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螺杆:闲侃大盖帽

【博讯9月17日消息】    “大盖帽”,是中国大陆百姓对政府执法人员的蔑称。一说来自“丘八”,据说前清新军和后来的北洋军阀,主要学习日本和沙俄军队的训练装束,早期的日军大盖帽是学习沙俄的,俄式军帽是学习普鲁士军队的,不过那时候的“盖”并不大。中国人在太平年月的旧传统是“好铁不打钉,好汉不当兵”,吃兵饷当兵痞是被人蔑视的,所以”丘八”二字既是“兵”字的分解,也是“乌龟王八”的别称,那顶大盖帽自然也能令人联想起乌龟壳来。一说是来自警察,警察是属于军队编制,所以在着装上也要按军人标准。在专制社会中,警察是直接欺压人民的,所以民愤也最大,提起警察,老百姓自然要想起《七十二家房客》中那个“三六九”的形象,但人家是国家机器,欺压你老百姓没商量,百姓敢怒不敢言,只好背后骂几句“王八盖子黄皮子黑鬼”等等,这“王八盖子”就概括了“大盖帽”的双重意义。

   现在侃起中国的大盖帽,自然先想到大陆的公安,有个顺口溜《十种人》说得好:“三种人,大盖帽,吃完了被告吃原告”,说的就是中国公检法。这里再说个网络上广为流传的关于警察的笑话(为缩短篇幅,笔者将其改写成文言文):

   新差小五,警服加身,欢喜之余赴影院消遣。乃循规蹈矩排队购票,及至,一人问曰:“长官乃新差乎?” “Yes!汝何以知?” “嗟夫,老差爷岂有排队购票者?” “I see!”遂弗循规,径自窗口递银,售票小姐婉尔一笑,曰:”官人乃新差爷乎?” “Yes!汝何以知?” “官人有所不知,差爷免费,尽可直入也,无人敢阻差爷” “I see!” 遂弗循规,径自入内,果如逾无人之境。未及入座,便有人曰:”尔新差乎?”小五大诧,奇耶怪耶,乃疑曰:汝何以知? “嗟夫,老差人均居楼上雅座,楼下皆新差白丁也” “I see!” 兴兴然及至楼上,果然满座皆老差人,遂择位正襟委坐,须臾,电影开映,旁座一差忽冷言曰:”尔新差乎?” 乃疑曰:汝何以知? “老差坐姿岂有如尔等拘谨乎?须如吾之潇洒。” 如是,小五喏言,依众老差之模样,抬起双脚架于前排观众之肩颈之上,果然大畅无比,自忖曰:快乎哉!当差竟有如此之超凡感觉。忽内急,离座至厕,未入即被一小姐拦于门外,曰:长官乃新差爷? “吾额头又无标签汝何以知?” “嘻嘻!老差爷岂须至此方便?径直往楼下洒脱就是!奴家一见长官至此,即知爷乃新差也。”  小五大惭,当即折回,立于二楼勾栏,款款请出自家兄弟,射流于楼下之如抛物线状......。 “呔!楼上出恭者何许人也?莫非新差也?”楼下被热尿淋头者大呼。 “......”小五急止,探身俯视。 “What looking?他等老差,尿即一片如众人淋浴,何如汝之幼嫩如稚,专吾一人头上浇耶!?”  “......¥#*&$.%<]? ? ? ......” 言归正传,我们就来说说中国都有哪些大盖帽? (博讯boxun.com)

   改革开放,百废俱兴,文革时废除的许多名堂,邓小平全部来了个拨乱反正,大盖帽成为最先体现“法制”面貌的标志,先是军队恢复军衔制,同时建立了一支强大阵容的武警部队,那大盖帽给纠纠武夫八一健儿们增添了十二分威风。特别是武警和公安的德式马鞍型大盖帽,还不乏盖世太保的杀气。中国历朝历代的封建政权,都是将上一朝的国家机器承袭下来,比如中华民国初期的县衙门,和前清的阵势是一样的,县长审案子也要拍惊堂木,两旁站立着警察,不同的是板子换了洋枪,枪毙代替了砍脑袋(个别地区仍然保留砍脑袋的死刑方式)。中共建政后,基本上也是继承了旧政权的国家机器,现行的中国警察制度,几乎就是日伪或国民党时期警察制度的翻版。

   曾几何时,中国百姓都有一个共同印象:这就是有些中共公安人员和日伪时期的警察一样,一副恶人面孔:高大的猪型身材(躯干长四肢短),八字眉三角眼,满脸横肉,特别是笑起来最难看,皮笑肉不笑。这是极权国家警察形象的一种规范,因为中共政权的性质,决定了它所掌控的国家机器,在实质上必须是用来威摄人民的,而不是什么“为人民服务” 。中共刻意以凶险容貌来塑造警察形象,有其独特的设计意图,譬如人们养狗看家,首选的应该是相貌可憎的恶狗,绝不可能是看起来讨人喜爱的京吧西施犬之类。警察有一付恶人面孔,有助于镇压良民百姓,就如寺庙里的怒目金刚,凶神恶煞,见面先给信众们瞪眼来个下马威。其实这对坏人并无多大作用,魔鬼还会怕自己的样子吗?这是专门吓唬胆小怕事的老实百姓的。

   不过现在警察的素质和外观面貌,多少还是有了一点改善,因为对外开放了,“党和政府”也知道警察是代表国家形象的,在北京上海这类大城市,已经很少能见到恶人面孔的警察了,现在的人民警察一般都要求是警察学校毕业,至少作为执法者他们不再是法盲了。

   中国目前几乎是靠”严打”来养警。民主社会法制国家,是无须搞什么治安严打运动的,它的政府是民选的,每个公民都视社会利益为自身利益,其遵守社会公德的自觉性和维持治安的义务,无需监督强迫。另一方面,基督教文明也在社会中起到了主流作用。人们靠神来做人格监督,以誓言来操守自己的诚信和名誉。反观中国几千年的儒家教育,尽管令国民胆小自私,但还能恪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处世准则,中共仅用了十几年阶级斗争教育,就把中国人民的礼义廉耻打了个无影无踪。邓小平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来,用于社会治安的开资,和教育卫生等事业一样全部下放到地方基层,把维持庞大国家机器运转的沉重经济负担转嫁给老百姓,基层公安的经济收入完全要靠收取治安管理费,靠频繁的严打运动罚款,勒索吃贿等黑社会手段来维持。

   检查院和法院大盖帽的特点是嵌了个大如碗口的国徽,法官制服的肩章上还嵌了个大大的天平,象征着公正,这要比外国的法袍和假发威严的多了,听说最近也要学习老外的法庭着装,也要戴上假发穿上法袍,象香港的法庭那样,不过这么一搞,“中国特色”的法制就没有具体形象了。

   其实中国从来就没讲过什么“法制” ,就说自八三年首开先例以来的“严打” ,本来《刑事诉讼法》早已颁布,《社会治安管理条例》更是历史悠久。有现成的法律,谁触犯刑律依法处治就是了,偏要再加上“严厉打击”“从重从快” 的人治成份,偏要搞成政治运动。中共用政治运动来超越法律,由来已久,因为政治运动是在群众参与下进行的,在“群众专政”下,弄出多少冤假错案,死了多少不该死的人,也不是共产党的错,是群众不按党的政策办事的错,最后党会来个“矫枉过正”,那些冤死鬼们被“平反”了,反而要感谢“伟大的党” 。这类政治运动的结果是将人民置于每时每刻的恐惧之中,不敢对“党和政府”有半点不轨之心,真是一箭双雕,即没错杀一千又没放过一个。

   据说八三年严打时,和历次运动一样(派驻工作组),政府动员了大批企事业的党政干部,充实自中共建政以来形同虚设,只会解决一些离婚之类民事诉讼的检查院和法院,协助地方派出所办案,这些企事业干部和街道居委会干部,基本上都是法盲人员,结果“严打”伊始,坏人还没抓几个,就将打击刑事犯罪的运动搞成了“清理精神污染”运动,跳舞的,搞破鞋的先抓了一大堆,把监狱看守所塞得满满的。那些假冒伪劣的法官们检察官们竟然振振有词的宣称“跳舞就是犯法” ,“非法同居就是流氓奸宿” 。

   现在镇压法轮功也是这样,搞了个“610办公室” ,其“帮教人员”也多是那些企事业里的二流子混混,配合公安对法轮功信众大打出手,私设公堂刑讯逼供无所不为。所以长期以来,在中国人民心目中,党就是法,红头文件就是法,大盖帽就是法,不管二流子还是白痴,谁坐在国徽下面,谁戴上那顶大盖帽,谁就是法官,不然广西某市的政法考核中,怎么三十多个法官考试没一个及格呢?

   铁路,邮政,民航自不必说,那是自工业革命以来,全世界通用的准军事化传统编制,当然也离不开“大盖帽” 。不过公安部门一向对铁路的大盖帽颇有微言,说每次警察换装,铁路部门都紧紧跟上,这不是“东施效颦”嘛。说东施效颦一点也不冤枉,因为有那顶大盖帽,就可以随意检查乘客的行李,随意扣留旅客的身份证,然后就是漫天的罚款。笔者年复一年春节还乡时,都能在广州火车站目睹这样的景象:维持广场进站口秩序的铁路大盖帽,挥舞着竹杆,象敲打猪罗一样敲打那些拼命拥挤的民工脑袋,那竹杆的端头都打飞了花。他们凭什么打人?不就是戴了那顶大盖帽吗?

   接着是“经济转型”和“利改税” 。中国的民间税收必须靠强征暴敛,而百姓怕警察,没错!警察的记号是大盖帽 ,所以工商税务部门的公仆们,要借警察的形象来辖制百姓,也顺理成章的戴上了大盖帽。不过工商税务这些政府职能部门,老弱妇孺一应俱全(这是裙带关系的必然结果),那些大盖帽们站在一起就有了热闹好看,有胡子一把的老干部,有挺着大肚子的孕妇,有半老徐娘有黄花闺女,有毛头小伙还有弱智白痴,如果没戴那顶大盖帽,老百姓看着他们还不算碍眼,但那套制服一穿上身,就象舞台上站了一群小丑。

   随后,凡有职权的政府职能机构,如城市监理(城管),卫生局防疫站,交通局公路监理收费站等;还有半政府半企业的电业局(因国家总理是搞水电的,所以电力系统在中国是大爷)收电费的;自来水公司收水费的;企业里的“经济警察”(国企“经警”直属公安系统),渔业警,森林警,地方保安,酒店门房,都看好了大盖帽,统统戴上了。每套大盖帽制服,造价少说也要一两百块人民币,还要分冬装夏装,有的部门甚至在二年之内换了三次制服样式,谁也拎不准穿什么样式的才叫威风,就说公安的警服,从邓小平上台至今,已经换了不少于四次,现在是青黑色的仿德式夹克装佩银质警章警衔,这要花掉多少人民血汗?

   在大陆经商的平头百姓,如果“不识时务”,没有不领教工商税务大盖帽厉害的,批个营业许可,差不多要脱一层皮。所以若想作生意,必须先打通工商税务大盖帽们的关节,那是个阎王殿,是最难过的一关。工商税务大盖帽们平时执行任务有“作为”时,也象公安一样,摩托车开路浩浩荡荡,杀气腾腾驰入市场,每逢此时,集市上必然鸡飞狗跳,“不法商贩”东奔西逃,守法商人心惊胆战。大盖帽们一走开“不作为”了,马上就一切如旧。违法的照样违法,造假的依旧造假,任你举报揭发,公仆们就是视而不见,听而未闻。不过上头一旦有了“打假”指示,有路子的“不法商贩”们还是有关照的,大家将假货都藏起来,那些没路子商贩的货物,就成了大盖帽们“打假”的战利品。

   对市场秩序的维持,有时只靠工商税务或卫生检疫的大盖帽,还是孤掌难鸣,比如卫生检疫,工商大盖帽当然也可能会越疽代庖,但技术上的问题还是会出笑话,再说还有“不法商贩”暴力抗税的危险,前不久就发生过一起肉贩连杀数名公仆的血案,因为这些公仆们平时欺压百姓习惯了,遇上没检疫的生猪,二话不说就没收,回到站里检一下,没病就大家私分了,公仆们巴不得每天都有违法的肉贩子,但他们可能忘记了火山喷发这个自然常识,结果落了个被肉贩子砍杀的下场。所以商税和防疫大盖帽们都喜欢隔三差五的集体出动大干一埸,这样才安全,每逢“大干”(公安,商税,城监,防疫联合行动)其声势如同大军出征,警车开路,摩托列队,但见各色大盖帽此起彼伏,公仆们面色严竣,好不威风。但围观的百姓们又怎么看怎么想的呢?公仆们恐怕永远也不会知道。

   大盖帽是有仪仗队的威风,固然也能体现国家的面貌,但太多太滥反而败坏了国家形象,我在欧洲美国甚至东南亚都没有看到象中国这么多种类的大盖帽,遍地大盖帽就是中国国情吗?是中国百姓需要这么多大盖帽吗?政府的一些职能部门,有必要都戴上一顶很容易被外国人误认成警察的大盖帽吗?如果这些公仆们不具备警察或军人的身材体魄,或鸡胸舵背,或大腹便便,或五官歪邪,或面带病容,岂不是给中国警察形象抹黑?给中国政府的形象抹黑? (博讯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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