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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波:胡布会——制度对立支配利益相关
(博讯2006年4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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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贸、核武、人权,……几乎在所有在重要问题上,中美之间都有巨大分歧。为了营造中共党魁胡锦涛访美的和谐气氛,中共副总理吴仪先行送上162亿美元大礼。
     (博讯 boxun.com)

    当今世界最大独裁党党魁与当今世界最大自由国家总统的见面,中美关系再次引起舆论关注。在全球化的潮流中,中美表面似乎是“利益相关者”,但究其实质,不过是根本的战略冲突中的相互斗法而已。经贸上的利益相关是权宜性的,而政治上制度上价值上的冲突才是根本性的,即便中共党魁送出再大的经贸礼物,也无法改变美国在政治上施压、在军事上遏制、在价值上渗透的对华政策,更改变不了中共坚决反对美国和平演变的底线。
    
    换言之,自由美国与独裁中共的关系,对于双方而言都是制度对立支配利益相关。
    
    关于国际关系,有一种相当流行的说法:“只有永远的利益,而没有永远的敌人。”近些年,在惟利是图的中国,一谈及中美关系,也大都要引用这种观点。但在我看来,这是一个似是而非的说法,也许放在自由制度诞生之前还多少具有普世性,而一旦放在自由世界与独裁世界的关系中便无法成立,特别是放在自由世界的领袖美国身上就更不适用。
    
    首先,无论在价值观还是在制度安排上,自由与独裁在所有关键环节上都是对立的,二者就是黑白分明的敌对关系,不应该故意模糊;即便想模糊,也不可能糊弄过去。只不过,二者如何斗法——热战、冷战、交往遏制并行的和平演变——取决于特定时期的实力对比和内外环境。对前苏联是冷战,对萨达姆是热战,对中国是交往与遏制并行的和平演变。
    
    是的,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现实中,美国都不是完美的国家,但美国至少是当今世界上最富理想主义和使命感的自由国家。基于道义理由而不惜付出巨大牺牲的传统,表现在历届伟大的美国总统的政治作为中。在美国国内,奠定于《独立宣言》所宣示的原则中,践行于华盛顿领导的独立战争中,完成于废除奴隶制的林肯时代;在外交政策上,肇事于一战后的“威尔逊主义”,践行于抗击法西斯极权的二战时期和对抗共产极权的冷战时期。现在,在抗击国际恐怖主义的全新斗争中,布什总统抛弃了尼克松时代的权宜性现实主义外交,而接续里根时代直面邪恶帝国的勇气,再次高举理想主义外交的旗帜。
    
    其次,虽然美国与欧洲各国同属于西方自由阵营,但美国不同于欧洲国家的最大特点就在于:欧洲在外交上几乎无一例外奉行现实主义,在与类似中国这样的独裁国家打交道时,不会把人权外交作为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二战后的美国外交具有强烈的理想主义驱动,面对共产世界的挑战,二战后的美国历届政府的全球战略都是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平衡。美国作为自由世界的领袖负有遏制共产极权和推广自由理想的重任,所以,美国在与独裁国家打交道时,一直把遏制独裁暴政和推广自由民主作为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
    
    美国外交的理想主义来自美国人不同于欧洲的国家认同。著名政治学者亨廷顿在《我们是谁?》(程克雄译,新华出版社2005年版)一书中指出:“1849年,一位欧洲人亚历山大·麦基在访问美国后指出,‘美国人很少或完全没有欧洲人所特有的那种地方依附感。他们的情感集中于体制,而不是国土。他谈自己,主要是说自己,主要是说自己是共和国公民,而很少说自己是哪个家乡的人……因此,美国人是自视为特定政治信念的门徒。’一百年后,有一次民意测验调查人们对自己国家最引以自豪的是什么,对国土自豪的人,在美国仅有5%,相比之下,英国人有10%,德国人有17%,墨西哥人有22%,意大利人有25%。而另一方面,对本国政治体制最引以自豪的美国人有85%,英国人则有46%,墨西哥人有30%,德国人有7%,意大利人有3%。”所以,亨廷顿得出结论说:“这种态度反映出一个事实,即美国人对美国的认同,主要在于政治理念和体制。”(P44-45)
    
    美国外交的理想主义也来自美国独特的宗教信仰——由新教信仰所昭示的普世主义:所有人皆是上帝的子民,因而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人人应该得到上帝的祝福和拥有对上帝的信仰。在以基督教新教为主要信仰的美国,美国人从发表独立宣言的那一刻就抱有如下信念:“他们坚信,他们推翻了专制暴政,避免了血腥无度和社会动荡,缔造了一个共和国,而这正是上帝为全世界所预设的道路。”(《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上,[美]沃沦.I.科恩主编,陶文钊等译,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P14)著名自由主义思想家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也指出:“给予他们热爱平等和自由之心得,是他们的父辈;但是,赐给他们广袤无垠的大陆从而使他们拥有长久地保持平等和自由之方式的,却是上帝。”美国政治学者福山也指出:美国人具有人类一家的共同命运感,所以,“一个人可以为一个他并不属于的阶级打抱不平。美国内战前激进的白人废奴主义对奴隶制表现出的愤怒,全世界人民对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愤怒,都是这种精神的体现。在这些情况下,愤怒的产生都是因为感到愤怒的人相信他们是人类,即因为为种族主义牺牲的人其价值没有得到认可。”
    
    有人会举出许多例证来反驳我的黑白论。比如,二战期间美英苏中结盟,冷战后期中美联手,两伊战争期间美国支持萨达姆,现在的美国与沙特还是盟友,等等。然而,自由理想变为现实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会遇到各种难以预测的阻力,不可能百分之百地兑现。正如自由主义政治学落实为现实制度时,也都要发生某种程度的变形一样。所以,美国推广自由民主的努力,总要在特定时期和特定危机中进行“两害相较取其轻”的抉择。但从长远看,因为自由制度与独裁制度的根本对立,所以自由国家与独裁国家的结盟都是权宜性的,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二者的对立以及最后的摊牌。二战时期美苏结盟无法改变两国的根本敌对,所以,结盟仅四年而冷战持续了半个世纪,直到前苏联的极权的帝国彻底坍塌。冷战后期的中美握手,是美国出于更有效地遏制前苏联的战略安排,后来的事实证明,美国的选择是明智的。冷战后的中美关系,之所以走上既交往又遏制的博弈,源于中共政权走上了改革之路,让自由世界看到了中国融入文明主流的可能。
    
    所以,在“胡布会”之前的4月10日,布什总统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关系学院发表演讲时表示:“美中关系良好而又复杂。美中关系相当良好是因为我们能够进行对话,是因为中国的领导层,包括胡锦涛主席和江泽民主席,都愿意坐下来和我们就多项议题进行坦率的讨论。我们希望这次会议美中能就公平贸易问题、人权问题和宗教自由问题进行讨论。中国方面,根据过去经验,他们十分重视台湾问题。在台湾问题上,我清楚表明美国的立场并没有改变,我们也不希望任何一方片面改变台海现状。”
    
    在此前的4月4日,美国国务卿赖斯女士表示,胡锦涛访美期间,美方有“许多棘手议题”要与中国谈。赖斯提到了宗教信仰自由、美中贸易逆差等问题。她还指出,在众多议题中,最主要的议题是如何阻止核扩散,特别是伊朗核问题。
    
    赖斯特别提到伊朗核问题,显然是在委婉地表达美国对中国的不满。伊核问题乃美国最为关注的外交难题,不仅事关美国和伊朗的历史恩怨,更涉及到布什政府的大中东战略和能源控制战略的实施。所以,在伊拉克战争问题上分歧严重的美英和法德,才能在伊朗核问题上紧密合作,形成了对伊朗的国际围堵之势,并在联合国内寻求对伊朗的制裁。但是,作为常任理事国的俄罗斯和中国却从中作梗。
    
    正因为如此,伊朗才敢在核问题上不作任何收敛,公开向欧美和安理会叫板,在4月11日向世界宣布:伊朗已经成功浓缩铀元素,可用来制造核子燃料。强硬的伊朗总统艾马丹加还表示,伊朗不顾联合国停止浓缩铀的要求,进行争议性的核子研发计划,提炼出低纯度浓缩铀为伊朗核子研究的一大突破。
    
    自俄罗斯总统普京连任之后,他意欲重温彼得大帝的旧梦,在内政上越来越倾向于独裁,在外交上表现出日益强烈的大俄罗斯民族主义。所以,普京一改首任时期的亲西方倾向,而越来越表现出抗衡美国及西方的倾向。在如何对待乌克兰等前苏联国家的颜色革命上,在如何对待执掌了巴勒斯坦大权的哈马斯问题上,特别是在美欧最关注的伊朗核问题上,甚至包括朝核问题上,普京几乎是处处与美欧作对。所以,甚至有西方媒体将这种俄美对立称为“新冷战”。
    
    在中国,江泽民时代就有了联俄抗美的明显意图,无论是中俄两国元首的定期互访,还是中共出钱搞起来的“上海合作组织”,显然都是冲着美国去的;胡锦涛上台以来,在内政上厉行政治严控,与普京走向独裁,可谓一拍即合;在外交上更卖力地推动联俄抗美,从利益交换的角度讲,中共出于军购、能源的强烈需求必然要讨好莫斯科。所以,普京和胡锦涛的联合声明对美国发出不点名的警告,中俄关系史上的第一次联合军演也是为了给美国人看。在一系列国际问题上,诸如伊拉克战争、颜色革命、哈马斯、伊朗及朝鲜的核扩散,北京与莫斯科的步调完全一致,甚至让人恍若回到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中苏蜜月期。
    
    在对抗美国上,正在经济崛起的中共独裁所发挥的作用,远远超过解体后的苏俄帝国。甚至可以说,当下中共政权已经取代前苏联而变成其他独裁国家的输血机。
    
    一直以来,中共给暴君金正日的无偿援助是支撑其政权的最重要的外来资源,胡锦涛上台后更是出手大方,20亿美元够金正日挥霍一阵子了。但即便胡锦涛如此慷慨,中共仍然无法左右无赖金正日。胡锦涛访问了朝鲜,金正日也秘密回访了中国,但时至今日,六方会谈的重开仍然遥遥无期。而中共出于独裁者之间的惺惺相惜,也就只能忍受金正日的所有无赖行为。
    
    在骨子里,中共希望敢于公开反美的国家越多越好。所以,自美国打响反恐战争以来,中共便用能源合作来吸引极端反美反西方的伊朗等穆斯林国家。在伊朗核危机中,能源需求和联俄抗美,使中共也只能跟着俄罗斯的指挥棒起舞,在联合国内决不会同意美欧的制裁方案。最近,中共与伊朗达成协议,中方不仅向伊朗购买石油和天然气,还将投入1000亿美元开发伊朗亚达瓦兰(Yadavaran)油田。这是迄今为止伊朗与外国签订的最大一宗经贸合同。中共还步俄罗斯的后尘,将成为邀请哈马斯来访的第二个世界大国。
    
    一直以来,中共也给予古巴、缅甸等臭名昭著的独裁政权以大量援助,正是这些援助多少能够抵消来自西方的经济制裁,使这几个残存的暴政得以苟延残喘。同时,近年来,中共与苏丹、叙利亚、津巴布韦等臭名昭著的流氓政权签署了大量能源协议,展开大规模合作;中共也开始用大手笔投资承诺拉拢开始左转的拉美各国。
    
    就冷战结束已经十多年的当今世界态势而言,中美关系成为国际关系的焦点之一也是顺理成章:二战后,尽管自由制度与独裁制度之争随着苏东的巨变而基本定局,但是,世界上仍然还残存着各种类型的独裁国家。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世界能否彻底瓦解独裁体制,主要取决于最大的自由国家和最大的独裁国家之间的斗法,二者的较量也就必然成为制度竞争的最醒目之标志。
    
    六四后的中美关系,如果说,美国对华政策的主轴,是如何推动当今世界上最大的独裁国家和平演变为自由国家,那么,中共对美外交的主轴,就是如何通过韬光养晦、经贸交往和区域合作来抵御这种和平演变。
    
    尽管近年来,中国的国力军力得到较大的提高,但无论是硬实力还是软实力,中国与美国仍然相距甚远,所以,无论中共怎样讨厌和防范美国的和平演变战略,中共抗衡美国的策略也无法采取对抗姿态,而只能施以软硬两手:
    
    软的一手是在中美关系的上谨守邓小平韬晦之策,以低调的守势应对美国的攻势,邓小平时代如此,江泽民时代如此,胡锦涛时代也只能如此。无论谁入主白宫,中共都希望保持稳定的中美关系,所以,即便遭遇到类似1999年的“使馆被炸”和2001年的“中美撞机”这样的大危机,中共也用低调务实的应对加以化解。同时,中共利用美欧之间的分歧,跟随法、德两国鼓吹多级世界,来对抗美国的单边主义。
    
    硬的一手是联合所有的反美国家,而且是玩弄极端实用主义的纵横术,完全抛开意识形态歧义而专注于在反美这一共识,所以,在中共联合的反美国家中,既有古巴、朝鲜这样的共产极权国家,也有缅甸这样的军政府国家;既有伊斯兰原教旨国家,也有近年来急遽左转的拉美国家。当然,中共抗美的最大盟友是俄罗斯。因为,就中俄两国的实力而言,如果某一国单独挑头对抗美国,无论联合多少其他反美国家,也远远无法达到实力均衡。只有中俄联手作为抗美的核心,再加上其他反美国家,才有可能达到差强人意的均衡效果。
    
    冷战的历史早已揭示,专制国家之间做不成真盟友,基于专制的国际联合体,要么是靠强权和刺刀维系的(如华约),要么是说翻脸就翻脸的权宜性结盟。所以,中俄之间的蜜月,对两国来说都是与虎谋皮,而对于世界的民主化进程已经构成巨大的障碍。特别是中共政权很不好对付,不仅因为中国的经济崛起和中共的机会主义外交,更因为一党独裁绑架了十几亿人口。当如此庞大的独裁体越来越有能力将自身的影响向世界扩散之时,就将是对人类文明的超级毒化。
    
    布什总统和赖斯国务卿在多个场合表达过这样的观点:美国希望“中国强大”,但中国应该崛起为世界的“正面力量”而不是“负面力量”。所以,西方国家不能只想着如何从中国大市场上获得最大化的经贸利益,而是应该承担起帮助中国由独裁走向自由的责任。这责任,不仅是美国的,也是欧洲的和亚太民主国家的,因为中国的未来关系到全球民主化的未来。
    
    2006年4月15日于北京家中(首发《观察》2006年4月15日)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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