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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清涟:从贫民窟的清除看贫民的社会权利 
(博讯2004年9月05日)
    

     作者:何清涟 (博讯 boxun.com)

    最近几个月来在中国颇受争议的深圳“梳理行动”,因其规模特别庞大(共拆除3,5 45万平方米违章建筑,清除出深圳的人数达100万之众),终于将中国政府一直强压在桌面下面的“城市贫民窟”话题凸现于公众视野之中。

    深圳市用行政手段铲除城市贫民窟,遏止贫民窟对城市的侵蚀,符合深圳市及该市居民的利益。但从人权的角度观之,却是民主制国家不敢为之事。即使与中国人最无法接受的比较对象,如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国家相比较,也可以看出中国底层民众是世界上最缺乏社会权利的群体。今年中国出现了许多讨论中国印度孰优孰劣的文章,这些文章的基调是将印度的落后拿来做参照物,证明中国经验的成功。中国前驻印度大使、现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高级顾问的程瑞声在人民日报网站强国论坛做客时,也持此观点。他的观点颇有代表性:印度的贫富悬殊是在资本主义的框架内出现的,中国的贫富差距是在社会主义的框架内出现,情况远比印度要好。

    这些文章很少涉及一个问题,中国与印度两国贫民的社会权利孰优孰劣。笔者在此姑且对中国、印度与巴西的贫民拥有的社会权利做一比较:

    首先,中国的农民没有自由迁徒之权利,即使到城市边缘居住多年,也不拥有合法的居住权利,子女亦无法与当地居民享有同样的就学权利,他们随时会被当作“城市垃圾”清理出去。而实行民主政治的印度,其宪法规定“一切公民均享受在印度领土内自由迁徙,在任何地方居住和定居的权利”。印度人离开出生地后,只要在新的地方找到工作,其 日常生活、子女上学等方面都和当地人拥有同等权利。根据规定,无论是贫民窟居民还是外来白领工作人员,只要18岁以上、在当地居住满5年以上,都可申请一张新的选民证,从而在政治上融入当地社会。除此之外,印度还有个规定,在一个地方居住30 年以上,这个地方就可以属于居住者。Amitabh Kundu 根据德里和艾哈迈达巴德的案例分析印度贫民窟土地使用权状况,指出印度城市贫民窟的土地使用权依赖于正式和非正式使用权体系予以保障。尽管德里和艾哈迈达巴德的贫困家庭很少拥有正式房产权,但由于他们拥有带照片的身份证、配额证以及其他居住证明,大都不担心他们近期会面临被驱逐出住地的处境。

    其次,中国的民众没有自由结社的权利。但印度、巴西等国家的底层民众却可以自由结社,为捍卫自己的权利而斗争。比如在号称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巴西,贫民们就拥有自由结社的权利,该国的“无地农民组织”是南美最大的社会组织,曾经发动过对总统府的冲击包围,并经常公开传播各种反抗技巧。而在中国,底层民众的任何组织(即使还只是雏型)及任何反抗,无一不被政府当作“危害社会治安”甚至“ 危害国家安全”的不安定因素加以痛剿。

    第三,中国的底层平民没有享受社会福利的权利。仅以公共保健系统而言,按世界卫生组织WHO的排名,在参与排名的191个国家中,中国居于第144位,而人均G DP仅及中国一半的印度,排名却在112位。至今为止,中国医疗保险的覆盖面在城市中平均为40%,在农村中则不到10%(8月19日《经济学家》一文中所引数据)。而印度政府则为进入城市的农民提供最基本的医疗保险。

    第四,中国政府对城市贫民窟当作政治疮疤讳莫如深,中国的媒体报道也总是将“贫民窟现象”当作印度、巴西等国流脓的疮口而非中国的现实,因此也就堵绝了社会救助之途。而印度城市贫民窟的贫民却可以得到各种社会帮助,以穷人为服务对象的德兰修女只可能存在于印度社会,并被尊为“圣者”、“贫民的光与盐”。而中国那些帮助艾滋病患者的人士,如高耀洁、万延海等,却无不受到中国安全部门的特殊“关照”,还被一些无良人士讥之为“图名图利”,想过正常生活都不可能。

    可以设想,如果中国的贫民们有足够的知情权、话语权,而且也有足够的学术能力对中国、印度与巴西几国的制度做一比较,他们得出的结论可能与程瑞声先生代表的精英群体将很不相同。

    深圳的“梳理行动”将难题留给了并无责任实体的中国社会,然而这些被驱赶的贫民与新增贫民并不会从中国土地上消失,他们只不过被迫沉淀到中国其它地方的任何角落,让其它地方承担城市贫民窟化的外部负效应。这个庞大群体生活状态的改善(不是彻底改变)有赖于制度变迁,而制度变迁的核心问题就是将贫民们本来应该拥有的社会权利还给他们。 (华夏电子报)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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