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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解说“文化大革命”/庞忠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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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2006年5月10日)
    作者:庞忠甲
    
     从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正式开始,中国人民奉陪超级大导演毛泽东,在绵延十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作了一场牺牲惨重、惊天动地的演出;但迄今为止,可怜毛泽东和中国人民好像只是对着墙壁做戏。文革结束三十年后,从中国自身到整个世界,这桩特大历史公案仍然沉浸在无意误解或有意曲解造就的滔天迷雾之中。 (博讯 boxun.com)

    
    所谓正统文革史观者,用“毛泽东错误发动──林彪四人帮借机篡党夺权──造反派干尽坏事”这样的三段论法,以“一场浩劫”笼而统之概括了之,不容深究。如此处理,显属稳定当前政局的功利主义谋略,一时有助于集中精力实施改革开放、加速发展经济的需要,但无助于总结历史经验以增进“人之所以为人”的必要智慧,无助于中国社会根治痼疾、长治久安、创新发展,无助于突破瓶颈、深化改革,如假包换晋身世界现代先进行列。
    
    至于非正统的文革史观,由于尚少立足大本大源进行评价,倒因为果、主次不分的误解俯拾皆是。海内外多有人把毛泽东发动文革简单化和庸俗化地解释为与刘少奇之间的权力之争,以及专制、独裁、野心、个人崇拜、造神运动等等原因。这些统统不失为发动文革的重要条件,但绝非充分条件,都不足以切中深层要害,反映事物的本质要素。试问古今中外,权力斗争、专制、独裁、野心、个人崇拜、造神运动层出不穷,无时无地无之,可哪有一个搞文化大革命的?哪有一个设想过搞文化大革命的?
    
    颇有人以为毛泽东命名的“文化大革命”中“文化”两字文不对题,只能以“大革文化命”相讥取笑作乐了。殊不知这场运动矛头直指人类社会深层文化意识中的大本大源,旨在剿灭人性之本的私心原动力,是一场意在彻底改造人性,或者说彻底改造“心态文化”的非常事件、地地道道的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文革的“正名”方面并没有犯错误。
    
    毛泽东是社会主义阵营国家首脑群中的异数。他一面坚持绝对权力,一面又不甘顺应绝对权力导向绝对腐化从此沉沦,他不愿放过了大权在握大展宏图的天降大任,他深信已经找到了金不换的非私唯公救世良方,他决意“为民作主”,倾力挽狂澜于既倒,救党、救国、救民、救社会主义。
    
    就人性“大本大源”而言,人类天赋灵性创造能力的驱动作用,出自利己的私心。这种私心源自一切生物共有的生存本能,天经地义,理所当然。
    
    如果听任私心趋于损人利己的“自私”极端,人类特秉的灵性就会导致伦理意义上的犯罪,走上自我否定的不归路。
    
    “万物之灵”异于禽兽,人之所以为人,不仅因为得天独厚拥有灵性,而且因为通过灵性感悟,懂得利他的爱心(公心)的重要性,明白“合作比不合作好”的道理,能够后天培育、弘扬和运用爱心(公心)调控私心,克服自私倾向,驱使灵性创造能力循正道(利己与利人的统一)顺畅发挥。唯其如此,人类方得走出丛林,建立社会生活,开创文明纪元,持续发展进步。
    
    有史以来,人类世界两心(私心与爱心)调谐有成,但步履维艰,可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一直摆脱不了丛林法则的范畴。一部二十四史或整个世界史,犹如自相残杀的“相砍书”。
    
    自古以来,人们一直憧憬着与自私“至恶”遥遥相对的另一极端,那就是无私忘我的极端“至善”之境;一旦进入那样的君子国,从此告别自私原罪,幸福美满无以复加。
    
    人类经历了二次世界大战,领教了从帝国主义到法西斯主义,以“社会达尔文主义”为圭臬的自私“至恶”大型社会实验,国际社会因此建立了一系列血泪酿成的防范共识和对策;却始终积欠着一笔遥遥相对、另一极端的“至善”实验债。
    
    要组织实行一场规模宏大的“至善”社会实验(而非十九世纪乌托邦主义者的小打小闹),其难度之大,显然远过于一切基于原罪正向冲动的“至恶”型实验。
    
    中国出了一个超越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斯汗无数倍,高踞绝对权力顶峰,常怀改造人性理想大志,“仅次于上帝”的伟大领袖毛泽东;有一贯倡导“破私立公”、“大公无私”,藉“阶级斗争”紧箍咒雷厉风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宋明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中国式千年名教传统;如果人类史上不可避免上演一场货真价实的“至善”极端化实验大戏,那么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就成了举世无匹的当然首选了。
    
    竟有谁像年逾古稀的毛泽东那样,孤愤孤胆,领导中国人民,粉碎了亲自缔造的世界上最庞大的“超稳定”型政权机器,以摧朽拉枯之势,将有误苍生的大小众神打翻在地,“全无敌”,去缔造一个往昔多少志士仁人包括空想社会主义者梦寐以求,但始终无从实现的“一大、二公、三纯”的红彤彤理想社会。
    
    这场运动的大批判纲领,就是毫不含糊,替天行道的“斗私批修”四个金光闪闪的大字。批修实质上也就是斗私,私才是他不共戴天的头号敌人。他终于找到了另类克敌制胜的方法。
    
    人类需要谴责和克服的是“自私”,绝非出诸生物本能、天经地义的“利己私心”。任何一种生物,一旦丧失了“利己私心”,势必在生存竞争中淘汰、消亡、灭种;人类也不会例外。
    
    在英语中,“私”与“自私”这两个词汇分得一清二楚,既非同义词,也不算近义词。糟糕的是,汉语中这两个词汇可以混为一谈,不分彼此。毛泽东纵有大智大能,其悲剧性在于一样掉进了这个汉语误区,犯下了不可原谅的常识性错误,把自私当成了私,或者说把私当成了自私,放在一锅煮了。
    
    蹊跷的是,中共向全球公告时,一如既往,把文革大批判纲领“斗私批修”中那个最要紧的“私”(Private Desire)字,译成了英文中的“自私”(Selfishness),所以在事态发展到瞠目结舌之前,外国人一开始所能想像的是,兴许今朝风流人物发动了一场旨在剿灭人性万恶之源--“自私”的思想改造运动,神秘的东方正在冉冉浮现一个旷古未有道德高尚的人间天堂,敬仰之心油然而生焉。
    
    毛泽东在反右以后,一九五八年起倡导“灭资兴无、破私立公”,接着领导开展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一九六二年重提阶级斗争为纲,发明“思想领域里的阶级斗争”,一九六三年起坚持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以至一九六六年义无反顾地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一系列违情悖理的事件,如果沿著毛不屈不挠坚持贯彻其否定“两心调谐”的“唯公一心”“至善”理想救世良愿这样一条主线,结合毛泽东几乎完全脱离社会实际,在一片“伟大、光荣、正确”的欢呼声中,没有哪位“彻底的唯物主义者”胆敢向他大喝一声“‘私’字断断反不得,你错了!”的特定背景去观察,去理解,就是毛式共产主义伟大理想的必然后续发展了。
    
    尽管文革之发生,有政权结构、领袖个性、权力斗争、国际形势等许多背景条件和复杂因素,但从历史的观点看来,它根本不是人类常规经验所能比拟或解释的传统已知事物,唯有按其核心内涵定性为“史无前例”、名至实归,填补了人类文明史上一大阙环的“至善”极端化实验;这就是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至高无上的头号意义。八亿神州中国人民丝毫没有自主选择的余地,无可逃脱地必须全程奉陪这场后来被中共自己形容为“十年浩劫”的奇特社会实验。
    
    “两心调谐”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当行之路”。过与不及,各趋极端,皆不足取。“至恶”与“至善”两种极端,表象迥异,但后果互为伯仲,都是违背中庸之道优化方法论的“贼道”。
    
    文革“至善”极端之想,表面上无限美好,实则因为否定了天经地义的利己私心,那具有七情六欲的中国人,要么把自己伪装起来,要么变成无知无觉的植物人。所谓“狠斗私字一闪念,灵魂深处闹革命”,“学习雷锋好榜样” 、“大公无私”、“无私奉献”、“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做一个高尚的人,纯粹的人”只是镜花水月、空中楼阁、自欺欺人,纯属伪善弥天大谎。把偌大一个国家,折腾成了人人必须靠着装模作样、相互欺骗混日子,宛若一座“假大空”铺天盖地、响彻云霄的杂耍大舞台。在“至善”极端化环境中,由于自私原罪披上了形形色色五彩斑斓的伪装,变得更加阴暗、恶毒、残酷,事态的发展清楚地表明,其破坏性和危害性,较之“至恶”有过之而无不及。
    
    毛泽东至死不渝,没有醒悟“唯公一心论”的荒谬性和不可行性。这场实验坚持不止,无论造反派或老干部掌权,那“抓革命、促生产”,“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总是“不可能的任务”(Mission Impossible);每况愈下,“自作之孽,不可逭也”。
    
    毛泽东始终没有读懂马克思,以为社会主义公有制必须同思想上的“破私立公”相配套,才是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必由之路。这种蒙着无上神圣光辉,貌似高居道德制高点的治世宏论,不仅背离了马克思主义,也抛弃了他自己青年时期在人性大本大源这个命题上的真知灼见(参见《毛泽东的功过是非》李锐著,香港天地图书,1996)。
    
    马克思主义是关於人的解放──每个人的解放的社会科学学说。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他认为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个体从群体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历史。他从现实的个人出发,批判地考察个人及其现实生存条件,从而指出个人终将从现存的生存条件下解放出来,达到个性自由的境界。
    
    马克思清醒地识透了,历史发展的进程中,经济因素归根到底是起决定作用的力量,一切社会发展的根本原因是经济的即追求利益的冲动。换言之,就是人性第一性主动元私心的原动力作用。
    
    马克思主义不是要废除一切意义上的私有制或个人所有制,而是要废除当时建立在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剥削上面,建立在阶级对立上面的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严格说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公有制,作为个体自由为基础的“联合”,实质上应该正名为一种“两心调谐”进入化境而行之的高级意义上的个人所有制或私有制。马克思主义相信“资本家对这种劳动的异己的所有制,只有通过他的所有制改造为非孤立的单个人的所有制,也就是改造为联合起来的社会个人的所有制,才可能被消灭。”(《(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马克思以为代替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应该是:“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这种个人所有制以反自私,求调谐为前提,根本不同於当时以兽性丛林法则为圭臬的资本主义私有制,但也不是东方社会主义国家曾经普遍实行的那种片面强调社会和集体(联合)利益和无私献身精神,否认个人及其私心的重要性,压抑以至抹杀个性,以个人私心积极性为耻的公有制。
    
    这就是说,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虽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号下轰轰烈烈展开,实际上是一场反马克思主义、反“两心调谐”原理、反真版孔孟之道,将伪儒“革尽人欲,复尽天理”悖论推向登峰造极的宏大无比的社会实验。
    
    中国经历了这场石破天惊的伟大实验,全党全民切身体认了“至善”极端化的苦果,才会有回归正道,向私求教的改革开放大转折,取得了灿烂辉煌的经济建设成就,避免了苏联、东欧和蒙古的大变局。也正因为讳言文革的史实和性质,无法深刻认识、认真总结文革的宝贵历史经验,人性大本大源的公理常识犹在迷失之海,找不到解决道德沦丧、信仰真空,建设先进文化的正确方向,改革大业存在难以突破的自设局限性。
    
    这场奇特的社会实验,其非同寻常的经验教训弥足珍贵,无可取代;不仅是中国的,也是整个人类大家庭的共同精神财富。“万物之灵”一旦清醒地全面地总结好这场文化大革命的丰富经验教训,为这笔挥之不去的“至善”相思债写下句号,丢掉幻想,大彻大悟,岂不有望“两心调谐”趋于功德圆满,轻松告别那血泪斑斑的“史前史”,去开创一部马克思期许的真正的人类史。
    
    重新解说,找出文革的深层意义,完备“人之所以为人”的必要智慧,意味着容不得“至善”或“至恶”极端化继续肇致社会性人性畸变,酿成“人间浩劫”;在世界任何地方永不重演毛泽东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或希特勒的“法西斯主义”。
    
    邓小平曾经沉痛地指出:“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和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党和国领导制度的改革》,一九八零年八月十八日)
    
    为什么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性质恶劣的极端政治?那儿的政治家特别高明吗?非也。
    
    关键在於这些国家形成了一种以“权力制衡”为保障的不断求中(中庸之道)的决策机制,尽管难免走弯路,犯错误,但这种机制具有的良性反馈调整能力,比较容易及时发现和制止错误倾向,进行优化选择和自我完善。如果不希望中国沦为任凭绝对权力支配的极端政治试验场,就要设法让这样的事件根本不可能发生。
    
    邓小平是一等明白人,讲的是一等明白话。虽然他认识到这一点,但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和其他一些原因的重任,还有待今人大展所长。
    
    重新解说,事不宜迟。
    
    
    ########
    
    参考键接:
    
    《孔子思想大本大源考》
    
    http://www.qglt.com/bbs/ReadFile?whichfile=1290807&typeid=17
    http://www.qglt.com/bbs/ReadFile?whichfile=1290813&typeid=17
    http://www.qglt.com/bbs/ReadFile?whichfile=1290819&typeid=17
    
    
    参考书目:
    
    《孔子密码-儒家学说的现代诠释》 庞忠甲著,中华书局(香港)2005年12月出版。
    
    http://www.chunghwabook.com.hk/item_newbook/html/9628885073.html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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