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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宗烨\朱学渊:张宗燧的学识和冤屈
(博讯2005年7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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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宗燧,中国科学院数理化学部委员,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师范大学物理系教授,著名理论物理学家。祖籍浙江省杭州市,一九一五年六月一日出生于上海,一九六九年六月三十日辞世于北京。父张东荪是著名哲学家、社会活动家,母吴绍鸿贤惠持家,兄宗炳居长,宗燧次,下有弟宗颖,妹宗烨。幼时家居上海,宗燧五岁进学,好强争胜。後入育才中学,受戴铁君先生启蒙,对数理产生兴趣,表现出卓越的学力。

     一九三〇年,宗燧年十五岁,入燕京大学物理系,次年转清华大学,受吴有训、赵忠尧等名师指导。一九三四年入清华研究院,同年报考庚款出国留学。一九三五年物理专业名额仅一人,吴师建议宗燧改考天文专业,宗燧从命,经短期速成,即考取美庚款,后去紫金山天文台实习半年,准备赴美。然而,宗燧有宏志于数学和理论物理,以当时国际学术水准,欧洲高于美国;于是他放弃“美庚款”,次年报考“英庚款”数学专业,第四届“英庚款”数学专业两名取生为许宝騄和张宗燧。 (博讯 boxun.com)

    一九三六年,张宗燧于剑桥大学数学系,受业于著名统计物理学家福勒(R.H.Fowler),两年发表了论文七篇,获博士学位。宗燧在“合作现象”领域,特别是关于“固溶体的统计理论”,取得优异成果,《贝特的有序—无序相变理论在合金上的推广》及《一个系统的位形数目与合作现象》等优秀论文,使他开始在国际理论物理学界知名。

    一九三八年,福勒荐宗燧去尼尔斯•波尔(N.Bohr)领导的哥本哈根大学理论物理研究所工作。在这个发源“哥本哈根学派”的学府里,他有幸会及狄拉克(Dirac)、泡利(Pauli)、罗森菲尔德(Rosenfeild)、维克(Wick)、莫勒(Moller)、威尔逊(A.H.Wilson)等人。在这些现代物理学先驱人物的影响下,张宗燧进入量子理论最前沿的研究。

    一九三九年,宗燧到瑞士高等工业学校,在泡利身边工作,写出了他的第一篇量子理论的学术论文《包含介子的过程对于方位角的依赖》。玻尔研究所的自由学术气氛,诸多大师的指导和合作,使他的学术水准升华;而狄拉克方程的美丽简洁,午茶时无拘束的讨论,是他经常的回忆,这段在丹麦和瑞士的美好时光,使他终身难忘。 年轻的宗燧受到玻尔全家的关怀,而且得到了玻尔本人的赏识。一九三九年一月,在一封推荐信中,玻尔写道:“在哥本哈根的半年来,张显示了很高的学术才能和人品……他在莫勒教授指导下,研究了核理论新发展中的各种问题,特别是β蜕变现象。张在处理新的复杂的数学方法上表现出十分不平常的水平,并且还能最透彻地理解其物理内涵。”

    一九三九年秋,欧洲局势严峻,宗燧受中央大学之聘回国,成为该校最年轻的教授。在重庆任教的六年间,他继续从事量子场论和统计物理方面的研究,在英国《皇家学会会刊》及美国《化学物理杂志》等刊物上发表论文九篇。他为量子场论形式体系的建立,做出了出色的贡献;在高阶微商、高自旋粒子理论方面,也有若干前沿性的工作。他的代表性的论文,如《标量介子的性质》、《δAμ/δxμ=0的量子电动力学》,和后来的《含有高阶导数的场论》等,都受到了国际理论物理学界的重视。

    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受李约瑟推荐,宗燧再次赴英工作,时年三十岁。四六至四七的一年间,他在剑桥完成四篇高水平的论文。他提出要在剑桥开课,狄拉克予以支持并安排他讲授场论,这是中国人第一次步上剑桥讲坛。有鉴于统计物理合作现象理论和建立量子场论形式体系的重要贡献,宗燧在国际理论物理学界享有很高的声誉,成为剑桥哲学会会员,并被录入美国《世界名人录》(一九五〇年版)。

    一九四七年,狄拉克推荐宗燧到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作短期研究。一九四八年,他应邀到费城的卡内基高等工业学校任教;由于签证的延误,而同时北京大学又向他发出了聘书,所以他于当年秋天回国到北大任教。回国后完成的《合乎相对论的场论》一文,发表在美国的《物理评论》上。

    他在北京大学讲授热力学和原子核物理,并指导研究生,后来为中国国防科学作出重大贡献的于敏教授,就是他的第一个研究生。由于他擅长数学在物理学中的应用,一九五一年开始担任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合聘研究员。此间,与北京农业大学化学系助教傅素冉女士结婚,育有一子张洪青。

    一九五一年,“思想改造”和政治运动接踵而来,宗燧受父亲东荪的株连,遂成北大批判的重点。他不明白在美国发表学术论文是“不爱国”的道理,因此不断地检讨,却又不能过关;许多不实之辞,更刺伤了他的自尊心,造成极大的精神痛苦,不久他与傅素冉女士离异。一九五二年,宗燧被排挤到北京师范大学。在师大四年工作期间,宗燧教授理论力学、热力学、统计物理;量子力学等主要课程,在《物理学报》、《数学学报》和《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上发表论文九篇,为提高该校理论物理的教学和研究水平,作出了贡献。

    时值“反美亲苏”的政治时代,苏联专家来北师大举办理论物理进修班,校方安排宗燧去做教辅答疑工作。宗燧却向校方坦言,他一人即可承担全部进修课程,毋须烦劳苏联专家;校方大为震怒,不以中国有自信人才而高兴,反以“自高自大”的帽子予以打杀。幸好苏联专家早知宗燧学术水准,而对宗燧敬重有加,不仅转荐宗燧开设较深的选修课程,并且让他指导学员的结业论文,两人竟精诚合作,相得益彰。

    其间,又有波兰著名理论物理学家英菲尔德来访,要见宗燧。当英菲尔德听说宗燧在师范大学任教,大呼浪费人才。一九五六年底,在“向科学进军”口号的造势下,华罗庚建议调宗燧入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任一级研究员,兼理论物理研究室主任。一九五七年,宗燧就任中国科学院数理化学部委员,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到数学所后,宗燧为有了安定的研究环境,而十分高兴,并与包坤铎女士结婚,育有次子张敏。

    在数学所工作期间,宗燧对“微扰展开的解析性和色散关系”等课题,着重力进行研究,前后发表论文二十余篇。又与胡宁、朱洪元先生举办的量子场论讨论班,培养了一批中国自己的粒子物理理论人才。宗燧求才若渴,中国场论学科的带头人戴元本、候伯宇、朱重远,都是他当年选拔的研究生。

    在一九六六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中,先生受到了极不公正的对待。一九六二年,尼•玻尔的儿子,著名理论核物理学家阿•玻尔(A.Bohr)来华讲学。宗燧在哥本哈根时,阿•玻尔还在上中学,两人年岁相近,私交甚好。阿•玻尔见到宗燧时,随便问起了中国是否实行配给棉布的布票制度。宗燧从不过问家务,不知道天下有布票,于是随口答道没有那回事。回家之后,他从妻子那里知道实情,却为自己说了不实的话而痛苦,第二天又去宾馆向阿•玻尔做了更正。如此微不足道的小事情,竟是“里通外国”的大罪行。

    宗燧本是一个为学严谨的完美主义者,常说复杂的物质世界,能为理论物理的数学方程表述,无比美妙;从事研究是人生的最大享受,也是他生命的支撑点。因此当获知多年积累的研究笔记,被抄家抄走而遗失时,伤心欲绝,从此无以入眠,身体逐渐衰弱。而无休止的斗争折磨,更使他无以忍耐。一个极为自信的学者,竟堕入极度的失望之中,于是服用过量安眠药自尽,结束了辉煌而又委屈的一生,终年仅五十四岁。

    先生毕生以国际一流水平鞭策自己,却很少言及治学的经验。他反对急功近利,惟以为心态平和,才能有所创见。他天赋甚高,却又深信熟能生巧,因此毕生勤奋有加,事事精益求精,遗有论文五十余篇和专著两册。宗燧率真坦荡,既有科学的直觉,便无法苟且政治之歪曲。他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与西方的和苏联的学者,皆能相处,亦能较量。他在失望中过早离绝人世,但他的学识和成就,正直与冤屈,都将永远留在人们心中。

    张宗烨原文\朱学渊修改二〇〇五年六月二十二日

    感谢候伯宇、朱重远、邹冰松、范岱年等先生,为本文提供了珍贵的回忆。(原载《新世纪》)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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