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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兴庭：“农民工讨薪”，为何总是讨成悲剧？
(博讯2006年9月06日)     彭興庭（南昌歐洲導報社供原創稿）

     2005年12月，天津順馳太陽城五號工地與民工因施工量發生爭執，包工頭拒付工資遭農民工阻攔。隨著包工頭一聲口哨，悲劇發生了：民工向光輝剛走到工地就遭到了瘋狂毆打，出院診斷為：急性開放性顱腦創傷……直到現在，光輝也沒有拿到工資，沒錢看病，兇手卻仍然逍遙法外。（北方網2006年9月4日）無獨有偶，就在同一天，據《現代快報》報導，江蘇有兩名討薪民工餓昏在建設局門口。 (博讯 boxun.com)

    農民工因為討薪而被打手毆打的事情，這也不是第一次了；農民工為了討到工錢而跳樓、跳河甚至集體自殺的，也常有發生；甚至，討薪事件演變成血薪的“殺人”、“報復”事件……“農民工討薪”，為何總是討成悲劇？農民工不“依法抗爭”，而是選擇極端的討薪方式，與其說是他們法律意識薄弱，不如說農民工在城市的邊緣性和弱勢性註定他們沒有足夠的力量來拿起司法武器。這些年來，我們掀起了一場場的討薪運動，然而，運動式的執法就像火燒稻草般頃刻燃盡，媒體，對於農民工討薪這類事件，似乎已經越來越報導疲憊。

    “農民工討薪”討成悲劇，首先，是國家行為的失敗。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院長楊瑞龍曾撰寫了一篇論文《正式契約的第三方實施與權力最優化》，他認為，農民工與用人單位之間的契約關係和契約履行已經涉及到了第三方――國家。國家“作為契約的第三方和最終強制根源”（諾斯），在農民工拖欠工資以及由此而引發的一系列社會問題中負有不可推卸責任。一個合同的履行方式主要是私人方式和國家方式，私人方式無法解決的問題按道理應該訴諸國家機器，然而一旦國家這個底線正義作為第三方失敗，契約的執行必將退回到私人方式。所謂“私人方式”，除威脅，就是暴力。

    其次，“農民工討薪”討成悲劇，還是政府功能的錯位。一般來說，農民工的流動性比較大，當地政府從某一民工那裏只能收取有限次數的租金（稅收），而農民工所在單位卻與當地政府長期打交道，地方政府能長期、反復抽取租金（稅收）。因此，在處理勞資糾紛時，政府作為第三方，一旦將稅收最大化作為自身目標，將不可避免會產生“歧視”和不公正。而且，現在“農民工討薪”所遭遇到的三角債，很多時候，地方政府也牽涉其中。甚至，許多彎彎曲曲債務關係，最後追根溯源，最大的欠債者竟然地方政府。

    按理來說，我國已經有了完備的《勞動法》和司法系統、執法部門。但是，現實之樹常青，而法律是灰色的，正如《聖經》裏面那句著名的話一樣：“我們知道法律體現著正義，但這也要人能正確地運用它。”現在，地方司法受到的行政干預太大，獨立性遠遠不夠。一旦“農民工討新”涉及部門利益，司法機關往往也無能為力。這也是許多農民工不願訴諸法律的一個重要原因。在他們看來，法律就是有錢、有權人的。

    我們知道，在戲劇史上，悲劇往往會比喜劇更容易成為經典，這是因為悲劇能夠喚醒人們需要救贖的內心，因為悲劇滿懷深刻的懺悔意識。面對“農民工討薪”討成的一個個悲劇，反思、懺悔的方式有許多種，僅僅依靠一些諸如“送溫暖”之類的居高臨下的憐憫，顯然有些虛偽、做作，更為重要的，是省察這一系列悲劇背後更為深刻的社會政治動因。在走向市場經濟以後，在原有的社會關係分崩離析以後，與新的經濟制度相適應的行政體制，是不是正在成了社會發展、階層對弈的新障礙。□

    （新聞鏈結：http://news.sohu.com/20060904/n245140716.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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