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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刘水

    2月17日新华网发布杜导斌案的新闻通稿《我国进一步审理杜导斌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海内外各大网站几乎都作了转载。官方对正在审理的政治案进行公开报导，是近20多年来少见的。《纽约时报》、《亚洲周刊》等著名媒体，对2月1日开始的第二次海内外签名，要求人大审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呼吁书进行大量的报导，将1000多名海内外华人学者、作家、律师、异议人士对刑法105条第二款的质疑广泛传播。同时，湖北孝感市检察院以“证据不足，退回当地警方重新调查”。其次，全国人大、政协会议将在3月3日、5日相继召开。湖北警方的新闻通稿在这样三重背景下出台，现出湖北警方在公众和媒体的良性压力下，警务有限度透明的一面，同时，不排除官方对声援杜导斌两次网络签名活动的间接回应。新闻通稿透露出湖北警方模糊矛盾的办案思路，埋下枉法的痕迹：

    其一、警方发言人称“据当地公安机关侦查，杜导斌还与境外一些机构、组织、个人相勾联，接受其资助”──据杜导斌妻子黄春蓉证实，杜导斌从来没有接受海外的资助，警方指证的所谓“资助”，实际上是杜创作所得的合法稿酬。警方有意掩盖的这些境外机构、组织，实际上是在所在国合法注册的媒体，或者是联合国下设的合法组织。杜导斌是独立中文作家笔会会员，独立中文作家笔会是国际笔会成员之一，国际笔会是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合法注册的非政治非赢利组织。警方难道是在指称杜导斌与国外媒体和联合国下属机构勾结？

    其二，再按照警方逻辑，中国的科学家、专家、学者等公民在国外媒体发表文章，难道还要考虑这些媒体的政治倾向如何？如果发表文章，都是与他们“勾结”，接受其资助？警方完全可以将这些黑名单公开，让人们判断这是些什么组织。中国法律没有禁止公民向海外投稿，那么，按照基本法律常识，只要法律不禁止的，作为公民就可为。湖北警方何来“勾结”、“资助”之说？

    其三、警方发言人指称“杜自2001年以来，先后撰写２８篇文章在互联网上张贴，采取造谣诽谤的方式煽动颠覆中国的国家政权、推翻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在警方没有公开这28篇文章之前，“造谣煽动”暂且存疑。言论自由是宪法35条保障的公民权利，在个人言论不涉及泄露国家机密和诽谤个人隐私的前提下，并不构成犯罪。在警方的公开发言中，并未提及杜的文章超越了哪些法律规范，那么，煽动颠覆从何说起？靠文章、靠一个人就能推翻现行制度？

    其四、警方发言人称“在案件办理中，杜导斌对其涉嫌的主要犯罪事实供认不讳。”──据杜导斌案代理律师莫少平说，杜只承认28篇文章是自己所写，但不承认自己的文章触犯了法律。如以上其一的判断，言论自由的实质是发表（出版）自由，宪法也明确规定公民有出版自由的权利。出版权利是对法人机构而言，作为公民个人，对应为发表的权利。这里且不探讨政府垄断出版机构的深层原因。那么，警方何来的杜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其五、警方发言人指称“并根据境外一些机构、组织、个人的要求，在境内网站为其张贴和炒作煽动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的文章。”──首先张贴海外文章属于思想观点交流的范畴，并不违法；其次，按照互联网管理条例，国内网站都有审帖制度或者敏感字句屏蔽的技术手段，这些指称的“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的文章”何来张贴在国内网站？

    需要阐明的是，公民有权力对政府提出批评，批评权是知识分子的天赋权利，它本身没有善意与恶意之别。批评者如果没有捏造事实，而是出于良知和正义批判政府和社会，那不是批评者的错，而是这个制度和社会存在太多的弊端和丑陋。如果警方拿出确凿证据，证明杜导斌有造谣嫌疑，那也不构成“煽动”。警方的逻辑是将“造谣”等同于“煽动”，造谣不是煽动的充份必要条件。再者，制度的弊端触目皆是，何必费心费力冒坐牢的风险造谣呢？就算杜导斌有造谣嫌疑，没有造成社会恐慌的任何事实，哪来的“颠覆”？一个“书呆子”，一枝笔，真能煽动颠覆国家，这样的宝贝人才，政府怎么早不利用他颠覆人吃人的资本主义制度？杜导斌可是政府公职人员啊。

    杜导斌案再次验证中国5000年来不断被重复的民间判断：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文字狱是悬在中国人头顶的一把利剑。

    2004年2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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