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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一丁:观念的误区-“将功折罪”扩大化(探讨之八)

【博讯2003年6月02日消息】    潘一丁更多文章请看潘一丁专栏

在中国的小说戏剧中,经常有这样的情节:某人物犯了重大错误(或大罪),按律法当重惩。左右上来说情,不外乎该人对国家(或皇帝)有过重大贡献,应于考虑宽大;或此人正当形势所需,建议着其“带罪立功”;或为侦破案情,用减刑来鼓励个别罪犯吐露全部真情...。结果就大事化小,小事化无,解决了问题。

   如果在具体事件或司法过程中, 运用一下这种策略, 以求得“事半功倍”的效果,这是必要和无可非议的,无论古今中外、还是民主或专制社会皆有,证明是被普遍认同和接受的。但是,可惜中国人又将其延伸和扩大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使这两者变成了可以简单加减的数字或可以相互冲销的 “收入、支出”关系,功劳统统为正数(收入),罪过就一概是可以用功劳来抵消的负数(支出)。请看: (博讯boxun.com)

   历史上有些朝代,开国皇帝要给为他打下江山贡献最大的属下颁发“金书铁卷”,意味着此人和他的家属后代今后无论犯什么罪,都可一概赦免不究,连“包青天”都无可奈何。好象皇帝将他们的功劳定为“无限大”,用无限大来减任何数,当然永远减不完。结果这些家族的后代,往往做出正是“他们祖先当初用来作为推翻前一个朝代的理由”的那些“挖国家墙脚或鱼肉老百性”的事。想一想国民党在去台湾之前,发生在上海的那场“蒋经国打老虎” 的过程; 还有1949年後,大陆各个时期 “太子党”的某些行为,就足以说明这点了。

   电影或小说里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下列记实性描写:伤兵(甚至还包括败兵)在城镇上“胡作非为”,口里总叫着“老子在前线为国家打仗牺牲,还不该得到点慰劳”!在他们看来,前者有功,就意味着他们得到“收入”,然后就可以用来“买”任何他们想得到的东西(犯罪)。

   在共产党执政后的大陆,如果共产党员或领导干部犯了罪(如贪污受贿或强奸妇女等),除非撞上 “运动”,或由于其它政治原因被当成牺牲品,大多只要以 “党内处分” “开除党籍”或“撤消党内外一切职务”就算完事。而同样的罪落在一般群众或干部身上,就要判刑坐牢甚至枪毙。这些人的 “党员”“职务”招牌成了“航天飞机上的保护瓦”-遇到高温烧毁后却能保护机体本身的无恙。从 “不知者,不怪罪”“知法犯法,罪加一等”的中国伦理观点来看,更是岂有此理的荒唐!因为身为 “优秀份子”、“制定并执行”法制的人带头犯法,理应加重处罚才对。怎么能仅仅“削职为民”就算了事?岂不是将普通百性等同于都是受过处分的共产党员!究其原因,就是因为在他们心里,是将共产党员或当官的职务都当成了可以用来支付“消费(犯罪)”的“收入”了。

   在大多数中国人心里,由于“平均主义”的思想太严重了一些(所谓“不患贫,患不均”),在重大问题上,也是似乎不欣赏立即“论功行赏”的,因为那样造成的反差太大了。所以毛泽东和他的共产党很聪明,在取得政权之前,就整体而言,的确做到了“吃苦在前、享乐在后”,先吃小亏而后占大便宜,因此获得了老百性的好感和支持,打败了在其他方面都有绝对优势的国民党。夺取政权后,初期仍然保持了这样的传统(如干部实行供给制),得以在大多数人民拥护下,稳住了国民党留下来的 “烂摊子”,并取得初步的发展。但是那时一个大学教授月薪上百元,而一个共产党派来领导他们的校长、甚至管理上百万人口的市长,都只有每月数元的零用钱,这本身也是一种“不公平”,当然是不能持久的。此外,即使不去讨论共产党夺取政权对民族的实际功过,仅从中国历史传统而言,奖励所有开国功臣,也是符合国情的事。 可惜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终究不是马克思派来的 “德国人”,他们主要受的还是中国封建传统的影响,非旦不能很好地去研究实现“按劳取酬”,反而沿着过去老路“封官以权代赏”,按“战功”或过去在军中地位的大小, 分配在各级领导岗位上, 由于采用了差距不大的工资制度,满足了宣传上的需要和普遍的“平均主义”心理,但实际上这是不符合“按劳取酬”的公平原则的。何况这些共产党员们并不是什么“特殊材料”做成的,他们其实也是普通的 “人”,即使他们在精神上真正追求“共产主义”,也还是会和常人一样有物质和肉体上的其他欲望的。所以,又再一次将各级治理国家的“职务”和“权力”,变成“整存零取(私利)”的“存摺”,以手中掌握的权力来玩弄女性、索取贿赂或为自己和亲友谋取各种私利,而以“老子过去对人民有过功劳”来平衡“犯罪”的不安。事实也是如此,一旦他们的罪行暴露,所得的处罚也不过就是“取消存摺”(取消党内外一切职务)或减少“存款”(降级、降职)而已,更何况这种“储蓄”除了用来 “抵罪” 外,实际上还真没有其他用处,最多只能在去世後的“悼词”中再多几句“美言”而已,所以普遍产生“不用白不用”的心理,以权谋私之风自然就越来越盛了。

   将“将功折罪”发展到“登峰造极”地步的,莫过于中国人之对皇帝了。“普天之下,莫非皇土、皇臣、皇民”,一个人不管用什么手段,一旦登上了这个宝座,就是“旷世之功”,老百性就会自愿奉上一张可以“予取予求”的“信用金卡”,从来没有人考虑他是否也应该守法的问题,因为他自己和人民都认为他的“功劳”足够抵消一切天大的罪过了。他可以娶许多老婆(重婚罪)、并随意“临幸” 宫女(强奸罪)、用国库钱随意为自己盖别墅花园(挪用公款罪)、随意给别人罗织理由入罪(诬陷诽谤罪)、随意找借口处死不合心意的下属 (间接指使杀人罪) ...。除非到了他要得(腐败)实在太厉害,人民感到付不起了,就会有人起来推翻他,再取得新的“金卡”。看一看从秦始皇到毛泽东这些历代所谓的“伟人”,总是有比常人还要多的 “见不得人的地方” 。到不见得他们的品性天生就比普通人坏,这正是因为中国传统默认他们的“功”可以冲消犯的任何错(其实就常人来说已经算得上是“罪”了);而后人居然也是以什么“三七开”“四六开”“功大于过”之类的结论来评价他们,所以这些人从来没有要约束自己行为的需要,就像一个“被宠坏了的孩子”,自然就表现得更为恶劣了。按这样“功、过可以互相抵消”的逻辑,医生救过很多人命,如果偶尔抢一次银行或再杀个把人, 不也是 “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之比,也是“功大于过”而无须判罪了吗?

   我们为什么不以“论功行赏”“赏罚分明”来取代“将功折罪”呢?一方面,不管什么人是否犯过罪(判过刑),只要立了“功”的就要给于恰如其分的 “奖励” (从“树碑立传”到发锦旗奖金)。为民族立功,载入史册,永垂千秋;为党立功,由党奖励;为国家立功,由政府奖励;为部门立功,由单位奖励;...。担任各种职务的,就要发给和责任相应的待遇(包括物质和精神),不论资历学历,一视同仁。这样做到“银货两讫”,谁也不欠谁,免去了集体和个人之间纠缠不清的“人情债”。在这样的基础上,就比较容易“理直气壮”地去实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了。因为无论谁有天大“功劳”或肩负重任的职务,都已经获得过应有的“酬劳”,国家、人民、社会对他毫无“亏欠”,所以犯了罪也不再有可以拿来抵消的“老本”,而只能依法处理了。“将功折罪”应补充修订为“立新功,赎旧罪”,也即只能适用在某人犯罪之后,因客观的特殊需要(如破案、或特殊才能的利用等),而责成其以完成指定任务来抵消或减轻应施的处罚。试想这种观念一旦建立并被普遍接受,法治就有了真正的民意基础。逐步加以实行的话,等于把每个人的“收入”(名誉、地位、财富)都按期如实发到自己手中,将这最应该属于自己的东西,真正从“大锅饭”转为“私有制”。再有“支出”(犯罪)时,就要从自己口袋里向外拿或从今后的应得中实扣,恐怕就很少有人愿意为犯罪“自掏腰包”了。到那时,不管中国人选择了什么制度,都可以大声向世界宣布:我们终于根治了“腐败”这个毒瘤!

   (注:其它相关文字,请去网页《新的里程碑》同名文字的链接流览。) _(博讯记者:自由发稿人) (博讯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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