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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西方VS独裁中共/刘晓波
(博讯2006年4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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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点事件中,台湾著名作家龙应台女士致信胡锦涛《请用文明来说服我》。我以为,随着中国国力的不断提高,中国的政治文明和道德水准却没有同步提升。所以,崛起的中国将走向何方,不光是民主台湾的疑问,也是西方世界的疑问。中国能否用“文明”来说服国际主流社会,不仅关系到十几亿国人的未来福祉,也将对世界民主进程产生巨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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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起码到目前为止,还看不出胡锦涛政权想用文明来说服世界的意愿。当今的中共统治,对内是“花钱买稳定”,毒化国人的灵魂;对外是“花钱买友谊”,毒化着世界文明的灵魂。
    
    冷战之后的世界,凭借军事实力对抗自由世界的苏联武力霸权消失了,但独裁剧毒并没有消失,而是变种为凭借经济实力来收买世界的中共金钱霸权。在邓小平的实用主义猫论的带领下,当今世界最大独裁体走上一条跛足改革之路,内政上全力发展经济,外交上韬光养晦。权贵私有化的突飞猛进,使中共政权的整体利益分化为被各级权贵家族把持的集团利益。为了权贵家族的利益就要保住政权,为了保住政权就要奉行最彻底的机会主义。它不再高喊革命意识形态的口号,不再谋求毛式的全球霸权,也不再倾举国之力硬着头皮与西方对抗。比如,在十届人大四届会议的记者会上,中共总理温家宝在谈到西方对中国崛起的担心时,身段足够柔软,一口气列出十大理由,以证明中国是负责任的大国,中国是和平崛起,绝不称霸,也不会威胁任何人。
    
    在人类经历过的各类独裁政权中,似乎还从来没有哪一个能够象中共政权这样,在全世界媒体的注视下制造了六四大屠杀,非但没有长期陷于国际孤立,反而以高速增长的经济为后盾,以金钱外交开路,居然很快就满脸血迹地周游世界了。
    
    经过持续二十多年的经济高增长,中共已经具有了用“金钱外交”代替了“核对抗外交”、用经贸利益换取政治支持的财力。中国的国力军力大幅提升,中共的大订单堵住西方政客的嘴,无所不在的中国廉价商品让西方消费者得到实惠,满世界撒钱的中国游客让西方人目瞪口呆,收购西方公司的中国权贵资本令西方人惊呼。慢慢地,经济高增长和金钱外交产生了“一俊遮百丑”的效应,日渐鼓胀的钱袋和越来越开放的大市场,让自由国家无法拒绝中共这个超级大款的慷慨,世人渐渐忘记了或假装看不见独裁者脸上的血迹。西方主流媒体大篇幅聚焦“中国崛起”(如纽约时报、新闻周刊、时代周刊、金融时报、费加罗报、CNN、BBC等),热烈讨论“为何中国如此重要?”(BBC中文网2006年3月6日)西方政要也纷纷访问北京,法国总统希拉克甚至主动帮助中共掩盖血迹,他在欧盟中全力推动解除对华武器禁运,理由是六四已经过去了,基于大屠杀而制定的军售禁令,也应该扔进垃圾堆。
    
    必须承认,冷战结束后,尽管中共独裁没有实质改变,但今天中国已经不是昔日苏联,东西对抗的模式也随之发生重大变化。最大区别在于:解体前的苏联没有进行市场化经济改革,也没有对外开放、融入经济全球化,而只是一味地用意识形态说教和核力量与美国对抗。而今日中共却主动进行市场化改革和放弃意识形态对抗,积极加入经济全球化并成为主要受益者。中共既需要西方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又要固守政治独裁、全力抵制政治全球化(民主化)、反对西方的和平演变。中共在政治上抵制西方,绝非基于意识形态的理由,而完全是基于赤裸裸的利益计算。也就是说,利益计算是第一位的,而意识形态分歧是次要的。
    
    虽然中共政权骨子里的反西方没有实质变化,大国崛起的口号也喊得越来越响,但中共的内外形象越来越呈现出多头面孔,变得越来越模糊,在外交上不问意识形态而“广交朋友”,在应对西方的政治压力时也表现出越来越灵活的态度,脸面上的西方色彩越来越浓。比如,中共在对外宣传的形式上也模仿西方制度,建立了定期发布信息的新闻发言人制度,中共人大也从1998年开始在每年两会期间举行记者会,为中共政要提供主动面对西方媒体的平台;中共学会了加入并利用国际规则,善于运用经贸杠杆;官员们学会了在记者会上谈笑风生,回答尖锐的提问时也善于笑里藏刀;学会了外交谈判、妥协、退缩、分化,在应对外交危机时保持务实和低调(六四、使馆被炸、中美撞机等);学会了在与美国政府打交道之外,也要对美国国会展开攻关,专门邀请“不友好”的美国议员访问北京,让他们通过亲身体验来了解中国并软化强硬态度(比如,就在胡锦涛访美之前,中共邀请起草了针对中国议案的共和党参议院舒默和民主党参议院格雷厄姆访华)。
    
    看现在的中共高官面对西方的政要和媒体,已经找不到板着脸的革命者的影子,而更像八面玲珑、笑容可掬的政客或商人。比如,现在的中共外长李肇星,他在出任驻美大使期间,由于其态度蛮横而被称为“红卫兵大使”。在今年两会期间的记者会上,他对陈水扁政府和美国政府表现出一如既往的仇视态度,但他在回答相关提问时,语言表述却截然不同。一谈到陈水扁,李外长马上一脸强硬、满口蛮横,而一谈到美国,他却用一口一个“美国朋友如何如何”来表达不满。他在谈到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时说:“美国朋友除了波音飞机之外,只愿意卖给中国大豆、棉花,还有加利福尼亚葡萄酒、佛罗里达柑橘,有一些更有价值的东西,他们就不卖了。”
    
    多面中共的突出标志之一是对官员选拔标准的修正,虽然太子党成员的仕途升迁仍然享有优惠,但根正苗红不再是惟一标准,反而是那些更了解西方的一代人不断窜升。比如,靠研究西方政治学起家的王沪宁可以被江泽民揽为高级智囊,西方法治和人权问题专家夏勇可以当上胡锦涛政权的保密局局长;还有更多海归派被吸纳进体制内,有人坐上省部级的高位,有人变成高级智囊,有些成为大资本家,有些人混成学术权威。他们既懂得如何与西方人打交道,也懂得中国官场及社会的潜规则,在两套语言、两套行为方式之间换来换去,让西方人搞不清他们的真面目。他们的私下谈话象潜伏在中共内部的地下工作者,但他们的公开言行又是标准的中共官僚。事实上,这些人在西方留学的经历,除了为个人资历“贴金”和当作仕途“敲门砖”之外,再无任何意义,非但没有使他们变得更开明更道德更具职业荣誉感,反而使他们变得更狡猾更恶毒更惟利是图。这些不断高升的海归精英们,一个个脸皮都很厚,从来不在乎言行背离,不在乎好话说尽而坏事作绝,却没有任何道德负担和心理障碍。
    
    是的,在大势所趋和民心所向的压力下,多面中共的对内镇压的残酷性有所下降,也会温和地处理某些敏感的人权个案,也会在无碍独裁大局的微观层面作出有助于人权改善的制度改革,甚至也会把“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宪法。中共在应对西方的人权外交时,也会与西方各国开展人权对话,也会在需要时释放几名知名的政治犯,也会让“卡特基金会”来参观并帮助中国农村的村委会选举,也会把中共官员送到西方国家接受法治或行政管理的培训,也会请西方政要到中国名牌大学、甚至中央党校来演讲;每当中美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上展开较力时,中共官员总是态度平和地说:对抗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最好能够用对话代替对抗。然而,中共是说归说,做归做,无论在法律上作出多少改善人权的修改,宪法上的人权也仅仅是词汇;也无论中西的人权对话进行多少次,也仅仅是对话;在现实中,中国的人权状态并没有得不到实质改善,政治改革也仍然遥遥无期。每年美国的国别人权报告出台后,中共也会以牙还牙地发表年度的美国人权报告,用大量引自美国媒体或欧洲媒体的数字来抨击美国的人权状态。
    
    独裁中共与自由西方的关系,既有价值观念及制度的对抗,也有日益加深的经贸交往和解决区域问题的有限合作;尽管中共在政治上的僵化屡屡让西方失望,但中国高速增长的经济却让西方大资本争相进入,即便不是在中国市场上赚得手舞足蹈,起码也要在中国大市场抢占尽可能大的份额;中共在反恐和朝核等问题上与美国的权宜性合作,也让美国政府感到对中共的需要。同时,中共又在伊拉克战争问题上支持法、德、俄的立场,与欧洲大国共同推动多极世界来抗衡美国。
    
    虽然,冷战后,强大的苏东帝国的瞬间坍塌使美国失去了争霸的对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变成世界秩序的惟一主导者。但对于只有冷战经验的西方世界而言,如何应对经济开放而政治封闭的中国,如何应对奉行国家机会主义的中共,的确是个全新的课题。西方人不知道,共产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共存的现行体制究竟还能走多远?中国的未来走向是变成负责的自由大国还是崛起为法西斯式的独裁大国?
    
    在我看来,西方人一时还找不到更有效的策略,自由国家对华外交屡屡陷于悖论之中,一方面欢迎中国加入经济全球化,争先恐后地与中国做买卖;另一方面又对独裁大国的崛起充满疑虑,越来越起劲地宣扬“中国威胁论”。正因为如此,美国政府才会把中国定义为“共同经营者”,美国总统布什才会用“重要而复杂的”或“有趣的”来形容中美关系。布什认为,中国与伊朗、北韩不同,起码在经贸方面中国是战略伙伴。
    
    甚至,多面的中共政权已经变成了打入西方阵营的一个楔子,使自由联盟内部的对华政策出现越来越大的分歧。欧洲大国法国、德国似乎似乎已经完全接受了这个政权,两国政客以与中共政权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为荣,甚至要以对华贸易的成就来拯救国内经济和争取国内支持。君不见,在全身通红的埃菲尔铁塔下希拉克与胡锦涛的合影,表达了着自由大国的元首对独裁大国的党魁的谄媚。
    
    现在的中共政权真有钱,多得甚至可以满世界买单,但中共撒向世界的每一分钱,全都来自中国民众的血汗。因为它既是垄断者也是统治者,独裁体制保证了中共政权及其权贵汲取民间财富的权力,保证了他们对高赢利行业的垄断(如金融服务、银行、电信、能量、钢铁、汽车、土地、能源和交通)。他们可以最少阻力地从国民身上榨取财富,各级政权可以最大限度地集中财力,也可以不受制约地大把消费。在当今世界,真没有几个国家的政府能够象中共政权这么有钱且大方,因为也没有几个国家的纳税人象中国纳税人这样毫无权利,除了缴税和偷漏税之外,再没有任何其他的权利,既没有参与税率制定的权利,也没有质疑政府财政收支的权利;作为名义上最高权力机构的全国人大,不过是为执政党的财政预算提供“伪合法性”的橡皮图章而已。所以,中共政权才能变成当今世界最大的恶霸性资本家,中共寡头也才能变成世界政要中最挥霍的大财主。超强美国的总统的钱包未必比中共党魁的钱包鼓,即便布什的钱袋比胡锦涛鼓胀,但与胡锦涛相比,布什却没有大笔挥霍的权力。
    
    “有钱能使鬼推磨”,西方的资本家全不在乎中共的钱袋为何迅速鼓胀,也不会追问中共政要为何能够满世界挥霍,更不在乎中国人为GDP崇拜付出的巨大综合代价(血汗工厂、公正奇缺、两极分化、腐败横行、环境恶化和道德沦丧等),而只在乎如何掏出胡温口袋里的钞票,如何纵容中共政要大把花钱。于是,中共利诱收买西方大资本,从空客到波音,从微软到雅虎,从大众到福特,从家乐福到沃尔马,大资本具有超强的院外游说能力,用看得见和看不见的方式来影响本国政府的对华政策,迫使他们在中共打交道时作出某种让步。现在,中共的金钱外交遍及世界上不同性质的国家,从法国总统希拉克到古巴独裁者卡斯特罗,从世界顶级公司的董事长到世界著名的专家学者,从传统的非洲盟友到新结交的拉美国家(那可是美国的后院),从港澳台的华人到遍布世界各地的华人,统统都可以收买。
    
    在当今世界的主流国家之中,只有美国把推广自由民主作为国家利益,并将其贯彻到外交政策上,而推广自由民主的最大障碍便是共产极权。所以,二战后,美国外交政策的轴心是瓦解共产帝国,也确实取得了对前苏联帝国的胜利。六四大屠杀和冷战结束,使美国把瓦解共产极权的外交中心转向了中国。克林顿上任之初,一改老布什政府对邓小平的温和态度,表现出决不纵容任何暴君——从北京到巴格达——的强硬态度,但克林顿政府第二任期却致力于中美关系的稳定;小布什总统上任之初,也一改克林顿第二任期内的对华绥靖政策,表现出咄咄逼人的围堵中共政权的决心。但是,三大原因使布什政府的强硬对华政策难以为继,而只能采取经贸交往、区域合作(如朝核问题)和政治施压、军事遏制的双重政策:
    
    1,阿拉伯世界的反美情绪越来越烈,以至于制造出震惊世界的9•11大悲剧,让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轴不得不转向了反恐,而且是耗时耗力的军事反恐。同时,伊朗的强硬派总统上台,反美反西方的声调再次高昂,也使伊朗核问题陷于僵局;恐怖组织哈马斯赢得巴勒斯坦大选,使刚刚出现缓和迹象的巴以问题再次陷于僵化、甚至重新激化的状态。这一切,都让美国无法全力应对正在崛起的独裁大国中国。
    
    2,致使美国的对华政策软化的最关键因素是西方联盟的内部分裂。在如何构建冷战后的世界新秩序问题上,欧洲盟友与美国的分歧越来越大,特别是法、德两大国,不仅在反恐问题上与美国唱反调,而且在对华的政策也越来越远离美国,以至于,在中国人权问题上,美国变成了西方世界的孤独巨人。欧洲大国非但不怎么关心独裁国家的人权问题,反而对美国的人权卫士形象进行冷嘲热讽。比如,前不久,美国发表“2005年国别人权报告”后,德国之声以《美国人权法官威望大打折扣》发表评论说:“同以往一样,今年美国政府也发表了国别人权报告。然而,华盛顿对中国,叙利亚,朝鲜,伊朗等国提出的批评显得有些有气无力,因为,美国自身的人权纪录也实在是差强人意。”美国对独裁中共的围堵、遏制和制裁,皆因欧洲盟友的不合作而大打折扣。以至于, 为了遏制中共变成地区霸权,美国不能不转向亚太地区寻求支持。美国除了加强与传统盟友日本和澳洲的同盟之外,布什政府正在争取与亚洲最大的民主国家印度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前不久,美、日、澳三国外长首次举行安全对话,针对的目标显然是中国。美国国务卿赖斯说:“美国和它的盟友有‘共同的责任和义务’,试图创造一些条件,使得中国的崛起成为国际政治的‘正面力量’,而不是‘负面力量’。”
    
    3,美国资本家越来越看重中国大市场,他们才不管美国价值观和美国政府的人权外交,屡屡作出与美国价值观和政府的外交政策背道而驰的行为。美国大资本家对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必然施加影响。比如,波音公司只想多卖飞机给中国,必然游说美国政府对中共作出某种政治上的让步,访问美国的中共党魁也都要光顾波音公司,每次中美元首会晤,中共都要大量购买波音飞机。近年来,中共也学会了在法国空客和美国波音之间玩弄平衡术,每次给空客下过大订单的同时,也决不会冷落波音。美国的雅虎、微软、古狗等顶级网络公司,只想在飞速成长的中国网络市场上占据更大的份额,以至于,这些网络巨头与中共政要打得火热,据报道,胡锦涛四月下旬访美,将去微软总裁比尔•盖茨家做客。这说明,它们为了赢利而根本不在乎背弃普世价值和美国政府的人权外交,反而屈从于中共的政治压力和利益要挟,成为限制言论自由和制造文字狱的帮凶。
    
    过去,自由西方用经济全球化来和平演变独裁东方,而现在,中国经济的迅速扩张已经使西方媒体惊呼:“全球正在中国化”(见《德国之声》2006年3月11日报道)。事实上,这种“全球正在中国化”远不止经济领域,已经延伸到了价值观和政治领域。在中共的金钱外交的腐蚀下,西方某些政客的卑躬屈膝和西方资本家的见利忘义,勾画出一副荒谬的当代图像,也就是王怡先生在《谁是精神上的海外华人》所描述的图像:“今天,共产党正在用一种腐败的市场体制和专制的政治,威胁着全世界的自由民主价值。正在鼓励西方政府和他们的企业降低自己的文明标准去赚钱。……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一个专制国家像今天的中国政府这样,公开地、如此成功的腐蚀着全世界的文明价值。如果有比共产党更坏的,没有共产党有钱。如果有比共产党还有钱的,没有共产党这么坏。”
    
    在世界新秩序的建立过程中,中国转型的成功与否,都将具有世界性意义。如果西方找不到应对以金钱开路的中共新型独裁的有效办法,崛起的中国对世界文明的毒化就是全球化的最大负面效应;如果西方能够帮助世界上最大的独裁国家尽快转型为自由民主的国家,崛起的中国对于人类文明就将具有难以估量的正面价值:一旦中国变成自由国家,必将是继苏东极权体制崩溃之后独裁体制的又一次世界性雪崩。
    
     2006年3月15日于北京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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