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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不出事,十八大后重庆模式会全国推展
请看博讯热点:王立军、薄熙来事件

(博讯北京时间2012年7月21日 转载)
    (明镜网) 一位熟知重庆民间与官场情况的人士向《明镜》透露,重庆模式,表面上是“唱红打黑”,实际上,是江泽民势力的一步棋;如果王立军和薄熙来不出事,十八大后,重庆模式准备向全国铺展开来。江泽民在2011年的一场大病,也是之后出现薄王事件的根本原因。

整治文强,社会效果好
     (博讯 boxun.com)

    渝定江对《明镜》表示,薄熙来到重庆一年多后,就开始为“打黑”物色典型人物,选择人民群众特别痛恨的人,其中,有两个人的举报材料特别多,一个是前重庆市市长王鸿举,一个是重庆市司法局局长文强。
    
      渝定江回忆,有次和北京信访局的朋友喝茶时,对方告诉他:“你们重庆有两个人恐怕要出问题。一个姓王、一个姓文。”渝定江立刻猜出是王鸿举和文强。没过多久,文强被逮捕。
    
      2009年9月26日,文强和原重庆市公安局副局长彭长健因涉嫌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和涉嫌受贿等职务犯罪被警方执行逮捕。渝定江对《明镜》指出,文强是非常典型的人物,他“三位一体”:既是大警察,又是大富豪、大官, 官、警、富都有了。
    
      “为什么不选王鸿举?因为他只佔两条,只有大官、大富,但不是警察。”渝定江说,其实在收拾文强前,另一个人已经被收拾了:原重庆高院执行局局长乌小青;只是乌小青案并未达到预期的社会效果。
    
      乌小青出事前,渝定江曾在乌小青涉嫌侵吞一名企业家财产的事件中出过力,最后,事主找上谷开来的事务所,渝定江说,就是这个企业家的案子让把乌小青弄翻的。2009年6月9日,乌小青因涉嫌收受贿赂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被检察机关以涉嫌受贿罪立案侦查。11月1日,此案进入审查起诉程序。根据官方公布的情况,11月28日,被羁押在重庆市第二看守所的乌小青留下遗书后,趁监友午睡时,避开监控录像,用棉毛裤腰绳上吊自杀。
    
      渝定江对《明镜》表示,乌小青在牢房中自杀,让案子走到半路就终止了,使得乌小青并未被实际压上刑场,所以没有形成很大的公共效应,只是在重庆官场造成的影响较大。
    
      因此,渝定江表示,薄熙来抓了文强并判其死刑,也是想看社会效果如何,结果效果非常好,超乎原本的预期,但官场因为前头死了一个乌小青,后头又杀了一个文强,因此气氛特别紧张,加上王立军在重庆官场中几乎全天候地监听,更弄得人人自危。
    
      渝定江说:“几乎所有当官的手机都是被监听的,我们一起吃饭时,他们都要把手机电池拿掉。”
    
      渝定江对《明镜》指出,王立军之所以要监听,就是想找到抓“新三种人”的证据,虽然“打黑”可以什么都往筐里装,但还要有点蛛丝马迹,通过监听,王立军能发现某人跟社会上哪些人物有所联系,再顺藤摸瓜找证据。
    
      但这样大规模的监听,只是弄得重庆官场噤若寒蝉,渝定江表示,这三年来,重庆是冰火两重天,老百姓欢欣鼓舞,官场、富人整天胆战心惊。

  原预计十八大后推展重庆模式
      2010年7月7日,被以受贿等罪判处死刑的文强,在重庆歌乐山一刑场被执行死刑,渝定江对《明镜》指出,杀文强只是开个头,一旦社会反响好,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势力就会把工作推展开来, 按照他们的计画,推展工作会在中共十八大后进行,重庆只是个试验地,十八大后,薄熙来接周永康职位,王立军接任孟建柱,下一步就是把重庆模式推向全国,只要“新三种人”有任何一个民众的举报材料,就立刻抓人。
    
    渝定江表示,这意味着,这是一场比文化大革命要深刻得多、范围要广得多、影响程度要大得多、性质要残忍得多的历史性大清洗。“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这么多的贪官、坏人,六四后,官场菁英几乎没有几个好人,就算没有什么证据就将这些人杀害,好像也不太冤枉,这就是温家宝感到岌岌可危、说话打颤的原因,因为刀就架在他们的脖子上。”
    
    渝定江对《明镜》分析,薄熙来与王立军“打黑”,肯定有“黑打”的成分,但他们的主要目的不是剷除政敌,而是造势,并且观察灭掉“新三种人”后的老百姓反应,如果老百姓欢唿,他们就会继续做,所以一开始还不是杀政敌的时候,杀政敌,是十八大后才要做的事。
    
     一般对中共政治派系的划分,不外乎是太子党、团派、上海帮等,渝定江认为,不能简单以这些类别区分,而是应该分成江派和倒江派,因为一部分太子党和上海帮实际上也参与到倒江派中。
    
      对江派势力来说,渝定江对《明镜》表示,所谓的政敌,就是以温家宝为首的一帮人。温家宝为什么近年来一直讲改革,并非是他在作秀,而是他想保命。或许温家宝谈改革,有真正想为人民做事的心态在,但人首先想到的都是自保,如果自己的身家性命不保,如何谈为国家、为人民做事?
    
     倒江派体认到自己的身家性命岌岌可危,引发了薄熙来落马的政坛震盪。渝定江说,除了监听外,重庆在王立军出事前,已经开始进行一项大工程:在所有大街小巷安装摄像头,在全重庆市建立起全天候、大统一、无所不包无所不控的监控系统,据悉总共是几百亿的预算,并且已经安装到一半。“王立军被抓时,我刚好在重庆,我那些官场的朋友都非常高兴,喝酒庆祝,说终于可以打手机了。”

  重庆模式有积极进步的作用
     在免去薄熙来重庆市委书记一职前,温家宝在任内最后一次的记者会强调“改革到了攻坚阶段,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已经取得的成果还有可能得而复失,社会上新产生的问题,也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再次发生”。
    
     渝定江对《明镜》表示,薄熙来事件是一次重大党内政治分歧的斗争;对于应该用什么方法来延续共产党的政权,江泽民、薄熙来一系认为,该用清除“新三种人”的手段,这种方法与毛泽东文化大革命有些类似,因此温家宝在任内最后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才会不断提及党和国家领导体制改革的问题,并且警告可能重演文化大革命的悲剧。
    
      渝定江指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目的有两个,一个是剷除政敌,也就是以刘少奇为首的一帮政敌,另一个更重要的目的,是收取民心。共产党执政多年来,老百姓从对共产党极端拥护和拥有热情,逐渐开始变成对共产党有了意见,特别是饿死了几千万人后。
    
      1957年已经发生过一场反右运动,运动平息之后,民间的情绪又逐渐积累起来,渝定江对《明镜》表示,毛泽东是非常聪明的政治家,他知道收拢民心是最重要的事,因此发起文化大革命、斗走资派,就是让老百姓发洩不满,等到老百姓气消了,回头又把一些表现好的老干部解放出来,完成了这一个过程,也达到了巩固政权的目的。
    
     虽然重庆模式与文化大革命近似,但渝定江说,中国不会再重复一场文化大革命,因为手段不一样;文化大革命是发动群众,但现在无法发动群众,一发动可能要出大事,共产党可能反而把自己弄垮,因此,与其让人民革命来杀“新三种人”,倒不如自己通过所谓的法律程序来解决这三种人。
    
     渝定江对《明镜》表示,薄熙来的重庆模式确实在中国历史上有积极进步的作用,它把现在铁桶一样的共产党统治,分裂成了两块;重庆模式为埋葬集权统治奠定了基础,给另外的政治力量提供了进入政权的契机,也为中国社会下一步的大变革提供契机,如果江泽民、胡锦涛、薄熙来、温家宝都一心一意维护共产党铁桶一般的统治,则人民永远没有希望。
    
    重庆模式得民心,因为它不仅是“打黑”,也同时进行民生工程。渝定江认为,薄熙来个人很大的一个特点,就是注重形象,一个是注重个人形象:他露面时总是外表光鲜,绝不会衣衫蓝缕;一个是注重政绩形象:他走到哪里,都把当地建设得很漂亮。
    
     渝定江对《明镜》强调,他并不贊同重庆模式,只是给与客观分析,不贊同的原因,是重庆模式只是在重复中国几千年来政治制度运行的规律: 乱、治、 乱、治,成王败寇,不断循环往覆。
    
      “今天你把我打下去,我又再起,把你打下去,结果你又上来,这样的形式始终在现代文明之外,国家非旦永远没有进步,还会离文明越来越远,不管经济发展得再好,都是虚的,因为政治一直没有进步,人心始终险恶。”
    
     渝定江认为,薄熙来的民生工程也只是表面东西,目的是笼络民心,只是一个政治家,如果能透过正常的、现代化的方式笼络民心,就是对的,国家就会健康方展,但如果是通过传统政治手段笼络民心,则政绩也只是暂时的。
    
       “他今天杀这三种人,清除政敌了,老百姓很开心,归心了,接下来他又慢慢收拾老百姓了,等老百姓受苦到一定程度,上头又来一场这样的政治运动,始终反覆。”渝定江说。 _(网文转载)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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