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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舆论监督的尴尬/俞月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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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2006年11月23日)
    
    近几年,新闻舆论监督的状况有所好转,表现在真正的新闻舆论监督开始发生作用。我说“真正的新闻舆论监督”发生作用,是指首先由新闻舆论监督开始,然后引起有关领导部门重视,进行调查核实,最后公布处理结果。有些人把那些由纪检或检察部门发现线索调查核实后,由上级领导部门或法院作出处理,然后交由新闻媒体发布的新闻,比如,早期的陈希同,后来的成克杰、程维高、刘方仁等等案件,也看成是新闻舆论监督,是不对的,那只能算新闻报道,不能算新闻舆论监督。而最近新闻媒体上闹得沸沸扬扬的深圳“妞妞事件”,则是比较典型的新闻舆论监督发生作用的例子。
     (博讯 boxun.com)

    首先是北京青年报刊发了深圳市五部门联合下发文件,“号召”全市中小学生观看一部投资2100万拍摄的名为《时差7小时》的电影,引发部分学生家长的意见,而这部电影的原作者和女主角妞妞(真名李倩妮)是深圳市某高官的女儿。事情很快引起了许多媒体的注意,于是记者们深入挖掘,发现妞妞不仅是电影原作者、女主角,还是这部影片制作公司的总经理兼法人,她17岁到美国留学,今年才25岁,还在美国读书,但她在国内已拥有三家公司,总资产769万。继而又公开了她的父亲是现任深圳市委副书记,正好又是分管宣传文教的,她的母亲是原广州军区某高官的女儿,现在是好几家公司的老板,当初妞妞的小说《长翅膀的绵羊》就是在她任社长的海天出版社出版的。舆论的压力迫使妞妞的父亲不得不出面澄清,说此事虽与他无关,但不能说没有责任,愿意接受大家的批评。深圳市委也组织调查组介入调查,11月11日召开全体会议通报调查处理意见。
    
    尽管这个调查处理意见对一些关键的问题,诸如妞妞名下的三个公司和769万资金(通报说实际只有150万)究竟是怎么回事,2100万电影投资(通报说实际只有1200万)是怎么来的,妞妞留学的巨额费用是从哪里来的,以及她母亲的公司和妞妞的关系,她父亲和母亲公司的关系等等,没有作明确的说明,因而很难服众,但从新闻舆论监督的角度看,毕竟已经有了一个完整的过程,显示出新闻舆论监督在监督政府和官员方面已开始真正发挥作用,这不能不是一件令人兴奋的好事。
    
    但有一个事实也引起了我们的注意,那就是全国新闻媒体发表或转载的整个“妞妞事件”的报道,基本上都是北京和外地的新闻记者采写的。在此之前,深圳当地的媒体为配合五部门下发的文件,曾发了大量的稿件为这部电影推波助澜,但当事件被揭开以后,又几乎一律装聋作哑,保持沉默,只是在深圳市委公布调查和处理意见后才开始露脸。本来最了解事件内幕的应该是深圳当地的媒体,为什么对这样一件引起全国媒体关注的事件它们居然视若无闻,无动于衷呢?难道是它们真的不了解情况?或者失去了判断是非的能力?当然不是的。
    
    其实,类似情况在全国各省都有。回顾近年来真正是新闻舆论监督发生作用的重大事例,首先发现问题进行报道的,几乎都不是当地的新闻媒体,而是中央的或者是外省的新闻记者;在整个事件揭露过程中,当地新闻媒体往往是装聋作哑,始终保持沉默,直到上级作出处理决定,才会来发一条新闻应付一下。比如最早揭开曾经轰动全国的兰州证券黑幕的是甘肃经济日报记者王克勤和中国经济时报记者王宏,但稿子写成后,甘肃经济日报不敢用,最后是北京的中国经济时报用了。又如福建的赖昌星特大走私案,福建人最早大都是从网上(不是本地网站)或《南方周末》等外省报刊上知道的,福建的报纸一直到新华社向全国发了通稿,才以“新华社电讯”的名义作了简单的报道。又如1996年,福建省莆田县曾发生过一件轰动一时的“林国奋案”:该县梧塘镇党委书记林国奋因举报县市某些领导腐败,反被县检察院以贪污、受贿、扰乱社会秩序、诽谤县市主要领导人等罪名提起公诉,并被县法院判刑六年。林国奋的妻子、亲戚、同学、朋友甚至亲戚的亲戚、朋友的朋友等一大批人还因此受到牵连,被作为“涉嫌诽谤罪”而遭审讯、追查和处分。“此时的莆田,其政治高压态势使得当地几乎无人敢站出来替林国奋说话。”这样一件大事,当地的湄洲日报是否有报道我不知道(即使有报道也一定是根据市县委领导定的口径),省里的新闻媒体却是没有,我是一直到2001年8月上旬才从8月6日上海出版的《报刊文摘》上读到这条消息的,而《报刊文摘》是从北京出版的当年第14期《半月谈》摘编的,原文是该刊记者采写的专稿。湖南省郴州市嘉禾县1000多户居民房屋拆迁事件的盖子,也是《新京报》和央视《经济半小时》于今年5月初才揭开的,郴州市的有关部门甚至在揭开以后还接到指令,“中央台关于嘉禾商贸城的采访素材一律不予传送”,以至央视记者不得不驱车数百里,到广东省境内才将报道发出。广州的《南方周末》被许多人认为是最敢于揭露重大腐败案件的新闻媒体,许多别的省的媒体上看不到的重大新闻,在《南方周末》上一般都能看到详细报道,它也因此以“大胆”享誉新闻界,受到许多读者的青睐。但据长年订阅该报的朋友说,《南方周末》的“大胆”其实也只大胆在对待外省的新闻事件,对发生在广东本省的重大腐败事件也一样“胆小”,要看广东的“爆炸新闻”还得到网上或者外省的媒体上去找。
    
    对本地党政机关和公共部门的官员的新闻舆论监督,本来首先应该是本地新闻媒体的责任,现在的情况恰恰相反,这真是新闻舆论监督的尴尬!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其实无论本地外地媒体的从业人员都心知肚明:因为几乎所有的领导都不喜欢“给自己脸上抹黑”,而当地的媒体都在他们的直接管辖之下,谁不“听话”他们随时随地都可以处置,甚至将有关领导和工作人员撤职,开除,谁愿意去冒这种风险呢?而外地的媒体则没有这个顾虑,因为当地领导管不到他们。
    
    因“不听招呼”擅自发表领导不喜欢的报道而受到处分的事在在都有:
    
    《成都商报》女记者李亚玲因采写成都市青白江区市民李桂芳外出吸毒被警方抓获,导致3岁的女儿锁在家中活活饿死的报道,在有关部门领导的压力下被迫调离记者岗位;
    
    甘肃经济日报记者王克勤因采写《公选“劣迹人”引曝黑幕》和揭露兰州证券黑幕两文 ,被扣上“给甘肃脸上抹黑”、“影响西部大开发”、“给犯罪分子通风报信”、“造成社会不稳定”四项罪名,被开除公职;
    
    某省某电视台某频道因播发了一条该省新华分社拍摄的该省某县县委书记因严重腐败被判刑的新闻,被指为“违反宣传纪律”而撤去了频道总监的职务。据说,其真正的原因是那位县委书记是省委某领导一手提拔起来的得意干部。
    
    更有甚者,当地媒体还有违背职业良心,充当当地领导的打手,对外地媒体和记者进行压制和打击的。《经济消息报》湖南特约记者、年过半百的刘洪以因到海南省海口市采访12名未成年湖南少女被迫卖淫的事件,不但被海南省公安部门扣压了记者证,进行反复讯问和审查,《海南日报》还奉命在头版显著位置刊发题为《警惕假记者》的文章,诬蔑刘洪以为“冒牌记者”,“在没有客观全面了解案情的情况下,就编写了案情报道,……在媒体上发表,给公安部门的侦破工作造成被动,对公众产生误导,严重损害了海南省的形象”,导致刘洪以患上了在医学上被认为是终身难愈的“反应性”精神病。
    
    实事求是地说,新闻媒体的绝大多数从业人员是很愿意搞新闻舆论监督的,上述种种问题产生的根子,在于当前的体制。我不反对党政机关有自己的机关报,但认为一个国家或地区光有机关报是不够的。恩格斯在《致奥·倍倍尔的信》中就主张办“一个不直接从属于执行委员会甚至党代表大会的刊物”,“在纲领和既定策略的范围内可以自由地反对党所采取的某些步骤,并在不违反党的道德的范围内自由批评纲领和策略”;列宁在《给<火星报>编辑部》一文中也认为“必须给全体党员以尽可能充分的自由来批评和责难中央机关……它发表反对它的批评”;毛泽东也在1956年提出过要允许办一些敢与《人民日报》唱“对台戏”的民间报纸,虽然后来他自己用行动否定了这个设想,但我认为其实是对的。党政机关可以利用机关报作自己的“喉舌”,可以根据自己的利益决定哪些可以报道,哪些不能报道;但同时也应该允许不是机关报的民间报纸有独立自主选择发表稿件的权利,允许它们有批评本地党政机关和公共部门的官员和工作,开展新闻舆论监督的权利。在机关报和民间报纸之间,有不同意见不同看法可以展开批评和反批评,如有涉嫌违法违纪行为,可以通过法律解决。只有如此,新闻舆论监督才能正常开展,才能避免上述种种尴尬现象。
    
    当然,要实现这个设想,首先要由国家制定一部新闻法,作为新闻媒体和全体从业人员共同遵守的新闻工作规范。新闻法的早日问世,将使我国的新闻民主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我盼望着能早一日看到这部新闻大法 (博讯 boxu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或者发稿团体的观点、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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