壓制,在海外有機會聽聽不同聲音也好呀,包容才能自信,自信才能自強,包容、自信、自強,才會在國際舞台上真正得到尊重、榮耀。
    
    幾個月後,一個好消息傳來了。2010年4月12日,新華社報導:胡錦濤主席乘坐的專機抵達華盛頓安德魯斯空軍基地。胡錦濤走下舷梯,同美方官員和中國駐美大使等一一握手,隨後乘車離開機場,整個過程僅持續了5分鐘。人們注意到,與以往不同的是,這次機場沒有出現歡迎隊伍和歡迎橫幅。這是我國領導人出訪禮賓改革的新舉措。
    
    胡錦濤這樣做,不一定是採納了筆者的建言,而很大可能只是巧合:胡錦濤和他的外交官們對此也早有想法。但無論如何,這仍是一個進步。
    
    外交應有專任主帥
    
    問題在於,中國外交上的某些進步,基本上還只是技術上的常態建立,無論是善待海外僑民還是出訪時不鋪張,是一個文明國家的正常做法。即使在現有中共體制下,中國外交上需要改進的空間仍很大。
    
    首先,中國外交系統領導人地位太低,沒有專任主帥,與中國這樣一個在全球舞台上發揮越來越大影響力的大國身份十分不相稱。
    
    中國外交現在由中共中央總書記主導,身兼中央外事領導小組(國家安全領導小組)組長,下面有兩個主要副手:外事辦(國安辦)主任和外交部長。
    
    以前主管外交的則不少是中央副主席或政治局委員、國務院總理或副總理,外交部長本身就是中共最高決策層一分子。現在的外事辦主任只是國務委員、外交部長只是中央委員。
    
    這種體制的好處是,總書記直接主掌外交,決策具有最高權威性。但缺點也非常明顯:由於主帥不是專任,戰略佈局缺乏精細和中長期性,決策效率較低;總書記的批示多數比較抽象,只有最緊急的事才會緊急應對;外事辦主任、外交部長不敢承擔太多責任,處事缺乏靈活性。所以,中國外交很多時候變為救火隊性質,危機可能過去了,但代價或後患都較大。
    
    解決這個情形的最好辦法是,某個政治局常委專任外交部長,政治任命而不是從外交部系統提拔,一是提高了外交部辦事的權威性和效率,二是解決了外交部近親繁殖問題。次之,也該是總書記主導外交,政治局委員主管外交,外交部長是執行長,或者是政治局委員專任外交部長、國務委員兼任外交部長。
    
    如果是政治局常委專掌外交,那麼涉外的外交部、國防部、中聯部、台辦、港澳辦、僑辦、國安部、商業部等,就有利於被調整和統合,其中港澳辦、僑辦可以撤消部級建制。港澳辦的功能可由中聯辦替代,僑辦本來早就沒有什麼專設意義,大部分功能併入外交部,小部分功能歸入文化部或新聞辦。
    
    沒訪找訪的常委外交
    
    其次,現在中國外交部有一個繁重、浪費而又吃力不討好的任務,便是承擔政治局常委的年度外訪——也就是說,九個政治局常委每年都有的出國訪問。政治局常委中,有四個職務是外交活動所必須的,就是正副國家主席、正副總理,其他五個職務,和世界上大多數國家都對不上口,例如意識形態的主管,全世界有幾個國家還有這一席?全國人大全國政協,和人家的議會是一回事嗎?政法委?全世界誰有這樣將警察、情報、民政、司法(含監獄、律師、公証)、檢察、法院“和諧”在一起的?那不是對法律最大的嘲弄?中紀委?全世界那一個政黨有這麼一個可以讓黨內同志生不如死、超越法律的系統?
    
    可憐的是,沒有幾個西方大國邀請擔任這些職務的“黨和國家領導人”來訪,雖然西方大國的政客和巨商想盡辦法到中國弄到好處,但是他們多數弄不清這麼複雜的門路,能記住國家主席、總理的大名就不錯了,哪里知道意識形態的主管也有巨大的財權、哪里知道政法委書記能下令法官不審案、罪犯可出獄、哪里知道紀委可以“雙規”(比逮捕要殘酷)一個涉嫌人員?所以,我們看到一些堂堂“黨和國家領導人”的專機(北京同時一架專機待命備用)只能降落在太平洋島國、非洲、南美一些國家,除了龐大的隨訪團(常有民營巨商隨同代付一些特別的帳單),被訪的國家常常不知給這位大國大人物安排一些什麼參觀項目。即使在經過中央電視台剪輯過的外事節目中,你也可以清楚地看到:這多是沒訪找訪的出訪。
    
    你可能不清楚的是,這種出訪一次可是要耗掉幾千萬人民幣的。這當然還不算外交部為這樣的外交所付出的財力、精力。不是說政治局常委不能出訪,但你得有事才訪呀,將之變成外交部年度常態任務,是一種國家利益公然的分臟。現在除了政治局常委專機出訪,那些硬套上黨和國家領導人級別的什麼人大副委員長、政協副主席,有幾個沒有浩浩蕩蕩出訪過?然而,中央居然還要求各級(中下層)幹部勿公款出國,還集中扣押他們的護照。其實,他們一個官員的貪污受賄,不見得比得上黨和國家領導人的公務浪費。
    
    小心:被幕僚、內參、媒體誤導
    
    在研究毛澤東、鄧小平時期的外交,你可以發現在他們作出正确外交決策的時候,常常有一些神秘的人物、神秘的管道在起作用,有的是統戰的獵物,有的是情報的作用,有的是某個特殊人物的建言。
    
    今天是信息化、全球化、專業化時代,中國領導人的外交越來越面對面,減少了誤會,外交決策的程序也在走向規範化,但依賴內部官僚提供的信息作決策依據仍是常態,被誤導的可能性仍存在,卻被人們忽視。
    
    一般看來,外交決策信息,主要來源於駐外人員的報告、專家或官僚的建言、國內外媒體的報導。
    
    駐外人員主要是外交官、情報官、記者,形式上他們在外交第一線,理論上他們應當提供比較準確的報告,而且較年輕者越來越多,受過的學業訓練較強,專業性、準確性應當更高。實際上,現在中共有一些年輕官員反而比年長者更為保守、懶惰、無知卻又自命不凡,他們沒有歷史記憶,沒有價值底線,沒有未來想象,沉醉在自已的感覺和享受中。
    
    他們工作時不是多方角度慮問題,不是防患於未然,對他國文明缺少敬重,又放縱民族主義情緒。但粗暴的外表下有他們精明的算計:為了仕途保險,不去廣泛接触各類人物(尤其有不同意見的人士或學有專精的人物),而忙於拉個人關係、購物買車、送子女入學西方、在辦公室泡网;為了爬升,他們更容易扭曲事實打報告(內參)去迎合上級,他們甚至為北京編織越來越長的黑名單。從效果上,在為中共製造更多的敵人,最終使中共陷入被動、真的四面楚歌。
    
    一批受過中國或國外國際政治學訓練的專業人員,離外交圈或近或遠,但或多或少正對中國外交決策起了誘導作用。不過,專業的幌子下也有陷阱。就象華爾街對美國、對世界經濟的傷害,無一不是以專業的名義進行的。需要指出的,國際政治學在理論上可以解釋為國際利益學,但是在實踐中,這種說法遠遠難以反映國際外交活動的變化中的多元素,例如信息流、價值觀的作用。在美國名校獲得博士的人,並不意味著他對美國政治和社會的多元力量、基礎、價值,有真切了解。相反,筆者甚至震驚地發現,他們中一些人對美國政治更容易產生“陰謀論”,更容易取美國政府某個部門的某個惡行當成“天下烏鴉一般黑”的証據。而一些本土化的鷹派專家(特別是幾個軍隊的人),更是常常描繪出一幅中國身陷重圍的危城圖景。這種思維模式,從本質上,他們使中外關系徒增很多誤判、敵意。
    
    國內外媒體對中國外交活動報導越來越多,也越來越多在影響中國外交決策。中國雖然不是民主國家,卻也是一個重視民意和外界看法的政權。然而,無論是國內的媒體還是國際媒體,對中國的報導都有值得細究之處。國際一些媒體,是市場的產物,也是價值的反映(人權、自由、民主),它既嘩眾取寵,又以道德自居,常常以夸大異議、邊緣力量,抨擊中共為能事,其新聞往往是一個個吸引人的“故事”;國內一些媒體呢,是市場的產物(至少涉及到員工的福利),也是政治的反映(領導的烏紗帽、黨和國家的利益),它既嘩眾取寵,又以民族自詡,常常以夸大西方對中國的惡意、虛構外界對中國的陰謀、篡改國際媒體報導為能事,其新聞往往是一個個令民族主義血脉賁張的“戰事”。這些所謂報導國際事務的媒體,使國民的國際觀被一種惡劣的情緒引導,盲目敵視西方。因為這些媒體發現:只有有更多敵人,他們才有更大發行量。但他們不管:培植了一批狂躁自大、以天下為敵的民眾,使官員們不得不重視這些民眾一時的感受,而不敢謀國家長遠利益。
    
    我們很難說,現在中國外交受上述因素的誤導有多深,但是中國在國際上朋友越來越多的同時,敵人也越來越多是事實,國際社會對中國疑惑增大是事實。固然,這是中國外交力量上升的必然現象,也是中共體制缺失的必然結果。
    
    可是,在中國仍待發展之時,推動中國外交體制改革,提升外交部地位,建立一支敢言、專業又有長期戰略觀的幕僚團隊,廣納各方之言,廣交天下之友,減少決策錯失,變被動的“韜光養晦”和主動的“狂躁自大”為誠懇、務實的“化敵為友”(和諧)、“互補互助互利”,對於中國成為一個負責任、受人尊敬的國家,顯得越來越迫切,不少變革內容也切實可行。因為,中國領導人,正是一批知道不變不行的人。只是,中國領導人在求變的時候,得小心掉入自己人冒稱“敵人”設下的陷阱。(《明鏡月刊》第4期)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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