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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得尽除人间妖?评刘宾雁的特写《人妖之间》/李贵仁
(博讯2005年12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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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癌症之所以可怕,并非因为它像别的疾病一样,可以致人死命,而是因为它和别的疾病不同,至今还找不出病因,以至于人无老幼,体无强弱,凡属患者,绝大多数只能束手待毙。
     由人组成的社会,和人一样,也有生老病死;对它来说最可怕也最可悲的,也同样是患了重病却找不出病因,以至于在它不应死亡之际,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它死。 (博讯 boxun.com)

    中国社会自从三十年前获得新生之后,一度充满青春活力;事实上现在仍处于青春期;然而,非常不幸,它在不满十岁的时候就重病缠身了,虽经诊治并出现过转机,但毕竟未能根治。更不幸的是,整整十年史无前例的浩劫,又使它连遭重创,内外皆伤,凄惨地陷于奄奄待毙之境。中国社会,这是九亿人民所组成、所热爱的社会主义社会呵!九亿人民能够眼睁睁地看着它崩溃吗?当然,不!于是,四月风暴,十月胜利,不可避免而且不可抗拒地发生了。由于在危急关头动了这样一场必要的手术,中国社会第二次获得新生。然而,沉疴虽起,病毒犹存,中国社会并未康复。
    中国社会究竟患的是什么病?为什么这样难以治愈?莫非也患了癌,根本找不出病因,所以无法救药?
    正当举国上下苦心思索这个全民族命运攸关的问题时,刘宾雁,这位二十多年前因为拚出了艺术家的勇气而身罹大难的作家,再次拚出了艺术家的勇气,用他的新作——特写《人妖之间》,及时作出了尖锐的、深刻的、振聋发聩的回答。我们实在应该高兴,因为我们由此得到一个启示:中国社会的病因完全找得出来,它患的并不是癌,它是可以诊治好的,事实上也正在用有效的方法诊治着,并且正在朝着彻底康复的方向前进。于是,我们充满了希望。
    
    一
    
    车尔尼雪夫斯基说过:“值得注意的,不是离开生活的其他方面,从纯粹的艺术活动,孤立地来观察文学,而是把它当作一种主宰智慧、神经以及生活追求,同时掌握事情趋势的力量,和民族的共通历史联系起来观察,——总之,不是把文学当作一种突出的艺术价值,而是当作民族共同历史的一个伟大阶段来观察。”①
    显然,这是一个十分精辟而正确的原则。只有运用这个原则来观察文学,我们才能从浩如烟海的无数文学作品中,发现那些真正伟大的、对人类进步和历史发展有促进作用的、因而
    
    ①《莱辛,他的时代,他的一生与活动》,《车尔尼雪夫斯基论文学》中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265页。
    特别具有存在和流传价值的杰作,并且认清它们的伟大意义和
    重要价值之所在。
    那么毫无疑问,在运用这个原则来观察一九七九年甚至过去三十年的中国文学时,我们一定会发现:《人妖之间》正是为数并不太多的杰作之一。当然,如果纯粹从艺术价值来看,它确实算不得突出,甚至要为艺术鉴赏家们所诟病呢——他们一定会指责刘宾雁把《人妖之间》写得太缺乏文学味。可不是么,只就作品对体裁的运用而言,就完全可以提出这样的批评了:特写这玩意,本来就很像新闻,而在刘宾雁笔下,又染上了浓厚的政论色彩,要想进入艺术之宫,似乎真不够格。那些茶余饭后寻求消遣品的读者,那些搜奇猎艳酷嗜脂粉气的读者,拿起《人妖之间》来读,大概都会感到失望而掩卷的。然而,正是这篇缺乏文学味的特写,在广大读者中,在人民群众中,却受到了令人感动的重视和欢迎,其影响远远超过了无数文学味甚浓的小说或者戏剧之类艺术作品。在它发表之后不过一个来月的时间里,就有全国各地数以千计的信件飞到作者手里,表达了各个阶层各个领域各个行业人民的广泛赞扬、热情鼓励和坚决支持。相映成趣的是,也有几位先生跳了起来,连骂带咒:“刘宾雁,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叫你比邓拓死得更惨!”不用说,这些先生是被刺痛了的,因为他们在人妖之间恰恰属于妖的一类,而他们的咒骂,却只是从反面更令人信服地证明了《人妖之间》是多么有力。现在,几个月过去了,许多后来发表的作品,或者根本没有引起多大反响,或者被读者注意过一阵子但很快就遗忘了,而《人妖之间》却仍然在人民心目中留着深刻印象,仍然为群众热烈地谈论着,仍然像警钟似的回响在中国社会上空。可以肯定,在今后的年代里,在历史的前进中,它仍然不会被人遗忘,而将长久地发挥它的作用。《人妖之间》有什么卓绝之处,竟使它获得了如此之大的成功呢?十分明显,这篇特写之所以具有不可忽视不容低估的伟大意义和重要价值,正是因为它同我们“民族共同历史的一个伟大阶段”联系着,而不是因为它是什么“离开生活的其他方面”的“纯粹的艺术活动”。
    具体地说,正如当年左拉像个病理学家似的通过几十部巨著解剖过法国社会,如今,刘宾雁也像个病理学家似的通过《人妖之间》解剖了中国社会。然而他们毕竟不同:左拉创行自然主义,尽管一手持解剖刀,一手持放大镜,却只能看到十九世纪中后期法国社会的种种病状;刘宾雁遵奉现实主义,则在解剖二十世纪中后期中国社会的过程中,透过病状析出了病因。只看到病状于病无补,析出病因才能对症下药。刘宾雁的贡献,纵然仅此而已,也可谓不小了。
    
    二
    
    《人妖之间》,主角是妖,不过这妖是以人的面目出现并横行于世的。妖能出现并且横行,人当然无法安宁,而这也就意味着社会有了重病。
    作品所讲的故事取材于不久前才破获的一个大贪污案,内容、情节完全真实。罪犯王守信,“一个粗鄙、浅薄的家庭妇女”,文化大革命前,是黑龙江省宾县煤建公司的收款员,“斗大的字不认识一车;名声不好,是个破鞋……”但是,“文化大革命的浪潮一到,谁知道它唤起了王守信心中哪一种情欲,沉睡多年的政治积极性忽然迸发出来了。”说来也怪,她竟受到“左右宾县五十万人民命运的大人物”——“支左人员杨政委”的特殊宠爱。于是,她作为自己拉起的所谓“捣黑窝战斗队”的头头,经杨政委一声命令,在一九六八年八月当上了宾县商业革委会副主任。“接着,杨政委又下令商业革委会‘纳’王守信入党”,并且,“就在百分之七十党员反对的情况下,王守信成了杨政委的‘特批’党员。”“那是一九六九年九月的事。正是在这同一个月,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张志新同志在辽宁省遭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专政机关的逮捕。”此后,王守信又当上了煤建公司经理兼党支部书记。她成为宾县“煤霸”,上下贯通,左右逢源,不仅在本县,而且在地区、在省上、在中央有关部门,都找到了保护伞。她有恃无恐,除进行其他各种非法活动外,竟贪污现金五十多万元,搞了个私人的黑金库。当然有人反对她、揭发她、同她斗争,但这种正义力量却总是受到压制和打击。尤其不可思议的是,“即使在粉碎‘四人帮’将近两年以后,她老王太太的地位不仅依然牢不可破,而且还在上升呢。”一九七八年,她居然还进行了一次声势煊赫的长途旅行:“那是黑龙江省经济委员会一位聂副秘书长给她安排的一次示威,一次力量大检阅,作为对于王守信先后帮他解决三个孩子返城和就业问题的酬谢。他替王守信买飞机票,派儿子陪伴护送。当这个特大贪污犯从哈尔滨机场起飞时,竟有省级三个部门的领导人驱车送行。到广州,有三个单位接待。在上海,有专人陪送她到高级宾馆。”就这样,“王守信上升到财富和荣誉的顶峰了。她在‘上边’日益扩大的影响,她家门前来去不断的省、地、县的小汽车,她为宾县搞来的各种物资,大大抬高了她的身价。作为这种地位的反映,王守信也就更加有恃无恐,骄横跋扈。”然而,她毕竟未能作恶到底。由于两个小人物坚持斗争,王守信终因劣迹昭著无法遮掩而落入法网……
    这个真实的故事,就其本身所具有的性质来看,就是太令人惊心动魄的了,而它所反映的生活内容,又是多么典型、多么生动、多么丰厚!毫无疑问,像刘宾雁这样有才能的作家,只要巧弄艺术手腕,完全可以据此写出一部富于诱人魅力的小说或者戏剧,叫人读起来禁不住为其故事情节的生动曲折、人物形象的栩栩如生而拍案叫绝。这样的作品也许会像《死魂灵》或《伪君子》似的,跻入世界名著之林,成为不朽之作。然而,刘宾雁绝无向读者邀宠之心,也并不垂涎艺术大师的桂冠,他毅然放弃了那条通向崇高荣誉的道路。“文学是战斗的!”这号角声时时激励着、催促着他,使他容不得自己躲进书斋去从容地雕磨鸿篇巨制。于是,他怀着一颗急切的斗士之心,抄了一条既无鲜花铺缀又无柳荫覆盖然而距离最短的捷径,顺手抓起一件未必先进然而即刻能用的轻便武器——特写,马上冲向敌阵,拚力厮杀起来。
    结果怎么样呢?如果只着眼于作品对故事的叙述,而且用严格的艺术标准来要求,那么,我们完全可以作出许多指责:不少地方似嫌平板,情节连贯性差,议论冲淡了形象,等等。然而作品仍然有那么强的魅力,以至于把它的一切缺点都遮掩了。这是什么道理?显然,刘宾雁并不是专为讲故事而写作的,并且根本不想以故事叙述得精妙取胜;他的注意力集中在故事之外,也就是说,集中在那产生这故事的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刘宾雁不愧是个开掘生活的能手。他那犀利的目光,能够从生活的表面一直看到深处;而在窥准了本质的东西时,他又敢于而且善于直截了当地抓取出来,使之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供人辨识。于是,我们在他的作品中所看到的,就不是一个只能使人惊耸的大贪污犯的故事,而是一个令人深思的大女妖的活动史。这女妖在中国社会横行无忌,范围之大,从一个县发展到了若干省、市乃至中央有关部门,时间之长,则达十二三年之久。但她不仅披着人皮,还成了红得发紫的要人;相反,真正的人,却被搞得不像人了。无庸讳言,这种人妖颠倒的状况,绝非出于偶然,而是中国社会陷入严重病态的必然产物和强烈表现。这是一个多么严酷的事实!面对它,承认它,多么令人痛苦!然而,刘宾雁却硬是把它揭示出来,迫使我们去正视它。从作品中,谁都不难看出刘宾雁的寓意是多么尖锐:中国社会居然出现并横行着此类大妖,明明已经病得不成样子,如果还要说它十分健康,或者说它只不过出了点小毛病,那就纯属自欺欺人,太荒唐、太愚蠢、太可笑了,而且分明是在促使中国社会的病情日趋恶化,把它引向崩溃、灭亡!这是何等响亮的警钟!当这警钟敲响时,我们的心灵能够不被它抓住、不为之震荡吗?谁又能说它响得不对、敲得不是时候呢?
    
    三
    
    “王守信贪污案是破获了。但是,使王守信得以存在和发展的那些社会条件,又有多少变化呢?不是还有大大小小的王守信在各个角落继续蛀蚀着社会主义,继续腐蚀着党的肌体而又受不到无产阶级专政的惩罚吗?”
    “人们啊,要警惕!现在还不是欢呼胜利的时候……”
    这是刘宾雁在《人妖之间》结尾时敲响的又一个警钟;对作品本身来说,则是画龙点睛之笔。
    从这两段高度凝炼而饱蘸愤激之情的文字中,我们可以联想到许多东西,领悟到许多道理。至少,我们可以听到刘宾雁的这个呼声:撕去人皮,还妖以本来面目,进而把它铲出人间,这是为民除害之举,诚属必要;然而更为必要的是:着眼于作为妖的温床的病态社会,从根源上弄清并杜绝产生妖的原因和条件,以便尽除人间之妖,而且,防止新妖再生。
    刘宾雁身体力行,正是为着这个更为必要的目的写了《人妖之间》;他也正是为着这个更为必要的目的采用了特写体裁。特写,惟其很像新闻,所以来得及时,真实性也更有保证;特写在刘宾雁的笔下,惟其颇具政论色彩,所以便于作解剖刀,用来剖析患重病而至生妖的社会,找出它的病因,为尽除人间妖作好准备。显而易见,刘宾雁的思想是深沉的,立意是高峻的,其艺术手段则完全服从作品内容和主题的需要,是简朴、厚重、严冷而犀利的。
    “宾县县委大院,始终是全县人民注意的中心。”
    真像一个医术超群的外科大夫,一刀下去就能切中病根,《人妖之间》的第一笔,直落领导我们社会的“核心力量”中的基层核心,实在大胆到了惊人的地步,然而,多么准呵!刘宾雁正是从这里开始,提纲挈领,层层深入,对中国的社会病态及其根源作了一次颇为透彻的剖析。
    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作品的序言部分,长达一千多字,却直到末尾才点出主角——那个大女妖王守信,此外的全部笔墨,竟然全都是用来写县委的,而且是不加粉饰地写出了县委逐渐变质的过程。这是多么有胆有识而又颇具匠心的构思呵!作者的意图真是表达得再突出不过了:明确告诉人们,社会患病妖横行,主要原因是在党的领导身上,是我们党从基层到中央不断出现问题乃至发生危机的必然结果。
    只看第一个特写镜头——县委大院的变化,就已经够令人深思了:“土改以后有十年光景,人们进进出出,就跟走亲戚串门子差不离。有什么问题或者情况,趁进城赶集办事,就到县委大院转一转、坐一坐,找找当年在本屯当过工作队员的干部唠扯唠扯。”党和人民的鱼水关系,在那几年保持得多好呵!可是,“后来,那大院的院墙好像慢慢升高了,加厚了,百姓路过的时候探头往里瞅瞅,心里有点敬畏,有点神秘感了。等到六十年代初,人们匆匆走过大院的大门口,闻到县委小灶食堂传出的诱人的肉香、油香和馒头味,心里很不是滋味,脸上往往闪过一丝苦笑:人家当官的,日子过的不赖呀……”至此,党和人民的关系,在宾县,当然还有其他不少地方,已不复是鱼水关系,二者之间已经有鸿沟了。这是何等可悲!
    可是再往下看吧,还有更令人深思——不,更令人寒心的呢:一九六四年的时候,“黑龙江省宾县已经从三年经济困难中恢复过来。人民付出的代价不谓不大,有不少重大问题需要党委去认真思考和重新认识啊。然而县委的常委会议上,县委在二龙山举办的党员学习班上,议论的却是女人……”“当农民吃着从柞树叶、苞米叶和苞米棒子的碎渣里筛出的‘淀粉’制成的代食品时,县委书记的孩子却在大街上拿白面肉包子打狗玩。农民怀里揣块干粮,徒步走一百多里到县委上访,碰到的是冷冰冰的面孔。于是人们很少去找县委了,有了问题就去哈尔滨。而县委书记和常委们则有了更多时间躺在沙发上议论那个心爱的题目。”
    这是一幅完全采用白描手法绘出来的社会生活图景。淡淡几笔近乎纯客观的叙述,作者既未发表议论,又未抒写感慨,但是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具体形象,却迫使我们不得不承认一个极为可怕的事实:社会主义搞了那么长时间,中国社会却仍旧和封建时代一样,还会出现“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历史悲剧!而之所以如此,原因正是共产党在执政一段时间以后,它的某些领导干部已经变成官僚,走上了荒淫无耻的道路,而且把自己置于人民群众的对立面去了。
    不言而喻,刘宾雁在《人妖之间》最初几个画面上所要揭示的真理就是:由于党的某些领导蜕化变质,社会才不可避免要患重病。而王守信之类大妖,不正是因此而获得了萌生和滋养的条件么?诚然,王守信其时尚未登台,可是谁能否认,供她登台的道路正在由党的某些领导开辟着呢?当时在宾县已经很严重的社会病状,如冤案迭起,民不聊生,克扣百姓的食品厂居然年年必得“先进企业”称号,等等,不都是由党的某些领导所主持,为大妖登台铺设着道路吗?
    不过必须承认,在六十年代中期以前,正如《人妖之间》所体现的那样,尽管已经出现局部变质的问题,我们党在整体上毕竟还是健康的,有力的;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绝大多数毕竟还是正直的,可敬的,而且是能够发挥其战斗作用的。即使在那个问题已经很严重的宾县,在“这一届县委,三个书记都垮了”的情况下,不是还出现了田凤山这样一个中流砥柱似的好县委书记吗?他不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很短时间就带领干部群众把全县面貌改变了吗?无可否认,刘宾雁为我们塑造的这个形象,着墨不多,色调朴素,却真正是光彩照人的,真正是一个优秀共产党人的高大形象;而刘宾雁塑造这个形象的重要意义,则是完全合乎历史事实地强调了那个时期我们党的主导面是由田凤山似的忧国忧民之士代表着。正因为如此,中国社会虽已身染重病,医治起来却还并不困难,而且确曾几度接近于康复;王守信之流大妖,也就不可能在当时就那么猖獗地出来横行。
    可悲的是,到了一九六六年,就不是只有党的局部出现问题,而是首先在党的中央出现致命问题了。刘、邓、陶打倒了,林彪、“四人帮”登台了。真是天翻地覆!中国社会,就此病入膏肓,急遽地走向沉沦。那么,在宾县这么个小地方,田凤山再有能耐,也自然抵不住从上面掀起的狂涛巨浪,他也打倒了;而同时,杨政委登台了。大女妖王守信出现并且横行的时机,终于成熟,她在杨政委荫庇下,也以“左派”身份登台了。
    这幕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的奇景壮观,实在使人获益匪浅。我们不是从中看到了一条不可抗拒的逻辑么:党的中央领导决定着党的地方领导,从而决定着整个中国社会的面貌。毫无疑问,如果不是林彪、“四人帮”之类野心家、阴谋家篡夺了党中央的大权,杨政委之类“新星”就不可能那么普遍地上升到各地党政领导的宝座上去,王守信之类大妖,当然也不可能成为红得发紫的要人,合法地而且享有特权地胡作非为。
    《人妖之间》着力表现的,也恰恰是这一点;而且,表现得多么形象、多么生动、多么深刻呵!应该说,这正是它的最主要的成就。
    既然如此,那么也应该说,《人妖之间》并非只满足于暴露,它还以无可辩驳的力量启示我们:中国社会不仅可以摆脱病魔,走向康复,而且已经在实现着这一点。事情很清楚:林彪、“四人帮”终于被粉碎了,党中央领导权重新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家手里了,党的各级领导权也随之回到真正的革命者手里了;这样,中国社会的主要病因不就消释了吗?产生妖的主要条件不就铲除了吗?谁能否认这一点呢?我们又有什么理由不充满希望呢?
    然而,问题决不会如此简单。《人妖之间》的最后一节,标题是《喜中之忧》,集中写了粉碎“四人帮”将近两年之后,破获王守信一案时机虽到,却还是多么困难。作者毫不含糊地指出,难就难在党内问题还没有彻底解决。不是么,“共产党的县委向燃料公司派出工作队清查王守信的问题,而共产党的干部同时又在那里拆县委和工作队的台。这一个,去向王守信透露,她是这次运动的重点,让她小心。那个去找她订立攻守同盟。第三个去和王守信策划,如何逃避可能遭受的打击。”“前任宾县县委书记,那个以‘狡猾’闻名的亲家,愿意替王守信窝藏赃款。后来又给王守信出主意:‘弄个大坛子,把钱放在底下,上头摆个别的东西。尽量埋得深点……’”更令人惊讶的是,并非只是宾县的情况这么复杂:“王守信的大儿子刘志民在哈尔滨受松花江地委审查,贪污罪行已经明显,那些过去为他和他老婆的工作调动、从档案中抽出罪行材料等事效过劳(当然得了不少报酬)的‘哥儿们’,仍然一如既往地帮忙。刘志民受‘审查’期间,可以跟自由的时候一样大吃大喝,看守人员可以陪他下棋打扑克解闷儿,他还可以乘坐小汽车跑到一百多里外的阿城县去和同伙订立攻守同盟……”
    在王守信罪行败露已受审查的时候尚且如此,那么,在这之前不久,“黑龙江省经济委员会一位聂副秘书长给她安排的一次示威,一次力量大检阅”,也就是证明了“即使在粉碎‘四人帮’将近两年之后,她老王太太的地位不仅依然牢不可破,而且还在上升”的那次长途旅行,就是不足为奇的了——尽管事实上已经奇得不能再奇!
    不言而喻,从作品所揭示的这些问题中,人们势必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时至今日,中国社会依然病着,其原因,则是党的领导还有问题。
    这意味着《人妖之间》暴露的锋芒已经延伸到了现在。
    对此,有些同志是决不赞成的。他们说:暴露一下过去的问题倒还可以,为什么连现在的问题也暴露呢?这对党的工作是不利的呀!是会造成严重恶果的呀!
    这也许纯然出于好心。然而,这样的好心却只能发生极有害的作用。讳疾忌医,终将导致病入膏肓而不可救药,这是普通的常识,对党、对社会,难道能例外么?而作家像个良医似的,在自己的作品中,把社会正在患的疾病及其病因及时地、准确地诊断出来,难道不是好事,不应该欢迎甚至鼓励么?
    对于作家来说,只许暴露过去而不许暴露现在,则无疑是镣铐枷锁,是会窒息创作、扼杀艺术生命的。离开现在的生活,回避现在的矛盾,不啻堵塞了文学源泉,怎能发挥文学的基本功能?所谓现实主义不也成为空话了吗?
    当然,任何一个作家,如果他是真正对党、对人民、对社会负责的,如果他确有艺术家的勇气,如果他坚决奉行现实主义创作方法,那么,他就决不可能在这种律令面前后退。刘宾雁正是如此。
    如前所述,《人妖之间》所暴露的,不仅是林彪、“四人帮”横行时的问题,还有在这之前十七年和在这之后两三年的问题;而且,他着重暴露的,始终是造成社会病态的党的问题,特别是党的领导中的问题。
    《人妖之间》所以具有价值,所以能在人民当中引起那么强烈的反响,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说到这里,有的同志肯定又要勃然大怒,满怀义愤来质问了:始终把党的领导作为暴露对象,这不是分明在反党么?对于这种可能出现的质问,根本用不着惊慌,作品本身的回答是最有力的。《人妖之间》通过大量生动的情节和典型的形象揭示出:十年浩劫期间,不少坏人混入党内,其中还有相当一部分窃取了领导权,这样,党的肌体就得了重病,中国社会也随之得了重病。作者在暴露这种令人愤慨而痛心的状况时,禁不住喟叹:“人民是爱党的呀,眼看着不三不四的人钻进共产党,能不着急吗!”这里迸发出的,是一种异常强烈的爱恨交织的感情——对党的热爱和对混进党内甚至窃取领导权的坏家伙的痛恨。试问,这种爱和这种恨,是不是一致的呢?当作家起来暴露人民所恨者时,能说他不是为了维护人民所爱者吗?
    粉碎“四人帮”以后,情况当然从根本上变了:党中央领导权被夺回到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手里,地方各级党的领导权也相继夺回;这样,造成社会病态、促使大妖横行的主要因素就消除了,中国社会自然有了康复而至兴盛的希望。反映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理应体现出这一点,而《人妖之间》也确实合乎逻辑地体现了这一点。但是,只看到这一点,只肯定这一点,只歌颂这一点,行吗?断然不行!陶醉于已有胜利,沉迷于未来希望,居安而不思危,无视客观存在的问题、矛盾、困难、挫折乃至很可能发生的新的危机,那就等于走上了通向失败的可怕道路!睁眼看看中国社会的现实吧:不正如《人妖之间》所描绘的那样,沉疴虽起,病毒犹存吗?其症结,从主要方面来说,不仍是党的有些领导岗位仍被坏人或官僚所占据吗?当然必须承认,出现这种问题完全是正常的,是社会进入一个新阶段的初期不可避免的;同时必须承认,这种问题已经不是主流,绝对不能夸大;然而也必须承认,正常的、不可避免的、非主流的问题,毕竟还是问题,而且是弄得不好就会膨胀和爆发的问题。那么,真正是唯物主义者,是党的维护者,是社会主义者,岂能自欺欺人地否认这种问题呢?而真正的现实主义作家,又岂能不表现即暴露这种问题呢?要知道,广大人民对这种问题是看得很清楚并有切肤之痛的;但是有些人不能正确认识,便误以为中国社会是得了癌症,无法治愈,因而产生了消极悲观情绪。在这种情况下,唉声叹气不行,怨天尤人不行,指责和压制人民更不行;惟一正确的办法就是:把确应暴露的予以暴露,从而告诉人民,中国社会得的并非癌症,它正在走向康复,只是还有这些病毒作祟,它们主要是从前留下来的,不可能一朝一夕消除净尽,但只要继续努力,就一定能把它们也除掉,我们的希望就一定会很快实现!《人妖之间》所采取的办法正是如此。
    且看它所塑造的两个小人物的形象是何等生动地体现了这一点吧。刘长春,史怀亮,都是无权无势的普通人民。还在“四人帮”当道、大女妖横行时,他们就起来斗争,为此受尽迫害,刘长春甚至家破人亡。“四人帮”被粉碎后,他们继续斗争,终于取得了胜利。然而,他们对王守信的斗争胜利了,他们自己却“不仅是一无所获,至今还为此吃着亏呢。”显然,这是两个塑造得很成功、很感人、很值得赞颂的典型形象。是什么动机、什么力量促使他们这样干呢?请听史怀亮的内心独白:“长此下去,这种人多了,党不就要变质吗?……这是严重问题!”一个虽然申请多年却终究未能入党的工人,心里却时刻担忧党会变质,多么可敬!毫无疑问,他和刘长春,这两个十分平凡的小人物,之所以不怕打击报复,不怕家破人亡,完全是怀着火热的赤子之心,为党的纯洁健康而斗争,为疗治社会痼疾而斗争!那么刘宾雁呢?这位忧国忧民的作家,他的心,不是正和这两个小人物的赤子之心相通,不也正是那样火热的赤子之心吗?他既暴露过去,又暴露现在,而且始终着力于暴露党的领导的问题,这不是为了别的,而恰恰是为了使党纯洁健康,使社会消除病态、走向康复呵!
    
    四
    
    恩格斯说:“据我看来,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①这里,他所特别强调的,是必须写出典型环境。道理很简单:环境是环绕人物、驱使人物行动的;没有典型环境,就不能有典型人物。他之所以对哈克奈斯的《城市姑娘》提出批评,认为这部小说的“现实主义或许毕竟还不够充分”,正是因为小说中的人物就作者“所描写的而言,是够典型的;但是这些人物周围的、促使他们行动的环境,也许就不完全是这样了。②
    从恩格斯的要求来看,《人妖之间》无疑是一篇充分的现实主义的杰作,它的最主要的成就正是在于:以独特的风格,比较全面、准确而深刻地写出了一个很广阔的典型环境,也就是写出了整个中国社会的几个主要方面的本质特征。
    当然,我们不能无视它在细节真实和典型人物塑造上的成就。细节真实是不待言的了:每一个细节,不仅从合乎生活规律的角度去看是真实的,而且基本上都是确曾发生过的真人真
    
    ①②《恩格斯给玛•哈克奈斯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文艺》,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58页。
    事的真实写照。至于典型人物,我们已经指出了田凤山、刘长春、史怀亮等;此外,杨政委、周禄、闻峰、杨清、柳真、关书记、魏高、顾卓,等等,也都是各属一类的典型人物。
    比如杨政委。他是首先提携王守信,把这个大女妖扶上台的集党政军领导于一身的人物。作者对他的刻画真是入木三分,形神皆活。请看关于他出场的描写:
    
    当田凤山的高大身躯寂然倒下时,有一颗新星从
    宾县城里冉冉升起。此人又瘦又小,其貌不扬,但他
    披着一件黄大衣,顷刻之间就成了叱咤风云,左右宾
    县五十万人民命运的大人物。支左人员杨政委的政绩,
    十三年后的今天仍然在宾县人民生活中发生作用,从
    而使人们不断忆起他,同对于田凤山的怀念形成鲜明
    的对比。
    那时候,杨政委给我们留下的印象还只是他的公
    鸭嗓和颇富煽动力的演说。对他的观察还刚刚开始。
    不过,有一点已经引起人们的注意。当杨政委的吉普
    车掀起滚滚烟尘从县城的土路上开过时,人们有些纳
    闷:
    “杨政委怎么和那个娘们儿搞到一起去了呢?”
    车上陪着杨政委的那个女人,就是不久以后一跃
    而为宾县大人物,十三年后又震惊全国的王守信。
    
    杨政委其人乘文化大革命的“东风”发迹,借支左人员的身份横行、飞扬跋扈、骄奢淫靡、奴役百姓、纵妖出洞的丑恶面目和性格特征,跃然纸上,何等鲜明!一幅粗线条的肖象画,配上几句解说词,再加一个陪着吉普女妖的特写镜头,笔墨不能算多。但是,我们不仅看到杨政委已经活生生地站在面前,威逼着我们,而且顿时感到,许多与杨政委相同或相似的人物,也在我们的记忆中复现了,活动了。
    
    又如魏高。他是宾县主管财贸的县委书记,王守信的顶头上司。他不仅不把王守信揪出来斗争,反而在“经过周密观察和慎重考虑”之后,“决定和王守信结成亲家”。作品关于魏高夫妇一起去找媒妁,又一起携女主动上门拜访王家的描写,以及县计委副主任李永权向魏高揭发王守信却碰了个软钉子的场景,多么生动而又富于讽刺意味呵!在绘出这几幅连续性的漫画之后,魏高的形象已经呼之欲出了,作者又趁势画龙点睛,揭示了魏高既狡猾又贪婪的性格特征的本质:“也许就因为狡猾吧,在长达七年的时间里,人们始终以为是王守信巴结这门婚事,意在找到一个靠山。那是直到王守信一案破获后又经过半年,才真相大白的:魏高看中了王守信的钱。”原来,身为共产党的县官,却是既奸又贪的大财迷!难怪治下妖氛充塞万姓不宁了。值得警惕的是,魏高之类人物并非绝无仅有。刘宾雁根据实际生活塑造这个形象,其典型意义自不可低估。
    
    不用说,《人妖之间》塑造得最成功的典型人物是主角王守信。这个大女妖的活动史,充满了令人惊心动魄的情节。作者那支妙笔,正是通过这一系列人间不应有的情节,把横行人间的大女妖的本来面目、邪恶天性、无耻嘴脸、奸刁伎俩和其他性格特征,淋漓尽致地描画了出来。在《“当代英雄”》一节,作者写到王守信为了从地区和省里争得更多的煤,从而使自己掌握更雄厚的捞钱资本,竟使出了不堪设想的无耻手段,那场景真是写得精采极了:
    
    她必须上地区和省里的有关部门给宾县争煤,争
    船运煤,争必需的经费。不管是多大的官,她能一见
    如故,把一个五十岁女人所剩无几的魅力以最不令人
    厌恶的方式展示出来:
    “哎呀,我说王书记(或高经理,聂秘书长,反
    正都一样)呀,咱们宾县老百姓可难啦。买煤排队,
    都一小筐一小筐地买啦。你再不给批点,眼瞅着就得
    烧大腿啦……”
    她拍你,拉你,扯你,撕巴你,黏黏乎乎没个完。
    她说哭就哭,说笑就笑,而且始终非常真挚。你还不
    答应?好,她还有一招儿:她能解开裤子,让你看她
    肚子上那道伤口,说明她老王太太是带着病来为人民
    争煤的。怎么样?你还不赶快想法儿让她提上裤子?
    你急躁,你生气,想早点摆脱她。但是再想想,她毕
    竟是为公呀。况且这个女人浑身那股乡土味,那股粗
    俗、真挚(裤子都脱下一半了!)和亲昵劲儿,对于年
    岁相仿的男性也不是没有一点魅力。
    “好吧,给你批两千吨。”
    
    毫无疑问,像这样抓住最能反映本质的性格特征刻画人物,即便在所谓纯文学性的小说、戏剧之类作品中,也要算是很高明的手法。类似例子,在《人妖之间》中还能找出许多。正因为如此,尽管政论色彩颇浓,且有议论冲淡形象之嫌,这篇特写的艺术成就仍是相当高的。确实,在刘宾雁身上,思想家的气质似乎比文学家的气质更多一些,更强一些;但他并非只会用解剖刀,也同样善用彩笔。他在《人妖之间》中创造了一条够丰富多彩的典型人物画廊,仅就这一点而言,也是对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突出贡献了。
    
    不过应该承认,《人妖之间》的主要成就毕竟不是典型人物的塑造,而是典型环境的描写和解剖。决定这一点的有两个因素:首先,就一般的现实主义作品来讲,没有典型环境,典型人物就会失去意义;其次,就这篇作品来讲,它的主旨本不在于塑造一些人物,而是在于解剖中国社会,挖其病根,促其康复。这两个因素在《人妖之间》这篇独特风格的作品中是统一的,而且都体现得很鲜明、很出色。
    在文学作品中着重把中国社会作为典型环境来描写和解剖,非自刘宾雁始,但他显然是佼佼者。他忧愤而痛切地看到了、感到了这项工作是极为必要和重要的。他看到:正是中国社会这个典型环境产生了王守信之类大妖;同样,也正是中国社会这个典型环境,产生了林彪、“四人帮”之类祸国殃民的大野心家、大阴谋家——更大的妖。人民因此而遭受的苦难、损失和不幸,真是太惨重了!因此,把中国社会作为典型环境加以解剖,弄清它为什么会产生上自林彪、“四人帮”下至王守信之类大妖,实在是关系着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大事。刘宾雁下决心从事这项工作。为此,他既有义不容辞之感,又有义无反顾之志;他还颇具眼力、才力。于是,他成功了。
    
    如前所述,刘宾雁在《人妖之间》中明确告诉人们,中国社会之所以患病生妖,主要原因正是我们的党从基层到中央不断出现问题乃至发生危机。这样,他就把中国社会这个典型环境的主要方面描画出来了。但这显然是不够的。人们不能不问:党的领导又为什么会不断出现问题呢?这是偶然现象还是必然规律呢?是由担任党的领导的个人决定的,还是由其他因素决定的呢?
    
    不对这些问题作出明确回答,那就不能使人们对中国社会的病因有全面的认识,无疑是重大的缺憾;特别值得重视的是,这还会使暴露党的领导中的问题遭到误解,从而这种暴露本身也就很可能在实际生活中起副作用。
    
    刘宾雁避免了这种可能出现的错误。他对中国社会这个典型环境的解剖是多方面的: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从党政机构到人事关系,从政治运动到日常生活,几乎都没有放过,而且都抓住了本质特点。这样,上面那些问题也就得到了令人信服的回答。
    
    “在贫穷和落后的土壤上,权力之花似乎开放得分外香艳诱人。”这是《大颠倒》一节的首句。真是写得太精辟、太生动了!中国社会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各自特点及其相互关系的特点,一语道破,而又表现得那么形象,同时,渗入了何等辛酸的人间泪呵!就是从这里开始,刘宾雁通过一系列人物形象、故事情节和分析评议,向我们展示了中国社会这个典型环境中具有决定意义的另一重要方面:经济基础薄弱,国困民穷,从而造成了上层建筑的种种弊端。
    
    也正是在这里,刘宾雁明确地告诉我们:党的领导出现问题乃至发生危机,某些个人诚应负责,然而归根结蒂是由经济基础所决定的。
    
    毫无疑问,他讲出了一个真理。纵观历史,举凡政权出现问题、发生危机,往往同野心家们觊觎权力、争夺权力、窃取权力有关;而野心家们之所以嗜权逐权,并非单纯受权势欲支配,倒是物质财富的占有欲在起着决定作用。这显然是经济基础不够雄厚、物质财富供不应求的结果。至于贫穷和落后的土壤上,权力之花开放得分外香艳诱人,也只是因为经济越落后,人民越贫穷,少数人就越是需要通过占有权力去强夺很缺乏的物质财富,以广大人民饥寒交迫的痛苦为代价,竭力满足自己穷奢极欲的要求。这是人类社会运动发展的一条客观规律,自古而然,到了共产党执掌政权的社会主义社会,仍旧不可抗拒地起着作用。总而言之,经济基础薄弱,物质财富缺乏,不仅造成了国家困顿、人民贫穷的可悲局面,而且势必导致党的领导出现问题、发生危机。这决不是某些个人所能左右、所能改变的呵!
    
    更为可怕的是,问题并非只限于此。反作用的规律同样是不可抗拒的:党的领导中谋求私利的特权人物一旦增多而且得势,就势必反转来破坏经济基础,使之更趋薄弱以至崩溃;物质财富也势必更为稀缺,更要为特权人物所掠夺和垄断。
    这是一种恶性循环,是社会病态的最终根源。
    
    那么,《人妖之间》是怎样揭示这个真理的呢?当然,它主要是通过艺术形象来揭示的。在作品的许多情节中,我们都能围绕这个真理发现问题而又找到答案或启示。
    
    比如,一九六四年田凤山来到宾县之前,为什么一届县委三个书记都垮了?显然,领导干部走向蜕化变质,是因为他们在经济困难、物质缺乏的情况下,把手中的权力用作了谋取私利的工具。
    
    又比如,文化大革命中,为什么“造反派”头头闻峰要喊出“紧跟杨政委”的口号?为什么“紧随‘紧跟’而来的,就是热爱和敬仰”?为什么杨政委上班把钥匙忘在家里,女秘书和司机竟不约而同地主动瞒着人跑去取,还要丑态百出地争功?显然,诌谀逢迎者所看中的,并不是人,而是人掌的权,归根结蒂则是权后面隐藏着的以很难搞到的物资为主的各种利益。
    至于王守信采取种种肮脏手段实现“全家红”,不仅自己,而且让两个儿子、儿媳和妹妹都入党升官,其目的何在,那就更是不言而喻的了。就拿王守信本人来说吧,“造反以后,跟杨政委东奔西跑,她有生以来第一次尝到了在咱们这个社会里掌权的滋味——那么多人都听一个人的,捧你抬你,又得实利(重点引者加)又光荣!这比她当年的最高理想——给伪警官或地主当老婆,要尊贵多少倍呀!”真像得了天机似的,于是,她便死乞白赖地向杨政委讨权,并且居然成了共产党的基层领导人物。这样,她就有了横行人间的许可证,有了成为特大贪污犯的优越条件。
    
    再看那些贪赃枉法的大小书记、部长、局长、秘书长、主任、经理,如县上的魏高、省上的郭玉才、中央商业部的一个副局长,等等,他们把手中的权力用来干了什么?不也同样是用来攫取财富吗?
    
    作为这一系列现象的总结,作者在《奇异的交换》一节中告诉我们:“权力交换,多年来不断发生在王守信和县委、县革委以及地区和省级的几十、上百名干部之间。”他一语破的,深刻揭露了这种权力交换的实质:“这实际上是通过权力功能的交换而实现的物的交换。”他还从作用与反作用的辩证关系上指出了由权力交换到物的交换所造成的严重恶果:“事情非常明显,每一次这种交换,都不能不突破政策界限,都不能不或者直接给社会主义公有财产造成损失,或者使党纪国法失灵,往往又是二者兼而有之,而这最终就必定要伤害社会主义制度,使党的领导徒具虚名,而在这种反复不已的交换中,党政干部本身也就逐渐蜕化为吞噬人民脂膏和蚕食社会主义制度的蛀虫,党和群众的关系也随着恶化了。”
    作者就是这样,把中国社会这个典型环境贫穷落后的特点揭示了出来,并且阐明了这个特点与党的领导的关系。正因为如此,王守信这个典型人物的出现与横行,也就更显得合乎规律,更真实可信了。
    
    值得注意的是,刘宾雁不仅从物质匮乏导致权力变质的角度写出了产生妖的必然性,而且尖锐地指出:物质匮乏,国困民穷,本身就是产生妖的土壤。他写道:“一九七O年以后,宾县一下子建造起好些家工厂,用煤量猛增,而煤产量并没有上去。这就给王守信施展才干提供了一个很大的舞台。”显然,正因为整个国家经济基础薄弱,王守信才能钻空子发国难财。同时,由于人民普遍贫穷,使她获得了巧妙地加以利用之机,她就又做到了鲸吞巨额公款而不露馅。作者把这一点写得颇为深刻:“王守信对于宾县人的困难,经常放在心里。县干部工资不变,十几年哪家负担不加重了?很多人欠下几百上千元的公款。一九七五年,县委按上边指示,要求限期偿还公款。王守信是个财神爷。她身上经常揣着一个不记名的存折,办公桌抽屉里随时都可以拿出现款。凡是用得着的人,往往不等对方开口,王守信就问了:有困难吗?缺钱用不?”她就是用这一手笼住了人心,保住了自己。那个本来可怜巴巴令人同情的纪检员杨清,甚至被她用“援助之手”拉为自己的帮凶。就是对各级领导干部,她也同样是用这一手法去讨得欢心、骗到信任、谋来方便、获取保护的。道理很简单:我们的各级领导干部,一般说来,生活条件尽管高于一般群众,却也并未摆脱贫穷的威胁,有的事实上还很困窘。在这种情况下,绝大部分领导干部都能保持操守,但也不可避免会有人屈服,从而给妖以可乘之机。当然,少数安享特权的领导干部,富贵尊荣,本无困苦之忧,但他们欲壑难填,总想攫取更多财富,因此不惜荼毒人民,大事搜掠,这也同样给了妖以可乘之机。王守信怎能看不到这一点呢?“她怕就怕共产党跟她不一样,不爱财。干部越大,收礼收钱越多,她就越是心花怒放。”而她也真有理由心花怒放,因为她发现了对她极有利的事实:“省里的大干部不也是伸手抓钱吗?”“北京也有这样的干部呀。”真是求之不得,于是,她就三百五百、一千二千地往这些领导干部手中塞钱,或者给他们送去高级家俱、高级食品等等,把他们买为自己的保护人。不仅如此,她还经常“观察着县内外领导干部的生活、思想和需要。”她抓住了我们国家的又一个困难:经济基础薄弱,致使干部子女的升学、就业问题也很难解决。于是,她利用自己四通八达的“关系”帮着几十个领导干部解决了这方面的问题,从而为自己换回了横行人间的更大特权。总之,无论从哪方面说,都证明了一个道理:穷则生妖!
    
    既然如此,努力发展国民经济,变国困民穷为民富国强,不就是尽除人间妖的根本途径吗?而现在,全国人民在党中央领导下同心同德大干四化,不正是沿着这个途径向前迈进吗?中国的社会病态,不也正在逐步根治、走向康复吗?——这是《人妖之间》给我们的又一重要启示;它的积极意义,也就更显得重大了。
    《人妖之间》把中国社会作为典型环境来描写和解剖,还揭示了它的又一个显著特点:正常关系淹溺于不正常关系。“人和人之间错综复杂、重重迭迭的关系,已经织成一张又厚又密的网。什么马列主义原则,什么党的方针政策,一碰到这张网,就像触了电,不灵了。一家企业叫这张网缠住,社会主义制度就要走样;一桩案件落入这张网,无产阶级专政就要被歪曲。是非混淆,赏罚颠倒,真理屈从于谬误,善良受制于邪恶。”这是多么可怕的景象呵!一个社会,人和人的关系变成这个样子,又是何等的可悲呵!
    
    作者深刻揭示了这张“关系网”的双重功能:对真、善、美,它是破坏性的;对假、恶、丑,它则是保护性的。就其破坏性而言,有一个例子很能说明问题:为什么一九六四——一九六六年间,田凤山当县委书记,能够把宾县面貌改变得那么好,而到一九七O年的时候,同田凤山一样品质一样作为的张向凌当县委书记,竭尽全力想把宾县面貌再变一下,却不仅无能为力、寸步难行,反而“几乎被赶走”呢?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前者当政时,那张可怕的“关系网”还没有织起来;后者当政时,“这张魔力无边的网”却已经铺天盖地。正因为如此,作者写到张向凌的遭遇时,慨叹地说他“孤掌难鸣”。这当然是真情实况。不过应该指出,这并不只是孤掌难鸣的问题,而是社会的病势恶性发展,已经难以救治的问题。就“关系网”的保护性而言,王守信的犯罪活动,不就一直被它所保护,而且保护到“四人帮”被粉碎的两年多以后吗?毋庸讳言,这张“关系网”的双重功能,至今也仍在继续发生作用。所以,作者满怀忧愤地指出:“这就是制造和掩护过王守信、并且还在继续制造和掩护犯罪分子的另一个社会条件。”
    《人妖之间》对“关系网”的描写是很精采的;当然,也是很必要的。但是也有欠当之处。作者把“关系网”的作用抬得太高了,竟至于抬得比党的领导和经济基础的作用还高,这是本末倒置。他写道:“咱们中国的事情,都教怕得罪人的人给搞坏了。”换句话说就是:都教“关系网”给搞坏了。实际上远非如此。“关系网”诚然可恶而又可怕,但它的形成和发展,归根到底也取决于党的领导和经济基础。中国社会之所以密布“关系网”,而且盛行“关系学”,只是因为“关系”总和权与物质联系着。倘若党的领导正确而坚强,经济基础十分雄厚,物质财富完全能够满足需要,人们哪里用得着费老大劲去搞“关系”呢?
    
    同对“关系网”的描写相比,作品描写中国社会这个典型环境的第四个显著特点——既无民主又无法制,笔墨似嫌太少,份量似嫌太轻,而实际上,后者显然比前者重要得多。正因为既无民主又无法制,王守信才能由杨政委一声命令就算通过了入党做官,而且倚仗自己和别人所占据的权力肆无忌惮地为非作歹;正因为既无民主又无法制,坚持正义敢于斗争的好人如刘长春、史怀亮,非但难以取胜,还总是遭受打击报复,甚至家破人亡。这是中国社会政治生活中长期的、普遍的、根深蒂固的问题,是中国社会久患重病的主要原因,也是上自林彪、“四人帮”下至王守信之类野心家、阴谋家和妖魔鬼怪出现并横行的重要条件。毫无疑问,这个问题如不彻底解决,妖难除,病难复,社会就还是不得安宁,更不必说迅速前进了。当然,作品是反映了这个问题的。但是,不可以写得更深些么?
    与此相联系,作品对两个小人物的歌颂也有令人深思之处。作者告诉我们:“小人物办着大事”;“对于最终战胜王守信,刘长春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史怀亮也是如此。就作品所表现的故事结局来看,情况当然是这样的。但就整个故事来看,尤其是,就整个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来看,人们却不能不提出疑问:处于一个既无民主又无法制的国度,刘长春、史怀亮这样个别的小人物,一定能办成大事吗?他们的作用不可低估,但是能高估吗?实际生活中像刘长春、史怀亮似的小人物并不少,但在十年浩劫时期绝大多数只能遭遇悲剧,现在也仍有人继续遭遇悲剧,就是刘、史二人也几乎一直遭遇悲剧,这是什么道理?
    
    当然,除妖兴国,必须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这就需要唤起千千万万个刘长春、史怀亮,起来共同斗争。从这个意义上讲,歌颂这两个小人物完全是应该的。但是,如果不找出社会的病根,通过一次大的手术彻底挖掉,而只靠个别小人物去硬斗,毕竟只能在付出很高代价的情况下偶尔取得一些微小胜利,对整个社会的痼疾还是无补。“四人帮”当道时,也很可能揭发一些王守信似的贪污犯,但是在揭发一个时,却会新生十个、百个;而且,也很可能歌颂一些刘长春、史怀亮似的小人物,但是在歌颂一个时,却会扼杀千个、万个。这是为什么呢?就因为“四人帮”在本质上是和王守信一致而同刘长春、史怀亮对立的,“四人帮”控制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条件,都恰恰是滋长王守信之类大妖而窒息刘长春、史怀亮这种硬汉的。显然,只有粉碎“四人帮”,从根本上改变党的领导被破坏的状况,只有大搞四化,从根本上扭转经济基础薄弱的状况,那种长期存在的人妖颠倒的状况才能随之从根本上消除。这个道理至为重要。《人妖之间》的主旨也正是要把这个道理讲清。但是它在歌颂两个小人物时,对个别的具体的小人物的斗争能够发挥多大作用,没有作出很科学的估计;对于他们的斗争在什么条件下才能必然地而非偶然地取得胜利,也没有作出明确的解说。这就难免引起一些误解,使人以为只要像刘长春、史怀亮那样勇于坚持斗争就行了,殊不知只靠他们这样斗争恰恰是不行的。应该说,这是作品的一个缺憾。
    
    不过就《人妖之间》来说,如果要找缺点,最值得注意的还是这样一点:它从党的领导、经济基础、人事关系以及民主和法制等方面着笔,把中国社会作为一个典型环境加以描写和解剖,却基本上漏掉了关键性的一笔:从社会制度上把这个典型环境的全部本质说透。作品中有两处接触了这一点,但都是轻轻一触即过:一处是《奇异的交换》一节,作者在揭露了权力交换和物的交换的恶性循环之后,愤慨地出以反语写道:“这种‘社会主义’交换,比起资本主义交换确实有相当大的‘优越性’:交换双方个人不须拥有资本,不须支出任何私有财物,不冒任何亏损或破产的危险,又各有所得。”显然,这句话的实际意思是说:像这样的“社会主义”简直比资本主义还坏。另一处是《小人物办着大事》一节,作者引述史怀亮的大字报说:“奇怪的是,我公司的个别领导人,虽然生活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社会主义社会,却作着十八世纪封建帝王的美梦,他的主义或信条是:‘朕即世界’。谁不听话,他就整谁。”这两处都写得很好,但是都未展开,而全篇也再无此类笔墨,实在令人抱憾。
    
    其实,中国社会之所以患病生妖,关键问题正是出在社会制度上面。社会主义制度虽然建立了,但是两千多年的封建主义传统还是那么强大,无论在党政体制方面、经济基础方面、人事关系方面、社会生活方面,都决不只是有些残余,而是往往起着决定作用。以“朕即世界”为信条的领导人,何止出在史怀亮所在的那个宾县药材公司?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三十年来在全国范围又有多大改变?纲纪伦常的精神枷锁,不是至今还在束缚人么?如此等等,说明封建主义的幽灵在中国社会到处徘徊着,而且到处借尸还魂。这样,社会主义在许多地方许多方面就徒具空名了,党的领导又怎能不出现问题?经济基础又怎能不长期陷于薄弱状态?共产党员和革命同志之间的关系又怎能不黯然失色而代之以可怕的魔力无边的“关系网”?民主和法制又怎能不同时被抛弃和践踏?整个中国社会又怎能不久患重病而至生妖?这是何等重大的问题呵,岂可忽视?《人妖之间》以剖析中国社会病因为主旨,却偏偏把这个问题忽视了,岂不可惜?
    这也许是求全责备了。
    
    当我们读到《人妖之间》时,中国社会已经重新迈开巨人之步,向着实现四化、建成社会主义强国的宏伟目标前进。
    
    它虽然沉疴初起,病毒犹存,但毕竟找出了病因,动过了手术。它正在迅速地走向康复,并勃发着新的生机。尽除人间妖的希望,已经展示出来,正在日渐成长,终将变为现实。
    
    然而,从希望到现实,总还有着距离。其间不仅旧病毒要继续作祟,还会出现新的障碍。我们迫切需要总结经验,继续奋斗。
    
    正因为如此,读一读《人妖之间》,无疑大有好处。
    
    诚然,这篇特写并没有提供什么独创性的内容。找出中国社会的病因,挖掉中国社会的病根,这是一场伟大的社会革命,它是由我们的党和人民进行的,它的胜利也要归功于党和人民。但是,在文学作品中把这一切如此深刻地表现出来,特别是通过具体形象把中国社会的若干主要病因剖析得那么透彻,《人妖之间》却自有其独特的功勋。
    
    尽管像任何伟大作品一样,《人妖之间》也有缺点,但毕竟瑕不掩瑜。它的思想光辉、艺术成就和社会效果都是无可置疑的。它可以当之无愧地被称为中国当代文学最具代表性的力作之一。那么,我们又怎能不为它的出现而欢呼呢?
    
    1980年1月15日于人大灰楼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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