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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国聪补偿所引发的赔偿经济学问题/金石
(博讯2006年5月03日)
    据报,六四死难者周国聪的母亲唐德英日前获得了中国政府七万元人民币的所谓赔偿。她的儿子周国聪于1989年六四期间被警察打死,当时年仅15岁。报道说唐德英十七年来坚持为儿子冤死向政府索赔,最终如愿以偿。

    此次金钱形式的补偿是与六四有关之索赔的首次,反映出政府作为当事人和应负有责任的一方再也不能对着人命血腥的呼唤继续其鸵鸟沙堆的伎俩。这确实是一种进步。但是,该补偿行为由白纸黑字地写着是"困难补助",且以家属签署息诉保证强加给受害人。它极不公平地将受害人弱化到了甘当施害者的施舍对象之极不平等地位。这种以一次性小钱打发大冤家的做法本身就不光明正大。在中国,"困难补助"仅属行政行为。施害者利用其强大的行政与公币尤势披上"困难补助"者的漂亮外衣,企图掩盖其作为被告的责任者身份, 但还是赤裸裸地暴露出它在人命关天的责任面前还是那样搪塞算计,心虚却懦。因此,周国聪补偿正好说明中国人的法治之路难似蜀道且任重道远。

     五十多年来中国各级政府行政失误层出不穷,期间仅造成的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可以天文单位计。严格地说,这些损失应被定义为机会损失,全社会几代人共同为此付出了及其高昂的代价。按理,其受害人都应该得道最合理的赔偿。使用“机会”两字,是便于以经济分析,同时催促中国人民对自己的这些巨额付出有一个刻骨铭心的认识。这对一个个人权利,法律和经济知识普及度极底的社会显得特别适用。 (博讯 boxun.com)

    当伟大的经济学家佛利曼提出机会成本的概念并因此贡献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时候,他做梦也没想到这一概念的准确性是在被西方世界从经济上广泛地应用并成功的拖垮苏联东欧集团的博弈中得到证明的。佛利曼在他为大学一年级编写的经济学教科书中是这样通俗地介绍他的机会成本的概念:当一个国家用其所有资源制造飞机大炮,那该国将是哀鸿遍野,因为面包没有了-- 所以一国之将丰衣足食即等于该国穷兵黩武的机会成本。当今世界各市场经济体都必须依靠此慨念作日常经济的,政治的,法律的决策和裁断。

    人们都会有意无意将此概念应用到日常生活中。比如在中国,当你说:“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我们现在的GDP早就超过日本了”,你即认为文革是对冲中国GDP增长的机会成本。同理,当唐德英含着眼泪对你说(我想今天每一个活着的在六四期间丧失子女的母亲都会这么说):“要是国聪还活着,我都能抱孙子了!”在着里,机会成本揭示出GDP 是可以追赶的,可人死了是不能复生的,并且还搭上周国聪后代的逻辑出世权和生命权,外加活着的周国聪所能带来的各种好处,减去死去的周国聪所引起的各种艰难困苦。由此可见,六四期间政府主导的屠杀迫使唐德英及其家庭所付出了极其沉重的代价。这对她而言可能比一个国家未能实现的GDP增长还来的高昂,决不是今天的七万人民币所能打住。该原理更进一步揭示,唐德英在那种特定光境中所签署的息诉保证书首先以法律方式默认,她以低廉的,现今的七万人民币替施害者一举买断下列两部分各项应付支出(采用当前净值算法):

    第一部分:经济损失:

    一、 周母为周国聪从小长大到十五岁的沐浴抚养费用价值链之当前净值

    二、 料理周国聪丧事一切费用当前净值

    三、 活着的,成人的周国聪理应实现的机会经济价值链之当前净值

    四、 周母为周国聪索赔所支出的一切直接和相关费用机会经济价值链之当前净值

    第二部分:精神损失:

    一、 周母和周国聪居住地维持一般幸福家庭所需之机会成本

    二、 周国聪生命权之机会成本

    三、 周国聪死亡所造成的一切家庭痛苦之机会成本,包括养老送终

    我的粗略计算是:那七万块钱只能抵消上面的一至两项。如需细算,以上各项还得用计算机才不费时。如果不去麻烦专职会计师或律师,叫一个学经济的本科生则可能用大半天时间。如果中国真是安市场经济来运作,那以上各项应该被纳入赔偿的经济量值计算。然而,唐德英仅得现今的七万人民币,而且是“补贴”,并非法理上的赔偿。况且这十七年是中国经济高增长时期,其货币价值已相当稀释。 如果将这七万按年增长率折旧回到当年,则值当年的两三万。我想周母这一纸息诉保证书出卖的是什么,买断的又是什么,她本人肯定不是很清楚。

    旦有一点是清楚的:从纯经济角度讲,唐德英成功地销毁了上百万的经济价值。她的行为和遭遇,从一个侧面解释了为什么中国人种得是龙,得的却是虫;为什么普遍的贫穷,为什么政府如此专制恶劣。这一事件生动地让世人看到了中国普通老百姓是如何为其专制政府的行政失误或行政罪行所造成的巨大损失默默地,流着眼泪地买单的。同时我们也清清楚楚地见证了这种失误或罪行的实付机会成本之低廉,甚至低廉到行政政操作可以毫无顾忌地出错犯罪。认识到这一点,就不难理解这半个世纪中国社会煞不住运动,习惯的血腥,和周而复始的苦难。

    机会成本分析讲究的就是“如果”。如果今天中国法治了(不是欺世盗名的“法制”),那半个多世纪里的各种各样的受害人定会群起聘用律师团前来同中国政府打官司索赔。如果真如此,今天的律师市场定会供不应求。有人作过粗略的估算,仅文革受害者这一批人,就需要四百万律师。仅其中十分之一的人如安主流文明社会理赔标准赔偿,中国那8000亿外汇储备随即告喾。故中国并非不向往法治,而是法治不起,暂且用“法制”来充数。共产党拼命打压维权律师,其实是想护着它那些钱。可喜的是,将来中国律师这门职业前景最最看好,因为各级政府继续在制造各样冤假错案,而民众向政府索赔将有潜力成为超过万亿元的巨大行业。祖国苦命的求职人哪:曙光将初现地平线了!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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