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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日是一支飙升股?--质疑《联合早报》的专业操守
(博讯2003年12月05日)
  
    在新闻不大自由的中国大陆,尚且有敢说真话的《南方周末》,有敢于冒丢饭碗的风险报道河南爱滋村真相的记者,而在《联合早报》国际版这样一个说真话没有任何风险的地方,却接二连三地出现歪曲事实的报道。这些报道扭曲了基本事实,激化了中国国内以及华人世界的反日、仇日情绪。 (博讯boxun.com)

  
  
   月前发生在西安的反日风潮,一时闹得沸沸扬扬,大小媒体竞相报道。有的报道固然力求公允、客观,对日本留学生的低俗表演和中国学生的过激行为都有中肯的批评;但也有相当大一部分媒体似乎唯恐天下不乱,力图把一起文化冲突事件炒作为“辱华”的政治事件,为此不惜违背新闻工作的专业操守,以不实的报道来蛊惑人心、激化矛盾。如果这是北京控制的大陆媒体倒也罢了,因为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起,北京确曾默许和纵容民族主义思潮,以度过天安门事件后内外交困的危机。然而时至今日,连北京当局都觉察到了狭隘民族主义的消极影响,因而西安反日风潮后香港《大公报》和《文汇报》等境外北京直系报章于11月5日和7日接连发表评论文章,对西安反日风潮中暴露出的狭隘民族主义意识和反社会行为提出尖锐批评,尤其是最先发表不实报道的《文汇报》,能够以这样的方式亡羊补牢,可谓难能可贵。相形之下,某些并非由北京控制的媒体,——如新加坡的《联合早报》——以不实的报道来火上浇油、推波助澜,事后又不澄清事实的行为,便格外引人注目,令人不能不产生疑问。
  
   笔者提出《联合早报》报道不实,绝非空穴来风,试举例以明之:
  
   11月2日,联合早报以《日本媒体指责中国“反日” 教育》为题刊出新闻综述,该文前半部份引述了香港《星岛日报》的报道,后半部份则来自该报驻日记者提供的消息:
   “据本报东京通讯员符祝慧报道,针对西安西北大学上星期四爆发的反日示威事件,日本媒体纷纷强调日本师生的没有恶意,反而把矛头指向中国政府的‘爱国’和‘反日’ 教育。一名中日友好人士则表示:‘中日关系近期越来越坏,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该报道举例云:
   “另一份日本主要报章《朝日新闻》为有关示威事件做了一个大特辑,其中却强调日本学生并没有恶意。《朝日新闻》在报道和评论中反复指出这三名日本留学生的身上分别写上了‘中国’、‘心形符号’和‘日本’,其实是带着强调中日友好的意义进行表演。该报还指出,在抗议活动中,有中国学生殴打了日本学生,而中国媒体却没有加以报道。”
  
  看了以上报道,读者会得出什么印象?肯定是日方对日本学生的错误毫不认账,反而指责了中国,这怎能不令人义愤填膺,益发地想要游行示威抡拳头呢!然而实际情况究竟如何?笔者曾浏览日本各主要媒体关于西北大学事件的报道,发现日本媒体无论属何种政治倾向,一无例外都指出日本留学生表演了趣味低俗的节目,被《联合早报》记者点名的《朝日新闻》,于11月5日发表社论对日本留学生的下流表演提出了严厉批评,且在该报言论版刊载了读者批评日本留学生的来信。这是日本传媒对事件基本事实的认知和判断,《联合早报》的报道中居然只字不提。和很多中国大陆报章一样,《联合早报》也回避了西安学生和市民的过激行为,没有提及示威中标语口号充斥污言秽语、示威者冲击西北大学留学生宿舍、前往劝阻的中方教职员和无辜的日本留学生遭殴打以及日本餐厅被砸等事件(若不是“修理”《朝日新闻》时不小心漏出了一句,《联合早报》笔下的西安风潮便真是一场很理性的和平请愿了。)也就是说,某些媒体似乎有意剥夺读者对全部真相的知情权,以引导民众对事物做出错误判断。据悉西安参与风潮者近万人,而真正在现场观看过日本学生表演的是极少数,绝大多数示威者其实是被校园内大字报的煽情宣传推上街头的。媒体不加调查核实便把大字报上添油加醋的传闻当新闻报道,原本就有违新闻工作的基本规则,何况西北大学校方很快就确认日本学生并无“辱华”意图,而某些媒体为追求新闻的轰动效应,仍然轻率地在“辱华”上大做文章。西安风潮闹到那样的规模,媒体恐难辞其咎。大陆媒体因多年形成的特殊思维方式,这样做还不足为怪,最奇怪的是《联合早报》竟也去凑这份热闹,真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再举一例。《联合早报》的报道指出:
  
   “中日两国关系,除了受到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参拜靖国神社之举的影响,近期发生的齐齐哈尔毒气事件、日本人组团到珠海买春都引起中国民众的不满。可是,在日本,对于这些事件的报道并不多。相反的,近期以日本人为受害者的报道却经常成为头条,如中国留学生在福冈杀死日本一家四口的案件、日本退休人士在沈阳被诱拐的事件等。许多日本保守派政客将这些事件作为攻击中国的好材料,并不时想办法要将之升级为政治问题。”
  
   不错,日本传媒对杀人案和拐骗案的社会关注度超过政治新闻,特大刑事案件从来都是社会新闻的重中之重,用作头条新闻是经常的事。至于说珠海买春案和西安反日风潮“报道不多”,却不符合事实。尽管这两起事件对日本民众心理的冲击度低于那两起命案,日本传媒报道的相对量并不少,而且是按焦点新闻处理,否则,《读卖》、《朝日》等大报怎会发表社论予以评述?
  
   我们可以设想,如果一个日本留学生在中国犯下灭门弃尸血案,一个中国退休商人在日本被绑架,我们的报章会不会置之不理?会如何报道?如果日本市民按照西安学生在反日风潮中发泄愤怒的方式行事,在日华人将遭到怎样的厄运?
  
   日本与其他发达工业国相比,的确比较“排外”且对异文化缺乏宽容,但即使是在这样一个国度,尽管中国人的犯罪活动恶化了日本人对华人的印象,给石原慎太郎之流右翼政客提供了发表排外言论的口实,日本的出入境管理机构也开始严控发给中国留学生的签证,可是没有一个生活在日本的华人因为报章报道了中国人犯罪,就受到恐吓和打骂,日本的街头没有出现过要华人“滚出去”的游行队伍,也没有哪个日本人提出要“抵制中国货”(日本市场上的中国货数量种类之多,绝不亚于中国市场上的日货,甚至日本品牌的商品也多是在中国制造的),更没有一家华人的企业被捣毁。即使是民族主义倾向最为强烈的大报《产经新闻》,也于10月27日刊出秀明大学教授玛可斯寿子的文章,呼吁公众不要因为个别中国留学生的犯罪歧视中国学生,而要加倍关怀他们的生活。这些有目共睹的事实,惟独《联合早报》视而不见,这也颇令人费解。
  
   更可笑的是,《联合早报》还以中国文革时期红卫兵小报的手法,根据自己的需要乱贴标签。请看以下这段报道:
  
   “日本媒体昨天开始针对有关示威事件作出各种报道和评论。其中,反华色彩强烈的富士电视台昨天还特地请人在节目中表演了那个被指侮辱中国人、引发数千名西安学生上街示威的“下流”舞蹈项目,然后让评论员和演员在现场进行讨论。日本一名评论员就说:“对这样的一个表演抗议,实在不可思议。”另一名评论员也指出,日本电视节目中经常出现这类型的表演,成为搞笑节目的组成部分,因此,他也很难想像这么一个表演为何会引起示威活动。”
  
   日本人不理解这种节目为何引起示威,和日本人自身的文化背景有关,本文暂不讨论。而富士电视台真是一家“反华色彩强烈”的电视台么?恐怕不见得。首先,中国官方电视台CCTV国际频道能够在日本卫星频道播出,是由富士电视台和大仓商事联手促成的,至今富士电视台还是央视国际频道在日本代理公司的主要股东之一;其次,富士电视台三年前起陆续播放《小留学生》、《我的太阳》等反映旅日华人生活的纪录片,创下同类节目收视率的最高纪录,极大地改善了日本民众对华人尤其是留学生的印象,增进了中日民众的相互理解;最近富士电视台为纪念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25周年,又播出了由中日两国合作拍摄的电视连续剧《远嫁日本》。仅此二例便足以证明《联合早报》贴的标签根本站不住脚。一家“反华色彩强烈”的电视台,何苦要做这些有益于中日友好的事情呢?至于在节目中重现某个焦点问题的细节并请评论员发表意见,在日本的民间电视台新闻栏目中原是常用的手法;而且该评论员发表的意见还不及《大公报》、《文汇报》的评论尖锐,和“反华” 如何搭得上干系?
  
   笔者提出以上意见,目的不是想说日本人这样好那样好,而是认为媒体的报道必须实事求是才能令人信服。不实的报道只能蒙骗不知情的民众,知情者看了则很容易对该媒体的品格打上问号。以客观公允的报道服务于大众,本是新闻工作者的基本操守,像《联合早报》记者这样以缺乏事实依据的一己之见对读者施加影响的做法,实在不像一个中立且正直的大报记者应有的行为。
  
  《联合早报》关于西安反日风潮的报道,反映出的究竟是一般意义上的技术失误,还是一种固定方针的产物?回顾今年以来《联合早报》关于中日关系问题的两篇报道,不能不引起深思。
  
   首先是关于“慰安旅行”的问题。发生在九月中旬的日本人珠海集体买春事件之所以几乎演变成政治事件,主要原因是由于事情发生在“9.18”国耻日前后。但是日本人旅游时买春是常见的现象,到任何国家、任何地区都有类似的行为,何以证明日本“黄军”是抱着政治目的,瞄准中国国耻日而来的呢?
  
   日本华人发行的《中文导报》记者张石、陈鹰经过实地调查,于10月9日在该报发表文章指出:
   “这次大陆媒体虽然对此事件做了‘轰炸式’报道,但仔细阅读其来源,大多引自同一个新闻来源,其中也不乏以讹传讹之举。如在10月2日以後,中国媒体广泛引用日本《夕刊富士》的一篇报道,说日本公司老板已承认这是一次‘慰安旅行’,因此‘集体嫖娼’事件已得到证实。本报记者仔细阅读《夕刊富士》的报道,虽然极尽渲染之能事,但其报道没有超出这家公司对事件的解释。另外,认定‘慰安旅行’就是‘集体嫖娼’,也是望文生义的误解。该公司表示,我们没有进行‘买春在中国是重大犯罪’的训示,不能否定有社员轻率做这种事情的可能性,而大陆媒体等将此报道为:‘我们不知道在中国买春是一种犯罪行为,以为那儿也如其他地方一样,可以轻易‘完事’’,并把这句话‘移花接木’,说成是这个建筑会社的社长的话。”
  
   原来根据就在于这是一次明目张胆的“慰安旅行”。凡懂日语的人都知道,“慰安”一词在日文中只是犒赏、慰问之意,很多日本公司在招聘员工的启事上就会写明:本公司福利包括每年一次慰安旅行。但不懂日语的中国人一听到“慰安”二字,往往会直接理解为侵华战争时代的慰安妇,殊不知当年的日本侵略者使用“慰安”这个中性词恰是为了掩盖他们践踏妇女尊严的罪行!
  
   追根溯源,那篇引起轩然大波,为“中国媒体广泛引用”,刊载在日本《夕刊富士》上的报道,出自何处呢?原来又是《联合早报》。该文最早刊载于10月2日的《联合早报》,署名为东京通讯员符祝慧,后经中新网转发,再被中国大陆的多家媒体引用。因此骇人听闻的“慰安旅行”和移花接木地将自己凭空捏造的话杜撰为建筑公司老板的话,都属于《联合早报》的“原创”。一个有社会责任感、有专业素养的记者在遇到“慰安”这一容易产生歧义的词汇时,理应按中文习惯译为“慰问”,或加注说明,以免挑起事端。可是该报道的作者不仅照搬日语词汇“慰安”二字,还捏造“轻易完事”的“社长谈话”,不明真相的读者怎能不被这样的报道误导呢? 对这篇报道的负面效应,《中文导报》的评述可谓中肯:“一些媒体出於泛政治化的情绪,用移花接木、以讹传讹式的报道,使这个事件偏离了它原有的内涵和外延,也模糊了事实的真相。”
  
   如果《联合早报》的这位记者不懂日语又不了解日本社会,出此差错尚情有可原,但从《联合早报》其他专栏文章透露的信息可以知道,她是一位长期旅居日本、精通中日双语的华人,这样做就难免令人心生疑窦了。好比某人看见两个邻居打架,不去劝架倒也罢了,偏偏还去搬弄是非,设法拱火,惟恐人家打得不够凶,彼此间仇恨不够深。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由于半个多世纪前的那场战争,中国人民心灵上留下了很深的创伤。但中国有句老话:“冤仇宜解不宜结”,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着想,与其不断积聚和强化仇恨,导致悲剧重演,不如加强沟通和交流,逐步化解昔日的恩怨。中日两国人民都是同一个地球的居民,共存共荣才符合两国绝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和愿望。当然,要化解这份历史恩怨并非易事,为此双方都应付出努力,下功夫培养两国人民间的友谊,用沟通的办法消除因文化背景不同而形成的隔阂,冷静地妥善处理日常产生的种种矛盾冲突。如果听任、纵容乃至挑动仇恨升级,抓住一个局部或偶然的事件就大做文章,把仇外等同于“爱国”,把耍横当做“扬国威”,那就非但损害中国的国际形象,且会在许多方面自食恶果。
  
   问题是现在颇有一些人特别不爱听改善中日关系的呼声,一听到这方面的言论,立即斥之为“汉奸”,仿佛定要冤冤相报,斗得水火不容,直到陷进中东式的怪圈,让百姓们过上人间地狱般的生活才觉得过瘾。这里面最让人感到惊讶的,就是本当持客观立场的《联合早报》的那位符记者,看到马立诚的《对日新思维》(姑且不讨论马文观点是否还有可商榷之处),竟比中国的偏激分子还要着急上火,忙使出“右翼青睐”的杀手锏加以痛击。请看今年2月14日,《联合早报》发表的符祝慧的署名文章,标题十分醒目:《人民日报马立诚鼓吹不要再追究日战争责任文章受日右翼好评》。文章称:“以鼓吹不要追究日本战争责任,认为日本已经解决战争谢罪问题的中国人民日报评论部主任马立诚的评论文章《对日新思维》广受日本保守言论界的青睐。”
  
   该文还提到:“日本两大保守派杂志《文艺春秋》和《中央公论》在这个月内转载了《对日新思维》,并给予极大的评价。有一篇日本评论文章还指出,《对日新思维》论文中的论调“客观”,认为中国民众如果能够赞成这言论才算是真正了解日本。”
  
   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中国人,对因某出戏剧“受到刘少奇赞扬”便不由分说地批之为“毒草”之类事例不会感到陌生。根据《联合早报》提供的信息,显然只有日本“右翼”在为马立诚叫好,于是一下子干脆利落地将有关“新思维”的讨论推离了学术观点之争的轨道。九个月来,《联合早报》这篇文章被中国及海外的中文报章及网站广泛引用,和上文提到的“慰安旅行”一样以讹传讹,成了爱国网民大骂马、时二人是“汉奸”、“卖国贼”的“铁证”。
  
  麻烦的是,所有在日华人都清楚地看到,恰恰是除极少数右翼外,日本传媒不分政治倾向,都对马立诚的文章十分“青睐” 。
  
  《联合早报》这篇报道的第一个常识性错误,便是在标题上混淆了“右翼”和“保守派”的区别。殊不知日本政界的保守派(也有人称之为右派)并不等同于右翼。保守派虽然在历史问题上有民族主义倾向,但在现实的政治和外交领域仍是务实的,例如它反对日本摆脱美国成为独立军事大国,主张日本变为“普通国家”却不愿从根本上破坏日本与邻国的关系。近年来在日本政界成长最快的便是这一派别。而右翼则极力主张日本摆脱美国,成为独立军事大国,并不惜发展核武器,声称要以武力解决日本与邻国的领土纠纷,露骨地宣扬对亚洲各国的种族歧视、煽动民族仇恨的极端民族主义者。这类“新纳粹信徒”在日本是极少数,不愿中日关系改善,喜欢炒作中国对日强硬的言论,希望中日矛盾升级的便是这类人。这个派别操控的杂志《SAPIO》不仅对马、时二人的“新思维”毫无反应,而且在其他媒体关注“对日新思维”之际发表了“胡锦涛是比江泽民更大的反日派”的专栏文章。
  
  再者,日本言论界普遍关注马立诚提出的“对日新思维” ,与日本政界和知识界在中共十六大后急切想了解中国对日政策走向的心情有关。尽管不同政治倾向的人有不同的出发点,但是给“对日新思维”加上“受日本右翼(实则保守派)青睐”的断语,显然与事实大相径庭。以有“亲中传统”的《朝日新闻》和经常批评北京的《产经新闻》作对比,截止到12月1日,《朝日新闻》涉及马立诚和时殷弘的“对日新思维”报道已有十一篇,比《产经新闻》的同类报道还多两篇。缘何偏说马文“广受日本保守言论界的青睐”呢?何况《朝日新闻》外报部部长、资深中国通加藤千洋两次发表署名文章介绍马立诚的观点。众所周知,这位加藤先生非但不是右翼或保守人士,还是一位对中国怀有深厚感情、常年为中日友好奔走的老记者。这种颠倒黑白的报道实在令人对《联合早报》取舍新闻素材的标准深感困惑,他们究竟是认为凡介绍马立诚文章者均应划入日本右翼或保守派阵营呢,还是以为惟有日本右翼和保守派对马立诚观点的关注才值得报道?
  
   《联合早报》这篇报道还给读者留下这样的疑问:那篇所谓称赞马文的“日本评论文章”是谁写的,发表在何处? 按照新闻报道的基本规则,除非出于保护消息提供者的个人安全及隐私的需要,应该公布被采访者的姓名、身份和采访日期、地点,引用文章应写明作者、标题和出处,如果真有那么一篇“评论文章”问世,应是公开发表的作品,毫无隐去作者姓名和文章标题的必要,不知符记者为何要替这篇她不赞同的文章保密?笔者很想拜读这篇文章的全文,却无从查找。
  
  同一篇报道还引用翻译马立诚文章的《读卖新闻》记者“彬山佑之(实为杉山佑之——笔者注)”的话,说杉山“认为马立诚的言论客观,建议更多的中国评论员能够向该论文看齐,拿出勇气来建立中国对日本的新思维”。
  
   笔者阅读了杉山的这篇文章(刊登于《中央公论》2003年3月号),发现全文共有六处出现了“客观”的字样,现摘译有关句子如下:
  
   第一处:“马氏对中国国内具有强烈民族主义色彩的“反日爱国”言行进行了彻底批判,撕下了充满无知与偏见的日本观的假面具,力求客观地审视日本的现实。”
   第二处:“曾担任中国媒体驻东京特派员的人士称,即使我们写了客观评价日本的报道,媒体也不会刊用。”
   第三处:“很多中国人的日本观,不是基于客观事实,而是来源于深植于民族感情的强烈反感。”
   第四处:“马氏趁党中央新老交替之际率先向言论界投石问路,倡议在客观事实的基础上建立(中国的)对日观”。
   第五处:“只有客观地评论日本不需要勇气,才能称之为‘新思维’开花结果的时代。”
  
   第六处:“马氏对日本民族主义抬头也敲响了警钟,日本面对崛起的中国不应感情用事,而必须以客观的眼光注视这个大国的现实。”——可能是由于这种日本对华温和派的典型言论不符合“受日本右翼好评”的大标题,《联合早报》的报道对这句话只字不提。
  
   杉山的文章从始至终没有直接称赞马文“客观”,没有“建议更多的中国评论员向该文看齐”,同样也没有《联合早报》所引用的 “中国民众如果能够赞成这言论才算是真正了解日本”这样的字句。杉山的文章中倒是谈到:“光靠马氏的论文,想要改变民众中根深蒂固的反日感情和对日本的误解是不可能的。今后的中国能出现多少像马氏一样有勇气的评论者,将是左右对日外交新思维前途的关键。”
  
  总之,《联合早报》应当感到难堪的是,真正的日本右翼并未如他们所愿地起来赞扬马立诚的文章,而包括左派和中间人士在内的各类媒体又没有按他们的希望闭上嘴。其实,《联合早报》的编采人员若不赞成马立诚的观点,完全可以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态度,撰文予以驳斥,何必援用中国文革时代“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的逻辑,搬出日本“右翼”作杀手锏呢!这和凭借新闻话语权的言论暴力,封杀他人的思想、言论有什么区别?尤其这种暴力来自一家从未受到红色“斗争哲学”熏陶的海外华文大报,格外令人匪夷所思!
  
   从以上例证可以看出,移花接木、偷梁换柱或无中生有,至少在《联合早报》的日本报道中不是“偶尔为之”。不妨再举一例:今年1月,该报刊登驻东京通讯员符祝慧关于钓鱼岛问题的报道,其中有这样的段落:“现年80多岁的井上清以历史资料为中国辩护。在受访时,他多次向笔者强调日本政府在争夺领土上咄咄逼人的野心。”几天后,《联合早报》的交流栏目刊登一名香港读者的的投书,指出井上清教授已于一年多前的2001年11月去世。井上清生于1913年,享年88岁,如果到2003年还健在,那么应是一位年近九旬的老者。如果说“80岁”只是由于数学基础不好造成的笔误,那么一个已经过世的人何来“现年”?又如何能够接受《联合早报》记者的访问?到底是记者在不知道井上已经逝世的情况下“移植”了七、八年前受访人在世时的采访而未加说明还是纯属子虚乌有的杜撰?——当然,若是井上教授死而复生或是那位符记者像《长恨歌》中的方士一样有“上穷碧落下黄泉”的超人本领,可以另当别论。
  
   对于这样直接关系到新闻操守的重大问题,《联合早报》非但对香港读者的来信未作任何正式回应,更未对这起事关职业操守的重大错误表示任何歉意,却在日后悄悄修改了电子版上的该报道,在“受访时”前加上了“1997年”的字样,但是“现年80岁”仍然原封不动,看去真是不伦不类。可惜他们没有神通一一修改转载该文的中国网页,因而读者仍可从以下网站读到这篇可以与《纽约时报》前记者杰森・布莱尔媲美的奇文。
  http://www.reportchina.org/139.htm#MAILLISTDOC1
  《联合早报》删改过的电子版文章如下:
  http://www.zaobao.com/special/china/sino_jp/pages/sino_jp060103.html
  
   《联合早报》在世界华文报界是个特殊的存在。虽然在新加坡本地,它的读者量和影响力远不能与英文《海峡时报》相比,但在中国大陆,却是除香港《文汇》、《大公》等北京直系报章之外网站未被封锁的惟一境外官方华文大报。据悉它每天150万次的点击率绝大多数是中国大陆读者创下的。它的另一特殊性在于,虽然涉及新加坡的内政外交问题仍受制于政府的政策,但在不直接涉及新加坡的问题上有着广阔的言论空间,这也是它的国际版备受信息闭塞的中国读者青睐的原因。加上中国大陆读者对境外媒体的信赖度原本高于境内媒体,以为境外媒体立场中立,不会造假,因而它的报道及评论在中国报章及网站的转载率从境外媒体的角度看是惊人的,说它是中国大陆影响力最大的境外华文报也不为过。正因如此,《联合早报》上一些片面不实的报道危害就更大。
  
   遗憾的是,在新闻不大自由的中国大陆,尚且有敢说真话的《南方周末》,有敢于冒丢饭碗的风险报道河南爱滋村真相的记者,而在《联合早报》国际版这样一个说真话没有任何风险的地方,却接二连三地出现歪曲事实的报道。这些报道扭曲了基本事实,激化了中国国内以及华人世界的反日、仇日情绪,它们也许不及日前国际新观察盘点出的网络假消息那么恶毒,影响却更加恶劣且深远。因为这些报道毕竟来自一家本来有着良好声誉的华文大报。
  
   人们知道《联合早报》有志于在中国大陆公开发行,为此在一定程度上考虑中国国情,在报道中国问题时作些软处理,原是可以理解的。但若以为要赢得北京官方的支持,就可以无视新闻操守,信口雌黄;或者自作聪明地把“反日”当成一支飙升股,肆意炒作,表现得比北京官方和中国百姓更偏激,那就不仅会误导民众,还有可能损害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而对下属记者缺乏诚信、违背职业道德的行为,只要符合“反日”的“政治正确”,便采取得过且过、包庇纵容的办法瞒天过海,那只会弄巧成拙,毁掉《联合早报》的声誉和读者对它的期望。《纽约时报》因“杰森・布莱尔丑闻”被全世界传为笑柄的前车之覆,应是《联合早报》的后车之鉴。 _(博讯记者:自由发稿人) (博讯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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