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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朱玉妹诉常州市劳动教养委员会违法劳教案律师意见
(博讯北京时间2010年12月02日 转载)
    文章来源:维权网
    
     【案情简介】朱玉妹(女,汉族,1954年1月15日生,身份证号:32021195401156921,住址:常州市新北区春江镇圩塘五村13幢甲单元401室,联系电话:0519-85035569。)系常州市老访民,被告常州市劳动教养委员会以2009年6月29日下午朱玉妹、吴产娣、孙洪康等人在北京宣武区陶然桥北14路公交车站,以上访为由,拒不购买车票,并强行搭乘14路公交车,致使该辆14路公交车停运为由,2009年10月21日,制作了(常)劳教委决字(2009)第508号《劳动教养决定书》决定对原告劳动教养一年。朱玉妹解除劳动教养后,立即对常州市劳动教养委员会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法院判决撤销常州市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作出的(常)劳教委决字(2009)第508号《劳动教养决定书》。2010年11月29日下午1时30分,常州市新北区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32个旁听席位座无虚席。 (博讯 boxun.com)

    
    另一常州访民陆菊华因同一事件被劳动教养的行政诉讼案,在2010年11月29日下午宣判:维持劳教决定。
    
    【律师意见】
    
    审判长、审判员、人民陪审员:
    
    四川联一律师事务所重庆分所接受朱玉妹的委托,指派我作为其代理人参加诉讼活动。现依据法庭调查查明的事实,结合相关法律法规、司法解释、我国签署的国际公约,就本案发表律师意见如下,供合议庭评议时参考:
    
    代理人认为:被告在违法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情况下,滥用职权对朱玉妹作出(常)劳教委决字(2009)第508号劳教处理决定应当依法判决撤销。理由如下:
    
    一、关于诉讼时效是否超过问题
    
    《行政诉讼法》第四十条明确规定,“公民……因……其他特殊情况耽误法定期限的,在障碍消除后的十日内,可以申请延长期限,由人民法院决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三条明确规定,“……因人身自由受到限制而不能提起诉讼的,被限制人身自由的时间不计算在起诉期间内。”劳动教养人员被送到劳动教养管理所限制人身自由,行为受到限制。朱玉妹被劳教期间虽然享有会见权和通信权,但是,朱玉妹在被限制人身自由过程中,受到了威胁,要求其承诺不起诉,其在送到劳教场所后,通过一同被羁押的人员向劳教部门要求行使诉权,也没有得到任何的答复。朱玉妹因害怕劳教期间受到迫害,也未在会见和通信过程中,将自己的处境告知亲属;法律赋予被限制人身自由的公民的亲属代为起诉的权利,并不能剥夺朱玉妹本人在获得人身自由之后亲自起诉的权利,事实证明:朱玉妹在解教后,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对被告提起行政诉讼,其起诉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故,朱玉妹作为被劳教人员因人身自由受到限制属于法律规定的因其他特殊情况耽误法定期限的情形,其诉讼时效应当由人民法院决定延长。
    
    二、关于行政执法是否存在违反程序问题
    
    (一)行政违法案件管辖问题
    《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以下简称程序规定】第九条明确规定,“行政案件由违法行为发生地的公安机关管辖。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更为适宜的,可以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但是涉及卖淫、嫖娼,引诱、容留、介绍卖淫,赌博的案件除外。”“对违法行为发生地公安机关移交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的行政案件,违法行为发生地公安机关在移交前应当及时收集固定相关证据,并配合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开展调查取证工作。”代理人认为:本起行政案件应由北京公安机关管辖,而不应由常州公安机关管辖。常州公安机关要依法获得管辖权,应当由北京公安机关依法移交。但是庭审调查表明,被告无法提供北京公安机关依法移交案件的证据——即未依法获得管辖权。
    
    由于陆菊华案件的被告和使用的绝大部分证据形同,陆菊华案的判决对朱玉妹案件的裁判有极其重大的影响。当代理人仔细阅读了贵院对陆菊华作出的(2010)新行初字第0039号行政判决书中,关于常州警方享有管辖权的裁判理由后,认为有必要提醒本案的审判人员注意以下两点:
    
    1、贵院对陆菊华案关于行政管辖权的裁判理由,忽略了在行政行为中的“首接责任制”这一基本行政原则。无论陆菊华案,还是朱玉妹案,发生的地点在北京,驾驶员崔林也是向北京警方报警,北京警方有报案记录、出警记录,由此可见,北京警方是最初受理行政案件的公安机关,其对行政案件的处理负有首接处理责任。至于是自行依法处理,还是将行政案件依法移交更为适宜管辖的公安机关处理,应由北京警方依法作出判定。这是代理人反复强调,被告应当向法庭提供北京警方将案件“移交”常州警方处理的法律文书的根本原因。
    
    2、即使按照贵院在陆菊华案件中关于行政管辖权的理解,得出的结论是:北京和常州警方对本起均享有行政管辖权。请注意,依据《程序规定》第十条规定,“几个公安机关都有权管辖的行政案件,由最初受理的公安机关管辖。必要时,可以由主要违法行为地公安机关管辖。”本案也应由最初受理的公安机关管辖——即北京公安机关管辖;即使按照主要违法行为地公安机关管辖的规定,被告对朱玉妹作出劳动教养所依据的主要违法事实就是“在北京的公交车上不买票,妨碍交通工具正常行驶”,可见,所谓“上车不买票”的行为发生地也在北京,也应由北京公安机关管辖,常州公安机关无管辖权!
    
    因此,无论是依据《程序规定》第九条,还是第十条,本起行政案件均应由北京公安机关管辖;常州公安机关和劳教委员会对本起行政案件实施管辖,在无法律授权的情况下,对朱玉妹作出行政拘留行政处罚和劳动教养决定,属于滥用职权的行为。
    
    (二)辨认程序中存在的问题
    
    1、辨认程序的违法性
    根据《程序规定》第七十九条规定,“辨认应当在办案人民警察的主持下进行。组织辨认前,应当向辨认人详细询问辨认对象的具体特征,但应当避免辨认人见到辨认对象”。因此,在辨认笔录中,应当有公安机关向辨认人详细询问辨认对象具体特征的记录,但是,常州警方分别在2009年8月10日和9月29日对唯一的目击证人14路公交车驾驶员崔林所做的《询问笔录》和《辨认笔录》中,找不到公安机关向辨认人崔林详细询问辨认对象朱玉妹具体特征的记录。这一辨认程序的违法性,导致《询问笔录》和《辨认笔录》中关于辨认部分无效。由于法庭拒绝依据朱玉妹在法定期限内依法申请证人崔林出庭接受法庭询问的正当请求,法庭根本无法通过庭审质证确认崔林签名的真实性——即无法确认崔林辨认过程的真实性。因此,法庭不能依据被告违反法定程序收集的《辨认笔录》认定案件事实——即朱玉妹是上车不买票的当事人。
    
    2、崔林辨认结果违反众所周知的生活常识
    依据被告向法庭提交的材料显示:常州警方在2009年8月10日(距事发43天)组织崔林进行了第一次辨认,在该次辨认中,崔林未能认出朱玉妹;时隔一个半月以后,常州警方又在2009年9月29日(距事发93天)进行了第二次辨认,在该次辨认中,崔林认出了朱玉妹。众所周知,人的记忆随着事件经历时间的往后推移而变得模糊不清。崔林在两次辨认过程中表现的记忆特征是:随着事件经历时间的往后推移,崔林的记忆越来越清晰。可供对比的是,2009年10月2日常州警方对北京警察曹永铜、杨金荣的《询问笔录》,两名警察均称自己对当时的人员情况无法辨认,按照贵院(2010)新行初字第0039号行政判决书对两名警察的证词属于公务证言的判定,其辨认不清是完全客观真实的反映,也符合记忆常识。
    
    故,崔林关于朱玉妹的辨认,因辨认程序违法,辨认结果违反众所周知的生活常识,属于虚假辨认,不应当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采信。
    
    (三)被告滥用职权,违法介入经济纠纷问题
    
    从民事法律关系上讲,乘客与公交公司之间形成的是一个承运合同法律关系。即使乘客上车不购票,也应属于承运合同纠纷,应当通过正当的民事诉讼渠道解决纠纷。正是基于这样的理解,北京公安机关对因驾驶员与乘客争执造成的停运,通常情况采取疏导的方式进行协调处理。但是常州警方处于对常州上访人员的打击报复的需要,将此类承运合同纠纷曲解为治安违法案件给予相应的处理。纵观朱玉妹案,大量的证据证明朱玉妹当时是在14路公交车上,而非在公交车下,公交车的停运并非朱玉妹造成,而是驾驶员主动停运造成。因此,将承运合同纠纷演变成停运纠纷的是驾驶员崔林,而非朱玉妹。被告在没有管辖权的情况下,滥用职权,违法介入经济纠纷,违反了《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不得非法越权干预经济纠纷案件处理的通知》【(89)公(治)字30号】规定,并进一步滥用职权,对毫无证据证实朱玉妹违法事实的情况下,违法决定对其劳教,严重侵犯朱玉妹的人身自由权。
    
    三、关于“朱玉妹上车不买票,造成公交车停运”违法事实是否存在问题
    
    (一)认定朱玉妹存在上车不买票的违法事实证据匮乏
    北京警方出警两次,但均没有对朱玉妹是否购票的事实进行调查核实和证据固定。朱玉妹一再辩称自己是购票上车,其帮助他人与北京警察和常州驻京办人员辩论不是违法行为。朱玉妹购票与否的直接证人是崔林,但,崔林要证明朱玉妹上车未买票这一事实,必须要认识朱玉妹。前面代理人已经充分论述了崔林辨认结果的违背众所周知的科学常识和辨认程序的违法性。抛开崔林辨认部分,崔林向常州警方所作的其他的陈述,均不能证明朱玉妹未依法购票的事实成立,被告也未能提供其他证据证明这一事实成立。故,崔林无法证明朱玉妹存在上车不买票的违法事实客观存在——即被告认定朱玉妹上车补购票的违法事实客观存在的主要证据不足。
    
    (二)认定公交车停运结果与朱玉妹有关证据匮乏
    造成公交车停止行驶的责任在驾驶员崔林。众所周知,驾驶员的职责就是驾驶车辆,而不是负责售票。为了保障驾驶安全,公交公司是禁止驾驶员在驾驶时与乘客交谈,更不用说与人争执。当无人售票车驾驶员发现有乘客不购票时,有权利提醒乘客及时购票或者报警处理,但没有任何法律法规规定其有权利停止驾驶车辆正常行驶,或者崔林是在接到警方要求停止车辆行驶等候出警的情况下停运,方向盘和油门在驾驶员的手中和脚下,车辆的行驶权是掌握在驾驶员崔林的手中,朱玉妹没有抢夺方向盘妨碍车辆正常行驶的违法行为,可见停运是崔林自作主张。因此,被告没有证据证明14路公交车停止行驶结果与朱玉妹有关。
    
    (三)关于王国俊、周长青、周永明等证人证言采信的问题
    因朱玉妹到北京就是控告非法劳教和信访工作人员非法拘禁等问题,周长青、周永明、王国俊等涉案人员就是其中的利害关系人,因此,他们的证词应当依法排除。
    综上,被告没有任何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2009年6月29日,朱玉妹在北京14公交车上车时没有投币购票,以及妨碍14路公交车正常行驶的违法行为。
    
    四、关于适用法律是否正确问题
    
    (一)被告认为适用《程序规定》第九条享有对异地发生的行政案件享有管辖权,属适用法律错误。前面已经进行了充分论述,不再赘述。
    
    (二)对缺乏充分证据证明存在行政违法行为的公民,适用《国务院关于将强制劳动和收容审查两项措施统一于劳动教养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劳动教养试行办法》,给予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属于适用法律错误。
    
    《劳动教养试行办法》第十条第四项明确规定,“对下列几种人收容劳动教养;……(四)聚众斗殴、寻衅滋事、煽动闹事等扰乱社会治安,不够刑事处分的……”因此,需要认定被劳教人存在扰乱社会治安的违法行为。代理人前面已经论证了被告没有证据证明朱玉妹存在上车不买票的违法行为,
    
    五、行政审判过程中存在的其他法律问题
    
    司法审判工作应当受到社会监督,贵院在本起案件审理中存在以下违法侵权问题:
    
    (一)行政诉讼案级别管辖问题
    《劳动教养试行办法》第四条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大中城市人民政府组成的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领导和管理劳动教养工作,审查批准收容劳动教养人员……”因此,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属于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大中城市人民政府组成。劳动教养决定是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大中城市人民政府组成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行政诉讼法》第十四条规定,“中级人民法院管辖下列第一审行政案件: ……(二)对国务院各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所作的具体行政行为提起诉讼的案件;(三)本辖区内重大、复杂的案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行政诉讼法第十四条第(三)项规定的“本辖区内重大、复杂的案件”:(一)被告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且基层人民法院不适宜审理的案件……(四)其他重大、复杂案件。”
    
    劳动教养作为一种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所依据的《通知》、《劳动教养试行办法》等规定,历来受到违宪、违法。及违背我国政府签署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质疑,对此类案件的处理结果有可能影响到我国政府的国际形象,这与贵院在审理本案前,如临大敌似的安检、安保措施是相匹配的,可见贵院亦清楚本案处理结果可能造成的重大社会影响。故,本案应当属于其他重大、复杂案件,并不适宜基层法院管辖。
    
    虽然,朱玉妹虽然未在接到人民法院应诉通知之日起10日内以书面形式提出管辖异议,但人民法院仍应当主动审查这一级别管辖问题。
    
    因此,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大城市人民政府组成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提起行政诉讼,应当由中级人民法院管辖。
    
    (二)关于限制原告诉讼权利的问题
    在案件审理中,原告朱玉妹两次提出对被告提交法庭的证据应当采取一证一质的方式,均遭到法官的限制和拒绝,审判人员以提高审判效率为由,要求朱玉妹服从法官的决定,甚至在对证人证言进行质证的过程中,也违背“一证一质”原则,允许被告采取“一锅煮”的方式进行质证,因这种质证方式无法查明案件情况,使被告对认定原告存在违法行为的事实难以通过一证一质的方式予以查明,受到原告反复质疑而未获允许,这种审判方式从表面上看是为了保障和实现审判效率,但其实质是限制原告诉讼权利,最终失去的审判公正!在行政审判中不宜支持被告采用此种质证方式。
    
    (三)关于证人是否应出庭接受交叉询问问题
    原告在开庭前,不仅亲自向本案审判长蔡剑群递交书面的请求证人出庭接受法庭调查的申请,还通过邮寄送达的方式向法庭递交了证人出庭申请。在蔡剑群法官拒绝承认收到证人出庭申请的情况下,原告出示了邮寄送达回执,以证明自己在法定期限内提出该请求。面对事实,蔡剑群法官当庭以原告递交委托人手续过于迟延为由,未经合议,即口头裁定驳回原告的证人出庭接受法庭调查请求。原告在法定期限内提出证人出庭申请完全符合法律规定,法官应当依法通知证人出庭,但是,蔡剑群法官驳回原告这一合法请求,违背法律关于证人应当出庭的规定。其实质是不准备查明案件事实,剥夺原告的诉讼权利!
    
    (四)关于原被告座位设置问题
    俗话说:坐错了地方,不一定影响作出正确的认知和判断。但是,俗话还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诉讼参与人在法庭的座位是有一定规矩的。本律师参加过严肃如刑事案件的审判,公诉人在法庭上作为国家公诉代表,也是坐在审判长的右手方,而被告人的辩护人坐在审判长的左手方;即使审判氛围宽松的民事审判亦是如此;行政诉讼审判也大抵如此。
    在本案的审理过程中,本律师注意到:原告朱玉妹被安排坐在了审判长左手方的席位上,而被告被安排坐在审判长右手方的席位上。这是本律师十几年执业生涯中,第一次参加如此安排原被告座位的庭审。庭审结束后,本律师询问了陆菊华、吴产娣等原告,均表示她们开庭时的座位也是和朱玉妹一样。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人民法院在本次行政审判庭中,关于原被告座位安排的用意——是司法改革创新?本律师看不懂!
    
    (五)对律师人身权利的侵犯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司法警察安全检查规则》第六条规定,“司法警察执行安全检查时:(一)对……律师等依法出庭履行职务的人员,应进行有效证件查验和登记”。贵院不仅不严格执行最高人民法院的上述规定,公然安排司法警察以怀疑出庭履行职务的律师携带有爆炸物品为由,对本律师实施搜身、抢包、强行开包检查等严重侵犯律师人身权和人格权的不法侵害行为,行政庭庭长高琪到场不仅不加阻止,反而对司法警察的违法行为给予强烈支持。为保证朱玉妹的合法权益,保证本案审判工作的顺利进行,本律师以克制、忍让的姿态通过安检和搜包检查。但是,本律师在此对贵院公然践踏法律,侮辱律师人格,侵犯律师人身权利的不法行为表示严正的抗议。希望贵院党组领导重新组织全院司法警察认真学习法律,汲取教训,把他们培养成为有思想、遵纪守法的司法警察。也希望贵院党组领导重新组织全院法官认真学习法律,认识到尊重和保障律师依法履行职务过程中应有之权利,是维护法律共同体尊严的需要。
    
    六、关于劳动教养存在违宪、违法,违背我国签署参加的国际公约问题
    
    中国宪法和法律赋予人民广泛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1998年10月5日中国政府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以下简称公约】。 《公约》第九条“一、人人有权享有人身自由和安全。任何人不得加以任意逮捕或拘禁。除非依照法律所确定的根据和程序,任何人不得被剥夺自由。”2004年,全国人大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宪法,使人权保护上升为宪法原则。
    
    《立法法》第八条明确规定,“下列事项只能制定法律:……(五)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第九条明确规定,“本法第八条规定的事项尚未制定法律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有权作出决定,授权国务院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对其中的部分事项先制定行政法规,但是有关犯罪和刑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和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司法制度等事项除外。”
    
    劳动教养是一种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依据《立法法》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应当制定法律,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无权作出决定。《劳动教养试行办法》不是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
    
    因此,《通知》、《劳动教养试行办法》等非法律规定文件,因与《宪法》、《立法法》相冲突,其中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条款属于对公民不具有法律拘束力的规定,不应当得到适用。被告在明知上述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属于滥用职权对朱玉妹的打击报复。被告滥用职权,违反《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的法定程序,违法取证,在主要证据不足的情况下,错误适用法律、法规认定朱玉妹存在妨碍交通工具正常行驶的违法事实,并对朱玉妹违法劳教,剥夺人身自由权利近一年的违法行政事实,证据确凿。如果支持被告不合法的具体行政行为,则证明我国政府违背所签署参加的《公约》,侵犯本国公民基本人权,势必受到国际社会的谴责,以及成为证明我国政府拒绝遵守《公约》的实证,成为西方国家攻击我国人权状况的口实。
    
    故,坚持认定以劳动教养的形式非法限制朱玉妹人身自由的正确性,不仅损害朱玉妹个人的合法权益,更是破坏国家法制建设,损害我国政府在国际社会的形象和国家利益,最终损害广大人民群众的最根本利益,请求人民法院秉持三个至上的精神,站在历史正确的一方,依据《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规定,作出公正的裁判,撤销被告对朱玉妹违法作出的劳教决定。
    
    此致
    
    常州市新北区人民法院
    
    【特别提醒】
    请勿将本书面代理意见与朱玉妹案法庭上的简要发言对应,否则,本律师将来的法庭发言时间将会很长,有可能会影响司法审判的效率!
    
    承办律师:郑建伟
    联系电话:13101351043
    
    2010年11月30日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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