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昝爱宗:(中国大耻记)光绪之死
(博讯2005年2月0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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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兼向所有为改革献身的历史人物致敬 (博讯 boxun.com)

    
    
    1908年11月,大病中的西太后听说光绪帝闻太后病“有喜色”而发怒,说了一句恶毒的话:“我不能先尔(光绪帝)死。”
    
    在我们身边的大多数现代人看来,皇帝都是至高无上的享有无边权力的领袖,独裁者,可以对任何人发号施令。其实不然,像光绪这样的被称为悲剧型的爱国好皇帝,却一直是被软禁和监督控制之中,甚至一生都在被监禁着的。皇帝是真正掌权者的奴隶,是大独裁者的工具。尤其是那个名分上是“训政”的西太后,只能放任她卖国,祸国殃民,却不允许光绪爱国,否则必须让他以死报国,以死换取最后的自由。
    
    1908年11月14日,长期缠绵于无限悲愤与忧伤之中的光绪帝,饮恨逝于北京中南海的瀛台涵元殿,终年38岁,还是虚龄。这就是清朝第8代第9位皇帝的结局。时隔20小时,清王朝在实际上的最高当权者、统治中国将近半个世纪的“女皇”西太后,亦相继病死。似乎,西太后的死比皇帝的死更加“从容”。
    
    后人总结,当时按照光绪所掌握的实际权力来说,他还称不上是皇帝,只能说是首席执行官,也就是CEO——甚至连首席执行官的权力都不能,最后成为傀儡和摆设。至于谁是皇帝,明摆着就是垂帘听政的西太后那拉氏。
    
    历史的悲剧就是这样发生的,皇帝往往是挂名的,或虚职,不掌握皇帝名分的人,却牢牢掌握着权力,成为真正的皇帝。历史上,西太后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
    
    这些真正的皇帝,为什么不敢要这个名分呢?因为他们是害怕的,就像搞阴谋诡计的人一样,不敢把阴谋摆在桌面上,只敢在暗地里使坏。从古到今,接连不断。
    
    早在1874年,第8代第8位皇帝同治,19岁的载淳一病不起,死在养心殿东暖阁。此时,小光绪——载湉也只有4岁。因同治帝尚未有子,大清朝父死子继、一脉相传的帝系到此中断。此前的1861年,当咸丰皇帝在避暑山庄忧疾死去之时,清代帝统一系独传的皇位当然地留给了他惟一的儿子,年仅6岁的的载淳,史家早就说过“这可不是个吉兆,因为汉、唐、宋、明数代王朝一旦国运衰败,也总是继统乏人,不得不让小孩子掌管天下”,一直到最后,清末代皇帝溥仪登基,也不过是一个小孩子。
    
    朝代之衰落,是大环境的问题,单靠某个人是无法改变或延迟的。有心的光绪,连自己的命都不能保,还能保护国家和人民吗?
    
    载淳登台时是在1861年,也就是咸丰十一年,咸丰死了,6岁儿子接替,事实上真正获取权力的皇太后,选择了垂帘听政。17岁时,也就是同治十一年,在东西两宫皇太后的主持下,载淳大婚。此后,他随着“同治中兴”的“时运”滋长出帝王的威风,两大后不情愿地撤帘归政,退居幕后,1873年,也就是同治十二年,18岁的载淳开始亲政。
    
    正当中国的君主忙于争权夺利的时候,西方的美利坚民族主义者早在100年前就以通过开会的形式通过了《独立宣言》,以及后来被认为美国建国与国家保持强盛的纲领性文件《美国宪法》。
    
    后人论道:美国这个国家确实与众不同,在本该或有条件君主专制的时候没有君主专制,而是精心设计合理而科学的政体。美国不是先建国后制宪(夺取全国政权后制定和颁布宪法),而是先制宪后建国(先制定和批准宪法,然后依照宪法建立国家政体),至少也是制宪与建国同步,制宪过程也就是建国过程。在1787年费城会议上起草的《联邦宪法》,是世界上第一部成文的宪法,其中包含着一个精巧的设计。正是这个设计,创造了一种既民主又共和达到体制,并充分地体现了宪政与法治的精神,从而使这个稚嫩的国家在草莽中崛起,迅速成为也许你并不喜欢但却不能轻视的超级大国。虽然当时的争论之激烈、过程之艰难而另后人难以想象,甚至难以相信,但这样一个精巧的设计,在二百多年前是由一群蛮荒大陆上的乡巴佬创造出来,实在是使人惊叹不已。其实总结一下,美国人的底线很简单,只不过是 “人权”这几个字,而在“人权”的背后,也不过是“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这么简单的解释。这或许就是专制国家所不能接受的,而独有民主共和国家所享有的特有的“神圣”。
    
    民主共和,对于19世纪专制中国来说不过是天外之物,与己无关。1873年,正当成年的载淳开始亲政时,他并没有意识到已经享受多年垂帘听政瘾头的西太后面临着多么大的挑战。载淳为了满足母后归政后逸乐生活使其不再干政于1874年8月发出一道谕旨:“令总管内务府大臣,将圆明园工程择要兴修,原以备两宫皇太后燕憩,用资颐养而遂孝恩。”由于当时“军务未尽平定”,“见在物力艰难,经费支绌”,遭到众臣竭力谏阻,他只得收回成命。但同治皇帝也一直不甘心,随即迫令群臣同意修“三海工程”,也就是今天的中南海和北海。可是皇帝的人生处处充满意外,在三海修缮刚刚开始的时候。1874年12月10日,同治十三年十月二十一日,这个年轻的皇帝却一病不起,一个月以后“崩逝”于养心殿东暖阁。原本说是“同治中兴”,“春秋鼎盛”,到底是因何病而一命呜呼的呢?有说死于性病,有说死于天花,有说是死于疥疮。最后成为疑案一桩。
    
    19岁的皇帝死了,对于西太后是好事。刚刚撤帘的她又权柄在握了。但是同治帝无子,新皇帝将会是谁呢?
    
    皇帝死在东暖阁,西太后却活跃在西暖阁。寒夜之中,西太后等人着急各路大臣,开始召开东暖阁会议,商议并确定皇帝继承人选。当时,10余年操持王朝大政,历经帝王家内外血腥风雨,已经她这个年近40岁的西太后具备了在朝内应付各种变故的能力。丈夫咸丰死后,她不甘到手的权柄落入他人之手,不失时机地抛头露面,替儿子载淳稳固了皇位。载淳之死,她当然有丧子的切肤之痛,然而更使她不能忍受的是,苦心经营和操纵的皇位即将因此离她而去。如果说西方共和国家的政治家应该比一般民众有更高的道德勇气和人格魅力,那么专制国家的掌权者,只能压抑自己的人性,使人更加残暴和了无人性,以图达到巩固自己权力的目的。
    
    同治帝归西的最后一刻,西太后决心奋力挽回希望。她需要的不是悲痛和眼泪,而是立即镇定和果断的动作,她要再一次显示自己作为皇太后的威严和绝对的支配地位,拿出自己的“成算”。在向天下臣民公布皇帝死讯之前,她第一步先要解决的是按照自己的意愿确定“立嗣大计”。
    
    历史往往有惊人的相似。秦时赵高暗中操纵朝廷的时代,也是对秦始皇之死先秘不发丧,先把事先确立的继承人和政治对手消灭掉,才发丧,并按照自己的意愿确立胡亥为二世。最后导致秦二世而亡。
    
    清朝皇统一直是父死子继,一脉相传。可现在,按照惯例和中国古代以来的皇位继承制度,继承同治皇帝的人选,应该从比他低一辈的“溥”字辈近支宗室中挑选,虽然这是一个没有办法的办法,但也算顺理成章。可当时“溥”字辈的人只有两个—溥伦和时生8个月的溥侃,为道光皇帝长子奕纬之孙子。而溥伦的父亲是别人家过继过来的,血统疏远,不能算是近支宗室。至于后来,“溥”字辈该当皇帝的时候,已经是光绪死后了,第9代第10位皇帝的溥仪才3岁,从继位到退位,只有3 年。他的年龄,从3岁长到6岁,还是个幼儿。6岁开始在毓庆宫读书,9岁开始写日记。朝廷政务,由摄政王载沣和隆裕太后执掌。这3年时间,朝廷上下,宫廷内外,大事要事,多不胜举。其中影响宣统一生最重大的事情,就是辛亥革命了。最后成了末代的宣统皇帝,已经对这个国家产生不是什么重要影响了,甚至连逃命都顾不及了,还谈什么管理国家。这是后话了。
    
    同治十三年(1875年),是西太后决心继续垂帘听政而得逞的重要一年。她不再从“溥”字辈里挑皇帝了,或为同治帝立嗣——这则意味着她将成为太皇太后,垂帘听政也就轮不到她了,她也不会从自己丈夫咸丰的“奕”字辈里挑——否则咸丰同治父子该放在什么位置,而是继续从“载”字辈里挑选。同治是载淳,同治的继承者也可以是“载某某”,而且年龄越小越好。如果立年长者,就说明为期不长。日后当了光绪 22年帝师的翁同和曾在日记中这样记载:西太后称“幼者乃可教育,现在一语即定,永无更移,我二人(指与东太后)同一心,汝等敬听。则即宣曰某(为载湉)”。于是,胸有成竹的西太后就选择了“七王爷”、咸丰皇帝的胞弟醇亲王奕譞4岁的儿子载湉为皇帝。而亲王本人,也不过35岁,又是西太后妹妹的丈夫。当亲王奕譞听到自己的儿子被选为皇帝,竟连连爬伏于地上碰头,继而失声痛哭,以至昏迷倒地。这个结局也可以说是“喜从天降”,也可以说成“祸从中来”。
    
    1871 年8月14日,也就是同治十年六月二十八日,夜里,载湉在北京城西南一角的醇亲王府里诞生了,他的父亲就是醇亲王,妈妈就是叶赫那拉氏,也就是西太后那拉氏的妹妹,所以小载湉既是她的外甥,也是侄儿。当时,这个未来的皇帝当初起名字时是自己家作不了主的,只能由皇帝赐名。次日清晨入朝,王爷从皇帝那里请回了一个象征“风平浪静”的吉祥名字——“载湉”。来自黑龙江的专家孙孝恩和丁琪在其大作《光绪传》(人民出版社1997年8月第一版)中这样感慨道:“可从此,爱新觉罗.载湉开始了他惊涛骇浪的一生;开始了他有幸而不幸,有为而无为,由王子而万乘之尊;由皇帝而又形同傀儡,继而沦如狱囚般的艰难一生。”
    
    到了1889年,已经是光绪十五年,长到18岁的载湉可以亲政了。但是西太后仍在继续垂帘听政。对于西太后而言,他只是儿臣,而西太后就是他的“亲爸爸”。 “亲爸爸”(后来的“老佛爷”)对他格外严厉,让帝师们处处以孝道为标准教化他,反而得不到他那个年龄本该得到的快乐和健康成长。尤其是小时候,在宫中饭都吃不饱,老太监欺负他小,让他自己叠被子,倒开水,整个童年得不到母爱,生活苦不堪言,反而培养了他的逆反心理。小载湉入宫后的日常生活,正史上不能记载,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引述太监寇连材笔记说:“中国四百兆人中境遇最苦者莫如我皇上(光绪帝)。盖凡人当孩童时无不有父母以亲爱之,顾复其出入,料理其饮食,体慰其寒暖,虽在孤儿,亦必有亲友以抚之也。独皇上五岁即登极,登极以后,无人敢亲爱之,虽醇邸之福晋(醇亲王之夫人,皇上之亲母),亦不许亲近,盖限于名分也。名分可以亲爱皇上者,惟西后一人。然西后骄侈淫佚,绝不以为念。故皇上伶仃异常,醇邸福晋每言及辄涕泣云。”皇帝慢慢长大,可是他看到却都是可怕的事情。有段时间,西太后的儿媳妇,同治帝的皇后,得病“暴毙”,尤其是曾使得小皇帝得到某些母爱的东太后突然“暴毙”,这一变故对小光绪帝的打击非同小可。再加上西太后貌似慈祥、实乃可怖的面孔,使小皇帝更加压抑,无奈。不过,由于帝师是翁同和老先生,经常教皇帝阅读诗书经,打开了宫门外的一扇通往外面大世界的窗户,使他逐渐通过学习找到安慰,学会了思索。
    
    根据西太后的旨意,朝廷决定在光绪十五年二月初三日(1889年3月4 日)举行归政大典。事实上,西太后已经在归政之前明确规定她可以在归政后继续干涉朝政,因为“垂帘听政本属万不得已之举……权宜之举”(慈禧于光绪十五年一月十五日,也就是1889年2月14日所下懿旨语)。从此,由于慈禧一步步设计圈套,在所谓“不得已”情况下紧紧控制,归政后变训政,光绪皇帝的傀儡地位得到确定。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中华民族的危机日渐加重,清朝统治阶级愈来愈腐败,官僚身居高位却不能为国家做事情,而是终日饱食,盗取国家资产而惰于为政,民众在洋人和贪官污吏的残酷压迫下,聊生无术,反抗日烈。清朝廷拆西部东,顾此失彼,疲于应付。这个时候,正是西太后猖狂与得意的时候,除了洋人不能得罪之外,民众就是奴隶,“格杀勿论”。小光绪当这个国家的皇帝,“时事多艰”的不断磨砺,使他逐渐萌发了忧患意识,产生了朦胧的治国欲望,以及摆脱垂帘听政的朦胧想法。
    
    光绪帝这个年轻的皇帝,对西太后围绕“归政”、“亲政”翻来覆去的实质没有更加明确的认识,更没有看到西太后的真实面目。他所意识到的“亲裁大政”、“乾纲独断”不过是自己想着的一相情愿而已。比起西太后的老谋深算,他实在是太无力了。在皇帝大婚时,西太后在明知皇帝不愿意的情况下将自己弟弟的女儿许配给他当皇后。1889年1月5日皇帝举行大征礼后10余天,清宫将为皇帝大婚正式典礼之前,1月15日夜紫禁城大火烧毁了太和殿前的太和门。
    
    本是求太和,却不能太和,“天怒人怨”,清宫的就是国家的命运?
    
    等到光绪十五年二月初三日(1889年3月4日)这天,也就是皇帝大婚之后第6天,皇帝举行亲政大典。西太后为了表明展开让光绪帝亲政的心诚意切,就早早地进驻颐和园了。可是有这么简单吗?西太后不是一般的女人,而是十数年来清朝廷实际的最高统治者,就像阴云一样笼罩在皇帝的头上,皇帝又能有怎么样的选择呢?
    
    《光绪传》这样评述道:“总之,数年来,围绕光绪皇帝亲政一事所进行的种种事实表明,西太后确实投入了全部精力,变换着不同的手法。但万变不离其宗,那就是执掌最高权力的形式可以改变,但实际操纵的权力不能放弃。此后,光绪帝表面上南面独坐,君临天下,不过其在清王朝中的处境,并未因此而有实质上的变化。正因为如此,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政见上的分歧,便逐渐围绕清庭中的这两个政治中心,形成了日渐清晰的两个政治派别,即所谓的后党和帝党。而政出多门的不同声音,对晚清政局发生了至为深远的重大影响。”
    
    皇帝虽然是自己父亲的儿子,但却一直当着“亲爸爸”的儿子。对于自己的亲父亲醇亲王,病重期间却不能表示出一点骨肉亲情,一旦有所表示就受到西太后的猜疑。光绪帝深居九重,只有暗中垂泪的权利。从4岁入宫,一直到13年以后,他得以获准在西太后的批准下,一同回家“省视”,贵为天子,这点自由却没有。后来,也就是1891年1月1日,光绪帝的亲生父亲醇亲王死了,年仅51岁。除了东太后、同治帝的皇后死之外,醇亲王的死又添了一桩“宫闱疑案”。当时光绪皇帝自己就有疑问,但大臣却不敢回答。这莫不证明西太后在掩耳盗铃?
    
    在专制独裁社会登基分明的宫廷政治中,权力大于亲情,一切无不以权力得失的厉害关系为依归。在血腥味弥漫的历史书上,骨肉相侵、父子相杀、兄弟相残的例子屡见不鲜,从来不将什么人性和亲情。胡亥默许赵高杀兄,武则天可以杀所有想杀的亲人,慈禧难道就杀不得?
    
    一个当政者公然作恶,并无耻地掩耳盗铃的时候,朝政哑口无言,这个朝代正在一天天走想灭亡。
    
    “海水夜啸黑风猎,
    
    杜鹃啼血秋山裂。
    
    虎豹狰狞守九关,
    
    帝阍沉沉叫不得。”
    
    1889年9月,一位来自广东南海的书生康有为,上书吁请清廷变法,却不能奏效,愤然离京并写下了这首《乙丑上书不达出都》。此诗真切反映了以康有为为代表的青年爱国者忧危时局,慨叹国运,以及对阻挠变法的守旧势力无可奈何的惆怅情怀和壮志未酬、报国无门的痛苦心境。
    
    康有为回到故乡从事讲学,传播变法理论,培训变法骨干,为日后继续图变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1893 年,也就是光绪十九年,康有为乡试中举,两年后的1895年,康有为再度与其弟子梁启超一起赴京参加会试。当时中国正值甲午战争惨败,李鸿章赴日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不惜以割台湾、赔巨款为代价,换取屈辱的和平。当条约的内容传到京师时,犹如晴天霹雳,朝野震动,群情激愤。康有为立即联络在京会试一千多的各省举人签名,奋起抗争,用一昼两夜的时间,草拟了一份一万数千余言的条陈,即《公车上书》,又称《上清帝第二书》,从而开创了一个以知识分子群体的力量向统治阶级请愿,并对现实政治进行干预的新纪元。清政府历来采取不许士民干政的政策,即使大小臣工的上书格式亦极严密。然而康有为利用在广大民众中普遍存在的反投降、反割地的激烈情绪,推波助澜,终于促成了一个颇具规模的请愿运动。早在光绪十四年,也就是1888年,康有为就趁到京城应试上书清廷即上清帝第一书,提出变成法,通下情,惊呼“天下将以为皇太后、皇上拂天变而不畏,蓄大乱而不知,忘祖宗艰大之托,国家神器之重矣”。他要求慈禧与光绪帝特下明诏,引咎罪己,警戒群下,恐惧修省,求言图治,并警告说如果不采纳他的建议,及今亟图,则恐怕数年之后,“四夷逼于外,乱民作与内”,再想奋发图治,恐怕来不及了。“今皇太后、皇上即不自为计,独不为天下计乎?即不为天下计,独不为列祖列宗计乎?”康有为论说痛快淋漓,一针见血,但由于用语过分尖刻,以致无人敢为之代递送,但是在北京的知识界产生了巨大的反响。第二次上书,康有为草拟的万言条陈主要有筹战守和图自强两方面的内容,向光绪帝献出救国大计:“割地之事小,亡国之事大,社稷安危,在此一举。”可是这次仍然没有上达,只是其内容在北京产生了强烈反响,为战后反侵略反卖国的救亡斗争注入了新的推动力。
    
    “公车上书”未成之后,康有为会试及第,被授予工部主事。但他仍心系国事无意做官,尤其当《马关条约》互换生效后,康有为看到朝野上下依然麻木不仁,终日“熙熙,苟幸无事”在粉饰太平。因而,他越发对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感到悲痛和担心。于是,康有为针对换约后的局势,对自己的那份 “万言书”作了部分调整。在几乎原封不动地保留“立国自强之策”的同时,又给予了充实,形成了一份16000余字的新上书,即《上清帝第三书》。于 1895年5月29日请都察院代呈后终于奏效,递到了光绪帝的手里。
    
    在《上清帝第三书》中,康有为特别强调了实现富国、养民、教士、练兵的根本出路就在于选拔人才。而选择人才的关键则在于拔擢不次,惟才是举。他奉劝皇帝选用那些“怀抱热血、图立功名”的草泽之士,而摈弃那些“貌似谨厚、高谈恬静”的庸懦之才。他认为对日战争的失败原因之一,就在于皇上左右缺乏那种发愤忘身以为国事的人才。他甚至对皇帝的用人政策提出批评:“下僚庶士,怀才效忠者甚众,皇上所深知、简任者有几人?所不次拔擢者有几人?所议论咨询者有几人?所日夜钩防者有几人?”
    
    康有为的激烈批评,非但没有引起光绪帝的反感,反而是引起了高度重视。并且在一个多月后,皇上将康有为的这次上书与其他朝廷官员的条陈一起发交各地督抚将军讨论。从而又在清朝统治集团掀起了一场关于中国社会发展前途的大论战。
    
    皇帝的图新举措,使得并不甘心垂帘听政的皇太后更加慌张。到了1998年6月11日,光绪帝颁布《明定国事诏》正式宣布推行变法新政时,一百零三天之后的9 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宫廷政变宣布变法维新为非法,酿成新旧势力的殊死搏斗。此前的9月18日,康有为们铤而走险挽救变法新政,由谭嗣同夜访袁世凯,进行鼓动和说劝,袁世凯总是躲躲闪闪。最后所有努力终于不能成功,挽救变法新政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袁世凯告密,康梁逃出京城,变法夭折。从9月21日起,西太后在政变后决定继续“训政”,囚禁光绪帝,结束光绪帝的“亲政”。8月28日,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杨深秀、康广仁等“戊戌六君子”倒在血泊中,他们为了救国图强而慷慨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光绪帝在这个时候也成了千古罪人,西太后是想把他置于死地而方解心头之恨。从此,他就被西太后囚禁在瀛台的涵元殿,对其进行审讯,并把搜来的一些“罪证”让光绪承认,最后他们拆除瀛台与岸上连接的惟一通道板桥,命李莲英选派亲信太监轮番看管,不择手段,切断光绪与外界的一切联系。实际上,光绪确已变成了一个不带枷锁的囚徒。
    
    直到1908年11月14日,光绪帝终于死在慈禧前面,慈禧闻之并没有悲愁,而反而安心。此前一天,她已经懿旨宣布醇亲王载沣3岁之子溥仪“在宫中教养,复命载沣监国为摄政王。”对光绪帝的继承人及其以后的执政者,均作了安排。《光绪传》作者在书中这样质问:帝、后相继而死,难道真的又是清宫中的一次“巧合”吗?后来随着他们一个胜利者、一个失败者的“最后告别演出”,清王朝的末日也就不远了。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多灾多难的国家从此告别帝制,就要走向共和。宣统三年(1911年)八月十九日,同盟会组织武昌新军起义,起义军成立湖北军政府,黎元洪为都督,废除宣统年号。随之,湖南等13省纷纷响应,宣布独立,清政府迅速解体。不久,各省代表到南京会议,推选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决议改用公历纪元。本年为辛亥年,史称这年的鼎革之变为辛亥革命。辛亥革命结束了268年的清朝统治,也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帝制。
    
    1912年12月29日,宣统三年十一月十三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告中华民国成立。此间,袁世凯与孙中山秘密协商,孙中山许袁世凯继任大总统。1912年2月12日(宣统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以清廷的名义,颁布了宣统皇帝退位诏书。其文曰:
    
      前因民军起事,各省响应,九夏沸腾,生灵涂炭。特命袁世凯遣员,与民军代表,讨论大局。议开国会,公决政体。两月以来,尚无确当办法。南北暌隔,彼此相持。商辍于途,士露于野。徒以国体一日不决,故民生一日不安。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议于前;北方诸将,亦主张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因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是用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立宪共和国体。近慰海内厌乱望治之心,远协古圣天下为公之义。袁世凯前经资政院选为总理大臣,当兹新旧代谢之际,宜有南北统一之方,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总期人民安堵,海宇乂安。仍合满、蒙、汉、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予与皇帝得以退处宽闲,优游岁月,长受国民之优礼,亲见郅治之告成,岂不懿欤!
    
    中国自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称皇帝以降,到1912年宣统皇帝退位,历经2132年,有492位皇帝。溥仪不仅是清朝最后一位皇帝,而且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皇帝。溥仪退位,既是大清皇朝的终结,又是中华帝制的终结。辛亥革命与宣统退位是中华历史上划时代的大事件!从此,共和代替帝制,民主代替君主。但是难以预料的是,表面的帝制容易推翻,实质上的帝制并不那么容易推翻,西太后这样公开的的专制独裁者容易推翻,但那些实质上的独裁者仍然很强硬,像光绪帝这样被独裁着死死控制住的挂名领袖仍然会有失去自由的时候,国家也会遭受更加疯狂的专制独裁者的蹂躏。至于如何从根本上拯救这个国家,建立民主自由的共和宪政国家,地球上的发达国家已有现成的例子,但是能否根植我国,水土相服,心里还暂且没有底。
    
    我想,暂时总结一下,如果历史是有表情的话,若不是笑,就是哭。尤其是看看近百十年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苦难,觉得那是哭多于笑。
    
    好在时间是丈量历史的尺子,这时间有多长,那尺子就有多长,终将给予历史人物以真实的评价。
    
    真实是历史的生命,真实是永恒的,历史上的所有惨败与悲痛都是有价值的。虽然光绪之拼死努力并没有取得成功,但也间接加快了清廷的灭亡进程。
    
    有诗说,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专制虽还没有走远,但是共和已经不远了。
    
    走向共和,是要付出沉痛的代价的,无论是从前,还是将来,整个过程中难免损害的生命不计其数。
    
    2005年1月23日写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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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载《议报》第183期 http://www.chinaeweekly.com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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