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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甫茹:新华社记者的水平

【博讯2003年3月19日消息】    皇甫茹

   中国大陆的人要了解国际事务,主要是通过新华社记者的报导。这些新华社记者的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一了解的质量。那么,这些记者的水平如何呢?   下面是几个敝人随机记下的例子。 (博讯boxun.com)

     到上一世纪末,按红朝太宗、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的许诺,中国大陆人人都该过上“小康”的日子。根据我朝历代的规矩,凡是党宣布了的,不管地上有没有,纸上总是该有的。

     于是,在今上红朝高宗的发迹地上海,就有新华社1999年8月6日的报导说(见《中国青年报》,8月7日),“据上海统计部门对市区500户居民家庭的抽样调查显示,今年上半年上海居民家庭生活中的恩格尔系数首次低于50%,标志着上海市民的实际生活已达小康水平。”

     这条消息读上去有点怪。报导说,这500户的“居民家庭消费性支出由去年同期的减势转变为上半年的增势,人均月消费性支出为658.43元,增长15%,考虑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7.1%。”考虑价格因素后,消费增长从15%升为增长17%,说明该期间价格平均下落了近2%,需求仍然不旺。在需求不旺的情形下消费支出会增加17%?似乎太高了一点,有“造势”嫌疑。不过,笔者手头没有原始数据,无法核实,这里只谈可以按国家统计局的资料查证的问题。

     什么是“恩格尔系数”?该报导说:“恩格尔系数是指家庭日常饮食开支所占家庭经济收入的比例……在上半年人均消费性支出3950.56元中,食品类支出为1815.96元,恩格尔系数由去年同期的52.9%下降为46%,减少了6.9个百分点。”

     恩格尔系数由去年同期的52.9%下降为46%,是否一定标志着上海市民的实际生活达到了小康水平?恐怕未必。实际上,恩格尔系数如此大幅下降,很可能是物价结构的变动引起的。1998年,虽然全国物价总水平下降,但居住和服务项目价格则分别上涨了1.7%和10.1%,上海的增幅应当比全国更大。即使消费水平不变,由于别的消费性支出的增加,作为食品支出所占相对比例的恩格尔系数也会由去年同期的52.9%下降到50%以下。这时,恩格尔系数的下调,根本不反映实际生活水准的提高。

     我倒不是说新华社的记者故意误导读者,他们未必有此聪明,大概只是按上面的“口径”写文章而已。记者的可笑之处,是上面引文里恩格尔系数的定义和具体计算居然是不一样的。定义里是食品类支出除以家庭总收入(这定义是错的);计算时除的却是消费性支出(食品类支出1815元除以消费性支出3950元得到46%)。新华社的记者,一碰到小学算术,脑袋就糊涂。笔者读大学时,我们经常在宿舍里开涮新华社,常讲的笑话就是:新华社发布的百分比,加起来不是八十七就是一百一十二。

     算术不行,并不等于这些记者有文科的优势补偿。著名学者钱钟书去世时(1998年12月19日),新华社在第二天向全国播发的讣告里,竟然把钱先生最重要的作品《管锥编》写作《管锥篇》。只有《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等个别报纸,在登载这一讣告时改正了书名;《南方日报》、《中国青年报》等绝大多数报纸照登而误。很多报纸的标题还是“文化大家钱钟书逝世,江总书记致电表示深切哀悼”。对涉及总书记的报导,也不好好校对一下,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这可是隔离审查挨批斗的严重“政治性”错误。

     按理说这也应是重要文章,写的人必有相当级别,肯定经过新华社的内部“专家”的斟酌润色和仔细核对。这一讣告,想来可以代表新华社的最高文字水平,念在追悼会上,却是不让逝者安宁。

     其实,钱先生的这一“编”字并不算用得偏僻。红朝太祖毛泽东同志曾在《反对党八股》(见毛选第三卷)里引用韩愈《进学解》的话,“行成于思,毁于随”。韩愈这篇文章,也算是抗战时期入党的老革命了,中共建国后一直放在中学语文课本里,难道现在拿掉了吗?韩愈教导国子监的博士生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学生反唇相讥,说您老先生「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编」,又捞到了什么好处?这里“百家之编”的“编”,不就是《管锥编》的“编”?依笔者愚见,凡是中学里认真读过语文的,对这个“编”字都应该有点印象。

     已经说了新华社记者的数学和中文,干脆再来说说他们的英语。

     1999年6月23日那一期的《中华读书报》,有篇文章介绍新华社记者李希光的什么新书。笔者一见,赶紧跳过,不想为这家伙浪费时间。

     第一次知道李希光的名字,是因为和李合编《妖魔化中国的背后》的刘康把其中几篇文章寄到了《华夏文摘》(增刊116号,1997年4月1日),发送到我的信箱,否则也不会注意这类垃圾。这位李仁兄忿忿地说:人们不应该象偏激的美国记者那样,仅仅因为中国还是社会主义就对她横加指责。读了不由大笑:还是在《华盛顿邮报》实习呢,现在还有哪家美国大报会正儿八经地称中国大陆为“社会主义国家”?除非是照抄北京的官方说法,或者在说到一点历史时,比如,“前社会主义阵营剩下的强硬派,中国、北朝鲜等。”事实上,《华夏文摘》登载的《妖》书章节,把“社会主义”与当今大陆联系起来的,只有两处,而两处都是说:美国有人认为,大陆现在走的是资本主义道路,自称“社会主义”国家,根本就不够格。《妖》书的其他作者,就在用实际行动批驳李希光。

     可能有人会觉得,我在这里利用了曾住美国的优势。其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拿本好点的英汉字典,比如我手头这本读大学时买的、用了多年的《新英汉词典》(上海译文出版社,上海),翻到socialist,第一个解释是“社会主义者”和“社会主义的”。下面第二个解释呢?第二个解释是“社会党人”——就是说,从第二国际延续下来的欧洲那些社会民主党,在西方语言里也是“社会主义”。通过选举,这些社会主义政党早就在西欧执掌过政权。比如前年(97)6月的法国选举,社会党胜出组成新内阁,在北京街头买份大陆出版的英文报纸,会怎么报导?“French Socialists Won”,在英文里只会这么写。法国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成员,是美国的盟国,分享很多机密。美国报纸会仅仅因为自称“社会主义”就对人横加指责?笑话。

     如果李希光有幸读到本文,一定会咬破手指连夜写血书,恳求中宣部部长丁关根下令,删去所有英语辞典里socialist的第二个解释。但中宣部总不能禁马克思的书吧?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献《哥达纲领批判》,关于资产阶级法权的一段是经济改革的理论基础,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一段是“四个坚持”的理论基础,笔者读大学时背过考过。而什么是“哥达纲领”?就是当时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党纲。该党去年大选后在德国执政,今年协同美国积极干预科索沃危机。要说干社会主义,人家的资历可比咱们老得多。

     本人揪住李希光这句蠢话,并不是因为按英文批起来特别容易,而是因为觉得它特别可笑。破解这种宣传的思想材料——字典、报纸、政治教科书、国际共运史等,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在大陆随手拿到。不要说留美之后,就是进大学之前,本人还在穷山沟,半导体收音机都买不起,从未听过“美国之音”,饶是如此,这类宣传那时也骗不了我。

     据《妖》书介绍,李希光是南京大学外语系科班出身,在新华社跑国际新闻,又在《华盛顿邮报》作交换记者。按他的学历经历,怎么都不该相信这种党报上惯见的蠢话的。最发噱的是,李希光如果是在北大做报告,讲这种话骗骗芸芸众大学生,我还可以理解,那是带中国特色的“政治正确”;但他却在刘康的家里也这样讲。大学同学,私人朋友,刘康又是在美国混饭,跟李希光没有职称、官位的明争暗斗。在不需要装童智的时候做童智,那就肯定是智商真的比较低了。

     数学不行,中文不行,英语更不行,连中国大陆最常用的英语词汇都拎不清,这就是现在新华社记者的水平。幸好是中宣部直属的新华社,重要的不是水平,而是愚蠢和无耻。只要这二条里沾上一条,倒也不愁职称、官位不会双丰收。 【注】 网友云儿提供了文中的经济数据并帮助分析,特此致谢。 转自<海纳百川丛书之一:我为什么不能保持沉默?> (博讯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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