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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康:也谈当年的波兰团结工会和当今的中国工运
(博讯2005年4月20日)
    
    
     蔡崇国先生多年从事中国劳工运动,通过撰文著说关心中国劳工阶层,呼吁国际社会关注这一弱势群体,体现了一个六四流亡学者的良知。对此本人心存敬仰。蔡先生是在六四屠杀后流亡海外的学生群体中的一员。流亡之初参与了民主中国阵线的组建,并始终是该组织的核心成员。 (博讯 boxun.com)

    
    随着海外民运逐渐式微,很多当年的民运骨干或由于失望而淡出、或出于生计而远离,更有甚者,在中共的利益引诱下被招了安。而蔡先生却秉持着知识分子的良心,在清贫中坚守着信念,并在帮助国内工人维护正当权益的工作中,找到了实现信念的着力点。就我所知,蔡先生配合韩东方先生收集整理了大量中国劳工由于遭受不公正待遇而引发抗争的实例,以期引起海外舆论的关注。并配合法国工会组织关注了辽阳工运等案例。可能是由于长时间关注中国劳工的具体问题所至,蔡先生最近好象忽略了对产生这些问题的制度层面原因的思考。而如果对问题的本质原因不能正确把握,在制定解决问题的策略时就难免不出现偏差。《新世纪》网站最近发表的蔡先生的文章“波兰团结工会与当今中国劳工运动”中所表露的观点就充分印证了此点。因此本人认为有必要就以下问题与蔡先生商榷。
    
    蔡先生认为,波兰团结工会运动与当今中国工人运动有着实质的区别。其理由是:当年波兰实行的是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大中型企业全部是国营的。工人针对企业的抗争就是针对政府的抗争。工人的利益诉求首先要通过改变政府的政策,甚至是改变政府、改变体制才能达到。因而工人的斗争不可避免地成为政治斗争。而中国由于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初步建立了市场经济。中国工人的抗争的矛头并不再指向政府而是对准资方或企业管理者。因此中国工人的利益诉求表现出的是传统意义上的劳资冲突,而非政治性的社会运动。由此蔡先生得出结论:中国政府不必害怕由工人独立组织的“工会”。在此,蔡先生犯了一个根本性错误,因为这个“政府”并非一个普通的政府,而是一个独裁专制的“政府”。专制政府首先在意的并不是自由工会组织起来以后会干些什么,而是工人们自由组织工会的“权力”。
    
    中共实行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的各个层面确实发生了许多深刻的变化。而唯独没有任何变化的是一党独裁的专制体制,和领袖独断的党内决策机制。专制政权最大的特点就是对政治权利的全面垄断,为了达到此目的,专制政权绝不会容许它所不懿?控的任何形式的社会组织的存在。“六四”的镇压,并非是共产党不能容忍学生运动所提出的“反腐败”、“惩治官倒”等诉求,而是忌惮学生的自发组织“高自联”的存在。而以韩东方为首的“工自联”在天安门广场的出现,则加快促成了倒 “赵”政变后,邓小平实行镇压的决心。“六四”之后,中共对自发的“组织”更视为大忌,露头便掐,决不允许其有片刻的存活。彭明的“中发联”在香港注册,以环保为诉求,在大陆发展刚具规模便遭整肃,即为一例。更说明问题的是对“法论功”的镇压。法论功学员多数属弱势群体,在道德沦丧、物欲横流的社会环境中,法论功以“真、善、忍”为约束,以做“好人”为要求,实属难能可贵。大法初传时期,由于社会上层的带动,以祛病健身、延年益寿为目的气功热正在全国延烧。法论功以练功先炼人为特点,加之动作简单易学、功效显著,在经合法注册后发展异常迅猛,多次被官方肯定并褒奖。但中共很快就对其发展的势头警觉了起来,并随即对其进行了残酷的镇压。镇压的表面理由为“邪教”,而真正的原因则是法论功学员在自发上访中南海的过程中,显示出的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法论功始终宣称只重视精神的修炼,无意涉及政治。即便在遭受镇压后依然不改初衷。他们要求的仅仅是自由练功的权力,在中共专制政权的统治下,这样一点点权力的争取,如不通过政治斗争也是无法实现的。法论功在国内、国际逐渐增多的,卓有成效的政治运作,说明法论功对此已有了清醒地认识。
    
    在中共的意识形态中,工会是天然政治工具,这一意识并非原自于波兰的经验,而是通过中共自身夺权过程中的经验所确立的。团结工会的经验只是从反面进一步强化了这一意识。工人对资方或企业管理者的利益诉求本身可能并不涉及政治,但为了使诉求有效,工人们必须组织起来通过工会的形式来实现诉求。在中共的专制体制下,实现组织起来的先题条件是自由结社权利的兑现。这与组织政党的先题条件并无二致。由此看来,共产专制国家中的工人运动是无论如何也绕不开“政治”的。在这一点上,当年波兰的团结工会运动和当前的中国工人运动并没有实质的区别。他们所要做的都是向专制政权发出挑战。
    
    “质”的区别虽然没有,而“量” 的区别却很大。波共专制集团当年所不愿放弃的主要是对权力的垄断,当然也包括由此带来的物质方面的特殊利益。而当今中共专制集团除此之外,还有怕被“清算”的恐惧在强烈地支持着中共在维护“专制”上的决心。由于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特权阶层利用对权力的垄断,巧取豪夺、化公为私,以史无前列的速度聚敛了巨额财富。为了不被“清算”,它们会以加倍的疯狂保住其对权力的垄断。将一切不稳定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正是这一心态的真实写照。为了巩固权力的基础,“六四”后,中共用利益收买了知识阶层,并以将资产者吸纳入党的方式使由产者分享政治权力。形成了一个以官僚阶级为首,由知识精英和新兴有产阶级组成的庞大的利益共同体。工人运动针对企业拥有者或管理者的斗争,必然是对这一利益共同体的挑战。因此,近些年政府几乎在所有的劳资冲突中,总是充当为资方服务的角色,就并非像蔡先生想象得那样是政府拎不清自己的作用所致,而是根本利益驱使下的本能反应。在当今的中国,对导致工人生活和劳动条件恶化的最大责任者依然是政府。因为严重偏袒资方和管理者的游戏规则正是政府所建立和维护的。中国目前这些有别于波兰当年的特殊国情,意味着中国工人运动所面临困难将更加艰巨,道路将更加曲折。因此工运的领导者有必要把当前工运所必然具有的政治性明确的告诉工人们,并使工人们对工运的艰巨性保持清醒地认识。
    
    蔡先生文中还提及了中国劳工在抗争时的集体意识和心理也与当年的波兰工人不同。说中国工人中的许多人对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还有很大程度的信任与期望,认为只要中央政府知道了他们的不平和痛苦,就一定会帮助他们的。我想,这在一定程度上确是事实。但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党多年的欺骗宣传。由于中共严密操控舆论,使工人们缺乏横向比较的素材。这些工人唯一能做的就是拿毛时代的相对平均的状况与现在做纵向的比较。在巨大不公正的现实中所做的比较,自然会使工人怀念那个时代。工人中的这种怀旧现象是中共党内左派的希望所在。在社会危机总爆发时,左派必定会利用这股力量使中国重新回到毛的路线上去。此种假设一旦变成现实,中国和世界都将遭受空前的灾难。为了避免这一假设成真,最有效的的办法就是打破中共对舆论的封锁,使工人们能够明白造成他们苦难的根源所在。而打破封锁,争取言论自由的斗争则又是在争取最基本的政治权利。中国的工人运动还是摆脱不了政治!
    
    行文至此,我又通篇看了一下蔡先生的文章。我似乎感觉到蔡先生文中总是站在它的立场上,为其着想的那个政府,恐怕应当是一个实行“开明专制”的政府。而我却清楚的记得,在海外流亡初期,在对“新权威主义”的批判中,蔡崇国先生的批判是最为有力的和彻底的。岁月难道真能改变一切吗?
    (4/20/2005 1:1)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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