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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国祥:对于几个重大问题的意见
(博讯2004年6月05日)
    

     抚顺师专离休干部 姚国祥 (博讯 boxun.com)

    (2004年5月)

    一年一度的两会早已闭幕了。修改了宪法,修改了政协章程;总结了一年来的工作,提出了今年的工作任务;……。许多代表、委员,对于当前的一些重大问题,提出了不少意见和建议。作为共产党员,也想对某些重大问题,提出一些看法。


(一) 我国的教育。

    我国是世界第一的人口大国。解放以前,一穷二白,教育落后。建国以来,党和政府大力发展教育,初步改变了教育落后的局面。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人们对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我国的教育工作,也存在着不少突出的矛盾。


(1)教育投入严重不足。

    我国在学学生占全世界的四分之一,而教育经费只占全世界的百分之一。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即GDP)的比例,发达国家为4.5%以上,发展中国家为3.9%,而我国长期在2.7%左右徘徊。2002年,教育部声称已提高到2.9%;而去年,为了批驳联合国一位高级官员的批评,又突然宣布已提高到3.41%。即使情况属实,也没有达到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在世界各国中排名一百几十位之后。

    早在2002年两会期间,有的人民代表、政协委员,就曾经提出国家应当将教育投入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例,增加一个百分点,即增加大约一千多亿元,完全用之于九年制义务教育(特别是农村),真正做到免费上小学、初中。可惜这些正确意见,并没有得到采纳。可以批准几十个亿盖国家大剧院,可以用十多个亿买豪华座机,可以允许每年公款吃喝掉一个长江三峡工程,就是舍不得拿出钱来办教育。(国家大剧院是“形象工程”,投资二十七亿元,由最近发生屋顶坍塌事故的法国戴高乐机场候机厅设计人设计,今年即将竣工。国家大剧院内有三大剧院,共有5473个座位,平均每个座位造价近50万元。参照浙江省标准,每所希望小学造价25万元。27亿元投资,可建5473×2=18946所希望小学。投入使用后,每月电费就约需400万元,可以建16所希望小学。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自1989年创立以来,15年累计接受海内外捐款22亿多元,资助了250万名贫困学生上学,还援建了9508所希望小学。每一百所农村小学中,就有两所是希望小学。国家大剧院的投资,超过基金会十五年接受捐款五亿多元。豪华座机是当时国家领导人仿效美国“总统一号”而在美国订购的,耗资12亿元多,在精细装饰时还被美国中央情报局安装了二十七个窃听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给西部、给农村基础教育增加几十亿元的投入,但是,这同增加一个百分点的要求,仍然有相当大的距离。

    有些地方,不仅不增加对教育的投入,反而向教育伸手要钱。比如抚顺市,学校的所有收入,一度必须由市里“沉淀”(即提成)40%,后来又改为“纳税”、上交38.5%,去年才宣告取消。全市的“重点小学”、“重点初中”和重点高中,成了市、区的生财之道。扩建“重点学校”,增设“分校”,大量招收“择校生”,收取“择校费”,每生最多可达二、三万元以上。而所有这些收入,都由市、区直接掌握,成为重要的“财政收入”。市财政局信托投资公司更长期占用省拨幼儿教育经费。各区甚至拖欠、挪用教师工资,买轿车,盖新办公大楼,还威胁老师:“谁反映,谁下岗!”对于这些领导干部来说,“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只不过是一句空话。


(2)关于高校扩招。

    高校连年扩招,给更多的中学毕业生开拓了升学的空间,也将为国家培养更多的较高层次的人才。现在的问题是:

    高校过度扩招,而教育经费并没有大量增加,实际上挤占了基础教育的经费,影响了基础教育的发展。

    在“教育产业化”、“教育走向市场”的驱动下,以陈至立部长为首的国家教育部,不顾人民群众的实际收入水平和承受能力,大幅度地提高高校学费,造成“穷人的孩子上不起大学”、甚至“上不起学”的严重局面。必须指出,要求学生、家长负担一定比例的非义务教育阶段的学习费用,是可行的。但是,必须从中国的国情出发。让中国这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老百姓,去承担数倍于发达国家居民承担比例的学习费用,实在是极不合理的。每逢新学年开学,不少学生、家长叫苦连天。而以陈至立部长为首的国家教育部却置若罔闻、无动于衷。国家教育部振振有词地辩解:已经采取了种种助学措施。人们不禁要问:这些措施,能够从根本上解决“穷人的孩子上不起学”的问题吗?就以银行贷款来讲,现在已经出现了还贷难的问题。这不仅造成了“穷人的孩子”的思想负担和债务压力,而且也增加了银行的经营困难和不良资产。

    高校扩招,也给高校毕业生就业和社会劳动就业带来了新的压力。近几年来,高校毕业生的实际就业率,都在70%以下。重新出现了“毕业即失业”的现象。

    高校过度扩招,一些高校办学条件准备不足,又造成了教育、教学质量的相对下降。

    教育要先行,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教育的超前性,也必然受到经济发展水平和群众生活水平等条件的制约。这也是毫无疑问的。


(3)关于素质教育。

    目前中小学教育状况使人忧虑。

    高校扩招,并没有缓和升学矛盾。由于就业困难,只有考上重点高中、名牌大学,才容易找到出路,于是在新的层次上展开了更激烈的竞争。中考、高考,仍然是学校教育的指挥棒。升学率,仍然是评价学生、学校的唯一标准。一切为了升学,是许多学校的办学宗旨。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指出:“学校是对未成年人进行思想道德建设的主渠道,必须按照党的教育方针,把德育工作摆在素质教育的首要位置,贯穿于教育教学的各个环节。要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思想道德建设极为重要的任务,纳入中小学教育的全过程。”用这个标准来衡量,很多学校是很难使人满意的。不少学校忽视德育工作和思想教育。学校的政治理论课,长期得不到重视,在教学中脱离思想实际、脱离社会实际的现象相当严重。班主任工作的重点只是抓好学习,很少关心学生思想、道德方面的修养和进步。不少学生,不关心国家大事,不了解社会实际,“两耳不闻天下事,一心只读圣贤书。”

    “减轻学生负担”,已经空喊了多年。许多学校都是“七进六出。”毕业班则更要“加班加点”,一般晚八点半放学,星期六或星期日也不例外。不仅累坏了学生,也忙坏了接送的家长。2002年,一位江苏农村重点高中的学生(毕业班)向我说:早五点半上学,晚十点半放学,回家还要做作业,从学校出来,只想躺在地上睡一觉。上课、作业、考试,就是许多中小学学生的全部生活内容。从幼儿园开始,就要进“特长班”。从上小学开始,就要参加“补课”。有的新课还没有上,就要先“补课”。这真是中国教育的怪现象。出现了这种怪现象,学生的体质不断下降,近视率不断上升,就是必然的了。最近国家教育部宣布,学生的体质,已经连续十八年下降。记得清代的民族英雄林则徐,针对鸦片的祸害说道:几十年后,将无可征之银,将无可战之兵。我也想说一句决不是危言耸听的话,我国的中小学教育如果继续这样办下去,后果将是更为严重的!


(4)关于教育资产重组。

    国家教育部把“教育资产重组”作为教育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先是高等学校的并校。接着实行中等师范、中等专业、中等技术学校的撤消、并校。

    据告现在的中小学教师都已达标,今后不再需要培养中师毕业生了,甚至大专毕业生也将“饱和”,今后只需几所省属师范大学培养本科毕业生就可以了。于是,艺术幼儿师范首当其冲。全省“五朵金花”,包括全国知名的辽宁省艺术幼儿师范学校,纷纷凋谢,最后发觉有点“不妥”,才勉强保留一所沈阳幼师,代替已不存在的省幼师在全省招生。同时,全省所有的中师,包括几所全国知名的中师也纷纷落马。剩下几所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摇摇欲坠,在撤消和保留的夹缝中求生。

    事实又如何呢?我到过几所农村学校。一所小学,七名教师,仅有的一名师范毕业生,还是过去的新宾县简易师范学校(现教师进修学校)的毕业生,其余都不是师范毕业生,有些还根本没有学历。另一所小学,也是大同小异,仅有的一名中师毕业生,还没有正式在籍。所谓“已经达标”是根本不存在的。随着公办幼儿园的大量停办,大批合格的幼儿教师改行,而大量出现的民办幼儿园,又缺乏足够的合格的幼儿教师。目前的幼师毕业生供不应求。

    这次“教育资产重组”的结果是:“优败劣胜”,一些知名的优秀的学校下马了。而一些教育教学质量较差,或从来没有办过幼师专业、艺术专业的学校,却新起炉灶,办起了这样的专业。在搬迁、重组过程中,国家财产(这是人民的血汗啊!)遭受重大的损失。我曾向省有关领导作过反映,省领导派省教育厅计财处长到抚顺市调查了解,在亲眼目睹之后,也感到极为痛心。


(5)关于设置重点学校。

    是改变设置几所重点学校(主要是重点高中),重点加强,重点倾斜,重点扶植……的时候了。

    在设置重点中学的当时,就存在着不同的意见。但是,从当时国家百废待兴,财力有限,而又急需人才的情况下,倒也有它的必要性。现在时间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年,如果仍然只着眼于重点加强几所重点学校,而忽视一般学校的充实、提高,那就不利于国民素质的普遍提高,不利于有用人才的大量涌现,不利于教育资源的共同享有。

    特别是农村的办学条件急待改善和加强。有些学校,没有图书资料,甚至看不到报纸、杂志,没有实验仪器、教学设备,更没有计算机、电教设备,仅有一台风琴,踏板声比键盘声还大……

    这种状况,难道还要长期存在下去吗?


(6)关于幼儿教育。

    幼儿教育(学前教育)是未来人才的奠基工程。幼儿教育是基础教育的基础。幼儿教育是整个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幼儿教育虽然不属于义务教育,但它应当得到同义务教育同样的重视。国家的教育经费,应当包括投入幼儿教育的经费。

    现在的问题是,许多地方,许多领导机关,甚至教育部门(包括国家教育部),对于幼儿教育,都不够重视。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几个部委关于加强幼儿教育的意见,得不到认真贯彻执行。以抚顺市为例,抚顺市妇联主办的唯一一所幼儿园,教职工工资已连续多年只能60%开支,最近连60%也不能保证;医疗费、采暖费、维修费长期得不到妥善解决。自称要为妇女、儿童谋利益的市妇联,对这种现象漠不关心,视若无睹。这几年,抚顺市不顾实际情况,要求公办幼儿园全部实行“自收自支”,也给本来已经十分艰难的公办幼儿园雪上加霜。……所有这些情况,曾经多次反映,但得不到重视、解决。2003年11月初,我路经北京,专程到国家教育部反映情况,基础教育司主管幼教的一位副司长不在;幼教处仅有的一名工作人员——处长——出国了,从北师大借来一位同学在幼教处收文件、接电话,不能处理工作。我给副司长、处长留了一封短信,至今没有下文。

    在公办幼儿园大量停办的情况下,大量涌现了民办幼儿园。这本来是一件好事。但是,许多民办幼儿园没有适用的园舍,场地狭小,设备简陋,混班教学。有些幼儿园缺乏合格的幼儿教师。许多民办幼儿园幼儿教师的工资待遇、劳保福利、医疗费用等,都得不到合理解决。……总之,要求民办幼儿园规范化办园,按照教师法合理解决幼儿教师的各项待遇,是使民办幼儿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中国教育发展纲要和中国妇女、儿童发展纲要,都提出要在几年内普及农村一年制、两年制学前教育。关键是要落实。现在农村的学前教育,大部分是在小学内设立学前班,进行一至二年的学前教育。而农村学前班的幼儿教师,没有固定的编制,没有固定的工资待遇,不少没有经过专业培训。为了实现上述纲要,应当给农村小学学前班增加一、两个教师编制(每班),解决她们的工资待遇,并且有计划地对她们进行专业培训,……。否则,所谓几年内农村普及一至二年学前教育,也只能是一句空话。

    ……

    2003年9月9日到20日,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一位教育权特别报告员,对中国教育进行了两个星期的考察。当记者问及:“中国教育政策上有什么值得骄傲之处”?她毫不客气的回答:“没有,中国在教育上的投入比例,几乎比任何一个实行义务教育政策的国家都低,即使是非洲的穷国乌干达,在确保人民受教育权利方面,都比中国做得好。”“中国即使在公共教育投入确实占GDP的3.41%,也与联合国建议的教育投入占GDP的6%的标准相差甚远, ……”

    国家教育部当然批驳了这种批评。那么,老百姓怎么说呢?有的说:“我看了那个联合国女发言人对中国教育批评的录象,……想一想人家说的没错。我们确实有问题。希望国家真的建立合理的教育制度。如果庄稼没有收成,那是一季;可是如果教育没有搞好,那可是一代几代啊!”


(二)谁应当成为改革开放的最大受益者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大力推进改革开放,给我国带来了经济的繁荣,社会的进步,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但是,谁应当成为改革开放的最大受益者?谁又是实际上的改革开放的最大受益者?……

    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工人、农民,是社会的主体,是政权的基础。改革开放,工人、农民,应当成为最大的受益者。让少数人先富起来,最根本的还是要带动广大群众,特别是工人、农民这个主体,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

    实际情况又如何呢?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十多年来,贫富分化的现象,已经发展到令人不安的程度。我国的基尼系数,早已突破了0.39的警戒线,达到了0.458以上,超过了某些发达国家。一方面,一批亿万富翁已经出现。另一方面,一些企业亏损、破产,大批职工下岗、失业,农民收入增长缓慢,贫困人口大量存在。“专家指出,据联合国统计,中国大陆目前百分之十八的人口每天的生活费不足一美元,也就是说,中国目前仍然有两亿三千五百万人生活在国际贫困线之下。”

    工人、农民的经济地位、政治地位不断下降。改革开放以来,已经有5000万以上的职工先后下岗,至今仍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失业、待业,依靠“低保”、救济,度日如年。贫困农民,更是“活得很累”,活得很苦。《中国农民调查》的作者(陈桂棣和春桃),在淮北平原的一个村庄里,见到许多农民“家徒四壁,一贫如洗,令人震惊。”“有一户农民,全家用卖菜得来的五元钱就过了一个春节,生活的窘迫,甚至不如共产党刚刚夺取中国政权后的五十年代初。”许多下岗职工、农民工,涌入一些民办企业、私营企业、合资企业打工,忍受一些苛刻的劳动条件。他们往往每天劳动十小时以上,工资不能按时兑现,没有劳动保障,甚至没有劳动安全。不少地方又出现了“包身工”的现象。请看一则报导:“北京包身工每天工作13小时,偷逃被打得跪地求饶”。“身高不过1.65米,浑身干瘦的贵州民工李昌明昨天向记者讲述半月前在房山尤家坟附近砖厂的遭遇时,眼睛里还透出惶恐的神色。”他说:“这里的工作实在太苦了,每天拉着满满一车砖,一干就是十二三个小时。平时就吃白水煮白菜、米饭,我们实在撑不住了,可工头不让走。我亲眼看见一个工人逃跑后被抓回来,被工头拿铁锹打得跪在地上直求饶。”(可怕的是,面对现实,某些人竟然企图粉饰太平。据报导,国家教育部要将夏衍的《包身工》一文,从学校教材中删除。这篇声讨旧社会的檄文,在解放五十五年之后,竟然遭遇这样的命运。“此地无银三百两”?)

    一位经济学家也指出:“五届人大代表当中,来自普通工人和农民阶层占了40%以上。而现在,农村人口占64%,但他们的代表仅占全国人大代表的8%,与五届人大时期的21%相比下降了很多。并且我们还规定,与城市相比,农村4倍的选民选举一个代表。来自普通工人的代表也越来越少,从五届人大时期的27%下降到九届人大时期的11%。……在党的代表大会中,也有这个问题,领导干部的比重非常高,有时占到75%以上。”

    还必须指出,某些改革,是以牺牲大多数群众的利益、牺牲社会主义成果为代价的。人们感叹,充分就业,公费医疗,免费上学……等等所谓“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离我们越来越远了。就以近来喧嚣一时的供暖改革:“一户一阀”来说,原有楼房,在楼道里,重新打洞按管,弄得千疮百孔;室内已有装修,重新撬开,连接管道。遍地狼籍,劳民伤财。据说是因为采暖费收不上来,今后要由个人负担,交费供暖,不交费不供暖。人们不得不问,如此众多的“弱势群体”,连维持最低生活都有困难,交不起供暖费用,是不是活该挨冻了?“文化大革命”,我国经济濒临崩溃边缘,但是,企业职工、机关干部、学校教师……工资是有保证的,供暖是有保证的。想不到到了号称已经“总体上实现小康社会”的今天,竟然会走到这么一步。我国北方,冬季严寒,零下二、三十度(我在赤峰一带,经历过零下四十多度),又饿又冷,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情。真要“不交费不供暖”,冻死几个无力交采暖费的,不知道怎么向老百姓交代?今年四月,我在锦州亲眼目睹了“一户一阀”改造完的情景,楼道里,几根大粗管竖在那里,既破坏了整个楼房的美观、结构,又造成了居民的不便。我想,总书记、常委、总理、部长是决不会住到这样的楼房里去的,省委书记、省长、市委书记、市长,甚至城建局长、供暖公司经理,也不会住进这样的楼房里去的。苦了的,只是我们这些老百姓!

    改革开放,目的是为了全体人民的幸福。这就是我们检验改革开放成果的最高标准。


(三)对于科学发展观的一点理解.

    最近,胡锦涛同志多次提出,要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并且对“科学的发展观”,作了很好的表述。

    在这方面,我也要谈谈自己的学习体会。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内容是实事求是。所谓“实事求是”,我赞同毛泽东同志的科学表述:“‘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

    首先要尊重事实,还客观事物以本来面目。科学就是要老老实实,来不得半点虚假。弄虚作假,文过饰非,浮夸、吹捧,……都是同科学的态度格格不入的。1958年的“大跃进”,曾经给我们深刻的教训。“大跃进”成了“大跃退”。“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带来了三年困难时期。可惜我们常常忘记这些教训。不是说已经“总体上实现小康社会”了吗?不是有一些地方要“提前实现现代化”、“提前全面进入小康社会”吗?五千多万职工下岗,几千万人失业、待业,一千九百多万人“享受”“低保”,几千万农民还没有脱困,二亿多人生活在国际贫困线以下,……所有这些,在那些地方、那些领导的眼里,似乎都不存在了。这能说是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吗?

    要尊重客观规律,按客观规律办事。“人无回天之力”,说的是事物的发展,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人不能“创造”规律,也不能消灭规律,必须遵循事物内在的规律性来办事。“人有回天之力”,说的是人们可以认识客观规律。掌握客观规律,利用客观规律,困势利导,改天换地。建国以来,在经济工作和其他各方面工作中,我们都走过弯路。究其原因,是对客观事物的规律性缺乏认识,或者是对客观事物的规律性不够尊重。凭主观意志办事,凭长官意志办事,那有不栽跟斗的?

    社会化大生产,要求两大部类之间、两大部类内部、社会供需之间,有一个协调的比例关系。否则,社会化的大生产就会出现混乱、出现危机、出现中断。所谓“计划经济”,就是遵循这个客观规律,通过调查研究和计算、预测,事先规定各方面的比例关系。由于我国人口多,生产力发展水平不高,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情况复杂,计算、预测,很难准确;加上在执行过程中,不能因地制宜,统得过多过死,因此,在实行计划经济的长时期里,出现了种种弊端。但是,决不能因此而否定社会化大生产必须按比例发展的客观规律。我们实行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也决不应当认为按比例发展的客观规律就不复存在了。在按照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办事的同时,也必须遵循社会化大生产必须按比例发展的客观规律。市场机制,市场调节,有它的优越性,但同时也有它的盲目性。局限性。当前出现的投资过热、重复建设,就是这方面的具体表现。我们加强宏观调控,正是从全社会的“大局”出发,克服各个地方、企业的局限性、盲目性,寻求社会化大生产中的协调的比例关系。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对企业生产实行国家干预,也是这个道理。总之,全面否定计划经济,把过去经济工作中的种种弊端全都归罪于计划经济,以至于否定社会化大生产必须有一个协调的比例关系的客观规律,同样是错误的。按客观规律办事,是持续、健康、快速发展的根本保证。

    人们常常说:“发展是硬道理”,却忘记了:“社会公正也是硬道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缺乏社会公正的发展,是畸形的发展,是不能持久的发展,是不得人心的发展。著名经济学家王绍光就曾经指出:“1988年-1989年上半年,有30%的人生活水平绝对下降。当时的改革不叫下岗,叫优化劳动组合,结果改革的步骤就放缓了一些。”“1993年以后,在小平南巡推动之下,出现了新的改革大潮,……同一时期又是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时期,如果从1993年、1994年算起的话,年平均增长率在8%以上。在财富大量涌现的时候,也有一批人生活水平绝对下降,将近5000万人从岗位上下来了。这不能看作是一个必然现象。如果有更好的机制的话,更公平地分享改革成果是完全可能的。”“这里承担代价的不仅仅是城市中的下岗职工,还有相当多的农民。……农民生活水平,包括医疗、教育等方面的指标,下降得十分严重。”“之所以说它不是个必然结果,是因为在指导思想、再分配机制、普通民众的表达与参与机制上都有需要检讨的地方。”他还进一步指出:“经济增长前面要加很多限制语,比如公正、民众参与、环保等等”。“从历史上看,有很多国家,有某段时间经济增长是很快的,但后来都出了大麻烦。……增长不一定带来稳定,这是研究发展的专家早就得出的结论”。“效率和公平并不存在绝对矛盾。许多跨国家和跨时段的实证研究发现,长期来看,比较公平的国家平均经济增长率要高于不公平的国家。”

    早在1999年,著名经济学家胡鞍钢就发出警告:中国将再次进入社会不稳定时期,其突出表现为:世界上最大规模的经济结构调整;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下岗洪水”和“失业洪水”;世界上最显著的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世界上基尼系数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世界上最大范围的生态环境破坏。……

    当不公正的现象长期存在、继续发展的时候,社会稳定就不复存在了,动乱就产生了,革命就出现了……


(四)“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

    我对“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的认识,可以归纳成以下几点:第一,提出“三个代表”思想,并无不可。特别是强调党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更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第二,“三个代表”的思想,并不是什么理论创新。对于“三个代表”思想的重要论点,毛泽东、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早已作过全面的深刻的阐述。第三,“三个代表”思想,没有形成系统的自成体系的理论。“三个代表”思想中的某些理论观点,不够严谨。更不能同在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几个方面形成系统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相提并论。第四,把“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说成是“当代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第三个里程碑”,……更是属于浮夸、吹捧之词。第五,近几年来,“说一套,做一套”的情况越演越烈。有些地方,有些领导,“三个代表”,念念有辞,实际却干着损害人民利益的事情。

    “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现在已经入党章、入宪法了。在“十六大”之前,十届人大二次会议之前,不少同志----包括一些曾经担任过党和国家领导职务的老同志,都提出过不同的意见。但是,忠言逆耳,良药苦口。有些领导同志,只喜欢听顺耳的话,听不得半句不同的意见。于是,“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也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并列,成了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

    有一位孟令伟先生,曾经向十届人大二次会议“建言”:《关于慎重对待“三个代表”入宪的建议》,值得一读。现在将它摘要在下面:

    2003年10月,我在燕南评论上发表了《一个公民对修宪的十条建议》,其中的第三条为“慎重对待‘三个代表’的入宪”,谈了我对该问题的一点看法,并“建议‘三个代表’不直接写进宪法为好”。时值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召开之际,我再次建议----慎重对待“三个代表”的入宪问题。现将理由说述如下:

    “三个代表”立意虽高,但考其本由,归根结底是对中国共产党的要求,行其贯彻,主要见于全党上下的学习教育活动,将此有特定针对性、理论教育性的要求作为国民公法的指导思想恐怕不妥。……

    “三个代表”内容虽丰,但从理论的广度深度及社会功能看,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并列还勉为其难,作为同等的宪法指导思想也就显得牵强。对任何一种理论的评价都应当讲求尺度,应当实事求是,应当在理论比较和实践功能的考察中为其定位。凡是学习过马列的人大都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创立了马克思主义是由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三大部分组成的,马恩全集共50卷,这是一个博大浩瀚的理论海洋。从实践功能和社会影响看,无论从哪个角度评价,19世纪以来没有任何(社会)理论能跟她相比。列宁主义在共产主义理论中仅次于马克思主义,列宁的著作多达60卷,同样是卷帙浩繁。列宁主义也是由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理论三大部分组成的,其巨大的实践功能和广泛的国际影响是人所共知的。从某种意义讲,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功能和社会影响是通过列宁主义实现的,所以后人并称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在中国革命的长期实践中形成的,她开创了一条中国式、抑或是东方式的马列革命道路,这条道路将艰难复杂的革命引向成功。由于中国是亚洲第一大国,又是世界性大国,所以毛泽东思想的实践功能和社会影响也是很大的。毛泽东的著作虽然从数量上不及马恩和列宁,但也构成一个较为完整的体系。邓小平理论主要由三卷本文选构成,数量当然不多。但邓小平理论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进程的影响无庸置疑,贡献是独特而深远的。她引导中国告别了长期的闭关锁国和左的运动,走上和平的改革开放和建设道路。中国社会能有今天这么大的变化,邓小平理论功不可没。邓小平理论也是由多方面的内容组成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出台的大部分内外政策,都能直接间接地从邓小平理论中找到渊源,而且这个理论直至现在仍然影响着中国的进程。总而言之,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都经过长期的或较长时间的历史锤炼,都是由多个部分或多方面内容组成的独立性、时代性突出的理论体系,都具有很强的实践功能,都对历史和社会进程发生了重大影响,在一定意义上都做出了划时代的贡献,在一定时间内都经受住了历史的检验。相比之下,说“三个代表”具有这些特征就勉为其难。我们尽管可以说“三个代表”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一脉相承,但却很难说“三个代表”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产生了划时代的影响,经受了划时代的历史检验。而不具有这种意义、影响和检验,也就很难成为相对独立的思想旗帜,在这种情况下,作为指导思想入宪就显得勉强。另外,一种概括的重要思想和像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样庞大的思想体系并列,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反过来,一个庞大的思想体系也绝不是一个或几个重要思想能够概括的。……

    “三个代表”概括性虽强,但相似的概括还能举出不少。事实上,我们很难区别“三个代表”和其他类似概括在指导性上有什么本质的不同,或有时显的高下之分。所以也就很难证明为什么“三个代表”能入宪其他类似概括就不能入宪。而在若干年之后,又会有多少人晓得这种概括的含义呢?在“三个代表”之前,就有“三讲”、“三个有利于”等提法,在“三个代表”之后,又有“两个务必”的提法。如果我们将这些概括性提法和“三个代表”放在一起进行比较,就会发现她们都具有类似的指导意义。……既然“三个代表”能入宪,那“三个有利于”、“两个务必”是不是也应该单独入宪?……

    “三个代表”的提出用心良苦,作为对中国共产党的要求无可非议。但她并不是仙丹妙药,不能包治百病:也不具有原法的功能,不可能观照万事万物。宏观性很强是她的最大特点,但宏观性很强的思想写进宪法却不易施行。……其实,“三个代表”作为一种纲领性要求,具体贯彻落实还有一些标准、分寸的把握问题。比如,什么是“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流行歌曲、卡拉OK文化(按传统观点,这些都是西方资产阶级的腐朽文化形式,但现在在中国已经很大众化了)是先进的还是落后的?交响音乐过去在欧洲是贵族音乐文化,现在在中国被称为“高雅文化”,这算不算“先进文化”?抑或是“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什么文化?里面的封建糟粕当然是落后文化了,但被一些人认作精华的部分是否就是“先进文化”或是“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了?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是“先进文化”还是准先进文化?网络文化从形式看应该属于“先进文化”,至少应该是“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但从内容看那就是很复杂了。还如,什么是“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最广大人民”的范围如何界定?什么样的利益才是“根本利益”?既不是“最广大人民”、又不是“根本利益”的那些利益需不需要代表?城市流浪者的利益、失地农民的利益、被行刑逼供的嫌疑犯利益算不算“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要不要代表?诸如此类的标准、分寸、范围的把握是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其次,对代表的好坏、程度以及代表不代表还存在由谁判断的问题。是代表者判断还是被代表者判断,是领导判断还是民众判断,是媒体判断还是法官判断,这其中是大有文章和大有区分的。宪法要求明晰,方好施行,需要进一步明晰和解释的思想不便入宪,不然就会造成施行上的困难。

    从中外历史看,人格化的理论、思想入宪并不是惯例,而恰恰是特例。在一定的情况下,特例也许是必要的。但如果将特例延续下去成为惯例,就会发展为荒谬。宪法来自西方,而西方国家不允许将人格化的理论写进宪法(认为这样做带有宗教色彩,不符合宪法精神),不管这种理论公认度有多高,社会影响有多大。中国历史上的第一部宪法----清廷颁布的《钦定宪法大纲》,规定了皇权的至高无上性,并没有人格化的思想和教义。辛亥革命后的几部民国宪法,虽然良莠不齐,也没有人格化的指导思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体现人格化指导思想的只有1982年的宪法。但1982年入宪的人格化指导思想是作为“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组成内容写进去的,所以有其特定的背景。1999年邓小平理论入宪,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并列,可以看作是“四项基本原则”的延伸,是一种特例。但如果将特例延续下去,那就有可能变成惯例。从逻辑上讲,既然三代领导人的重要思想入了宪,那么四代领导人、五代领导人以至N代领导人的思想就有个入宪不入宪的问题?入,要不了多少代,宪法文本就成了指导思想的汇集地;不入,道理上又不通,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本性就是随著时代的发展而发展,不可能在某一代停止了。其实,不仅宪法有这个问题,党章也有这个问题。解决的办法不妨借鉴一下历史: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召开“八大”,修改的党章不再提毛泽东思想“是一切工作的指针”,就是比较明智的做法。……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邓小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创始人。但是他们都很谦虚。毛泽东同志一度还要求不再用“毛泽东思想”的提法。他们的功过是非,历史、人民,自有评说。但是,他们决不会自我吹嘘,自我标榜,把所谓的“理论创新”,硬要同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并驾齐驱的!


(五)腐败是“毒瘤”

    一个时期以来,随便走走,“道听途说”,都可以听到不少不满的言论。对党和政府最不满意的事情,第一是下岗,在城镇里,几乎每家都有下岗的。第二是腐败,这是长在身上的毒瘤啊!第三,是学费太高,收费太多,上学太难。

    群众对腐败,不仅是不满,而且是痛恨。不少群众,把今日的腐败同国民党时代相比。有的说:共产党的腐败比国民党的腐败还历害。

    腐败现象,越演越烈,触目惊心:人数越来越多,金额越来越大,手段越来越恶劣。有的已经和走私集团、黑社会相勾结,形成了一股邪恶势力。

    二00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中纪委、中组部和中央政法委的报告披露:至十二月二十七日止,0三年党政部门、公安、司法机关、国家事业部门干部,涉嫌犯罪立案一万二千一百四十件;涉嫌犯罪人数一万三千二百五十五人,已被检查部门立案起诉。其中,县处级干部,五千四百七十一人:区局级干部,一千零五十八人;地厅级干部,二百零二人:省部级干部二十四人。已立案的一万二千一百四十件案子中,涉及钱财在一百万元以上的案子,有九千二百一十件:一千万元以上的案子,二百三十多件:一亿元或以上的案子,有二十一件。

    下面是中纪委、监察部2003年7月25日一份简报上揭露的材料:经审查,全国八十五个城市的隶属于四大商业银行的六百七十多家分支行,有高达百分之九十八的银行做假账、虚帐,并持有二至七、八本各种形式的账册,应付检查。山西省政府、太原市政府、河南省政府、郑州市政府,政府部门人员编制,有百分之八点五至十点四是虚设的。这种情况已连续存在五至七年。虚报人员的工资、津贴,每年达一亿八千二百万至二亿一千二百万无,被内部侵吞。国土部门到厦门检查,证实厦门城市地区土地已经全部[出卖]完,是全国首个百万人口大城市土地告卖罄。但有七百多亿土地资金下落不明。七月中旬,一查上海周正毅案才知,上海土地开发资金四千二百亿元,其中高达三千亿元下落不明。七月十六日,湖北省政府六名厅局级高干(财政、国土、税务等部门),企图从广州白云机场登机,经泰国外逃到澳大利亚!结果在机场贵宾室被一网打尽。这伙人随身携带美元、澳洲元外币,多达四百三十万元。五月十一日清晨,珠海海面一艘朝公海逃窜的快艇,与炮艇发生了枪战。快艇被撞毁,艇上人员五死三伤,在该快艇上搜出一千多万美元现钞、二十公斤黄金。中枪死者中,有数名来自云南省的高级干部。截至二00三年六月三十日,半年的时间,31省市自治区,由于涉案腐败,干部失踪、外逃、自杀死亡的人数总计:失踪6528人,外逃8371人,其中县处级以上3908人,自杀死亡1252人。

    批地卖地,房地产开发,国有企业改制,成了新的腐败源泉。2004年1月《新民周刊》刊登的《腐败暴富流程图解析》一文中邵道生答记者问说:

    “当今新一轮的重大腐败案件往往是围绕着超大规模工程展开的,围绕城市的‘折迁圈地’和农村的‘项目圈地’展开的。很简单,因为这种腐败操作简单,最能赚钱,能在短时间中使人暴富。当今什么资源最值钱?当然是土地,它没有公开的市场价,级差特别大,一些土地的价格,往往全在于当官的一句话,一进一出都以亿来计算。据统计,自80年代末以来,因为土地转让中违规现象所造成的国有资产流失每年都达100亿以上。譬如,那个原温州市副市长.浙江省建设厅副厅长杨秀珠在任副市长期间将超过人民币亿元的地价,5000多万元就批了出去。慕绥新从1997年到沈阳市任市长至2000年,沈阳财政收入一年损失数十亿元。沈阳黑老大刘涌请马向东吃饭,临走时,顺手给马向东秘书一包钱,总计2万美元。事后,马向东作为回报,将价值3.5亿元的沈阳中街商业区一块2.4万平方米的用地,以行政划拨的方式无偿划给了刘涌。单是取得中街这块商业用地,刘涌一夜之间就增加资产3.5亿元。”而刘涌给予慕、马的“回报”,又是可想而知的。“除去上面讲到的土地资源方面的腐败现象,在国有企业改制等方面出现的‘权力资本腐败’,也是极其严重的。据国资委前不久公布的数据,中国经营性国有资产大约有十万亿元。(《国际金融报》2003年12月19日)……腐败分子却将‘国有企业的出售’、‘改制’视作为‘唐僧肉’,将它看作是‘腐败的最后一次机会’或‘腐败的最后一顿晚宴’,因而一些‘有权人’、‘有钱人’用不捞白不捞来‘激励’自己,千方百计损公肥私、中饱私囊,一些地方一窝蜂出售巨额国有资产,一些地方的案例表明,有的以恶意‘拍卖’为手段,疯狂占有国有资产;有的以‘公司’脱钩为幌子,将国有资产变为私人企业,大肆侵吞国有资产……一位读者给我写来他们那里的情况:这里正在掀起一股‘拍卖热’,原来效益好与不好的企业,现在全都一卖了之。至于这个企业的资产是怎么评估的,那些人评的,工人一概不知。有时连厂长也没有权利评估。最后拍卖的价格是政府一些官员与‘外商’协商的结果。……上述外商为何要打上引号的,因为其中很多人是‘内商’,是‘披着羊皮的狼’。……一幢原县委政府招待所,卖了270万;一个县城中心的农机厂,卖了780万;一个造纸厂,卖了400万。(抚顺市何偿不是如此。曾是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工程之一的抚顺挖掘机厂,仅搬迁新址国家就新投资五个多亿。由于“败家子”经营,早已停产,二万工人下岗。现在仅以6000万元的价格连地皮、厂房、设备卖出。据说6000万元还可以分期付款,还可以向银行贷款!)“邓韦文先生在《规范国企改制杜绝国资流失》一文中指出,20多年来,在国有企业改革中,特别是大规模的国有企业重组中,国有资产流失比较严重。仅对1994年12.4万户国有企业清产核资调查统计,资产损失及挂账就达4438亿元;2002年,国家审计署查出由于违规担保、投资和借款以及决策严重失误等原因所造成的国有资产损失就高达72.3亿元。据报导,经济学界流传的一个‘比较认可’的数字是,近年来,‘国有资产每天流失一个亿’,一年就是365个亿”。“当今腐败案件的金额越来越大,十万几十万是‘小菜一碟’,百万几百万甚至上千万也不稀罕。这就加剧了中国社会的两极分化。……当今腐败案串案、窝案的比例大大增加,其中,有不少串案、窝案还围绕着一个地方或一个部门的‘第一把手’展开的,与此相关联的则是,被‘大的第一把手’领导的‘要害部门’的‘小的一把手’。同时,‘家族式腐败’已经成为一个很有‘特色’的特点……由此,腐败的现实就使暴富了的‘有权人’和‘有钱人’结成了生死利益同盟,在一些地区或领域已经形成了气候,成为一股能左右地方动向的势力,……”

    有些腐败势力,还同黑社会相勾结,或本身就是黑社会。他们结合在一起,在地方上贪赃枉法,为非作歹,一手遮天,危害群众。在辽宁省、沈阳市,副省长兼沈阳市长慕绥新,常务副市长马向东,省长张国光,副省长刘克田,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田凤岐等一大批贪官,和黑社会头子刘涌,都是拴在一条线上的蚂蚱。刘涌等黑社会头子,以慕、马等为靠山,扩大地盘、行凶作恶。而慕、马等贪官污吏,则通过刘涌等黑社会头子,进一步谋取私利。据揭露,刘涌还经常向当时的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田凤岐等“进贡”美女,供他们淫乐。这个田凤岐,是个十足的披着共产党员、副省级干部外衣的人面禽兽,每次淫乐之后,都要从女人身上拔下一根阴毛,后来在对田的住宅搜查的时候,竟发现田精心保管的阴毛数十根!

    刘涌的逮捕,直到刘涌的伏法,还暴露了某些司法部门的黑暗。其中有些问题,人们至今仍然被蒙在鼓里。刘涌入狱之后,据说还可以同外界紧密联系,以致于不得不几易拘留之地。铁岭中级人民法院初审判决刘涌死刑。省高级人民法院重审,没有否定任何事实根据和法律根据,以拘留期间有“逼供”为理由,改判死缓。还有二十位“学者”“专家”出来为改判叫好(据说每人都得了几十万元的“咨询费”)。这种丑恶的表演,当即激起了人们的义愤。最高人民法院不得不重新在锦州设庭重审,终审判处刘涌死刑。在锦州重审时,刘涌的家属、亲属,一律乘坐奔驰豪华轿车前往锦州。刘涌是黑社会发家的,他的全部资产,开始都来自强取豪夺,后来仗势经营,以致于现在成了富豪,而这次判决,只判处罚款1500万元,等于将刘涌非法所得的多少亿元合法化。……

    如此大量的省市级、厅局级干部贪污腐败,有不少领导干部是边贪污边提拔,如此千方百计为刘涌等黑社会头子开脱罪责,……人们不禁要问:省委领导,有关组织人事部门,应当负什么责任呢?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难道不应当向人民作出交代吗?现在的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是不是也是田凤岐那样的“衣冠禽兽”?……

    腐败是毒瘤。如果不坚决切除、排毒,毒素就会流窜全身,危及党和国家的生命。胡锦涛总书记指出:对腐败官员发现一个,坚决查处一个。2004年1月11日至13日,中央纪委第三次全体会议提出,2004年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要认真贯彻“为民、务实、清廉”的要求,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的方针,惩防并举,注重预防,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的精神,通过扎实有效的工作,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是痛下决心,采取行动的时候了!


(六)人民群众应当成为国家的真正主人。

    仅仅有经济体制改革,而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不能取得最后的成功。

    政治体制改革的中心内容是:人民群众应当成为国家的真正主人。

    (1)从孙志刚事件说起。2003年3月17日,27岁的大学毕业生孙志刚上街没有带居留证和身份证,被错误地当作“三无”人员收留,在短短的三天时间里,3月20日上午,被管理人员和收容人员(在管理人员指使下)殴打致死。这一事件,经《南方都市报》揭露,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三位青年法学博士向全国人大上书,首次从民间建议对收容遣送办法启动违反宪法审查。许多人大代表纷纷响应。这一无视公民权利、草菅人命的事件,立即引起了各方面的关注和重视。经过紧急研究、讨论,6月20日,国务院公布《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废止了实行二十年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

    这个实行了二十年的“收容遣送办法”,是违反宪法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保障公民的合法权利,包括全体公民的人身自由和居留权等等。而这个“收容遣送”办法,在执行中又附加了许多行政和社会治安管理的功能,模糊了“自愿”和“强制”的界限,加上执行人员良莠不齐,知法犯法,出现了侵犯人身自由和财产权利和腐败等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孙志刚无辜被害,就决不是偶然的了。

    其实,早在2001年,广东省、广州市就已经发生过“骇人惨案”。2001年4月1日,四川南充的张小波,在深圳一家电子公司工作,被警方以“三无”为理由收容到海丰收容站。4月9日9点40分,张小波和另外24名收容人员,乘坐“粤ND0323”牌照的收容遣送车送往广州。收容站职工戴剑辉、巫久钦,如临大敌,带着警棍、手铐、催泪剂,把车门紧紧锁死。不料在遣送途中,10时40分,车子突然起火,戴、巫两人不仅不停车、开门、抢救,反而恐吓一番,继续开车。直到火势大起,停车灭火,车厢门已无法打开。令人不解的还有,戴、巫两人在起火后十八分钟,才用手机向上级报告,上级告诉立即报警,而报警的却是一位过路的司机。消防队员在11时40分赶到,车已基本烧毁。到了12点10分,残火被扑灭,25名收容人员无一生还,其中大部分是不到30岁的年轻人,有些还只有21岁。广东省、广州市的有关领导,并没有从这起骇人听闻的惨案中吸取教训,以至于两年之后,又发生了孙志刚事件。最近,广东省、广州市又以“贪污罪”(其实只是分了部分奖金)判处首先刊登孙志刚事件的《南方都市报》主编、社长徒刑七年。这不能不使人怀疑,广东省、广州市的有关领导,根本没有认识错误,吸取教训!

    在我看来,最根本的,还是我们的一些干部、一些工作人员,缺乏人民群众是国家的真正主人,所有的工作人员,都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有的工作人员,品质恶劣,凭借人民给予的权力,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无法无天。

    2003年6月10日的《检察日报》又刊登文章,质疑现在仍然执行的劳动教养制度。文章说:“劳动教养是一项极其严厉的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强制措施,它事实上完全剥夺了相对人的人身自由,法定期限在1年至3年,其严厉程度远比管制、拘役,甚至1年以下的有期徒刑重得多。中国行政法学研究会理事张步洪指出,根据我国《立法法》的规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和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司法制度等,是法律绝对保留的权力。劳动教养只能由全国人大或者全国人大常委会以法律的形式设定。在《立法法》生效以后,根据新法优于旧法的原则,也不应再适用《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对行政相对人适用劳动教养措施。……这种快速高效作用的取得有时是以当事人合法权利的部分丧失为代价的。目前,劳动教养实际上是由公安机关审查决定,缺乏必要的监督;而被决定劳动教养的人甚至没有申辩的渠道。此外,劳动教养因为没有严格、明确的对象和条件,存在被滥用的可能,不经司法程序就可以决定限制乃至剥夺公民自由,这也远远地超出了法治国家行政权对公民权利的处置权限,这显然不利于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利。由于劳动教养制度自身存在的一些缺陷,近年来要求废止劳动教养制度的呼声日益高涨。”

    如果公民的人身自由和合法权利都得不到保障,怎么说得上真正的当家作主呢?

    (2)倾听群众呼声,关心群众疾苦,真心实意地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

    这里只说说群众来信来访的问题。

    2003年12月8日,《 望东方》周刊发表了记者胡奎、姜抒的文章,报导了信访工作的情况。文章说:

    来自全国各地的上访大军,在首都北京汇成一道道强劲的“寒流”……2003年7月份以来出现的信访高潮,却是多年未见的……据权威官方资料,仅从今年7月1日到8月20日短短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到北京市委门前上访的就达1.9万人次,群体上访达347批;到中纪委门前上访的人员达1万多人次,群体上访453批,平均每天达100多人,最多一天达到152人,创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新高。……在这些上访案件中,40%是反映公检法机关问题的,33%和政府行政工作有关,13%反映单位腐败,11%是受到不公正待遇的,还有3%的人被认为“属于精神错乱”。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信访局提供给《 望东方》的统计数据显示:从今年1月1日到11月26日为止,共收到上访信件52852封,比去年同期增长了近五分之一;其中新信33369封,重信19483。在同一时间段,来全国人大信访接待室上访总件数为17063件,比去年同期增长了近三分之一。……另据官方人士披露,第一季度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县以上三级党政机关共受理群众来信来访量比去年同期增加6.5%。其中接待群众集体访批次、人次,同比分别上升9.9%和5.1%。第二季度,受非典疫情影响,各地信访量有所下降。但随着非典疫情的解除,各地信访量又迅速回升。6月25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北京“双解除”)至9月30日,国家信访局接待群众来访批次、人次,同比分别上升67.3%和58.4%。其他地区群众来访特别是群众集体访上升趋势也很明显。……国家信访局周占顺局长11月在接受新华社《半月谈》采访时,公开承认“今年以来,群众信访总量仍呈现上升趋势”。周占顺特别指出,近期以来,群众集体访、重复访和群众赴京访上升幅度大,人数多、规模大、持续时间长、行为激烈,在一些地方和行业引起连锁反应,严重影响首都北京和局部地区的社会稳定。……周占顺提出了引人注目的4个“80%”:在当前群众信访特别是集体访反映的问题中,80%以上反映的是改革和发展过程中的问题;80%以上有道理或有一定实际困难和问题应予解决;80%以上是可以通过各级党委、政府的努力加以解决的;80%以上是基层应该解决也可以解决的问题。曾在进京信访排行榜列第一的辽宁省有关高官对外坦承,该省进京上访者90%以上是有理上访,上访者中年龄最大的82岁,上访时间最长的达三四十年,95%是老上访户,上访案件中有三分之二为涉及司法机关的案件。……舆论界人士还认为,作为国家信访局的局长,周占顺的表态显示了新一届政府对信访工作非同往常的重视,他首次旗帜鲜明地提出“多数上访者有理”这一基本事实。在以往,一些地方官员长期习惯以打压的方式对待上访者,有的地方甚至打出“严厉打击越级上访的标语。……

    问题正是出在这里。有些领导干部,有些工作人员,以对立的态度对待群众的来信来访,不是欢迎,而是反感,不是热心帮助,而是无情打击。

    我也经常写信、送材料,反映对当前工作的意见.建议,被当作信访重点控制对象。一天,当时的抚顺市教委党委通知:市信访局的一位副局长找我谈话。我应约而去。市信访局不仅来了一位副局长,而且来了一位处长,一位工作人员。这位局长开门见山地说:“你写过不少信,其中不少都转回来了。”“上面对各市上访、来信,都有指标限制,市委书记、市长都在省里签字画押,立下了‘军令状’。如果超过指标,奖金就没了。……”“以后有什么意见,可以找我们谈谈,尽量不要再写信了……”一位处长还插言:“你写的这些信,没有什么用……”当时我郑重表示,感谢信访局领导对我的“关怀”,但是,向党组织反映情况、意见、要求,是党章赋予的权利。“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才是我们对待群众意见的正确态度,……

    后来,一位市委领导同志,又找我谈话,说什么:“你的意见有些是错误的,以后不要再向上反映了” ……判断意见的正确、错误,有时需要经过时间、实践的考验,谁也不能保证所提的意见都是正确无误的、十全十美的。党章可没有规定必须是正确的意见才能向上反映。……总之,党章明确规定:“及时向党反映群众的意见和要求,维护群众的正当利益”,是党员必须履行的义务;而“对党的工作提出建议和倡议”,“向党的上级组织直至中央提出请求、申诉和控告,并要求有关组织给以负责的答复”……又是党员应享有的权利。任何领导干部,都应当尊重党员的民主权利,保护公民的合法权利。把来信来访看作洪水猛兽,限制内容,限制指标,还能够认真倾听群众呼声、关心群众疾苦,把人民群众当作国家的真正主人吗?

    《 望东方》的文章又指出:“信访制度,作为中国最基本的民意表达制度,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史上发挥过一定的作用。现在涌现的信访高潮表明,这一民意管道堵塞程度严重,它呼噢新领导人从国家制度建设的宏观和深层,推进民意的社会与政治管道的重塑”;“今天汹涌的信访浪潮,对于致力革新的领导人来说,既是巨大的挑战,也蕴藏着推进政治改革的巨大机遇。”

    认识到人民群众应当成为国家的真正主人,认真处理好人民群众的来信来访,了解民意,体贴民情,倾听群众呼声,关心群众疾苦,人民群众才能真心实意地拥护我们。

    (3)我国的人权理论是有缺陷的。

    只强调生存权和发展权,不重视政治上的民主权利,是不对的。首先要推翻政治压迫、争取民主权利,才有可能取得真正的生存权和发展权。这已经被我国人民的实践和历史所证实。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人民没有政治权利,没有民主自由,能取得生存权和发展权吗?“好死不如赖活”是不行的。

    我看正是在这种错误的人权理论指导下,有些领导干部、工作人员,才如此不尊重群众的民主权利,践踏群众的人身自由。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五十五周年。五十五年了,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应当取得更大的进展。人民群众应当享有更多的民主权利。比如说,选举国家领导人,选举各级地方领导人,人民群众应当拥有更多的发言权。不能老是强调“文化落后”、“地区辽阔”等等,不适宜如何如何。多听听老百姓的意见,让老百姓有更多的机会表达自己的意愿总是可以的吧!由上届领导人来“钦定”下届领导人的做法,应当有所改变吧!对于政府、领导、干部,应当建立有效的群众监督制度吧!人民群众,他们的喜怒哀乐,他们的知心话儿,应当让他们痛痛快快地“飞出心窝窝”吧?……总之,人民群众应当成为国家的真正主人!


(七)繁荣哲学和社会科学的重要途径。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始终是繁荣科学、艺术,繁荣哲学和社会科学的正确方针。不分青红皂白,不论地点场合,一律“不准争论”;窒息不同意见,只兴一家之言;……所有这些,都不利于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和发展。

    理论决不应当屈服于权势。理论工作者应当坚定理想信念,不唯书,不唯上,深入实际,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勇于实践,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要肃清“文大”遗风。反对按照政治需要,根据领导意愿,歪曲和纂改马克思列宁主义。

    反对“两个凡是”,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对于毛泽东同志是适用的,对于邓小平同志也是适用的,对于任何人都是适用的。

    只强调学习邓小平理论和所谓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不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不够的。


(八)加强党的建设。

    (1)中国共产党章程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党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中国共产党党员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锋战士。”

    党的性质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党员必须是“工人阶级的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锋战士”。党决不应当接受剥削阶级分子和有剥削行为的人入党---即使现在把这些人改称为“社会主义建设者”。否则,党就丧失了工人阶级先锋队组织的性质;党员就不再是工人阶级的先锋战士。

    象这种关系党的性质的大事,应当认真听取全体党员的意见,并且得到全体党员的同意。

    (2)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宣传教育。

    近几年来,只强调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学习,忽视或不提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习。这是不正确的。

    马克思列宁主义没有“过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伟大功绩,在于他们用科学的分析证明了资本主义必然崩溃,必然过渡到不再有人剥削人现象的共产主义”;“在于向各国无产者指出了无产者的作用、任务和使命” ……(列宁)马克思主义诞生一百五十多年来,世界政治、经济形势和社会生活有了很大的变化。但是作为人类社会最后一个剥削阶级社会---资本主义时代并没有结束。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要长期存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仍然是我们的指路明灯。

    毛泽东同志虽然犯了严重的错误。但是,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思想仍然是我们党的巨大的理论财富。毛泽东同志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来解决中国的革命和建设问题,进行过深入的探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不认真学习毛泽东思想,就不能成为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对于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的无耻污蔑和恶毒攻击,掩盖不了毛泽东思想的灿烂的光辉。

    在为共产主义奋斗的伟大斗争中,我们仍然要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学习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解决实际斗争中的复杂问题。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同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变成自已的东西。

    (3)关于干部工作。

    绝大部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先后谢世了。他们都是在伟大时代中产生的伟大人物。我们面临的时代,将是一个更加伟大的时代,我们期待着更多优秀人物、伟大人物的出现。这就要求创造一个人才辈出的环境。

    要正确地执行德才兼备的干部政策,反对任人唯亲,拉帮结伙,“顺者昌,逆者亡”。

    不少干部部门,挑选干部,只看学历、文化,不注意是否具有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修养。有些领导干部,具备一定的学历和文化,但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方面却缺乏必要的准备。不少地方,选送干部到国外学习、进修、考察成风。外电报导,美国的哈佛,几乎被中国派出的进修干部所占领。我们要努力学习国外一切先进的东西。但是,我们培养优秀的干部,是培养在中国这块土地生根、开花、结果的优秀干部,首先要让他们了解中国社会,了解中国民情,首先要让他们树立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服务的思想,首先要让他们具有为中国人民奉献和奋斗的精神。一窝蜂地挤到国外,学来一些洋教条,对中国的情况却一问三不知,对中国人民却缺乏足够的感情,这样的人才,是很难称为优秀人才的!

    (4)中央领导要率先示范。

    最近,中央颁布了两个条例:党内监督条例(试行)和纪律处分条例。这是很好的两个条例。

    其实,有些问题,中国共产党章程已经作了明确的规定。关键在于认真去做。

    党章明确规定:党员的义务、权利,包括:“切实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勇于揭露和纠正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坚决同消极腐败现象作斗争”;“密切联系群众,向群众宣传党的主张,遇事同群众商量,及时向党反映群众的意见;维护群众的正当利益”。“在党的会议上和党报党刊上,参加关于党的政策问题的讨论;”“对党的工作提出建议和倡议”;“在党的会议上有根据地批评党的任何组织和任何党员,向党负责地揭发、检举党的任何组织和任何党员违法乱纪的事实,要求……”;“向党的上级组织直至中央提出请求、申斥和控告,并要求有关组织给以负责的答复”;……。

    2003年,我针对组织部门要求各单位退休党员将组织关系一律转到社区、由社区管理,而各单位关心下一代工作只靠离休党员支撑,即将“后继无人”的情况,向中共中央组织部(包括贺国强部长)、省委组织部、市委组织部、中国关心下一代工委写信,请求尽快解决这个问题并作出答复。后来又催办一次。但是,一年快过去了,至今问题没有解决,而连党章明确规定的“负责的答复”都没有。

    十六大、十届人大一次会议之后,新的国家领导人产生了。胡锦涛、温家宝等领导同志,一扫浮夸、吹捧、高高在上,不关心群众疾苦的不正之风,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了解民情,访贫问苦,为人民群众办实事,受到了人们的欢迎和拥护。

    相反的,江泽民同志不遵守“废止领导干部终身制”和十五大的共识,坚持继续担任中央军委主席……就是人们经常议论的话题。

    因此,中央的示范作用,各级领导干部的示范作用,极为重要。


(九)胡耀邦同志逝世十五周年了。

    他的一部分骨灰,留在了江西省共青团城,前去瞻仰悼念的人络绎不绝。在建国以后担任过党的主席、总书记的领导人中(毛泽东、邓小平、华国锋、胡耀邦、赵紫阳……),胡耀邦同志也是一位卓越的领导人。他关心群众,爱护干部,曾亲自接待、处理群众来信来访,主持平反冤假错案……。胡耀邦同志已经在许多干部、群众的心中竖立了一座不朽的丰碑。我们希望看到将对胡耀邦同志作出正确的结论。


(十)关心党的事业,关心祖国命运,关心下一代的健康成长,已经成为我们这些老共产党员的“习惯”了。

    我出生于1930年7月,七十四年的岁月,五十多年的革命生涯,一生坎坷,饱经沧桑。“长叹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我曾为中国人民的苦难而哀伤,也为中国人民的解放而欢呼。尽管从1955年的反胡风斗争开始,历次政治运动,我都首当其冲,在劫难逃,但作为一个经历了两个不同时代的老人,我对我所选择的革命道路,仍然是无怨无悔。因为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为中国人民无私奉献的信念,鼓舞着我和千千万万的人们。我们的命运,同党的命运,同祖国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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