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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中共抛弃的棋子: 《低端中国》记录经济繁荣背后的农民工苦难史
(博讯北京时间2021年5月04日 转载)
    
    
    被中共抛弃的棋子: 《低端中国》记录经济繁荣背后的农民工苦难史
    今年2月,随着中国内陆省份贵州最后九个深度贫困县清零,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宣布国家实现“全面脱贫”。
    
    然而,《彭博商业周刊》资深记者罗谷(Dexter Roberts)不久前出版的书《低端中国:党、土地、农民工,与中国即将到来的经济危机》(The Myth of Chinese Capitalism: The Worker, the Factory, and the Future of the World)讲述了这样一个事实:中国的农村人口依然在社会的底层苦苦挣扎。
    被中共抛弃的棋子: 《低端中国》记录经济繁荣背后的农民工苦难史


    他们不仅没有享受到中国近三十年来经济腾飞的福利,反而沦为棋子和牺牲品:他们面临着严重的社会不平等,从政府和企业无休无止的剥削,到户籍制度的歧视,再到家庭分离的痛苦,而日积月累的民愤伴随着人口红利的耗尽,很有可能成为中共政权崩溃的导火索之一。
    
    罗谷在序言中写到:“中国想要世界相信这样一个迷思:中国的发展和专制制度会成为各国的榜样,甚至会取代西方。但是本书将会证明,为什么这是虚假的。相反,中国的经济发展会严重放缓,让许多中国人失望,并且可能引起社会动荡。”
    
    《低端中国》一书今年3月在台湾出版,前美国副国家安全顾问博明(Matt Pottinger)称赞它为“近年来读过关于中国的著作中,最精彩、观点最有原创性的一本”。
    
    党如何用“户口”控制和利用农民
    
    《低端中国》以人口不足1000的中国贵州省炳花村为中心展开叙述,在这个以布依族为主的村庄里,由于经济落后和就业萎缩,绝大多数年轻人都背井离乡,前往沿海地区打工。
    
    莫梅荃是《低端中国》一书的主人公之一,因为家乡缺乏工作岗位,她在1998年前往东莞的电子工厂打工,工资是每小时一元人民币。
    
    莫梅荃的表亲莫路波则在初中的时候辍学,尝试到宁波闯荡,但是刚刚下了火车就被三个流氓抢走了财物。
    
    另一名表亲莫文之也在东莞的工厂打工,和其他10名工人挤在一个小宿舍,那里潮湿闷热,没有厕所。但是莫文之认为工厂的待遇很好,他告诉罗谷:“舒适和私人空间不是我的重点。我来自一个贫穷的地方,我也不想找女朋友。每天晚上下班了以后,我就睡觉。”
    
    截止2020年底,像莫氏家族的年轻人这样的农民工达到了2.856亿,占中国总人口的五分之一,而农村人口约为中国总人口的一半。但是中国特殊的户口制度,让他们在自己的国家沦为二等公民。
    
    中国目前的户籍制度始于1958年颁布的 《户口登记条例》,所有个体被基本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两大类。
    
    1978年改革开放后,各个城市对落户作了严格限制。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的一份报告称,与户籍挂钩的个人权利有20多项,涉及就业、教育、社会保障、计划生育等各个方面。这意味着数亿农民工在城市中无权享受基本的公共服务,他们的健康和生存发展受到极大限制,也很难在雇佣关系中维护自身的权利。也正因为如此,中国的企业和工厂获得了大量廉价而“听话”的劳动力。
    
    罗谷告诉美国之音: “户口制度对中国经济发展很有利,它保证了基于低工资的“中国制造”模式,保证中国有持续的低成本劳动力供应。正如我之前所说的那样,农民工只是城里的过客。这些都压低了工资,铸就了中国如今的世界出口国地位。”
    
    缺乏保障和社会地位的农民工任劳任怨,夜以继日地为中共和国家的繁荣添砖加瓦。从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数量巨大的廉价农民工劳动力成为了中国经济腾飞的原动力,也铸就了习近平实现“伟大复兴”和弘扬“中国梦”的筹码。
    
    在本书的第四章中,罗谷将农民工称作党的“棋子”。他写道:“党已经不再保护工人,但还是运用一些措施让他们继续当意识形态道具;党已经不再钜细靡遗地管理工人的生活,但是有建立一个法令架构来规范一些新的老板,让他们不要太亏待劳工;这有一部分,是为了要防止社会动乱。”
    
    罗谷指出:“ 农民工在中国实际上是‘外来者’。他们是来帮助建设中国城市经济,帮助中国发展的,没人打算让他们在城市定居。政府官员意识到,把农民工当成二等公民来对待,是对经济发展有利的。”
    
    永远的外来者和二等公民
    
    户口制度带来的福利保障欠缺,除了方便企业压低农民工工资和拖欠工资以外,还使得农民常常无法获得安全卫生的工作生活环境,甚至引发人道主义危机。
    
    罗谷解释说:“户口制度把农民工置于脆弱的境地,让他们很难和雇主协商,特别是在工资和工作环境方面,而有着当地户口的城里人就没有这种困难。另一方面就是农民工的本质,他们到处流动。很多情况下,他们和雇主间没有完整的合同,或者完全没有合同,又或者是通过第三方签了合同。这些都让他们更加脆弱。”
    
    另一方面,户口制度也引发了教育资源的不平等,导致“留守儿童等社会问题。书中主人公之一莫路波后来在东莞创业,尽管收入和生活水平都大大提高了,但是他和妻子依然要面对女儿上学难的问题。在农业户口的限制下,他们的女儿不能就读东莞的公立学校,而私立学校的学费高达每学期1万5千元。最后,莫路波只好把女儿送回了炳华村上学。
    
    罗谷说:“我们看到这样一个人道主义危机,近亿的农村儿童在缺失父母的环境下长大,因为他们没法到城里的公立学校上学。”
    
    农民工子女没有资格在城市里接受公共教育资源,私立学校的高昂费用又难以负担,结果是数百万乃至千万农村儿童长期远离父母,心理健康和教育程度都受到严重损害,更加难以改变命运或者实现阶级跨越。农民工的子女往往不得不延续父母的工作性质和人生,成为永远的二等公民。
    
    中国教育部数据显示,2017年全国共有1500多万义务教育阶段的留守儿童。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报告《2015年中国儿童人口状况 - 事实与数据》则显示,中国有1亿名儿童受到人口流动的影响。
    
    中国从2014年起开始进行户籍制度改革,2019年的新政策要求人口300万以下的城市全面取消落户限制,人口300-500万的城市开放落户条件,但是中国最发达的十几个城市并不在这个名单之上。
    
    总部设在香港的非营利组织“中国劳工通讯”宣传总监郭展睿(Geoffrey Crothall)则表示:“中国农民工面临的困境已经持续了数十年,薪酬低下、缺乏福利保障等问题也依然没有改变。尽管在一些小型内陆城市,农民工融入社会的情况有所改善,但是在像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里,农名工依然是’二等公民’。”
    
    在具体实施方面,许多城市依然规定了“须有合法稳定住所“或者“合法稳定工作”等条件;此外,新落户的农村居民是否享有城市本地居民同样的福利,也似乎没有明确的政策指导;最后,农民一旦在城市落户,就会失去对农村宅基地房屋翻修翻建以及交易的权利,最终在房屋倒塌后,宅基地使用权就会被收归“集体”。种种障碍显示,中国农村人口要彻底摆脱户口制度的限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贫富悬殊与土地制度
    
    除了户口制度,土地所有制也限制了农村人口的发展。1982年通过的中国现行《宪法》指出:“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也属于集体所有。” 尽管近十年来中国政府出台一系列改革措施,允许农民出租土地使用权,但2018年中国官方统计数据显示,仅有37%的农村土地转让给了其他农民或企业。此外,转让的决定依然由政府主宰由政府决定。比如,2020年的改革方案规定,农民有土地转让的投票权,但政府依然拥有否决权。
    
    种种限制意味着农民无法自由购买、出售或租赁土地,这扼杀了他们大规模耕种并且获得更多财富的机会;他们也无法将土地用作贷款抵押,也就很难用土地来筹集资金进行投资,或者获得更多发展的资源。
    
    2018年,中国城镇居民收入比农村居民收入高出近3倍,全球范围内大多数国家城乡人均收入比都低于1.6,比例超过2的国家仅有三个,中国就是其中之一。此外,城乡财富差距近年来也严重扩大。2005到2015年间,中国人均财富的年均增长率达到22%,而农村的财富积累年均增长率只有11%。
    
    罗谷认为,这种贫富差距势必会影响中国的社会稳定和可持续发展。他说:“农村人口的生活水平相比从前大大提高了,但是城乡差距也越来越大。这种日渐扩大的差距对于农民来说也日益明显,他们意识到整个制度,包括户口和土地方面,都在歧视他们。所以接下来的问题是,他们能接受这个现状吗?”
    
    贫弱而愤怒的农民将动摇中共的统治
    
    罗谷在书中用一整章的篇幅讲述了中国农民工维权的历史和个例。比如书中主人公之莫梅荃,她曾经就职的工厂强迫员工连续工作48小时,她和全厂近四分之一的工人一起组织了抗议,随后提交了辞呈。
    
    罗谷告诉美国之音:“越来越多的农民工认识到户口制度对他们的影响,越来越少的农民工愿意忍耐,他们开始认识到这样是不对的,是不公平的。这对共产党来说是一个挑战。”
    
    除了民愤,中共还面临“人口红利”消失的挑战。到2030年,中国60岁以上的人口将占总人口的四分之一以上。面对人口老龄化加剧和劳动力相对规模的缩小,中国长期以来依赖的劳动力密集型出口经济模式将不再可取。2020年以来,中共领导人不断强调“内循环”,即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但是罗谷指出,中共依然没有放弃户口和土地制度,这就很难实现内需的大规模增长。
    
    他说: “中国想做的事情违背现实。现实是,户口和土地政策阻碍了中国农民工和农民成为健全的中产阶级。如果中国一半的人口,也就是农村居民,不能很好的融入中国的经济,那么中国就很难实现政府想要达到的内需水平。”
    
    罗谷告诉美国之音,对于中共来说,贫穷、衰老、心怀不满的农民工会“威胁”到整个社会的稳定:尽管这些农民曾经辛勤奉献,创造了中国的经济奇迹,但如今他们的养老和就业成为了中国继续前行的“负担”。不论中国领导人如何在世界舞台上宣传中国模式的优势,农村人口的困境都是不可忽视的短板。
    
    这位在中国居住了二十多年的美国记者最后总结说:“户口和土地制度无法维持中国未来的可持续发展,如果一些国家认为应该效仿这种模式,那简直是荒唐的。就算只看这两点,中国模式也不值得世界学习。”
    
    来源于美国之音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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