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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衍:中國處在家民過度時期
(博讯2006年11月07日)
     導語:本論作為探討中國社會、特別是中國政治問題的手稿,希望不同信仰的需要者能夠本著中華民族總體利益來共同探討我們所關心的、社會所存在的、一切政治問題。因爲,獨有認識到中國鄧家幫的邪惡統治應該早日結束還是遠遠不夠的,我們應該應時出臺一些實際的、更有利於結束鄧家幫邪惡統治的、比較準確的綱領性的思想理論、才能對我們的中華民族真正的打破囚籠找到理論基礎有益。
     因為,中國大陸應該實行人類上最佳的機制才對,雖然目前還沒有達到最基本的程度。而且,讓我們看到,這方面,大陸竟然還不如一個小臺灣。但是,在中國,只因邪悟的鄧家幫基本褻瀆和背叛了人類發展社會的基本原則,才導致了民有機制原本就不怎樣就越加不成體統了。達從江時期的生成,中國的家機制到了越來越不利於民眾幸福生存的地步。並且,在中國,人民再依靠胡幫辦來完成中國進化這種使命不免是與虎謀皮。
     更甚的,一旦任由鄧家幫繼續肆虐下去,中國的安全穩定或長治久安也就會不復存在。當然,只要我們理性的努力,中國的發展就能達到一定的高度,到那時,真正的、科學的、合乎人類道德的社會管理機制必然會誕生。只不過國家權力尚須更進一步地得到完善,或是完全移交給廣大民眾,才能成為更加一流的、形成符合人類社會規則的、新的、管理機制。 (博讯 boxun.com)

     在中國,為了達到民主權力的正確確立,就很需要大家必須做些新的努力、來剷除鄧家幫才能克服掉中國管理體系中的腐敗行為。也是說,不論你出至什麼目的,來至何方?只要是為中華民族著想,首先要做到的就是怎樣合法、合情、合理地形成有理、有利、有節的自然鬥爭,還能為自己的祖國做出你應該能做出的貢獻,並能為自己的民族拓展出寬宏的民主自由之路。
    凡事都有個輕重緩急,欲速而不達,只有徐徐漸進,在不受胡幫辦絕對制約的前提下,走好我們的創業之路,並擁有適宜的基本條件,爭取做一些更具有智慧又講究政略的開荒者。
    
     *** *** ***
    
     如今,由於法輪功練習者以及其他宗教信仰者、民運組織和黨家左派的頻頻攻勢,加上鄧家幫的合法不合法地貪汙、腐敗、墮落又十分地兇殘,和與眾民公然爲敵(廣東不是又有了個槍殺村民的事件了嗎?),現在的國內已是危機四伏、到了鄧家幫不得不崩潰的程度,況退黨熱潮又象一把利劍給予鄧家幫猛烈的刺殺,這就更促使鄧家幫進入了搖搖欲墜的邊緣。而且,那些尋求人民民主需要公平權利的普通民眾,也在期待著新的領導體系早日地誕生。
     也是說,新的革命鬥爭形式須採用新的鬥爭形式又得結合大陸政治環境,才能更有效地剷除鄧家幫的邪惡勢力,而這種思想已經在大陸的內部普遍地醞釀著,但卻沒有得到臺北與民運組織的高度重視和利用。我們都知道,胡幫辦政權已經喪失了對國家權力控制的合法性,加上廣大民眾皆在渴盼社會加快大動蕩的程度,好使邪惡的鄧家幫受到原就該受到的懲罰。可是,我們所有的鼓動者,誰又找到了鄧家幫不能迅速滅亡的原因了呢?
     現在,鄧家幫的實際作爲已趨向于流氓犯罪的狀態,使處處受害的國人早就普遍地覺醒,而大陸的民眾都在盼望有人帶領他們為早日結束被欺壓被淩辱被殘害的現實,和有效地結束鄧家幫的殘酷統治去努力奮鬥。
     可是,我們現在許多的個體還沒有形成一個集體、這個團結的、具有凝聚力的先進整體,不能夠合法地採用各種形式地組織起來;沒有正確的基本原則逐步形成態勢,壯大態勢,加上鄧家幫的野蠻破壞與獵殺,也就很難形成龐大、不可阻擋的、強大的、反邪洪流;不能夠使真正受害者這一廣大群體能夠有效地進行初始的鬥爭,使大陸的邪惡權力早一日地被人民終結。
     現在,我們就當前的國內形勢感悟到有六種氣勢正在膨化,這六種氣勢一旦達到極限,就必然的轉化成六種不同的力量來劫殺大陸表面上強大、實際上已經十分脆弱的、邪惡的鄧家幫。
     下面我分析這六種氣勢的形成與變化:
    
     1,文革時期的造反派,年齡有70歲的,有50——60歲的,身體狀況老的體質雖不太好,但依然具有鬥志,特別是對鄧小平的路線深惡痛絕,對毛澤東時期仍擁有懷戀情結;年輕些的身體狀況很好,甚至還有些成就,有些還能在領導的崗位上,只是沒有實際的權利,只要我們能夠加于支持,完全可以爭取過來,為我所用。這些人,雖然在其位,由於沒有實際的權利而受害,但只要有了理性的認識,會在管理的領域裏給我們的未競事業起到較大的輔助性的作用。同時,還有許多不得地的人們受到過鄧家幫的野蠻戕害,他們的正常訴求不僅未得到正確的對待,反而成了不安定分子,還有些被無情的關押、判刑、甚至被槍決的後人依然不滿鄧家幫的非為,並有著改變邪惡的強烈欲望;
     2.86學潮到89學潮的被鎮壓,這個民主運動的組成部分,年齡在45——55左右,他們是在社會道德非常敗壞的時候主動出來意欲喚醒鄧家幫不再腐敗下去,其結果是被血醒的鎮壓,他們萬萬沒有想到,自己的黨會用自己的子弟兵向他們開火、碾軋,為此他們也是打擊鄧家幫最激烈、最強大、最有生的力量。並在文化界、企業界裏,他們等待著能爆發新的革命。而且,對獨裁、兇殘的鄧家幫恨之入骨。這些人,還擁有著極強的權力欲,並有著明顯的獲取政權意思或對權利的訴求,只要加於正確的引導,將能構成革命的尖端力量;
     3.來至二十年來所謂的“改革開放”中並沒有多少利益所得的工農大眾,具體地講,就是許多下崗工人,失地農民,大量擁進城市的民工,私產浪潮中的失利者,二十年病態體制內的具體受害者,也在凝聚著一種十分可觀的潛在力量。只要他們有了實際能獲取利益的機會,他們會奮不顧身的投入到革命的洪流之中,成為我們的中堅力量;
     4.被胡幫辦繼續否定的民間群體,例如一些教民與法輪功的練習者。本來,信教與練習法輪大法是憲法賦予人們的自由權力,它與鄧家幫的存在並沒有什麼矛盾,而鄧家幫的代辦江時期,為了一己嫉妒啟動了鎮壓的戰車,給我們無形之中送來了眾多的同盟軍,我們在未來的鬥爭中,定會得到他們的大力支持;
     5.地皮流氓以及社會渣滓,也在反面形成著不同的潮流促動著鄧家權的消亡,這些亡命之徒,才是動盪邪惡政權的主要利用者,若能用好他們,他們的能度足以加快我們的前進速度和人員的聚集;
     6.軍界,他們對二十年的綏靖外交政策十分地不滿,對鄧家幫的賣國行徑強烈地不滿,並對外在勢力的變相侵略而鄧家幫沒有任何舉措比較厭惡,例如南沙群島的一些島嶼被佔領以及日本佔有釣魚島等,對中俄、中越、中印、中哈等等界定失地的不滿,對消極解決臺灣問題的不滿,對美偵察機撞落我們的戰鬥機造成駕駛員失蹤的不滿;對駐南使館被炸的不滿,對高級將領的道德敗壞犯罪化的不滿,使大多數青年將領不能有所作為的不滿等等。
     我們看到,不僅是中國的敵人也在努力推翻鄧家幫,欲幫助我們建立西方式的民主,連這種尚未形成氣候、一旦形成、很快就能放棄鄧家幫、形成大陸共產黨的左派勢力、也在尋找推倒它的具體辦法。因爲只有這樣,才能夠使我們的民族與國家避免一場浩劫。
     也是說,反鄧精英們只有先團結起來,形成統一的政治理念,才能夠設計好我們的奮鬥目標!
     在現實環境裏,作為反鄧家幫思想的所有的人,都應當摒棄嫌隙,審時度勢,順應潮流,爭取早日進入新的、更合理與更健全的時代或能夠及時有序地製造出自己適宜生存和進化的政治鬥爭空間、才是最理性的選擇。也只有這樣,才有希望較早地突破胡幫辦的殘酷羈鎖,和有效地形成一個不同政見党群的全新的把政體,使所有的管理人員不能再分裂祖國、出賣祖國領土和利益和強姦眾意、踐踏民主秩序地回歸自己的位置。
     而完成這些,當然還須一些時間過渡。
     鄙人並不想看壞鄧家幫,雖然官霸、官凶、官腐和官庸已經完全充斥著中國大陸的管理體系,給民眾直接製造著各種式樣的悲劇,和損失,但這也不是鄧家幫的最終目標。並認為,繼續挾持共產黨的胡幫辦的主導地位在近時期必須被取代,基本國策不僅需要質變,而且更需要昇華。理由是:民主社會才有利於中國事業的正常運營。在中國大陸,不同的乃是人為地被鄧家幫緩慢了一些有效的節拍。在利害面前,中國不少的權威或衍生的其他純為己益的權者,由於私欲尚重,不顧及眾益,或以己利為先,也就自然玷污了中華民族的門庭。更況,任何事業都不能與己民族的實際利益相衝突?
     也是說,中華民族的事業,已很需要大陸以外的勢力進行權威地、獨立地經營,或有效地平衡,才能使鄧家幫具有競爭的壓力,使真正的民主建設興盛起來,不再僅靠鄧家幫替代民眾說與做、民眾自己卻不能獨立地思考、以及不能選擇自己的長官只有容忍被長官任意宰割的命運還要低三下四。
     事實上,在大陸,上到北京的中常委,下到村廠黨支部,鄧家幫的綜合素質已相當地低劣,還不珍惜現有的章法,導致了廣大民眾對鄧家幫完全失去了誠信的後果。雖然一些幫吏不會忘本,在維護國家機制上也能十分竭力認真,也在力爭與民眾同心同德,但太多由於不能真正、完全地充實管理中的精英(卑鄙無能者較多),仍繼續喪失著做官所具有的高尚情操,也就自然惡化著害國害民又害己的趨局,使民眾不斷地增加著新的受害者……。
     並且,胡幫辦施用著的現實制度裏,尚存在著禁止國民平等競爭或獨立自主地獲取建黨議政與監政的基本權利,使民眾只能被害地生存在流氓當道的社會裏,還不准國民支配自己的時間去做自己樂意去做的事。特別是,隨著歲月的遞進,鄧家幫,如果不被更有效、更妥當地淘汰,僅憑他們的覺悟和自己建立的監督隊伍,在利害面前,在刺激感官之中,焉能不做些醜惡下流的動作?蘇共的敗北,說是經濟崩潰,毋用說是自己的目光短淺,或縱容自己人墮落、僵化、專制、邪惡又不敢准允不同信仰者權威監督和有效校正的緣故。
     而在社會群體中,一旦人文素質得到提高,人民對信仰自由的渴求就必然要超過對物質的佔有,並且也更不願意容忍恥辱的非人格待遇,或者說是沒有起碼的人格尊嚴來維繫自然生命甚至對於這種苛求、僅僅由著胡幫辦的恩賜卻不允許獨立地繁衍國人豈能甘心接受?只有把自由權還歸給合法的廣大民眾(包括在野黨系),才能滿足不同信仰者在政治上的需求。再說,不同政見者,若不能權威地參政議政又不能獨立地監督(包括指導),和得不到言論與建立新體系之自由,豈能對胡幫辦有多開放的看法?倘若胡幫辦真正地賦予了公民們相應的權利,廣大民眾豈能都走向與鄧家幫為敵的道路上去?人們誰還不是個百年?所欲享受的不還是擁有相應的社會機遇和權利?或做些自己更喜歡做的事?如果說在合法的權益裏就能得到相宜的權益,怎不知道更好地恪守法度而非去做有害鄧家幫和本民族的事方才能達到目的?這——,未免汙沒了國人的基本素質了吧?
     我們都知道,中國大陸上,以民主事業為重的知識份子雖然不是絕大多數,但決定國家運數的、仍然離不開這種人的設計和參與。如若使高瞻遠矚的人們更能高瞻遠矚,就必須促動其完全進入現實政權裏公平競技,公共利益中公平競餘!使真正為民益服務的人又有別於鄧家幫原則上的智者擁有獨立的、符合民意的基本行動權來取代那些依靠自己獨裁或喜怒混入管理領域做蠹蟲的人們,才能從根本上斷掉鄧家幫腐敗的源根。但是,胡幫辦也沒有必要為了防範不測就不再設計民有制裏的全面民主開放政體的新模式。因為,國人一旦擁有了民主理念和基本人生權利,那麼未來就會自然地賦予廣大民眾一些可行的機遇。只要民主機制更加完善美好,國人就會有一天前僕後繼的去爭取。
     對於慧者(包括胡幫辦)來講,能縱觀天下大趨,或能及時出臺民有制下的新綱領,方可更加健全好大陸社會的監管系統,也就更利於民主事業的正常運行或發展。
     大家都知道,沒有鄧家幫的主導思想和領導主權,便更能使中華民族擁有安定團結、大陸穩定國局的保障。同時也能看出,其他黨派,一時卻也沒有取代鄧家幫的經驗和基本條件。大凡關心中國命數的政略家,只要審時度勢,便會明白推動民主制下的全面民主開放的新時代意義,並能更實效地結合國情來打開西方的自然滲透,積極主動地進入新的社會發展領域,來攫取應該得到的政治空間。
     理性者,不會因為已有的就不能大膽地進行超越式地思考,更不會把已有的被對手已實踐過、已很正確的路數不能拿過來為己所用。
     目前中國,從家期到民期過渡,還須花費一些時間和國人的自然醒悟才行,而民期時代不到來,眾人就很難(合法地)得到不同信仰的自由權和行動權。在今天,只有進行切合實際地探索,和正確地深化對民意的認知、方才能在新的政治理念促發下,產生出一個比較完備、屬於民有機制必然產物的新結果。
     但是,我們也已經看到,只要愚昧的胡幫辦不受到有效地攻殺,新的管理機制就不可能順利地到來,也導使民有制在中國無法堂堂正正地出臺。而消除大陸愚昧家黨、是中國不同信仰者共同關心的客觀問題,更是投機者或愚昧者逐漸失勢的一個新開端,是所有不同政見者求大同存小異的非常時機。
     是的,一談到民有機制,有些人就很反感,其實,只要你懂得打擊敵人的最好的武器就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或則是用敵人的矛去刺敵人的盾准沒有落空的道理,那麽,你對我所講的道理就能從另個角度思維中得到你該得到的啓發了。
     真正的政略家,已知道用什麼辦法促動對手自己樂意去做又能達到政略家目的的謀略乃是最最上乘的謀略。同時也知道,任何敵對的鬥爭,都難免摻雜著你你我我我我你你,不可能涇渭分明。更況,與實際結合起來,是做成的基本條件。而任何策略與實際相差越遠,就越沒有成功的可能。成功的機巧就是更能結合實際,使每一步都可有所用,否則,你就不可稱為智者。同時還清楚,各種利益的爭奪,最易成功的就是為廣大民眾利益的謀劃。
     眼下,江幫辦暢談的“三個代表”和胡幫辦“提高執政能力”以及“八榮八恥”之所以讓我們噁心,這到不是鄧家幫的總路線都已經完全不正確,而是鄧家幫的人所具備的品德和行為恰恰又在打自己的耳摑,由此也大大暗淡了鄧家幫的實際形象。同時,在沒有創建出一個更優越些的社會管理系統之時,僅在大原則上的官優富於民眾獲取實益的時候,小恩小惠豈能讓民眾滿足?也可以說,表面文章做得再好,用一些引誘餌食也難使原本素質太差的追隨者按照鄧家幫的理論精神完全不變地履行自己的職責又不營私舞弊,又能使廣大民眾熱烈歡迎。更況鄧家幫自己人的素質都有問題?只有推崇出新的監管系統和出臺監管系統的形式,才能擴大政治領域的覺悟種群,才能把所有的家黨推向不為民眾、只為己利就必須能喪失權利的環境中,使那些也為自己也為民眾的權威一樣能被摘掉“烏紗”拔掉“花翎”,方能從根本上消除管理崗位上尚存在著的許多以權謀私的弊病。
    然在今天改變大陸現實存在著的一些頹萎現象、就現有官場上的人員所具有的條件或品味來看,更需要對立的勢力來進行相宜地監督,使新的覺悟者得到繁衍生息的自由條件方可。
     (對於我們來說,合理的組合才更能達到一定的力度。)
     若想得到民主權力,首先需要迫使黨家幫取締一切有礙進步、仍不合理、不利於民眾政治事業發展的各種禁錮才行。
     前邊說過,鄙人從未願意看壞鄧家幫,雖然經受了一官可害民眾和自己也是受害者的可悲時期,但對鄧家幫不斷地進化仍胸懷點希望,還有說不清楚的情感,並且,對於任何一位真正為人民鞠躬盡瘁——不管他的立場是何,不會壞看。這不是出於恭維,也不是弱小對強大有什麼需求才產生出這種情律。改革開放以來,鄧家幫確實艱難地推動了大陸各項事業的蓬勃發展,成果雖然都被他們自己拿了去,但畢竟也是我們中國的吧(有君說,腐敗分子當家也比愚昧的人當家好,腐敗分子還能創出些利潤,愚昧者只能是敗壞我們的家業)?而且是,今天的民心工程,也已達到了現時期胡幫辦欲從新收回民心的最鼎盛時期,然而,由於先官後民的方法仍使民眾得不到原該得到的實際利益,也就只能給社會增添點新矇騙而已,卻仍不能使廣大民眾從根本上完全接受,加上胡幫辦至今還不敢給在野黨具體的、獨立的自主權力,尚不接受在野黨需要自然發展的現實,使廣大民眾在不樂意權詐的強姦時,又沒有捍格的派別來滿足其政治需求,而僅給予些無著痛癢的恩惠當然挽不回來民眾的背離。也是說,鄧家幫在原則上,尚得不到必然的、根本性質的變化,更不易擯除民有制裏的、現實存在著的衆多弊病(鄧幫發展了中國,江胡幫辦也敗壞了中國。同時,他們的先官後民的政策一樣也能埋葬自己)。
     同時間,鄙人也從來不認為什麼黨派在今天所具有的思想水準上,在沒有對立勢力有效監督的前提下,能不出現腐化分子又能治理好自己的國家,還能無損於民益。並且,隨著歲月的更加文明,都需要老去新來;在自然更替之時,需要平穩、祥和、符合國家利益地作為。事實上,權益越大,投機者的滋長率也會越高,只有行監區別開來,把權力更加合理地分散在不同黨系的群體中,促使愚昧的貪婪者沒有適宜成長的領地,方才能在減少私欲者擁獲能滿足私欲條件地自然地得到萎縮。
     而且歷史上,每個革新者,都能夾著尾巴做官,為民眾也能毫不猶豫地付出極限生命;而在鞏固權力以後,官吏的尾巴自然而然地翹了起來。所以,任何時候,沒有完美無缺的、又不失策的獨裁家黨,只有真正走向政治平等競爭的民主道路上來,才能杜絕更多的壞事惡事。
     而且,不論實際中人能處在什麼位置和地域,擁有什麼樣不同眾的智慧,難免有其不足或不能,也無法杜絕錯事蠢事,以至存在亡路的可能。
     我們都能看到,凡是具有對立制衡的國家,都能使黨家俱起積極向上的精神和邁好國家的步伐。並且,不難看到,西方的私有政體之所以能存在這麼長久,就是因為有了對立制衡和較公平的競爭空間,使自己的權人無法非為所致。而在中國,法制再健全,沒有權威的執法者,就避免不了使弱者受害使官霸行兇。而縱容官吏為所欲為的現象存在,就無法給民族帶來更實益的文明進化。何況,監督人員一旦對能使使他失去手中權力的長官進行依法行權時,很難不考慮個人利益而退縮地與之妥協;這就不具備條件形成一流的、絕對的與法相匹配的約束景象。因為,在權力階層中,總是以自己人優先作為人選成為自己的柱石時,一旦發現“柱石”離心離德,除了給予些必要的糾錯外,也定下意思地製造些只有權力才能與之抗衡有效的局面,其結果,也就在美好的事業中出現了大煞風景的事了,也就如同我們面對美味佳餚、突然看到湯裏有隻蒼蠅地讓人倒起了胃口。
     這到不是說,所有的黨家都是這樣,或者美味佳餚不好吃;但也不能說,所有的黨家都能保證不會這樣;或者說保證美味佳餚裏不會飛進幾隻不知死活的蒼蠅。任何事物不僅有其兩重性,而且在傳統觀念中,也很難不夾雜一些庸俗乏味的東西,若僅依靠個人的自覺或本能不如讓另外一種人加以正常約束更穩當些。特別是,我們看到,當今的鄧家幫的家徒,有幾個不是合法的違法者呢?他們褻瀆憲法與法律又肆無忌憚,又沒有權威的約束,到頭來,還不是更損害中華民族的總體利益嗎?
     然而, 中國的“鄧家幫”,之所以不能完全適應或不樂意外人進行權威有效地監督,就是因為一家執局習慣了,猶如俠傳裏的一流高手,只能給人做出生死決斷,而不能任由別人給他點羈鎖一樣,只能有砍不能者腦殼、來顯示自己的偉大、卻不給別人懷疑他是否有這個權力的空間,而且又被眾人捧為上等人或什麼大人物才感到癢癢地舒適,社會財富也就隨他們佔用和侵吞。並且,把所有的利益都歸攏到自己的名下,還要說自己很廉潔,忘記了這種快感是使弱者付出不少代價來彌補上等人們的一些心癢感覺的,這不要說能給廣大民眾帶來終生的幸福與安和了?胡幫辦,對自己體系的醜惡,更沒有多大的能量加以矯正。最可悲的是:反給後繼者增設美滿的障礙,還在自己的利益受到影響時,弱者不得不採取屈辱的姿態按照家黨的意圖昧心去做原就噁心做的事。這就迥然有害於民族的正常延續,這種我們自己也不情願看到的不利因素只因胡幫辦的繼續非為而降落在我們的面前。
    只有對立的制衡,才能促使權威們有一定的局限,還不至於法力無限地只讓信徒們頂禮膜拜卻不能另存異端地永遠愚昧下去,才有希望迎來中國社會民期時代的到來。
     也是說,唯獨民期時代的到來、才更有利於民有制的正常延續,使中國的領導權不至於被我們這代人完全家幫化,而且又能讓那些沒有公心的還缺乏道德修養的人萬一進入官場也不能肆無忌憚地“行雲布雨”,或者乾脆沒有了入主官場的條件。
     鄙人認為,中國民眾利用在野黨派來保護自己的利益或得到獨立的監督權比健全法規更重要,它是中國大陸政局真正走向以法治國、排除人治的最終構件;是未來權者必須一心為公才能進入監管系統的伊始;也是結束鄧家幫使命產生民眾派使命的基本法則。在胡幫辦時期,由於胡幫辦在政治上已沒有再新的推動和巨大的更利於國民演化政治的能力,就很需要有人帶動整個國家事業進行行之有效的政治革命,並能夠穩定社會現有的基本秩序,擁有不改變國家機制的思想的前提下,方能做好這一工作(其實,大陸的鄧家幫不僅關心體制的穩定,更關心自己失勢與否?)。而這種帶頭人,誠然要一不只會反對胡幫辦主導大局、繼續民有機制、走民主道路的民主人士;二不可能只是以胡錦濤為首的鄧家幫;三更不會是毛左派的種群;而是能產生根據國情、審時度勢,擁有一套更加科學完善的新理論主導種群、作為更新的派別有效地牽著鄧家幫來完成大的體制轉型或變革。儘管崇信一黨執局的家奴暫時尚不情願這種勢力正常生存或自然地繁衍,但它是胡幫辦扼殺不掉的新潮隊伍,胡幫辦只有與之共勉,才是繼續穩固位置、挽回民心、維護自己應有權益的唯一手段。同時,也是視鄧家幫為敵的人們(包括臺北)、經過一番細縝的推敲以後,再從新設計出自己能走出低谷的最佳選項;更是對胡幫辦進行一些讓步、方能在新時期中、擁有高瞻遠矚的更高手段;並及時與大陸廣大民眾的期望接拍——凡事不能一相情願地去做才能做得最好——才有條件在換來廣大民眾廣泛支持後、形成更有效地、一個能使中華民族更加強盛、更加民主的全新社會。
     對於新界的胡幫辦——這幫第二鄧家幫的護法者來說,不僅是排除人治、走入完全法制的大好時機,還要具有處理好鄧幫家奴利益與民益位置交換的自然功能,設計好與其他派別更加融洽和諧的條件,試行民期時代的一些內容,使合法的在野黨暫先擁有監督權,使人大團體的組成不再是僅僅鄧家幫為主,並且還應能以其他的在野黨人數多寡定席位,並能積極主動地改變不合理的監管系統。
     若是如此,明眼人就能看到,廣大民眾就不會以鄧幫家奴為敵,或幫助其他黨派擾亂自己的社會秩序。而如果總是口頭上說是民主平等民眾卻沒有相應的權利、怎能驅使民眾甘心為民呢?以至於使發達國家的人們恥笑我們中華民族的能度?而提高在野黨的權威,就是為了使國家機器運轉得更加合理有序,使更多的正派人不僅能在鄧家幫的佇列中為公共服務而且在其他黨系中也能為國服務,或更好地驅動正常的民主管理正常地運轉。只有如此,才能使中華民族的文明高智化進入人類的前列,而且更能具備可行的政略使民主事業在人類事業中發揚廣大,與我國經濟高速發展也能更好地協調。
     而在野黨不能在大陸擁有自由的平等競爭生存權,不僅是胡幫辦制約,還有其本身對民主體制有否正確的態度和怎樣獲取機遇的問題。
     我們希望胡幫辦自己能夠更好地存實求正,把准路線,不再能今日般地縱容自己飲鴆止渴,又能敞開全面民主政體開放的大門,放開言論領域,歸還民眾的競爭條件,使廣大弱者在受到損害時有條件與害人者不合作或具有強勢作為後盾,就更能治理好自己的國家。
     至於他們擔心政權易幟,未免過慮。因為,民主機制如果真正地喪失了生命力,也是社會需要的自然結果。同時,讓我們看到,臺灣的國民黨,過去丟失了權力,現在來看,從民進黨手裏從新奪回管理權只是時間的問題。因為,國民黨在馬英九的帶領下,已經從新得到了臺灣民眾的歡迎。而原蘇聯以及東歐的共產黨,只要是改變自己的以往惡習,依然有機會執掌大局。那麼,中國的鄧家幫,如果中國實現全面民主,也很難避免消失,但只要提高自己的認識,真正的是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那麼,鄧幫家奴依然能夠從另個領域獲取新生。
     任何獨立的黨派,都不願意被任意宰割,黨與黨之間,不僅需要相互較量更需互相制約,還要分流一些國家權利。這種分流,在中國,不再是胡幫辦的恩賜,乃是各黨家應能順勢而行,歸入民眾真正地需求後的自由選擇、國家發展之需要。只有這樣,才能顯出我們的國家體制更優越。
     我認為,任何黨派的不懈努力,都不應偏離中國這個民主社會的總航,只不過,國家主權,暫時除了接受、必須接受民主原則的主導外,更急需出臺一些各自不同的政略要則進行有益於民益的公平較量。當然,這種較量,在原則上,仍需不脫開民主原則上的主導。
     我們也能看到,即使國家需要民主選舉,有一些關鍵性的權力暫時仍然不能放開。但只要是在人民的權力規範內,就不會出現偏差。同時,在當前國家形勢裏,不要輕信多數人因誤入了歧途仍就不會變成無作為的群體,相反亦然。
     眼下,鄧家幫在政治上雖在某些最關鍵的環節上固步自封,但它畢竟與蘇共有所不同,因為它憑著自己的能度和狡詐,和國人的懦弱,並未喪失掉自己的權力。但是,從長遠的利益來看,鄧家幫的存在形式的確阻礙了中國的民主進程。只不過,由於在野黨系尚未能進行有效地制約,至使鄧家幫的人們都在肆無忌憚地為所欲為。所以說,鄧家幫滅亡的歲月已經不遠了。
     我認為,在我們中國,我們這些期望實現全面民主的人們,為了產生出燎原之勢,就應當搶佔党家發展的先機,嚴格自律,形成更有利於中國社會的大趨局,爭取早日獲取眾心的大轉折,或在這順勢之旅,及早完成更有利於民有社會進化的具體措施。在這個問題上,希望大家有能力有權略地會產生出相應的決策,早有一天改革好一些不良的態勢。不過,若要再加速這種運轉,還須些外力,當然,這也與胡幫辦經營著的鄧家幫主流上的弱敗不能區分。
     任何機制,都不過是為自己服務。在大陸,由於官僚機構不能迅速進化,又能損害民眾的實際利益,具體的管理者已都不是一心為公,和仍在以個人的喜怒哀樂決定民族事業的蓬勃發展,若不再受到嚴肅的適宜的制約,鄧幫家奴其本身又不能收斂,豈不誤國誤民也誤自己?我們看到,佔據國家管理體系的胡幫辦,也想到了為民多做些,把獠牙藏在嘴裏,表表為民公僕的善心,但真正做起來,一旦與己益有悖時,難免會停住腳步,亮出獠牙,或放慢進化的速度。再說,原本是民眾的權益,非要鄧幫家奴全部掠奪去,試想,民眾能舒心接受麼?更況關鍵利益根本得不到時,能不認為是被害嗎?我認為,在民眾受到單相制約卻無權制約有權者時,難免會有不同程度的抵觸或反抗,結果由於方法不準確很已遭受更有害的損傷。更可悲的是:即使想用合法的手段來維護自己的實際權益時,由於影響了權威者的利益就自然受到管理者有違憲法的迫害。倘若在西方社會裏,有這種現象就很奇怪,因為他們的體系是為公益服務,而在我們中國,這種現象的生成主要是鄧家幫的體制已經落後的緣故,更不可能是廣大民眾意志的再現,到是已能看清西方社會的管理體系好就好在眾人自己能用文明的手段選擇它,也能毀滅它!
     而在我們大陸,暫時還是不能具備這種條件。
     近廿年來,鄧家幫的僅有的一點點威望被自己雖披著人皮外衣的自私自利者丟失的殆盡,也在狡猾地綜合了毛鄧時代的不同政略,但達從八九年學潮被嚴厲鎮壓,就已殘存不多。而且,我們看到,一些蔑視民力的鄧幫家奴,仍在合法地行使手中的權力,怎能不讓國人有所舉措?
     由此可見,研究和適用與西方民主相同而本質不同的政治秩序,來接替鄧家機制應該是明智的政略。恕我拙見,只有形成參政議政監政不在一個體系裏,再逐漸放開自由言論與公平競爭領域,才能擴大百家競技的政治空間,給民有機制增添更多的可行理論以實踐,及時消除私黨時代的不良影響才是國人更好的決策。
    未來的管理權,對於個人來講,已沒有多大的私利可挖,只不外使更多的智者從不同的角度皆能獲取為國效力的客觀條件而已。而這種轉化仍不會脫開民有制制約和主導。
     鄙人認為,中國既然是民眾的國家,鄧家幫又自視為國家公僕,為何不能允許“主人”擁有更寬展的言地、而只能順著鄧幫家奴的意圖行勢呢?沒有主人的言地,怎能印證所有主人的政治見解的對與錯?而僅憑幾個鄧幫家奴指手畫腳萬一耽誤了國家和民族更好的前程、不利於社會發展豈不又多製造了一個歷史罪人?古往今來,在中國的歷史上,這種罪人又是多得太多,還不都是私天下造成的惡果?就連值得崇信的中國歷代政治巨人,不還是用血腥來對待自己的民眾嗎?好在眾民都能逆來順受,否者,中國將何處去,也很難料吧?而作為我們這些後繼者,不應不在原則上加以思考,或認真地對待現有的、過去一直從根本上解決不了的實質性問題,完成一些我們應能完成的中心任務。對於某些合理的挑戰,不是壞事而是好事。只有如此,才能杜絕各種不利於中國事業發展形式的滲入,並能使中國早日脫開流氓國家的稱號。
     也是說,我們所提倡的基本法則,更應能集思廣益,擷采諸家之長,逐步完善我國的各個領域,特別是政治領域。倘若這般化的行為在新的世紀裏都不能形成,還妄談什麼先進與超越,豈不令外人笑掉大牙?當然,如果有誰演示原始打鬥,或故意損害我們的國體,擾亂我們的社會發展,或阻撓我們的民主進程,給予其必要的打壓並不為過;如若不是,又是推動時代進步與發展,就應當給予有益的支援,為我所用。
     (也知道,有些人對新生事物疾首蹙眉,或表面上心平氣和委曲求全與排斥新生物種也並不是他的本意,乃是出至他的利益。只要新生物種變得合於他的利益的時候,他也能做積極的推動者,並更會權威地調節。不過,他缺乏的卻是更好的演化速度。而沒有顧忌,需要改變自己弱勢地位的奮進者,卻能在速度上加以彌補。在將來,這樣的種群也是我們能徹底掃除鄧家幫的強大後盾)
     例如在陸台兩岸和平統一的問題上,在報章、在螢幕上,中國花費的人力物力、不易累計,至今卻看不到一款從某個角度上切中了實弊,得到了積極地回饋,而是阿諛的看法漫天飛,又踐踏媒業的空間,蒙汙決策人的眼睛,還達不到多少好效果,官人悲乎?民人悲乎?說穿了,還不是與國內的政略家尚未成熟新的理念、依舊獨執一詞的不能更有效地改革所致?和不是中國大陸不能更好地進入民期時代和國人尚未在政略上構成新的理念來代替私家統治的根本所在?在這個問題上,臺灣與大陸在政治統一實現上,都有不同的實益但又無損于自己正常存在的邏理尚未甄清?不知道怎樣進入新的狀態中做好新的國務,到是顯而易見地都在封閉著自己;不能夠在對局中找到新的條件形成更合理的政局。只有起碼能明白這一點的人,才有希望主導中國新政的總趨,否者,也只有揮舞屠刀和製造揮舞屠刀的必備的條件而已。
     我認為,只要臺北政要能夠領悟這一哲理,在未來執局中,定能擔綱中國的新的大局,還能得到大陸民眾的夾道歡迎。
     我們原就有調和、折中的習性,在國家政治統一方面,即使利用好本身的這一功能,也就足夠。可是,為什麼就不能在“一國大同”的總廓內、形成國家內部多元化領導而上一個新臺階?事實上,一旦實現了政治統一,便能給新型的政略家製造出一個施展不同政略的好機會;給國人公平競爭權益增添了更多的係數和把一國大同上升到一定的高度而不是局限在未能之中而遺憾。可有些政略國手,在這點上,不是不知,而是佯裝不會,或自感回天乏術,只好坐壁上觀,靜候變因。因為,誰提出來把民益放在黨益之上,那麼鄧幫家奴便會群起而攻之,反到與事無補。
     不過,在一個文明的國度裏生活的不同政見者,只因有了新的環境,也就必然啟發更多人想到更新更美好的環境更快地到來。同時也能看出,在今後的歲月裏,任何不同的政見者在中國領域裏,只可以傳播自己的理念但已不是用誹謗中傷“殺死”對方的手段才能解決好政治分歧了。也是說,只能是對手不再是敵人的未來社會已呈現在我們面前。是說,利用扼制對手繁衍、生存的方法不如使其為國所用更實益些,關鍵還不是掌握好尺度?
     當然,如果胡幫辦不改變自己的現在行爲,國家一旦政治統一,鄧家幫的獨霸權勢在中國的範圍內也必將蕩然無存。可這對胡幫辦來說,和平過度已是不可能的,因為,他們為了一己私利,寧願讓眾民流血,也不會與民眾妥協。人民呢,對於胡幫辦,也只有合理地流血,並能先使其也能流血,就足以促使鄧家幫徹底地滅亡。
     多年來,我們知道,問題的癥結就是鄧家幫為了自己的私利,尚未能放棄現時存在著的頑疾——獨裁執局,而且,他們仍陶醉在這個圈子裏不能自拔,豈能輕意接受其他黨派主動權威地參予國務?或與他們共同地坐在首腦位置上?儘管這種首腦位置完全可以接受胡幫辦權威監督而做益於人民事業的事?我們看到,由於尚存在著這樣那樣的問題還不能妥善地解決好,焉能不出現進度緩慢的政治格局?在我們的國度裏,官者及長者,有句俗話叫著“官打民不羞”,於是在社會上,官吏也就願意頤指氣使地藐視民眾。最讓國民不能接受的是:權威者即使已成為官霸或官渣、官凶、官腐,也會受到法律的保護,或明明是違法而又能堂哉皇哉地不是違法,更不會象西方社會裏的管理者還要對他的下屬低三下四那樣,害怕得罪下屬地被過早地取締權利或與他採取不合作的態度使他逐漸失勢,降低在民眾中的威望,失去更多的支持數。
     在今天,大陸不僅需要經濟上的騰飛猛進,也更需要不同信仰者合法地彙翠北京,甘願在民有制的範圍裏,進行各自不同的合法活動。否則的話,就這般地運營下去,不僅是鄧家幫自己在政治上無大的進展,也不利於民主事業的迅速發展,更有損國家機制的正常運營。同時,對於胡幫辦經營的鄧家幫來講,不進行更科學轉型,雖一時不會產生“戈葉變制”,但不遠的將來,被消除掉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而對反對勢力的處理,放任不如收容,因為,在我們人類上,利用的好,能使反者促動自己有所發展。最低還不至於自己的領導者反被自己的人民在國際法庭上起訴。(我不知道,那些人模狗樣的江家奴才,被國外的法庭起訴,損害了中華民族的形象,是否知羞?)
     只要民期時代到來,各種優越讓國人會意思到已大大超越過去時,那麼,對於中國不同利益的追逐者來講,也只有積極推動社會機制的進化,提高官吏的文明度,幫助眾人得到競餘的機會,督催眾黨家允許國人不違背國家民族利益以及其基本利益的前提下,進行切合實益地發展,才是向民期時代轉型的唯一通途;也是不同信仰者各得其所的基本條件;是配合中國經濟騰升的同時又能及時解決好社會所存在著的各色各樣問題的一個重要步驟。
     而實現天下大統,首先就得實現民有機制框架內的全面民主政體開放的第一程式。而實現這種程式,又有可能打亂一些現有的秩序,導使腐敗的官員和一腦子嫉賢妒能的人、很難不堅決地反對,這些習慣於腐化、兇狠,不愛進取的人,也有一套獨特的思維方法,從不為自己的無能而羞愧,或總是埋怨別人走得太多,促使他的陰暗內心極端地不平衡。也是說,只要改革,就必然會使一部分流氓失去他們已得的利益和再得利的機會,也就難免使這種人進行有效地抵制。
     眼下,以胡幫辦為首的鄧派權界早已形成,但是,由於江幫辦的一些影響,暫時仍在徐徐漸進,但江幫辦的把限明顯使政治進程轉緩了速度,這些不認為給予民眾自主權力不能確保鄧家幫利益的鄧時代忠實的流氓護法們,不會具備接受中國新形勢更需要注入新的激素來啟動民有機制仍在接近生線的趨局,因為人已老矣,所需要的快感已經沒有能力再弄幾手險棋,再加上在任期間做了一些絞殺民眾的醜事,不得不考慮進化的後果。但是,他們應該清楚,倘若國人亟待的全面民主政體開放能夠真正地到來,那麼廣大民眾一樣會用寬宏的心對待他們。倘若繼續執迷不悟,與民為敵,他們應該明白,自己走到了對立面以後的必然結果會是什麼?國內外歷史就有很多類似的例證。
     再強大的勢力,在今天和未來,一旦與民眾的利益不合拍,就難免被民眾的力量逐漸削弱,或自然失勢。在理智人眼裏,小不見得不能擊敗大,弱不見得不能擊敗強,關鍵是需要小弱者能把無形狀的強大挖掘出來,加上更能完善自己的政策能使廣大民眾踴躍支持,所以,對鄧家幫來講,能把自己的政策變化成民眾的政策是及其重要的事情,也是理性人在發現過去的一些路數真的不行時便能迅速地進行有益地變革或理智地選擇。若不如此,誰又能說弱小不是戰勝強大的開始?
     作為我們,雖能看到鄧幫家奴官僚腐敗又僵化的管理階層對我工作有利,但也不否認自己的不利因素依然存在,加上在大陸還不能注入自己更多的影響,只能窺視著大陸內部變化卻沒有能力把有益的成分吸取過去,更不能與廣大民眾同心同德地共同促使鄧家幫自然轉變,使民眾再不喪失利益的前提下仍能得到更多的實益;不明白,若是剷除鄧家幫,就應使鄧家幫加速產生小漏洞、小矛盾、小衝突,以此積致大漏洞、大矛盾、大衝突。而作為胡幫辦,為了避免被我們擊敗或削弱,除了與我為友乃是最佳政略外,那就是必須和民眾緊密聯繫在一起,並能有效地根除各種小害而不至於使其轉化為大害。而與我為友的基本條件就是首先要與廣大民眾的利益結合起來(聰明的人總會借助民力與對手較量),早日實現全面民主政體開放這一開明的政策,達到共產黨開國初期的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基準,最後實現社會民期階段的完全轉型。也是說,在這關鍵時刻,胡幫辦亦好,我們亦好,別派勢力亦好,看就看誰走得最准、走得最快,最對民有益,方能在內部鬥爭中掌握住主動權。因為在二十一世紀裏,已不僅僅是小能擊敗大,弱能擊敗強——現實中,還有快能擊敗慢的機巧。例如阿拉伯國家,地廣人眾,卻對地窄人稀的以色列的震懾無可奈何,這不僅是阿拉伯國家內部不團結和貧窮落後的緣故,還有缺少快節奏的內部變革的影響。倘若他們能及時改掉一些落後的民俗習慣以及一些偏見,使國人更精明,國家更富庶,以色列國就會從鼎盛國家隊列中滑落下來。
     在我們地球上,當前最飛揚跋扈者頂數美國人了,這不能只埋怨人家霸道,因為它雖然還處在資本主義鼎盛時期,內部仍能團結民主,又能各顯其長,所以人家的內部暫時不會有多大的變化,焉能不翹翹尾巴?我國如果在國民時期不出現獨裁局面至今,那麼中國的繁榮富強並不亞於美國。當然,從封建社會私天下一下子轉變到舊民主社會的黨天下裏來,中間沒有點貓膩,和不出現個把袁世凱、毛澤東狂者也是不可能的事情,而這種人的行為就不可能不影響國家發展的進度。
     同時,鄙人再也不希望中國的土地上再有江時期來影響中國的科學進步了。當然,事實上,上帝卻指定了他們來禍害我們的民族。
     現在是,美國人在國內似乎無事可做,不得不覬覦全球,進行合法不合法的維持人類秩序,甚至還欲佔領太空。而我們,依然徘徊在內部較量、狂妄自大、愚昧不化之中,豈不是太愚昧到家了嗎?若是沒有開明決策——發展國民經濟為第一要則,那麼,中國的權界還不知道要僵化到什麼時代呢?不外這種經濟發展的路數是比較粗糙的、原始的、果實被少數人基本佔有了的而已。
     眼下,在我國,對外仍用互惠互益的和平外交政策——這種頗有禮數的交往,而對內卻仍然採用血醒的流氓鎮壓,使不同信仰者在無正確的思想指導下仍與鄧家幫對立,或仍在狹隘地面對著大中國的政治環境隨同中國的敵人鼓噪,不免令人遺憾。然而,誰又想與強勢對立呢?不到萬不得已,這樣的做法,只有傻瓜才去選擇。是的,只因胡幫辦仍用民眾的血漿來苟延殘喘,我們選擇了與其對立,確實是萬不得已啊?
     而我國民眾對鄧家幫的對抗,直至至今,在基層,此起彼伏,實在是鄧家幫的路線的反動又未能消除掉的緣故。我們也就自然需要胡幫辦須進行較大的轉變或則滅亡才能滿足我們的需求。同時,不滿現狀的人們應當清楚,只因大陸的體制有些問題就只能與鄧家幫表面上為敵卻不能變革的思想乃是最愚昧最不適時的思想。
     作為胡幫辦,在與我們講不清楚他們的執政理由時,就對我們的反對加以絞殺,我們不覺得有多奇怪,但我們還是希望他們認清形勢,接受前人的一些經驗教訓,積極主動地和更有實效地走回民眾中來,與我們妥協,才能更有保證中國民眾立志革新通途的延續,鼓動民主事業迅速地發展,使國民早日與更新的政府渾為一體,形成人類上絕對一流的文明民族。
     社會要進步,民族要發展。大陸二十餘年的經濟雖發展了,但是所擁有的成果基本上被鄧幫家奴佔有了,這在前邊鄙人也已經提到過。而且,由於只是在經濟上使少數人有所收益,在政治上又不給國人平等的競爭權利,廣大民眾怎能不怨恨?本來嘛,每位踽踽長行的“歷史老人”都須經歷一些艱難險阻,才能使後人得到一些切合實益的路數,所以鄙人早在十幾年前就欲談論民期時代的一些內容,也在極力設想怎樣就我國目前形勢論述的更實際,更有益於自己祖國的新課題,更想把民主思想的內容在現實逆潮中研討的更加合理、準確、開拓些,而且,處在中國大陸,不能利用大陸合法的理論發現能夠打敗鄧家幫的技巧來,對於我們來說,這未免是不理性啊!
     作爲我們這些不甘寂寞的開拓者,為了不使國家受害和更加準確實際地全面發展,就得在原則上領導國人,利用已有的現實條件,廣集眾家之長,也以廣大民眾的切身利益為主當成基本準則,才能順利地推動民主進程。千萬不要高高在上地看不起民眾,因為他們起不來反抗,是與我們沒有有效的引導有直接的關係。對於事業發展而言,我們做得確實還很不夠,還很需要龐大的民眾團體來充實我們,才能最後打敗鄧家幫。而僅會進行窩裏鬥,未免不利於祖國事業的全面發展。也是說,我們應當能夠不只從自己所站的角度上思考問題,並積極有效地籌畫出一套優於以往理論來進行實踐與綜合,調整,才能更有利於我們的戰略目標。
     是說,大陸不僅不再一黨執政,還要儘快產生出新的行政法規來完善中國的民有機制,不是共產黨的黨有機制。也只有這樣,才能有利於國人在現實中得到原該得到的一切自由權力,又沒有必要逼使我們的人跑到國外去,還不會被消化。若能達到這種境界,已不是平庸的政略家所能做到的了。而進行這樣的革命,只有吸取真知灼見,才能更穩便地得到共同的目標。
     同時,我們看到,私有化的國家儘管較多,但我國只要對內改革一黨執局的趨局,順應時勢,消去用民眾鮮血染紅頂子的條件,和不再用廣大民眾的物質利益使自己變得更富有,對外繼續堅持和平共處五項基本原則,不把意思形態的理論當著攻擊它國的理由,或不把它國的落後當成攻擊的引信,就能保證我們的信仰正常地運營或自然地擴展。因為,我們人類,並不會在意思形態上被完全羈鎖住,只要有利於更好地生存,就必然會擯除糟粕吸取精華,剩下的就屬自身上必須克服的一切惡習;能夠及時採取有效的措施,進行更科學文明的變化 。也是說,我們最需要的不是打擊消除幾個腐敗分子就能滿足我們的需要,而是從我們的體制上得到有效的變革。
     獨有儘快推動家民期過渡,才是在政治上解決好我國實際問題的大架構,是國人走向更開明時代的必備條件,也是我們避免喪失歷史責任,能夠及時健全自己章程的捷徑。
     身為國人,不論是誰,出於什麼目的,不知道發現和接受和利用新的政治信仰所形成的態勢,只是想不顧中國亡路的又不能開創更益于祖國事業發展的任何想法做法,我認爲都是不明智的,也沒有成功之理。更況,僅僅胡幫辦的現有條件,就足以擊敗這種企圖?而真正為了祖國和民眾的智者,他不僅不是用犧牲國家和人民利益為先決條件,相反,他的本能就是維護國家和民眾的切身利益,並能做出准確的選擇,甚至寧願犧牲自己的私利,也不會出賣中華民族的利益。
     當然,愈是這樣,愈能得到新的絞殺路數,還能獲取比較實際的私利以及推倒鄧家幫血腥統治的具體招數。
    
     2004年2月23日初稿
     2006年11月7日修改     _(博讯记者:阿衍) [博讯首发,欢迎转载,请注明出处]-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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