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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为什么关注中国艾滋病问题?

【博讯2002年12月30日消息】    北京爱知行健康教育研究所 新闻稿 2002年12月29日星期日

   美国为什么关注中国艾滋病问题?

    我国科学院院士曾毅教授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的采访中表示,“应该承认,目前国内有关艾滋病的许多科研和公益项目都得益于国际上的各种援助,这些援助既有资金、技术,也有信息观念。我们感谢那些帮助中国应对人类共同挑战的人们。但我们也注意到,在这些援助的背后,确实还隐藏着其他目的。”(“中国不会让艾滋病蔓延”,环球时报,2002年10月17日) (博讯boxun.com)

    隐藏着什么目的呢?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的国际问题专家袁鹏先生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说,美国之所以如此关注中国的艾滋病问题,出于以下几个原因:第一,艾滋病一直在美国的关注范围内。当前艾滋病是个全球性的问题,在美国也很严重。第二,我们也要承认美国是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第三,艾滋病已成为目前影响全球的非传统威胁之一。冷战结束后,尤其是近几年,以大国挑战、地区冲突、国与国之间的对峙为特征的传统威胁已经不再是世界范围内的主要威胁,而包括艾滋病、恐怖主义、跨国犯罪、环境污染等问题在内的非传统威胁已经成为全球化时代的新型威胁。在美国看来,这种威胁也是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具有更大的潜在威胁。

    第四,也是最主要的一点,美国近来对中国的艾滋病问题表现得尤为关注,是基于近来中美关系已经由大的战略问题转向了小的、更细节、更具体的功能性问题。以前影响中美关系的一些问题都在逐步解决,比如说,中美间的贸易问题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已没有价值大书特书了,“中国威胁论”也已经开始淡化,美国人以前爱说的人权问题、台湾问题等等也没有什么新论调了。美国需要找到新的谈论中国的焦点,他们选择了艾滋病问题。

    袁鹏先生表示,当记者问及我们该如何看待美国对中国艾滋病问题的关注时,袁鹏先生说:“必须正视美国政府对这一问题的态度,要承认这已经成为中美关系中必须应对的问题之一。”袁先生认为,美国政府希望将艾滋病问题纳入中美合作的领域,这当然会有助于我国对艾滋病的防治,但是要认识到美国的这一做法还有更深层的目的———因为我国的艾滋病高发区多集中在内地最基层的地区,美国可以通过这方面的合作把其影响渗透到中国社会生活的最基层。而以前美国对中国的影响更集中表现在几个大城市。

    读吧袁鹏先生的这番高论,我逐步明白了为什么河南省各级政府如此卖力地压制当地艾滋病流行的严重性,限制外界的介入和感染者的外出,原来是有战略理论依据的。如果我们看看美国人对非洲艾滋病灾难的关注,比尔-盖兹基金会给印度人1亿美圆,我们不由得纳闷,就在全世界艾滋病工作者呼吁美国给联合国全球艾滋病基金捐献更多钱的时候,我国的战略专家们却在怀疑美国人为什么要介入中国的艾滋病问题。难道只有美国人关注中国的艾滋病问题吗?难道美国人只关注中国艾滋病吗?

    最近,我们北京爱知行健康教育研究所的员工和一些志愿者去河南为感染者家庭的儿童送去北京市民捐赠的衣服,当地政府把志愿人员给扣留了,并威胁说,这个研究所是有美国人背景的,你们不要和他们联系。

    我在华盛顿的时候,针对美国政府近期给中国疾病控制中心1500万美圆艾滋病预防研究经费,听到了另一番高论,那就是美国人为了反对恐怖主义,想和中国搞好关系,资助中国艾滋病经费只是一个姿态。

    这些美国人究竟存了什么心?是哪些美国人存了什么样的心?或许,只有天晓得。

    美国人究竟隐藏了什么目的?为了回答曾毅教授们的疑问,让我们看看美国的战略专家们如何看待“中国艾滋病危机及其对人权、法律和中美关系的影响”。

    我们翻译了美国“战略和国际问题研究中心”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季北慈博士2002年9月9日在美国国会-行政机构中国事务共同委员会圆桌会议上的证词,还转载了美国之音和自由亚洲电台关于这次听证会的报道,供大家参考。

   文:万延海

   2002年12月29日星期日

   研究所地址:北京东城区雍和宫大街戏楼胡同1号柏林寺 邮编:100007 电话:86-10-84027566 传真:86-10-64021804 所长:万延海 [email protected]执行所长:胡佳 [email protected]

   中国的HIV/AIDS危机对人权、法律和中美关系的影响

   美国国会-行政机构中国事务共同委员会HIV/AIDS问题圆桌会议上的听证

   2002年9月9日

   季北慈 博士费和中国研究讲座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华盛顿特区

   一场逐渐逼近的灾难

    HIV/AIDS正在逐渐成为中国城市和农村人口的人道主义灾难,并且可能会成为包括台湾和香港在内的“大中华”地区所有公民的灾难。中国政府需要迅速行动起来,有效地控制HIV/AIDS对社会的影响,把经济损失降到最低,缓和负担过重、日益失效的卫生系统的紧张程度。中国从80年代中期就发现了HIV/AIDS案例,但直到最近,政府一直对此的反应缓慢迟钝,甚至竭力隐瞒真相。尽管在过去的一年中,政府特别是卫生部门通过加强公共运动来对付国家的HIV/AIDS问题,但是我们仍然难以从政治的关心程度、财务上的资源、专家的奉献、寻求国际帮助、预防知识的传播和提高公众意识等方面,来全面评估中国政府对此的反应如何。

    还有一个令这个委员会特别感兴趣的问题,那就是在保护HIV/AIDS感染者(包括他们的支持者)的权益和尊严方面存在问题,最近发生的万延海的案子就说明了这一点。不幸的是,关于政治、财务、医疗、教育和人道主义的最初迹象不容我们乐观,中国政府和其他有兴趣的外界人士有很多事情要做,不仅仅是对付一个潜在的健康危机,并且为了更加符合国际人道和法律标准。 为了回顾这些问题,本听证分成三个主要部分。第一部分简要介绍我们所了解的中国的HIV/AIDS问题,为何这些信息是简要的,并介绍一些加剧中国的HIV/AIDS困境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因素。第二部分集中讨论中国的HIV/AIDS危机对中国的人权、法律、歧视和公民社会行动等方面的影响。第三部分为结论部分,详细讨论目前中国和美国在对付中国的HIV/AIDS挑战方面所做的努力,并为听证委员会提出补充性的政策建议。

   我们已经知道的和不知道的(和为什么)

    中国社会的经济改革开放与自由化──不管从好的方面还是坏的方面来讲──都帮助了HIV/AIDS在90年中后期进入主流人口。放松的居住限制和“流动人口”的大量产生,对性行为更开放的社会态度,快速发展的性工业,毒品的泛滥和破烂与危机四伏的卫生系统,都促成了HIV/AIDS在中国的传播。从另一方面讲,“传统”的态度,比如对男孩的偏好,包二奶现象的重现,对性话题的回避以及缺乏对性传播疾病的意识等,也在HIV/AIDS传播过程中扮演了角色。

    HIV/AIDS一直被中国官方视为“西方人”的问题,直到最近,HIV/AIDS的传播才引起北京的高度重视。中国现在面临严重流行趋势,即使往最好里估计,形式也不容乐观。一年前,也就是2001年6月,卫生部长张文康宣布中国有60万HIV/AIDS病例。后来,到2002年初,官方估计有85万HIV/AIDS病例。但是到2002年9月,重新估算的数字被提高到1百万,比2001估算的数字增长了67%。实际上,北京的确不知道中国到底有多少HIV/AIDS病例,以上两个数字都有可能被严重低估。

    在中国某些地区,AIDS问题已经特别严峻。中国南部边界是鸦片种植地区,包括缅甸、泰国和老挝,静脉注射毒品的广泛传播是早期HIV感染源。毒品使用,伴随者HIV的传播,已经通过贩毒路线蔓延到中国西北的省份新疆。中原地区的河南省是中国人口大省之一,目前是AIDS泛滥最严重的地区。根据一些国际非政府组织的专家估算,河南有120万阳性人口,大部分是由不安全的采血系统感染的。中国和西方的一些媒体集中报道了河南的“艾滋村”,在那里居民HIV病毒感染率高达80%,而60%的感染者已发展为AIDS。

    以中国估算的100万HIV/AIDS案例为基数,以相对保守的25%年增长率计算,到2010年中国将会有600万HIV/AIDS案例。这意味着在未来的5到8年中,中国很容易就成为感染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就连卫生部长张文康也承认:如果年增长率较高的话,到2010年,中国HIV/AIDS案例就会达到1000万。(相比之下,20年前美国发现AIDS,今天有90万感染者和病人,每年新增加4万案例;南非目前是HIV/AIDS案例最多的国家,现在有530万案例。)

   有问题的统计

    但是,中国官方数字有可能被“严重低估”,应该谨慎对待。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发表了题为《HIV/AIDS:中国的泰坦尼克之灾》的报告,开门见山地提到“堆积数字和大量猜测──整个故事还扑朔迷离。”联合国的报告是在一些中国机构的合作下完成的,重复了先前官方的数字:2002年约85万,但是也同时指出,这个数字可能高达120万。如前所述,其它独立团体认为这个数字太保守了,仅河南一省就可能有超过1百万的HIV感染者。

    为什么中国官方统计与其它组织的估计有如此大的差异?原因来自两方面:实际上的原因和政治原因。首先,也是最重要的,即中国现有的资源不足以对HIV的流行进行准确的抽样与估算。在中央政府一级只有二十多人为这个较新并且逐渐发展的流行病领域内工作。(相比之下,美国的疾病控制中心就有几百人为HIV/AIDS工作)。

    中国各地的资源就更加匮乏。举例来说,根据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和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中国在2002年只有127个针对四种人群的监测哨点(性传播感染病人,74个;女性性工作者,23个;静脉注射毒品使用者,26个;孕妇,4个)。这几乎是1997年的监测哨点的两倍,但相对中国的人口规模来说,仍然不足以进行有效的监测。 

    进一步讲,集中在高危人群(性工作者,静脉毒品使用者,性传播疾病病人)的哨点监测倾向于歪曲数字,有可能忽视一般人口中的感染率。仅仅监测高危人还有另外一个危害,即让人错误地认为高危人群是HIV/AIDS流行的“原因”,从而导致更深的歧视、边缘化和隔离。在2000年报告中所提的100个监测点中,只有为数极少几个哨点监测孕妇和长途运输卡车司机。大部分的监测哨点用于静脉毒品使用者、妓女和性传播疾病诊所。另一方面,云南省具有最高的静脉毒品使用率,但仅设哨点监测了性传播疾病和妓女。所以,较小的样本却集中在高危人群,倾向于转移人们对问题真正严重性的注意力,特别是这个问题对社会“主流”人口的影响。

    所谓的“流动人口”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说明监测中存在的问题。这群流动工人——大概在1-1.2亿之间——离开了他们的正式居住地,特别是贫穷的农村,到城市寻找收入高一些的就业机会。离开了正式的教育、住房和保健帮助,这些工人做城里人最不愿做的工作,生活在半秘密的城市边缘。大多数流动人口处于人生中性欲最活跃期——80%的人口年龄在15到45岁之间,一半人口在20岁到30岁之间。根据最新的一项研究表明,在年轻的(15到19岁之间)的流动人口中,女性大于男性;在所有的女性流动人口中,55%从事“娱乐服务”行业,其中有些已经涉足于酒店、茶肆和卡拉OK歌厅等地方的商业性性工作。在未来几年中,“流动人口”很可能代表了主要的新HIV感染源,但他们生活在社会边缘,实际上不可能接受HIV/AIDS的教育、意识、监测和治疗。

    政治是官方的HIV/AIDS统计被歪曲的另外一个因素。多年来,中国政府官方否认HIV/AIDS问题的存在,并且不鼓励准确监督和独立监测。中国政府认为中国HIV感染数字是一个政治问题,统计数据会影响到国家的“面子”。在感染严重地区,当地官员竭力掩盖独立的报告。一方面,他们担心自己的官运会受到影响;另一方面,他们担心对该地区潜在的歧视可能会影响招商引资和旅游业。一些观察家指出,河南当地官员从血液中心得到了经济利益,而这些血液中心对农民卖血者大面积感染HIV是有责任的。揭露官方的腐败,揭示在河南血站丑闻上不恰当的处理,这都使当地官员越发反对揭开当地问题严重性的真相。从一定程度上,中央政府可以利用当地官员的沉默来推托对国家HIV/AIDS灾难的责任。最终,这种态度只能导致歪曲准确报告,使有效的反应复杂化。

   污染的血液和“艾滋村”

    由于一些勇敢的中国AIDS活动家和中国与西方的记者的努力,我们才得以知道HIV/AIDS在中国不知不觉发展的状况:自愿献血的腐败和随后出现的“艾滋村”。在90年代早期,河南开设了血液中心,鼓励农民卖血和血浆。不卫生的采血与回输方法导致献血者感染了HIV,有的地方高达65%。中国和西方报道都集中在河南的“艾滋村”上,比如在文楼村,那里80%的居民感染了HIV,超过60%已经出现了AIDS的症状。官方报纸《工人日报》于2002年1月报道:河南后杨村的居民80%被检测出是HIV阳性,从2000年11月以来的12个月中,400人已发展成AIDS,150人已经死亡。

    尽管河南“艾滋村”已经被广泛地报道为人道主义的灾难,但从医学和政治的角度,他们仍然被看作独立的事件。不幸的是,有关这个灾难的知识并没有向中国广大农村传播,地下“血头”仍然在中国广大内陆地区(比如四川、陕西、湖北、河北和甘肃等省份)活动,尽管政府已严禁非法采血活动。由于中国血液供应的逐渐减少,受供求关系的影响和政府没有能力(或者政府共谋)对付这个问题,这种危险的操作当然会继续。

    结果是中国血液被HIV病毒污染,全国范围内都已出现输血感染案例。在2001年,卫生部副部长殷大奎向媒体公布的数字是:在输血感染最严重的地区,每2500输血案例中就有一例被感染。中国官方的《预防和控制HIV/AIDS(2001-2005)行动计划》目标是将严重地区的感染率控制在万分之一,将全国范围的感染率控制在十万分之一。(1996年的研究表明,美国输血感染率为49.3万分之一 ——随着更新和更好的测试方法的出现,输血感染率会减少27%到72%。)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接受输血的人在中国明显处于感染HIV的危险中,但是他们不会在近几年官方的统计中体现出来,就如一位高级医生所言:“许多接受输血的人还没有发病而已。”

   卫生和社会福利系统的问题

    HIV/AIDS会使中国国有卫生系统呈现紧张局面,而这个系统在城市已经负担过重,在大部分农村地区几乎不存在。经济压力使得国家已经削减了卫生开支,而私有企业系统还没有成型,不足以代替政府的角色。一旦私人企业成型,他们的服务费用会较高,使生活在农村的人们望尘莫及。现有的服务常常是不安全的。削减开支和不安全的医疗操作会更加加剧HIV/AIDS感染的蔓延。举例来说,非法的、反复使用的针头在医院随处可见,特别是内地。美国驻北京使馆在2000年6月曾报道“大量的劣质的、不符合标准的、危险的‘非法’皮下注射针头和输血设备充斥了中国市场。仅浙江一省每天就有1百万这种针头运出……”。

    在中国,抑制HIV的药、针对症状的药和针对HIV/AIDS并发症的药,价格昂贵而难以获得。中药在农村地区被广泛使用,作为针对AIDS症状的药,但是一般来讲,中药对减缓病毒的增长是无效的。国内一家药厂9月初宣布他们已经得到批准,开始销售AZT的仿制药,并且价格为美国的十分之一。Merck制药公司曾与中国政府洽谈提供降价的AZT,但是没有公开报道这个谈判是否成功。但是我们已经知道,象AZT一种药制只能对一定的HIV病毒株有效,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药混合在一起,象“鸡尾酒”才会有较好的效果,并且能够抵制HIV抗药性的出现。中国东北制药厂,目前正在生产AZT仿制药,同时表示有兴趣生产用于“鸡尾酒”中抑制HIV病毒的其它抗HIV药。

    即使象“鸡尾酒” 这样的治疗可行,让人负担得起,并且临床有效,中国的医生和病人也需要有关正确剂量和日常督导的培训。错误的操作会导致新的HIV抗药病毒株的出现(西方国家一个严重问题),如果新的病毒传染回一般人口,就只能使中国的AIDS问题更复杂化。目前还不存在仿制HIV感染和有效治疗的疫苗。北京的一位HIV/AIDS专门医院的医生说:“在农村许多医生不知道如何治疗HIV……我们知道怎么治疗。但是病人负担不起药物,并且药物供应有限。即使我们想提供治疗,也常常做不到。”最终,中国医生能为病人作的也就是治疗一些HIV/AIDS症状,对于疾病在病人身体内致命的发展则无能为力。

    目前一个很少引起关注的社会福利问题是HIV/AIDS孤儿问题。现在这个问题在河南的“艾滋村”最严重,有些报道已达上百孤儿。UNAIDS在2002年估算,大概有7.6万名15岁以下儿童,“因AIDS失去了父母一方或双亲”。中国著名HIV/AIDS活动家万延海是北京“爱知行动”项目的发起人,他在2002年6月有关河南后杨村的报告中指出,全村3,806人,其中108孤儿,26名呈HIV阳性。孤儿和HIV阳性的儿童,常常无法被同村的叔叔或婶婶收养,因为后者有的已经感染,有的已经死去,被感染者还受到村里人的隔离或歧视。AIDS孤儿问题会继续恶化,从而加重中国特别是农村的保健和社会福利系统的负担。

   人口的变化对HIV/AIDS的影响

    在中国人口变化也会加剧疾病的传播。如前所述,流动人口是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问题。这一群农民,特别是年轻人,大多未受教育,处于性活跃期,远离家乡社会传统习俗的限制。但是这些流动人口一般不与城里人交往,他们至少每年回家一次,从而有可能传染给配偶和/或性伴侣,促成这个死亡疾病的进一步传播。

    在性工作者中,有很大比例是流动人口。建筑工人中使用静脉注射毒品的情况也呈上升趋势,部分原因是他们的混乱生活和经济困难带来的绝望。由于他们居住地不是户口所在地,所以难以跟踪他们的HIV感染率。由于很多工人不识字,所以被动的预防方法,象宣传招贴就非常无效。工人常常只说家乡话,这更增加了卫生工作者的难度。

    在中国一个令人不安的人口趋势是:新生儿中男女比例逐渐加大。80年代到90年代间社会经济快速变化,加上一家只要一个孩子的计划生育政策,强化了人们的传统观念:对男孩子的偏好,认为男孩子可以传宗接代,可以照顾老人,可以带来更多的家庭收入。现在的超声波技术允许父母在孩子出生前就知道孩子的性别,所以基于性别选择的流产进一步改变了中国社会的人口组成,尽管这样做是非法的,。世界范围内每年增加的新生儿男女自然比例为105:100。但是根据Swarthmore学院学者Tyrene White的报告,中国在1995年这个比例为117.4:100,到了1997年比例差异更大,为120:100。中国官方2000年人口普查表明,国家平均比例为116.9:100。但是在农村或某些省份,这个比例更高:河北省130:100,广东省130:100,海南省135:100。中央情报局编辑的数据显示,不平衡性不是那么巨大,但也是显著性的:在中国15岁以下儿童男女比例为110:100。这个失调的比例说明,随后的数十年中,将会有超过1500万的适龄中国男子难以找到对象,更别说妻子了。根据Valerie Hudson 与Andrea Den Boer发表在2002年5月一期《国际安全》杂志上的研究报告,2020年,中国将有2900万到3300万名年龄在15岁到34岁之间的未婚男子。

    随之而来的新娘的缺少会刺激对商业性性工作者的需求,帮助加剧男性向城市的流动,增加妇女被绑架或被卖到妓院或作“不情愿的新娘”,而且可能会增加男人与男人之间的性行为。

   政治障碍

    直到最近的15年来,中国政府一直严重忽视HIV/AIDS的问题,认为AIDS是“外国人的病”而熟视无睹。但到了2001年,主要由于卖血者和受血者间“不自愿”的感染上升,HIV/AIDS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和虚弱的卫生部门的潜在影响,死亡人口的增长,使中国卫生官员再也不能忽视这个问题了,。但是,卫生部是一个相对虚弱的官僚机构,缺少有效对付HIV/AIDS危机的经济能力和政治能力。在任何一个事件中,问题的性质需要复杂的部门间协调努力,把资源与其他部门的专家综合在一起,如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国家医药管理局、外交部、教育部、交流与信息部门和国家安全部。但是,其中一些机构,比如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和国家安全部,在百姓中印象很差。它们的介入可能会使教育、意识、监督和治疗更加复杂化。另外,就象最近发生的万延海的案子表明,并不是所有的机构都对HIV/AIDS问题有共识,它们有各自不同的官僚目的。

    即使中央各机构能够协调工作,贯彻一个有效的对付HIV/AIDS的方案,问题是如何在远离北京的当地和基层实施这个方案。媒体报道和中央政府卫生官员的讨论都涉及到与地方官员打交道是如何困难。他们对问题没有很强的责任感,或积极否认在他们管辖地区问题的存在。当地官员可能暗地里与血站串通,可能害怕严厉的批评会影响他们的官运,可能仅仅是没有足够的资源与信息来实施中央的方案。河南的HIV/AIDS病人与感染者曾经到当地政府前示威,要求血站赔偿医疗照顾费用,但是他们受到打击、拘留和最低限度的帮助。用一名示威者的话来说:“对他们来说,我们就象气泡一样。他们知道如果不理我们,我们很快就会爆破而离开了。”

   在云南省的一个例子中,当地官员抱怨他们的努力被恐惧的、有错误观念的市民打消了:

   我问王大章,当地的党支书,他的权利比镇长都大,他是如何教育人们HIV/AIDS的。他摊开手,叹了口气,说,当地官员张贴了一些宣传材料警告并且敦促市民使用安全套。但是当地市民抱怨这些图片。他被迫下令把这些材料取下来了。

    另一方面应该指出的是,中央和地方官员都对体制外的非政府组织和社区组织不够热情。 但是,HIV/AIDS的传播发生在基层, 所以需要在那一层面展开工作,同时也需要中央政府的战略资源与计划。 但是,中国在基层不仅仅缺少专家和资金,中央和省级的领导还在政治上对政府外或党外的半自治和全自治的组织非常警惕。偏好列宁主义的“民主集中制”(自上而下的党领导的另外一种表达方式)在中国仍然流行,使北京能够全面对付HIV/AIDS问题更加复杂化。

   对人权,法律和公民社会的影响

   社会偏见

    中国公民由于缺少可靠的HIV/AIDS信息,恐惧很深。各种研究表明,大多数人口不知道HIV是如何传播的。举例来说,一项针对中国7个县的研究,被调查者共7,053人,年龄从15到49岁,来自不同的社会经济背景的人,调查表明其中16.9%的人从来没有听说过HIV。在听说过HIV的人中,73.3%不知道它的原因,只有9.6%的被调查人口可以说出预防HIV感染的主要方法。超过80%的被调查者没有意识到HIV感染可以通过共用针头和母婴传染。由于这种误解,对HIV/AIDS的偏见非常普遍。西方媒体和中国HIV/AIDS活动家的研究都表明了这一点。举例来说,HIV阳性农民无法把他们的产品卖到邻县,城里的感染者面临丢掉工作、被学校开除和搬出政府的住房的危险。来自河南“艾滋村”的一名农民说:“我们没有收入。我们这些从农村来的人找工作时,没有人雇我们,因为我们是HIV阳性。”

    最近一项对4000人进行的调查表明,不到4%的答卷者知道什么是HIV/AIDS和HIV是如何被传染的,超过一半的人认为与HIV/AIDS携带者共用器皿会传染HIV。HIV/AIDS感染者和病人不仅在家乡被隔离,有时候也被他们的亲人拒绝。不幸的是,在公共卫生领域也有很多无知的现象,诸如很多医院和诊所拒绝治疗艾滋病人。官方政府的态度对驱散这些恐惧帮助不大。当HIV阳性人口出现在官方电视台时,他们用化名或假名。不幸的是,对HIV/AIDS的偏见使得问题隐藏在社会的阴影中更深。一位观察家写道:“否认、偏见和歧视是驱使中国AIDS潜在危机的三名骑士。”

   对HIV/AIDS患者的歧视

    HIV感染者、他们的家庭和支持者所面临的不仅仅是社会偏见。根据西方记者和中国活动家的报告,他们的权利常常得不到保障,包括就业的权利、医疗保健的权利、教育的权利、隐私权和动迁的自由。执法机关常常把HIV/AIDS感染者和病人当作犯人,认为他们是通过使用毒品、卖淫嫖娼或同性性行为传染的病毒。

    早在1995年,国务院公布了一个题为《关于加强AIDS预防和控制工作的意见》的报告,这个报告体现了对疾病的短视的、狭隘的和歧视性的理解。部分报告如下:

    AIDS预防与控制工作必须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一部分。AIDS预防工作与禁止毒品和卖淫紧密相关,与净化社会风气紧密相关,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紧密相关。只有持续禁止毒品使用、卖淫嫖娼和其它社会丑恶行为(同性恋的不直接表达方法,在1995年同性恋仍被当作心理疾病),AIDS的预防工作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才可以得到保障。

    有关规定要求医护人员必须“立即汇报”“包括HIV/AIDS”在内的所有“一级”传染病。补充法律要求要对HIV/AIDS病人“隔离治疗”,对于“那些拒绝隔离治疗或在隔离期前逃离治疗的,公安局要协助医疗机构采取措施加强隔离治疗”。另外一个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要求男人和女人在HIV“感染期”要“延缓结婚”。

    卫生部曾经支持过自愿检测,并且鼓励地方保护HIV/AIDS受害者的权利。卫生部没有鼓励过除高危人群外的强行检测,也没有鼓励过在中国任何地方实施隔离法律。从90年代后期,卫生部开始扮演更前瞻性的角色,试图通过全国的大众媒体实施HIV/AIDS教育,试图减少国内对HIV感染者的歧视。但是,正如中国俗话所说:“天高皇帝远”,北京的当权者逐渐感到,地方越来越不听中央政府的指导,这对于卫生部这样一个虚弱的官僚机构来说,尤其明显。结果是,在当地政府的指导下,发生了对HIV/AIDS受害者更严重的歧视案例。

    举例来说,2001年,成都—— 一个具有1000万人口的四川中部城市,制定了更严厉的法律歧视HIV/AIDS受害者,尽管整个城市当时只有38例登记的HIV案例。一份报告中写道:

   《成都市AIDS预防和管理条例》禁止AIDS病人或HIV阳性人口结婚。他们命令警察在抓到妓女、毒品使用者5天内对他们/她们进行检测,并且对阳性感染者隔离监禁。

   条例规定出国超过一年以上时间者要接受AIDS检测。他们建议,AIDS感染的孕妇,在得不到阻止病毒传给胎儿的药物情况下,要说服她们进行流产手术。一部分法律没有,公开但是却是这样执行的,如禁止HIV/AIDS人员从事幼教工作、外科医生工作和其他职业。

    官办的报纸和北京的官员在条例执行前公开抱怨过这些条例。其结果是,取消了“禁止HIV阳性人口在公共游泳池游泳”这一条。

    中央的和地方的当权者似乎在依靠过去的经验来控制HIV/AIDS,把它当作传统的传染病,并且用传统的公共卫生手段来对付。在1949年前,白喉、伤寒和霍乱在中国流行,天花和鼠疫在某些地区经常发生,通过严厉的监测、报告、追踪、孤立和治疗,共产党最终消灭了这些疾病。在80年代早期以前,他们用相似严格的手段,有效地消灭了卖淫嫖娼和非法毒品使用。中国现在对于HIV/ADIS的法律和执法过程似乎也在延用以上的手段。但是,伴随着对HIV/AIDS受害者广泛的社会歧视,政府禁止婚姻的努力,监禁的威胁和强行报告的要求,使得HIV感染者不愿意做自愿检查。反而导致疾病的进一步传播。

   HIV/AIDS工作上升了(还是下降了?)

    在中国有许多官方或半官方的组织帮助对付全国的HIV/AIDS危机。举例来说,中国AIDS网络在协和医科大学进行研究和干预,并且给政府提供政策性建议。该网络成立于1991年,34名专家来自医学院、研究院、公安局、民事法庭和一些省级卫生检查和预防单位。它的资金大部分来自福特基金会。福特基金会还资助了其它的非政府组织,如云南生殖健康研究会和中国计划生育协会。其它经“政府批准”的半官方组织,包括中国艾滋病预防基金会和北京性病和艾滋病预防和控制协会。

    另外,中国的一些城市和地区出现了电话热线,给人们提供关于HIV/AIDS的传染、症状和治疗等“个人化”的信息。因为HIV的歧视问题,热线提供了一个匿名的、无威胁的环境,是与受害者和处于危险的人群交流的有价值的方法。另外一个例子,青岛医学院的一名教授于1998年开始了两个月一期的《朋友通讯》,是中国第一个公开出版、面向同性恋人群的读物。张百川教授的简报为在中国处于边缘和地下的男同性恋社群提供了必要的HIV预防信息。新华社报道了另外一个“非政府服务中心”,是云南昆明同类中心的第一家,名为“爱之家”,由云南红十字会和港澳救世军联办,提供HIV/AIDS的预防教育、信息和咨询。

    互联网为相对富裕和受过教育的HIV感染者和他们的支持者提供了一个论坛,表达他们对公众所怀的沮丧和恐惧情绪。出现了一些线上日记,按时间顺序记录了HIV阳性人的经历,经常是受歧视的故事。一个网络讲述了一个男孩宋鹏飞的故事。他来自山西一个相对富裕的家庭。宋因受小伤而被要求输血并感染了AIDS。当他被发现感染了HIV后,医院通知了他家所在地政府,他们一家被赶出了村子。宋家原有一个煤矿,当地政府把煤矿冲了公,承诺如果小宋到北京接受治疗,政府会定期付补偿金。很快当地政府就没再履行承诺,而让宋家自谋出路。小宋设计了自己的网站(www.songpfhiv.com),成为一名敢言的HIV积极分子,在全国播出的电视上挑战卫生部长张文康,要求与其握手,会见记者,参加国际性的HIV/AIDS会议。值得注意的是,他是仅有的几个接受抗HIV的“鸡尾酒”疗法的感染者之一,费用由纽约一家慈善机构支付。许多积极分子都希望宋鹏飞是一个榜样,向中国人民证明,HIV阳性者只要接受正确的治疗,就可以享受一般人的正常生活。

    HVI/AIDS危机,特别是河南卖血者的困境,同时在中国“孕育了一批新的积极分子”。人们冒着被当地政府拘押的危险访问“河南艾滋村”,给病人送去免费药物,向当地和外国媒体报告村民的困境。著名活动家高耀洁,一位79岁退休的妇产科医生给HIV/AIDS受害者送药,给一些村拍了照片,并且报告了这些村子的医疗状况。2001年她被全球健康理事会授予Jonathan Mann奖,但是她没有获准离开中国接受这个奖。

    万延海是前卫生部的一名HIV/AIDS研究员,由于呼吁健康问题而在9年前被卫生部开除公职,他随即成立了爱知行动项目。他曾于1992年帮助建立了中国第一条HIV/AIDS电话“热线”。爱知行动项目从一些海外团体得到资金,象伊丽莎白泰勒艾滋病基金会。当高耀洁不被允许到美国领取Jonathan Mann 奖时,万先生从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手中替高医生领取了这个奖。万先生有一部分时间住在洛杉矶,仍保持中国公民的身份,到世界各地旅行讲演,讨论中国HIV/AIDS危机。

    在2002年6月,万延海发布了河南省两个村子的“死亡名单”和“爱滋孤儿名单”,而当地政府反复否认HIV在该村的存在。4天之后,爱知行动项目被迫撤出挂靠的私人大学。卫生部的官员拒绝承认万延海的非政府组织的存在,因为他没有向有关单位独立注册。万先生解释昂贵的注册费——相当于12,000美元令他却步。 万延海的网站(www.aizhi.org)包含了大量中文文献,报告了河南AIDS危机。自从河南官员到北京抱怨万先生的工作后,万先生和他的同事们经常受到警察的骚扰。万先生镇定地承认自己的坦率和政府反应的缓慢。从2002年7月初开始,他一直被便衣警察跟踪。

    2002年8月24日,万延海失踪。9月4日有人宣布他因“泄露国家机密”被北京国家安全部拘押。我们相信他泄露的一份敏感的河南省内部文件——这份文件表明河南省政府和其他单位于1995年初就意识到HIV污染的血液问题的存在——是他被捕的真正原因。在万延海被捕前一天,他还向这个听证会提供了信息,并给听政委员会提出了建议,并且表示那份文件应该是公共信息。

    如前所述,中国当局对国家与党体制外的“独立”组织非常小心。真正的非政府组织和活动家目前处于灰色地带,象爱知行动项目,经常处于被驱逐和被骚扰的边缘。不幸的是,中国政府的这种态度给自己挑战HIV/AID的工作设置了障碍,而“土生土长”的中国非政府组织必须发动广大民众来抵抗HIV/AIDS。“中国需要自己的Ryan White”,一位中国卫生官员说,指一位HIV感染的美国男孩,他的困境在80年代帮助美国公众转变了对疾病的观念。“但是政府担心中国的Ryan White会讲些什么。”

   政策反应

   中国的行动计划和其它努力

    在2001年5月,国务院出版了《减少和预防HIV/AIDS传播的行动计划(2001-2005)》。 这个计划给出了2001年到2005年的目标,但是并没有过多涉及到如何实现这个计划。重点集中在保证血液供应安全、提高公众意识、使HIV感染者能得到照顾等方面。总的来讲,这个目标对于有限的资源来说过于乐观了。

    目标之一是在2005年使45%的农村人口了解自愿献血和HIV是如何感染的知识。值得一提的是,农村对于准确和及时的信息太有限了。高耀洁医生在为农村送药的途中,一位农民问她:“你是毛主席派来的吗?”教育农村,这个目标太高了。一个比较现实的目标是教育95%的高危人群,他们在“戒毒所,再教育中心,监狱和劳改集中营”中。

    该计划还开始改善保健系统。2002年底的目标包括为50%的HIV/AIDS受害者提供社区和家庭照顾;至少70%的一般医院应该能够提供HIV/AIDS的诊断、治疗、咨询和照顾。计划还号召全国电台、电视台和媒体至少每周广播一次HIV/AIDS和性传染病的信息。

    官方媒体新华社在最近几个月开始刊登有关HIV传播的文章。国有的、准独立报纸《南方周末》发表了大量有关河南HIV/AIDS危机的报道。但是,政府控制的媒体仍然不敢触及性传播疾病之类的话题。对于公开讨论性爱,中国有长期形成的文化禁忌。所以报纸仍然集中在HIV的传播靠“共用针头”形成,顺便提到也可以通过性行为传播。在全国的媒体上,同性恋仍然是禁忌的话题,所以对此根本拒绝谈论。最重要的是,没有提到在医院接受输血感染AIDS的危险性、使用“非法”的注射器感染AIDS的危险性和诊所重复使用针头的危险性。

    在过去的3、4年中,中国消费者更加注意保护他们的权利,对于不合格产品的危害性更加敏感。消费者要求供应者给他们提供适当的保护与保障。可以想象中国公民将开始把他们新发现的“消费者权益”用到卫生系统,迫使保健服务提供者改善服务质量。中国法院最近判给几名HIV输血感染受害者一定赔偿。虽然这是一个积极的进步,但是法院的判决是否能真正执行,我们拭目以待。在中国的民法系统中,法院判决不被执行,原告无法追索是司空见惯的。

    2001颁发的5年计划没有直接提到资金的问题,但是鼓励地方政府自筹资金和寻求国际合作与资金支持。 在2001年,中央政府把HIV/AIDS预防与照顾的年度预算从180万美元增加到1200万美元。

    2001年的行动计划有以下不足:继续将弱势人群边缘化,主要依靠惩罚和隔离手段,没有注意到社会经济因素对HIV/AIDS传播的影响;没有涉及流动人口对AIDS的影响;“孤儿”这个词在整个计划中就没有出现;没有制定HIV/AIDS受害者的社会福利条例;没有提到汉族以外的公民的AIDS问题。实际上一些少数民族,如云南的彝族、新疆的维吾尔族在毒品使用和HIV感染方面问题非常严重。没有提到同性恋者中的传染问题;跨越边界的卡车司机是特别严重的高危人群,但在计划中也没有提到。尽管如此,整个计划的出台表明了北京政府对于AIDS问题跨出了积极的一步,这种实现远大目标的努力是值得鼓励的。

    最近,几个城市在中学教育中引进“性教育”是一个更为积极的欢迎信号。尽管这不是一个全国性的项目,但是这是向正确方向迈出了一步,使后代对于性传播疾病、基本的卫生和生育问题有准备。

   来自美国的帮助

    目前中美政府之间对付HIV/AIDS问题的努力是有限的。在2002年6月底,在中国卫生部部长张文康访问华盛顿期间,卫生和人类服务部部长Tommy Thompson宣布美国给中国疾病控制中心1480万美元用于培训和研究。同时美国疾病控制中心向中国疾病控制中心派出两名工作人员“帮助中国对付HIV/AIDS流行问题。”美国疾病控制中心已与中国同行在中国进行了初步的国内评估,并且正式建议了可能的双方合作领域,包括提高HIV的意识、增进教育、增加对中国高危人群的干预、加强监测、自愿检测、血液安全、培训和照顾感染者。美国政府正在增加派到中国的卫生工作人员,同时中国的科学家也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所进行HIV有关的工作。

    (其它政府,象澳大利亚通过政府资助的非政府组织向中国提供了数百万澳元的帮助。中澳非政府组织计划(组织名称为“改变”)是一个向澳大利亚非政府组提供帮助与中国同行建立更紧密的合作关系的非政府机构。通过“改变”,澳大利亚计划在5年中在新疆投资1470万澳元,另外在西藏投资300万澳元到500万澳元。澳大利亚红十字会对于基层的教育项目很活跃。英国的国际发展部将于2000到2005年投资1530万英镑在云南和四川省,用于监测、增加与高危人群的接触。英国的拯救儿童组织介入了在云南、西藏、新疆和安徽的基层儿童教育项目。

    联合国下的多边组织对中国对付HIV/AIDS贡献最大。从1996年到2000年,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组织了两个项目,其中一个在云南,另外一个是全国范围内,总共投资220万美元。从1991年以来,世界银行支持了中国的一些HIV/AIDS项目。1999年的一个主要项目,投资3300万美元,帮助中国政府发展相应的政策和机构能力。作为这个项目的一部分,澳大利亚投资200万澳元,日本投资40万美元,呼吁非政府组织对HIV/AIDS预防与照顾的参与。世界银行正在与英国国际发展部合作一个新的项目,支持中国政府控制结核病,和建立HIV/AIDS与结核病预防的联系的长期努力。

    美国也资助了多边组织对付AIDS,包括全球AIDS、结核病和疟疾基金。这个基金是2000年在意大利热那亚的八国首脑会议上成立的。资金来自八个国家政府,同时也有私人基金会的资助,象比尔和玛琳达盖茨基金会。秘书长Thompson是董事会成员,其他成员包括八国政府代表,被资助国代表和一些国际非政府组织代表。

    美国的非政府组织在中国非常活跃,资助了中国的“非政府组织”和一些独立的团体。许多美国的基金会,包括福特基金会、伊丽莎白泰勒基金会、Packard基金会和比尔与玛琳达盖茨基金会都参与资助了中国的独立团体。爱知行动项目也受到了他们的赞助。

   补充建议

   中国政府应该考虑什么

    中国卫生有关的部门与机构面临严峻的挑战,他们急需发展新的、有效的政策来挑战HIV/AIDS在中国的传播。有了恰当的资源和更大的政治承诺,可以采取以下一些重要的步骤:

   成立一个正式的、人员与资金充足的“国家HIV/AIDS政策办公室”,这个办公室由国家主席或国务院总理直接领导。这个办公室比目前由李岚清副总理领导的组织结构松散的HIV/AIDS事务“领导小组”更便于日常工作的监督与合作。新的办公室将有更重的政治比重,更有利于克服官僚主义,更有效,更利于部门间的合作。

   吸取其它国家防治HIV/AISD的经验。重点放在交换针头与美沙酮项目,和妓女与嫖客间的安全套项目。预防教育集中在长途卡车司机和贯穿全国的从西到东铁路沿线。

   开展全国范围内的初中性教育项目,项目包括HIV/AIDS的信息和其他性病的信息,以及如何预防感染。

   鼓励成立与发展基层组织和社区为基础的组织参与HIV/AIDS在农村地区的传播的预防。

   增加全国内的HIV/AIDS预行传播疾病的监测,包括:增加HIV/AIDS哨点监测站,使监测站更均匀分布于各地区与各人口群中。

   在一般人口中开展更频繁的HIV/AIDS的自愿筛查。

   投入更多资源净化血液供应。加强禁止非法血液采集和供应。

   修改有关HIV/AIDS的法律保障人民的权利。明确保密和合法使用检测结果的政策,并且向中央政府当局和地方官员及卫生官员广泛传播这些政策。

   美国政府能够作什么

    从政府层面和非政府层面上讲,美-中之间HIV/AIDS是双边关系中存在合作潜力的积极的领域。实际行动应该包括:

   在主要领域加强合作,特别是监测方面的辅助与培训、流行病学、HIV意识与预防教育、法律与法规的改革、血液安全和社区保健。

   继续保持美国与他们的对话者之间对这个问题的的高层与官方的关注,国会成员、有关的行政机构成员和白宫本身需要把AIDS问题放在双边议事日程的首要位置。在10月底即将进行的布什总统与江泽民总书记的高峰会议上,双方应该明确提出和支持扩展现有的美中之间有关HIV/AIDS的项目。

   认识和鼓励基层和社区组织在中国对抗HIV/AIDS问题上的工作。

   维持和增加美国政府资金,支持HIV/AIDS有关的教育、意识、医疗培训和流行病学研究,包括帮助更新和分发国家治疗指南和国家培训项目。

   考虑军事交流来进一步研究HVI/AIDS在中国的流行,可以采用从解放军所有新兵中筛查获得的流行病学数据。

   在中国开展Peace Corps(和平部队)工作,提高HIV/AIDS意识、预防教育和培训项目。

   加强在中国HIV/AIDS方面机构之间的合作与协商,可以作为机构之间科学与技术协商的一部分。

   结束语--来自万延海

    在准备这个听证会期间,我们与万延海联系并且向他咨询有关美国政府如何帮助中国对付HIV/AIDS问题的建议。他被捕前一天给我们发出了这个电子文件:

   我认为,作为世界上的领导国家,美国国会和美国当局应该承担改善中国HIV/AIDS患者的生活的责任。但是,如何影响中国的政策和态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方面,美国可以与我们政府合作;另一方面,你们的国会与政府应当支持那些已经在基层工作起来的人们。

   在中国,防止对HIV/AIDS患者的歧视,推动基层组织的工作,建立研究、教育和社区活动,基金是重要的。现在人们愿意组织起来自救,但是他们缺少必要的资源。在双边合作中,建立基金支持非政府组织和社区组织的工作是非常重要的。

   此致 万延海

   (注:原文发表在美国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的网站上:http://www.csis.org/hill/ts020909gill.pdf。经过作者同意,翻译和介绍给中国同行。参考文献省略)

   美国国会就中国艾滋病问题举行听证会

     中国逮捕万延海后引起世人对艾滋病问题的极大关注,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星期一举行听证,请研究中国艾滋病问题的专家介绍中国艾滋病蔓延的情况、中国有关当局的对应措施,并就中国应付艾滋病蔓延提出建议。

     艾滋病:中国人道灾难

     据美国之音记者报道,在这次听证会上作证的三位主要专家是,哈佛大学法学院东亚法律研究项目的访问学者考夫曼、华盛顿的国际战略研究所的研究主管吉尔,还有纽约大学医学院研究所负责人贾莱斯。

     三位专家都认为,艾滋病的传播正在中国城市和乡村地区形成一场重大的人道灾难。中国政府需要迅速采取行动,遏制艾滋病毒对社会、经济的负面影响,提供资源缓解卫生保健系统严重的资源短缺和负担过重问题。

     中国卫生当局对艾滋病传播的反应不但缓慢,而且有欺骗公众之嫌。中国当局直到一年前才开始比较认真的对付艾滋病问题。外界到目前为止还不清楚北京究竟会拿出多少政治意愿、财政资源和行政资源来对付这个紧迫的问题。也不知道北京是否准备全面接受外来援助,是否愿意开展大规模的宣传工作,提供教育,帮助公众了解和防范艾滋病。

     三位专家还指出,在中国艾滋病患者和感染艾滋病毒的人继续受到歧视,他们的权利和尊严受到践踏。在这方面,北京当局和国际社会还有许多事情要作。

     三个艾滋病高发区

     专家们说,自从90年代中期艾滋病毒开始进入中国以来,中国三个地区的艾滋病问题特别严重。第一个地区是和东南亚的毒品金三角相邻的中国西南边境省份。由于毒品走私猖獗,云南、广西、贵州等省份的吸毒者感染艾滋病的人数日益增多。第二个艾滋病多发地区是新疆。自从国际刑警当局大力打击从金三角经中国西南省份向香港运送海洛因的活动以后,越来越多的毒品转由新疆流向西方。导致新疆吸毒者人数急剧增加。第三个艾滋病多发地区是河南。在这个中国省份,卖血最为普遍,由于抽血设备未经彻底消毒,导致大量卖血的人感染艾滋病毒。专家们指出,中国艾兹病患者的总数在急剧增加。北京卫生当局现在承认的带病毒者人数是一百万。当局承认的带病毒者增加速度是每年增加百分之二十五。即使按照这种非常保守的估计,到2010年,中国的带病毒者也将增加到六百万人。届时中国将成为世界上受艾滋病影响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几类人最易感染艾滋病

     专家们认为,在中国,最可能感染艾滋病毒的有几类人,他们是妓女、吸毒者、男同性恋者,还有就是长期在外流动打工的人们和他们的家属。这些在外打工者多数是青壮年,处于性生活活跃期,他们接触妓女的机会比较多,他们感染艾滋病毒后回乡探亲,又把病毒传染给家属。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

     专家们说,多年来,北京当局一直不愿对艾滋病的传播进行准确的监督和统计。一些艾滋病多发地区的官员甚至故意掩盖问题的严重性。在中国的乡村地区,几乎完全没有防治艾滋病的设施,在城市地区,有关防治设施也是长年资金短缺。经济压力迫使北京当局减少对医疗保健的财政支持,私营卫生设施也没有能力对付艾滋病。少数能够治疗艾滋病的私营机构收费过高,很少有病人能负得起药费。

     艾滋病已不是外国病

     专家们说,以上问题在其他发展中国家也很常见。在中国的一个特殊问题是,对付艾滋病蔓延有政治阻力。过去15年来,北京当局一直把艾滋病说成是“外国病”,不采取积极措施。直到2001年,由于卖血和输血导致出现大规模的艾滋病蔓延以后,北京才意识到艾滋病蔓延的经济代价和政治损失。尽管在这种情况下,北京仍然没有建立有力的防治艾滋病的专门机构。现有机构在中国的政府机构中力量薄弱,缺乏必要的财政和政治影响。三位专家呼吁北京尽快建立一个专门机构,把计划生育委员会、国家药品管制局、外交部、公安部和教育部的有关专家集中到一起,开展一场统一协调的全面的防治艾滋病的运动。

     知识普及很重要

     专家们特别强调艾滋病问题中的人权问题。他们说,他们最担心的是,由于当局多年的掩盖性政策,中国公民对艾滋病的知识极端缺乏。各种统计显示,多数中国人不知道艾滋病正在中国传播。最近一次对中国7个城市七千多名成年人的调查显示,百分之十六点九的人根本不知道艾滋病为何物。那些知道什么是艾滋病的人当中,有百分之七十三点三的人不知道艾滋病是怎样传播的。同时,由于社会上普遍歧视艾滋病人,病人不敢或不愿到医院检查和治疗艾滋病。很多感染艾滋病毒的人为此失去工作,甚至被家人抛弃,惨不堪言。

     七条建议

     三位专家最后为帮助中国对付艾滋病传播提出了下列建议:第一,中国当局应建立一个资金充足、人员齐备的“国家艾滋病政策办公室”。该办公室应该直属国家主席或总理领导。这个办公室应该加强在对付艾滋病方面的管理和协调。该办公室的政治影响力应该大大高于现有的艾滋病工作领导小组。第二,中国必须向在防治艾滋病方面富有经验的国家学习,防治工作的重点应该是:向吸毒者提供乾净的注射针头和药品,向妓女提供免费或廉价安全套,加强对流动劳工的性安全教育。第三,在全国推广对青少年的艾滋病知识教育。第四,加强对艾滋病和性病的监督和统计。第五,鼓励和资助在基层组织和乡村的防治艾滋病设施。第六,确保卖血和输血系统的安全,对违章操作者严加惩处。第七,制定新法律,确保患者和带病毒者的权利和尊严。严格执行医务工作者对患者的所有义务和责任。

   下面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安培的采访报道:

     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访问学者琼.考夫曼博士在会上表示,在未来20年里,艾滋病的流行可能会阻碍中国经济的进步,在农村造成大量的孤儿,使患者家庭陷入贫苦,甚至引发社会骚乱。这位学者注意到,中国最近开始承认艾滋病问题的严重性,并宣布了自行生产艾滋病药物的计划,这都是积极的一面,但中国同时也有消极的一面。考夫曼博士说: "中国存在的消极障碍包括,缺乏高层政策的领导,地方政府没有采取行动,贫苦地区财政紧张,歧视性法规,缺乏民间组织,限制媒体报道,地方政府否认艾滋病问题等。"

     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的中国问题专家贝茨.吉尔博士在会上提到,中国一些法规的设置体现出对艾滋病歧视性的理解,从事艾滋病防治的活动人士也面临被关押的危险。吉尔博士希望通过美国国会主管中国事务委员会向中国提出建议: "在我看来,中国应该设立一个正式而且职员齐全的全国艾滋病政策办公室,应该从其它国家汲取经验,在全国的中学开展性教育,鼓励民间组织帮助农村防止艾滋病的流行。"

     来自纽约一家医疗中心的学者唐.德贾拉斯博士注意到,在中国一些地区,吸毒者感染艾滋病毒的比率每年上升20%到50%。德贾拉斯博士希望中国学习其它国家控制艾滋病传播的经验: "英国和澳大利亚等国家在过去20年里,已经把吸毒人群中感染艾滋病的比例控制在5%以下。他们的经验就是尽早开始防治项目,在吸毒者和卫生工作者中建立互信,提供可以得到消毒注射器械的良好渠道。 "

     美国国会主管中国事务委员会的职能是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监督中国的人权状况。考夫曼博士、吉尔博士和主持会议的美国国会主管中国事务委员会的工作人员都提到了中国民间防治艾滋病人士万延海先生于8月底在北京被拘捕的情况。万延海的妻子、现在美国读书的苏兆声正请求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和美国总统布什向中国领导人江泽民提出释放万延海。

   以上是美国之音和自由亚洲电台的报道,摘自电子刊物《大参考》,网址是:http://www.bignews.org/20020910.txt (博讯boxun.com)[博讯首发,欢迎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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