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螺杆:大陆移民成份浅析

【博讯7月20日消息】    近十几年来,从中国大陆前往北美地区 (含加拿大)的新移民,其人数总和已经占所登陆地区华人比例的百分之二十之多,如果将留学生计算其内(实际上留学人员已经成为准移民),则会达到四成,中国移民正在改变美加澳等移民国家的人口结构,这一现象,受到当地白人社会的关注,特别是中国新移民的政治取向和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已经引起原住民公众的不安和 FBI的关注。美国人民当然不会忘记,当年珍珠港事件中日本侨民所充当的角色。长期在网络上浏览,终于总结出中国大陆移民,大致可划分成如下三种类群:


一.早期留学生移民和难民

   早期留学生移民,主要是指八十年代初出国热中,以公费留学为主的中共军干子弟,自费留学的高级知识分子子弟或少数平民子弟。按国家公费留学的政策,留学人员在结束学业后应该回到祖国,但众所周知,在国外高收入和优裕生活条件的诱惑下,八十年代的留学人员,大部分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了。留学没有结束的,恰逢八九六四,他们中的绝大多数申请了政治庇护,以难民身份转为移民。这部份中国留学生,基本是老三届或小三届知青出身,经过文革的锤练,具有精明的投机头脑和灵敏的政治嗅觉,善于适应各种政治气候,因此获得了吃人血馒头的贬誉。(当然,其中并不乏真正有良知有民主思想的正义之士,从此成为名符其实的民运分子。)

   另类难民,是历年来陆续以人蛇身份偷渡到北美的广东或福建藉的农民,以及一部分非法滞留的出国人员,因缺乏政治动机和其它合法理由,所以无从申办难民庇护,多属于“三无”人员,幸运取得身份的,从此归化为美国公民,没有身份的,则要靠居留时间的长久资格,等待移民法令的宽松机遇来获取合法居留权,由于渴望重新得到中国护照回到家乡,这类人员和后来的福建船民一样,大部份为当地的中国领事馆等特务机构所控制。


二.独立移民和新贵子弟留学生。

   中国自改革开放后,改善了知识分子待遇,重视了教育,在八十年代末知识分子“下海”热中,一部分专业技术人员提高了经济收入,跻入中国中产阶级队伍,从而具备了移民的经济条件,这部分专业技术人员,基本上是六七十年代出生的,是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受益者,与近期到海外留学的中国新贵子弟一样,也是中共自八九六四以来,抓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洗脑教育最成功的一代,香港九七回归谈判成功后,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移民接收国,对中国大陆也开放了移民政策,从九十年中期,大陆的独立移民和留学生开始蜂涌而入。这些移民,大多是出于经济利益为目的而移民,但是,从国内的中产阶级到国外即沦为贫困的低薪阶层,其心理落差是可想而知的,乘兴而来败兴而归者大有人在,出于自尊心理,只能对西方社会持反面感受。

   新贵子弟中小留学生,由中共军干子女和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中国新兴资产阶级子女构成,从小养尊处优,被有钱父母娇宠的不知天高地厚,头脑幼稚,狂妄无知,是中国自中共建政以来最幸运的,亦即号称“中国小太阳”的一代人。这部分“准移民” ,多半是其父母投入到海外的人力资源,类似于桥头堡。将子女千方百计送到国外定居或留学的中共新贵族,主要基于如下动机:一是想子女在海外留学镀金,受到良好教育;二是可以通过这一途径转移非法收入(贪污受贿或偷税逃税所得),退休后到海外颐养天年;三是准备一旦国内发生革命动乱时,在海外有个避难逃命之处。

   这部分新贵子弟,可谓当前中共专制政权的“新红卫兵”,思想激进好勇斗狠,以鲜明突出的爱国愤青角色,来到美国这个从小就敌视的“美帝国主义”国家。由于失去了在中国大陆时那种优越背景下的人际关系,失去了在国内时的种种特权,加上东西方不可兼容的传统观念,一时还不能突破语言障碍,不能溶入主流文化,在人权平等的法制的社会中反而感到了不平等和不自由,在新环境中受到社会公德的约束,感觉到了受“岐视”,面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只能产生强烈的抵触思想。

   “新红卫兵”们的另一种对立情绪,则是与台湾移民群落之间的矛盾,大陆青少年从小被中共灌输了对”台独”的敌视思想,而台湾移民是先于大陆移民来到北美地区的,几乎垄断了当地的华语传媒,这些传媒坚持以往的意识形态进行反共宣传,在“新红卫兵”们看来就是妖魔化中国。同时,在学校中,作为中国大陆的权贵子弟在出身富豪的港台同学面前相形见拙,所受的教育和修养不能兼容对方,他们也很难接受港台同学那种高于自己的优越感。


三.商企业移民

   勿庸置疑,来自中国大陆的投资移民,大部份是中共贪官污吏,太子党,退役军官,退休的国企或国家机关干部。少部份才是大陆沿海地区暴富的私营企业主,房地产商等。资产较少的大陆富人则选择了企业移民。这两类富有的大陆移民在动机上是不同的,前者是为了转移资产洗黑钱,逃避在中国迟早要临头的清算,后者则是为了赚更多的钱。但两者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不问政治,“闷声发大财”。这两类移民的子女,在世界观上自然也属于前述的中小留学生一类。

   因国家体制不同,海外与国内的投资环境也不可能相同,在中国大陆可以使用不正当竞争手段,可以偷税逃税,可以经营或制造假冒伪劣产品,但在美国这样极端商业化,法制极为健全的社会,利用行政干预或逃避行政干预经营“自由”的几率近于零。所以,许多大陆投资移民到了北美,英雄无用武之地,又不善于搞行业团结集中资金组织集团,只是各立山头,用自家的分散资金小本经营,其竞争力显然不是当地商企集团的对手。所以中国移民包括港台商人,一般是以投入少,近期效益快的餐饮业为主要经营,但这样反而加剧了餐饮业的激烈竞争,所以中国投资移民在北美所开餐馆,很少有不倒闭的。因为投资环境变了,适应一个在文化上有巨大差异的市场,按经济规律至少要有三到五年的时间,在这样长的时间内,能维持收支平衡的商业运作都是很困难的,更不要说获得利润了,面临这样的困境,中国的投资移民,除了少数成功者,其他人对北美地区的投资环境难免不会怨气冲天。

   尽管如此,在广大留学生和技术移民中,还是有相当一部分人是真正向往民主自由的,这部分人在国内也是有良知的正义人士,但在中共的株连监控下,他们摄于中共淫威,不能公开汇入海外民运队伍,没有直接参加民运组织,然而这股无形的力量已经在无形中壮大了海外民运阵营,他们对民运,对法轮功等组织的反共专制斗争在舆论上给予了大力支持,他们没有加入任何团体党派,所以也是令中共最难掌控的海外民主力量。海外各民运山头最大的弱点,就是在组织建设上缺乏早期中共那样的活动能力,没有在中国移民中积极发展壮大自己的组织,至使来自大陆的许多有识之士在民主阵营之外观望徘徊,由于各派均人数稀寡,结果民运山头的活动在规模上形同闹剧。

   在中国对外开放之前,中共的特务人员只限于传统上在领使馆职权范围内的谍报活动,少量爱国华侨也在配合这种谍报活动。过去为了政权安全,中国政府是不开放移民的,当局的反间防特系统,是在国内通过户口制度,通过公安和基层街道居委会等机构对侨民侨属进行监控。中国对外开放之后,也是基于政权安全的考虑,中共将特务活动扩大到海外移民群体中,对海外移民进行严密控制,这种控制手段有多种:商业机会的控制;回国签证的控制;国内亲属权益的控制等等。比如对民运分子或法轮功信徒,就采取打入内部收集个人资料的方法,罗织黑名单,剥夺他们出入国境的权利。对于华商和侨领,则采取拉拢收买或威胁的方法,迫其就范为中共政治服务。对于有海外敌特嫌疑人员的亲属则以进行监视(通讯往来)甚至限制自由(禁止迁徒)的手段来牵制境外的一方。

   为什么中国大陆移民会成为FBI关注的族群?一方面,是欧美等西方社会历来视共产党掌权的国家为流氓国家,是主张暴力和专制的政权,是国民教育水准低下,人民道德意识欠缺的社会,由此而产生的岐视和偏见,在一部份欧美人民心目中已经根深蒂固。另一方面,是中共在海外移民中渗透了大量的亲共成份,而且这种亲共成份是依附在爱国名义之下的,即拥护共产党,拥护它把持下的中国政府就是爱国。因此,欧美人民从大陆移民的言行上,必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移民的爱国情绪是一种亲共表现。而在欧美人民的观念中,国家与执政党是两回事,任何一个国家的政治与其它国际交往的关系,都是根据利益需要决定的,与敌人交朋友不等于在政治理念上认同。美国人在这方面尤其做的出色,一方面与中国建立经济伙伴关系,一方面又要提防这个意识形态上的老对手,所以对反间谍反颠覆也就格外重视。

   在大陆中国五十年大庆时,纽约的华人社区也举行了大型庆典活动,这次活动的规模之大,异乎寻常地超越了往年,据说 FBI对游行队伍进行了摄象监视,结果发现了许多新面孔,而这些新面孔除了已经“宣誓”效忠于美利坚合众国的新移民外,居然还包括一大批不久前申请政治庇护的福建人蛇。显然,这埸“爱国游行”,不是华侨界自发的,而是有组织有策划的,是在中国驻美领事馆官方导演下的示威活动。中国移民的这种卑劣行为,当然也引起了美国朝野上下极大愤慨。FBI 的这次调查,也被中国政府方面获悉,所以自此以后,开始收敛这种明目张胆的政治动作。

   我在前不久的一篇文章中提到,中共已经以海外移民为主体,以非组织形式,建立了一支国际第五纵队,但这支“第五纵队”,并非是为了国家民族利益,为了战争需要刺探情报,里应外合为祖国效力的爱国间谍队伍,而是一支为了中共政权的安全,专门在海外对付同胞搞人民内斗,围剿所谓“反华势力”的义勇军,是一支有浓厚义和团色彩的乌合之众,而这支义勇大军,正是由本文开始所列举的三大类中国移民所构成的。为什么在华夏民族中会产生这样一群异类?为什么这些人,身在资本主义社会,一面享受着资本主义的社会福利,呼吸着资本主义社会的民主空气,一面却极力妖魔化他们所移民的国度呢?为什么一面千方百计的获取签证绿卡,甚至宣誓归化为它国公民,一面却要高谈爱国主义,大反“洋奴卖国贼”呢?这确实是个值得人类学家们探讨和研究的问题。

(博讯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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