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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在新:极权统治必然会滋生腐败
(博讯2005年6月23日)
    看了《红网》题为《县委书记岗位为什么成了腐败重灾区》一文, 文中认为“高度集权的后果就是县委书记成了县上的土皇帝,在其所辖范围内,找不到可以制约他的力量。在这样的体制之下,一把手的腐化会直接导致整个政治生态系统的恶化。干部们会把这个县看作县委书记个人的天下,好一点的会抱着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坏一点的就主动参与到买官卖官的潜规则之中了。要想铲除腐败重灾区的‘黑色土壤’,对一把手这个岗位进行科学地分权和强化监督,已经成了必须解决的现实问题。”

    该文所述的观点确实如实反映中国目前官员腐败的根源就是因为高度集权,但我们再放大点及放远的目光看中国目前官场的现状,中共官员的腐败问题不仅是县级的县委书记的问题而已,而是整个中国从中央到地方官场的都存在着腐败,其根源都是高度集权的恶果所致。县委书记有在一县内的极权,省委书记有在一省内的极权,中央一级在全国范围内就有没有腐败呢?这象地方平民不敢触及地方县委书记一样,在省级以上又有谁敢去触及这极权呢?这在民主国家来说,不管那个党,那个总统,只要存在腐败或者越权等无法无天的行为,就是一般的老佰姓均敢向其挑战,比如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的性丑闻之事,他的女秘书来温斯基就敢揭发克林顿的性丑闻,这在极权国家的中国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事。

     在中国大陆不是有很多所谓的异议人士、民主人士、维权人士、维护法律尊严的律师等等不是在舍身呐喊吗?他们拼命抗争为的什么,不就是让中国民主化法制法宪政,减少极权统治对中国人民的侵害吗?但是他们却得到什么?得到的却是极权统治真接或者间接准备好的劳狱之灾。既然我们中国大陆就是这么样的政治气氛,那又有谁敢有胆量去监督呢?只好做个老毛所说的明知不对少说为佳罢了。因此,结论自然会出现为什么许多干部党性挂在嘴上、规矩贴在墙上,但他们办事依照的却是官场的潜规则,肯定会出现“绝大多数干部的沉默”、“毫无责任感的沉默”,形成了这些贪官们腐败行为愈演愈烈的“黑色土壤”了。 (博讯 boxun.com)

    面对中国目前由于高度集中的极权统治导致越来越严重的腐败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前国务院总朱容基有当任时宣誓要买一百副官材,九十九副留给贪官,一副留给自己。中国人民听了此言无不心情振奋,贪官听了也无骨悚然。可昔,其官材尚未卖完,却及早离开是非之地的官场上南山种瓜了。几年来,贪官确实惩治了不少(如福建远华走私案),但贪官如今反而变得越来越多,越来越腐败(如近期的黑龙江省的省委全军覆没的事实),这一切的一切的根源就在于极权统治的恶果,难道我们的国家领导人就没有因对的招术了吗?难道我们国人就是这样束手无策了吗?我们应当放眼看看那些民主国家是怎么做的?他们的国民是怎样评价的?他们为什么没有担心亡党亡国而是%C喾矗课裁丛谥泄舐骄筒荒苁迪置裰髡畏ㄖ粕缁幔课裁丛谥泄筒荒苁迪置裰餮【僦疲棵娑灾泄厝ü僭备芗肮ㄇ趾θ嗣窭嬖嚼丛窖现氐奈侍猓丝隙ɑ崴伎忌鲜鑫侍獾模颖芑乇芏灞芫疾皇歉涸鹑斯耍芬丫耷榈刂な担ㄍ持伪厝换嶙躺埽馐且惶醯咂瞬黄频恼胬怼?广西中驰律师事务所杨在新律师于南宁。

    附《县委书记岗位为什么成了腐败重灾区?》一文在后:

    县委书记岗位为什么成了腐败重灾区?

     2005年06月22日 09:04   红网

    地方一把手买官卖官在当下似乎已不是新闻,但是近年来,安徽省有18个县(区)委书记(或离任不久而犯罪事实集中在县委书记任内的)因卖官受贿被查处,多少还是有点触目惊心。(据《瞭望新闻周刊》6月19日报道)

     县委书记岗位为什么成了腐败重灾区?为什么许多干部“党性挂在嘴上、规矩贴在墙上,但他们办事依照的却是官场的潜规则”?安徽省纪委的专家说,“绝大多数干部的沉默”、“毫无责任感的沉默”,形成了这些贪官们腐败行为愈演愈烈的“黑色土壤”。但是看过详细报道之后,笔者认为这样的说法并没有抓到根本。

    与县委书记这个一把手频频落马相对应的是,这些县区中,县长或县委副书记少有“出事的”。许多干部认为,按现行体制,县(区)委书记的“集权程度”相当高,不仅干部的提拔任用、就连重大工程的决策,都得县委书记“一槌定音”。由于书记“一言九鼎”,干部提拔中的组织考察、常委会、书记碰头会等程序看似“关卡重重”,其实最终体现的多是书记的“个人意志”。在这样一种高度集权的体制下,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绝大多数干部会毫无责任感地保持沉默,为什么“要在书记身上多下工夫”的潜规则掏空了监督机制。

    吴思先生在谈到潜规则时曾说:“这不是我最初想象的道德善恶问题,我面对的是大多数人处于一种利害格局中的寻常或者叫正常的行为,它基于大家都可以理解的趋利避害的现实计算。”那么,这些县区的大多数干部面对的是怎样一种利害格局呢?

    从趋利的角度说,在官场中,升迁是一种正当而普遍的目标。面对一个掌握着人事大权的县委书记,“在书记身上多下工夫”成了追求升迁的干部的必然选择。如此众多的干部知贪而沉默,就是因为“放血图的是升迁,告发了他,送的钱就打水漂了”。从避害的角度说,县委书记权力过大,批评他无异于以卵击石,怕遭报复的干部自然只能保持沉默。检举揭发的信件说不定“绕个弯子又回到县里”,工作上的不同看法会被领导斥为“杂音”,人微言轻不但改变不了现状,反而会影响同事关系,在这些现实的利益考量下,“知情、有据而沉默”,成了这些县绝大多数干部对待贪官的一种普遍选择。

    权力和责任应该是一一对应的,当下级或同级干部的切身利益为一把手掌握时,他们不可能具备真正意义上的监督权力,要他们担负起监督一把手的责任,未免有些不切实际。与其说潜规则掏空了监督机制,不如说缺乏独立的监督机制造成了潜规则的流行。

    高度集权的后果就是县委书记成了县上的土皇帝,在其所辖范围内,找不到可以制约他的力量。在这样的体制之下,一把手的腐化会直接导致整个政治生态系统的恶化。干部们会把这个县看作县委书记个人的天下,好一点的会抱着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坏一点的就主动参与到买官卖官的潜规则之中了。要想铲除腐败重灾区的“黑色土壤”,对一把手这个岗位进行科学地分权和强化监督,已经成了必须解决的现实问题。

    作者: 莫林浩 _(博讯记者:杨在新)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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