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昝爱宗:“为人民服务”的超能伟哥效应
(博讯2005年3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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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阎连科新小说《为人民服务》既夸张又深刻 (博讯 boxun.com)

    
    
    
    首长近五十岁了,首长夫人比他小十七八岁;
    
    首长性无能,二十八岁的老兵班长性饥渴而显得有些超能;
    
    首长夫人性饥渴,这廿八老兵差不多自愿当猎物;
    
    师长夫人叫刘莲,漂亮的扬州人,护士出身;老兵叫吴大旺,健壮的河南人,先进党员先进炊事员;
    
    他们在小说中出现,尤其是进入角色后,作者这样评论:“女人在男人面前,没有不崇高的灵魂;男人在女人面前,只有不健康的思想。”女人不想当牺牲品,所以她就要给师长戴个绿帽子。
    
    他们俩,正在做“捉放”游戏:当猎物到手后,猎人反而成了猎物,“阿姨成了姐”,“姐要求弟当老公”,“炊事员成了吃干饭的,吃干饭的成了炊事员”,遂后相互之间有了平等地位,最赤裸的人性得以恢复。
    
    但具有戏剧性的是,维系他们之间的性关系和性高潮的是“为人民服务”这块具有革命色彩和光荣历史意义的红色牌子——我们经常在一些机关和重要场所被强迫地看到,以及被粉碎的主席石膏像、撕主席选集、大海航行靠舵手镜框、毛林在一起的宣传画、毛主席“最高指示”等等。那时那刻,这些道具远比伟哥还要厉害,或者说是超能伟哥,就像美国刚刚在奥斯卡获奖的动画大片《超人总动员》里的超能小子一样厉害,一样反动。
    
    有了这些超能伟哥,本职是专门为首长家做饭的老兵吴大旺既幸福又恐惧地连连进入首长夫人的花地,成为名副其实的兼职丈夫,当他的“媳妇”获得一阵阵高潮后,他依然没有忘记他喊得最响的那句话就是:“要牢记为首长家里服务就是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类似的讽刺,在2005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黄宏小品《装修》中出现过,其中一句台词就是包工头对女主人的老公而言,说他家的女主人不妨可以在“白天把老公当小工用,晚上把小工当老公用”。不过,在阎连科的小说中,老兵当师长在家里的时候是为人民服务——也就是真正为师长服务,当师长不在家里的时候——也就是出差到北京开会的时候,他就把“为人民服务”当伟哥用,而且是把师长老婆当媳妇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请看师长老婆与这个老兵吴大旺之间的一段有趣对话:
    
    小吴,你在首长家里工作,最重要的要记住什么?
    
    他说,不该说的不说,不该做的不做。
    
    她问,宗旨是什么?
    
    他说,为首长和首长的家人服务,就是为人民服务。
    
    她说,你最大的理想是什么?
    
    他说,实现共产主义,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
    
    她暖冷冷地笑一下……说我是你姐,你要给我说实话。
    
    他说,嗯。
    
    她说,你最大的理想是什么?
    
    他说,提干。把老婆、孩子的户口都随军带到城市里。
    
    经过几个试探性的来回,他们商量好,只要饭桌上的“为人民服务”牌子不在的时候,他就要上她楼上的床,尽好本职工作。
    
    后来,师长慢悠悠地从北京开会回来了,部队总部决定,因为大政方针,包括小士兵在内的那个师都要解散,可是那被宠幸的小士兵不但没有因此被遣返回乡,而且意外地提了干部,分配到人人向往的河南著名的东方红拖拉机厂,老婆成了“商品粮”。
    
    一个得道,鸡犬升天。只是这时师长媳妇怀孕了……
    
    这就是著名作家阎连科发表在2005年第一期《花城》上的中篇小说《为人民服务》最精彩的内容之一。
    
    小说一开头,具有特别意义的就是引子来自老毛的那段著名“老三篇语录”之《为人民服务》:“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我们还要和全国大多数人民走这一条路……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我们的干部要关心每一个战士,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
    
    虽然吴大旺是师长家里的公务员兼炊事员,但为人民服务的名义是很光荣的,也是很革命很真诚的。尤其是当师长老婆第一次诱惑他上床而他不敢差一点被辞退时,他的指导员做了认真的思想政治工作:“……吴大旺,你咋会这么傻儿呱叽呢?你不是想多干些年头把你老婆孩子随军吗?你不是渴望有一天能提干当成军官吗?随军、提干,那对师长都是一句话。一句话解决了你一辈子的事。可谁能让师长吐口说出那句话?刘莲呀。师长的夫人、爱人、妻子、媳妇、老婆呀。
    
    后来,吴大旺知道了仅仅讲道理是无力的,关键是看他行动。他学会了潜规则,开始与师长老婆沟通了,他说:“刘姐,你再给我一次机会,我要不好好地为人民服务,我一出门就撞在汽车上;无论哪个连队的枪走火,子弹都会打到我头上。”
    
    作者描述了当时的情景:也许,正是这句话,最后打动了刘莲的心。也许,是他向她的下跪,把她冷若冰霜的内心软化成了一团常人的血肉。她没有立刻说你起来吧那样的话,而是在床上动动身子,说你咋样为人民服务?他说你让我咋样我就咋样儿。
    
    她说我让你把衣服脱光去大操场跑三圈。
    
    ……她说,为人民服务,你脱呀。
    
    他就哗哗地解着扣儿,把上衣脱掉了,露出了胸前印有为人民服务字样的汗褂儿。
    
    她说,为人民服务,你脱呀。
    
    他就又把他的汗褂脱掉了。
    
    她说,脱呀,你不是要为人民服务嘛。
    
    他就犹豫一下,又把他的军裤脱下了。
    
    她说,为人民服务,你为呀。
    
    他说,刘姐,你想吃啥,我就给你烧啥。
    
    她笑着说,你是我男人,我是你媳妇,你想吃啥,我就给你烧啥。
    
    那天中午,他们手拉着手从楼上下来,一个切菜,一个炒菜,一个拿盘,一个端碗,分工合作,相互帮助,共同动手,协作劳动着做了四菜一汤。进厨房的时候,看到餐桌上那为人民服务的牌子,两个人相视一笑,他说为人民服务——你坐这儿歇着吧。
    
    她说要斗私批修——你比我累,你坐那儿歇着吧。
    
    她说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了一起来了——来,咱们一块做饭吧。
    
    他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一块烧饭,咱们得比一比,看谁烧得更好吃。然后,他们分工掌勺,彼此做了两素两晕。吃饭的过程中,他们彼此对座,在饭桌的下面,你的脚踩着我的脚,我的腿压住你的腿。在桌子的上面,你喂我一口,我喂你一嘴,游戏伴着饭菜,饭菜成了游戏,说说笑笑,笑笑说说。
    
    作者描述到了如此情况下,已经说明“革命已经成功了”,剩下的就是品尝胜利果实了。但是,仅仅有果实还不够每天分享,于是他们又有了新的争夺“革命胜利果实”的方式:他把毛主席石膏像粉弄碎后、又用脚拧碾成末粒……而她呢?“她就忽地从床上坐起,瞟了一眼桌里墙上贴的毛主席的正面像,猛地过去一把把那像从墙上揭了下来,在手里揉成团儿,又撕成碎片,甩在地上,用脚踩着跺着,说信了吧?信了吧?不信你也可以去保卫科告我了,我们两个都是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我们两个都弄碎了毛主席的像,我们谁告了谁,谁都是现行反革命分子了,可你是无意弄碎了毛主席的石膏像,我是故意撕碎了毛主席的像,我是大反革命分子,你是小反革命分子,现在,你吴大旺信了我刘莲一辈子心里有你的话了吧。”
    
    再后来,他们的惊人举动更加热烈、刺激:
    
    为了向她进一步表白自己爱她更胜过于她爱自己,吴大旺扭身把脸盆后边墙上挂的毛主席语录撕下来,揉成团,又踏上一只脚,说我是特大的反革命分子,要枪毙该枪毙我两回呢。
    
    她就在屋里四处找着看着,看见了放在写字台角上的红皮书《选集》,上前一步,抓起那神圣的宝书,撕掉封皮,扔在地上,又胡乱地把《选集》中的内文撕撕揉揉,最后把宝书扉页上的毛主席头像撕下来,揉成一团,踩在脚下,盯着他说,到底是你反动还是我反动?
    
    他没有立马回答她的问话,而是瞟了一眼凌乱的屋里,几步走出卧室的屋门,到楼梯口的墙上,摘下那块上边印着林彪和毛主席的合影、下边写着大海航行舵手的语录的彩色镜框,一下摔碎在地上,又弯腰在地上用指甲狠狠抠掉那两位伟人画像上的眼睛,使那张伟人的合影上,显出了四个黑深的洞穴,然后直起腰来,望着屋门里的她说,刘姐,你能比过我吗?
    
    她就从屋里走了出来,说了一个能字,快步走到挂有许多地图的师长的工作室里,气喘嘘嘘地搬出了和真人大小不差多少的一尊镀了金色的毛主席的半身塑像,而且手里还拿着一个精美的小锤,把那金色塑像摆在吴大旺的面前,用锤子一下敲掉了塑像的鼻子,使毛主席那金色的脸上,露出特异的泥色。她不去看那泥色,也不看吴大旺的脸色,自顾自地问到,我比不过你吗?
    
    又敲掉了毛主席一只耳朵,说我比不过你吗?
    
    他不答话,不知从哪弄来了一枚毛主席像章、一颗钉子,到她面前用锤子把那钉子砸到了那像章上的鼻梁里,叮当的声音,像砸着毛主席牙齿一样,砸完了,他抬头望着她,算是对她做了回答。
    
    他们就这样,魔高一尺,道高一丈,青出于蓝胜于蓝,比赛着穷尽自己的智慧在圣物上做着前所未有的破坏和毁灭,以亵渎的程度来表达自己对对方那神圣到怪异的情感和爱情,直至黄昏又一次悄然到来,彼此都在二楼找不到毛主席的像、书和语录,还有凡是印有毛主席最高指示的器物儿,两个人就从二楼下到一楼里,她又从墙上摘了三块毛主席的语录牌,在语录牌上抹了锅灰,还在那三个字上都又打了粗重的红叉。
    
    他从哪儿找了四本毛主席的书,把那书纸揉撕以后用小便浇了上去,和便纸一道扔在厕所的纸篓里。
    
    她将一把每根上都印有最高指示的筷子全都折断扔在了垃圾斗。
    
    他把印有毛主席头像的味精瓶子找出来,把味精倒在一个小碗里,在那味精袋里装了一袋灰垃圾。
    
    她就又开始翻箱倒柜,挖地三尺去找那些神圣庄严的器物儿,到末尾实在找不到时,她在厨房站了站,想一会,到餐厅就抓起了餐桌上那块曾经成为他们情爱见证的“为人民服务”的木牌子,举起来要往地上摔着时,他上前一步捉住了她的手,一把把那木牌夺下来,又小心地放在餐桌上。
    她说,小吴,这可是你不让我把它摔个稀巴烂。
    
    他说,对,我要留着它。
    
    她说,留它干啥呀?
    
    他说,不干啥,就想留着它。
    
    她说,那你得承认我是天下第一的反革命,最、最、最大的卧藏在党内的女特务,埋藏在革命队伍中威力无比的定时炸弹,得承认我刘莲爱你吴大旺胜过你吴大旺爱我一百倍。
    
    他就说你是天下第一的反革命,最大最大的藏在党内的女特务,埋藏在革命队伍中威力无比、胜过轻弹、原子弹十倍的最大的定时炸弹。说你喜爱我小吴胜过我小吴喜爱你一百倍,一千倍,一万倍。
    
    说完了,他就那么静静地看着她,彼此的眼里又都有了深情而意味深长的泪——高潮就在最大最刺激的破坏中产生。
    
    看到这里,我已经知道了这部小说一定会受到一些读者好评,但有关部门一定会指责发表的刊物不讲政治,不懂政治。至今,小说发表好一阵子了,我们著名的《小说选刊》、《中篇小说选刊》等刊物却没有选录,也没有评论,令人郁闷——或许被打了招呼了。
    
    好小说没有公众舆论推荐,怎么会让更多的人知道呢?所以,今天我要推荐并比较一下。《为人民服务》是恢复并承认人性的一篇好小说,尤其是把当年的政治符号当作性的道具,很有说服力。据说,当年那些被迫或习惯于张口闭口“毛主席万岁”的人,在床上运动时难道就不会高呼“毛主席万岁”吗?二十一世纪应该有这样的小说,不然等当年那些被迫或习惯于张口闭口“毛主席万岁”的人都不再人世的时候,历史就会缺乏活力,考古学家也会失业,小说家更是找不到那时的感觉了。
    
    二十一世纪的头十年,我们有了不受广泛宣扬的《为人民服务》,而早在二十五年以前,一部描写1971年部队首长及其儿子凌辱小女兵——护士的电影文学剧本《在社会的档案里》(《电影创作》杂志1979年第10期发表),也没有被公众广泛关注,最后也没有成为电影,更别谈公映了——这说明二十多年来,文化的先进是建立在不进步的基础上的。我看到,《在社会的档案里》正好是与《为人民服务》相反,“为人民服务”是描述人性压抑与恢复,“在社会的档案里”是控诉专制暴力对弱小的欺凌。我曾经在一篇发表在《杂文报》上的文章《向社会体制的弊病提出泣血的追问——读《在社会的档案里》剧本》中这样评论:《在社会的档案里》是部诞生在1979年的一部优秀的电影文学剧本,作者十分大胆而尖锐地把批判锋芒指向了深藏于社会体制内的封建特权和官僚主义,比如首长可以不受约束地享受海滨疗养院的高级疗养服务和专职的医护人员,可以把私自偷越边境的军人儿子不被法律追究——当时的公检法已经瘫痪,可以通过特权甚至一个电话就可以把自己的儿子送往军医大学或者参军到容易立功的前线,可以随意在一个夜晚把年轻的女护士唤来被压倒在“床上”强奸,任意凌辱,任意殴打,不管她是怎样地挣扎与反抗。故事的最后是以悲剧告终的,这个名叫李丽芳的出身工人家庭的女护士,怀着被屈辱的心灵和肉体退伍,因身体为首长污辱而导致新婚后离婚,最后沦为社会底层的女流氓后,索性破罐子破摔,无意中又伤害了暗恋自己的首长前妻的儿子……尽管这部作品有意把悲剧的背景设置在文革期间,但那种饱含在行文之中的激情与愤懑,还是会很明显地促使人以批判的眼光来重新审视社会现实中的各种问题。遗憾地,这部剧本的命运与《苦恋》一样,《苦恋》尚有被拍摄成电影的可能——虽然没能公映,但《在社会的档案里》只是一部剧本,已经被很多人遗忘。
    
    相比《为人民服务》的喜剧成分,《在社会的档案里》剧本在而是悲剧,它反映的是深刻的社会问题,而不是为了“伤痕而伤痕”,“为故事而故事”,剧中揭示的社会体制内的封建特权和官僚主义并没有消亡,而是至今都是处处可见。首长的儿子可以做的事情,平民的儿子永远也得不到机会;首长的儿子可以不费多大工夫就可以挥金如土,飞黄腾达,而平民的儿子则付出更大的辛劳后发现只能望洋兴叹;社会上的不公平让农民享受不了国民待遇,农民工永远与城里工人隔着一座山,首长的儿子命就比平民的儿子的命值钱,等等,这难道不是根深蒂固的封建特权、专制独裁和严重腐败的官僚主义造成的吗?只是时间长久将会证明,他们对这个社会造成的罪证可以被销毁,但他们的罪行将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我想,只要这个国家还存在着“首长”,就一定滋生着“首长思维”,就一定有“首长意志”,就一定是一个实行“首长”制度的“首长国家”,而不是一个公民至上的公民社会得以建立的宪政国家,甚至距离宪政国家越来越远。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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