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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富人经济学与穷人经济学/夏小林
(博讯北京时间2007年9月07日 转载)
     读《经济思想史:—种批判性的视角》札记
    
     夏小林(国家发改委研究所 夏小林) (博讯 boxun.com)

    
    
     来源:北京大军经济观察中心
    
     2007年3月,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美国犹他州大学经济学教授E K 亨特的著作《经济思想史—一一种批判性的视角》(第二版)。它的英文版是2002年在西方推出的。该书展示了西方思想史上一种有趣的现象:
    
      在古典经济学等一些流派的文献中,虽然不乏偏见,但作者及作品对于重大论题的价值、道德和意识形态取向一般都是一目了然的。另外,即使如马尔萨斯(1766~1834)这位对于穷人持有明目张胆的严酷观点的作家,以及赞同他的人口论的李嘉图(1772~1823),都不标榜个人及理论的中立性,也不惜笔墨描述资本主义制度下穷人的贫困状况,承认、分析和维护现实。这一类公开自身价值取向的经济学可视为西方经济学中的“显教”。
    
      但是,在19世纪新古典经济学的先行者中,其价值、道德和意识形态取向明明白白的极右翼经济学人,如英国人纳骚·西尼尔(1790~1864),面对激烈的劳资冲突和政府对工人的残酷镇压,以及社会主义思想的蔓延,欲率先大声地宣告了要建立非价值、非道德、非意识形态取向的“经济学”,并将其确立为经济学的重要方法和规范,在西方经济学中影响广泛。这种方法最重要的要求是,取消经济学对惹起无穷争论的福利(实际是收入分配)问题研究。同时,在学术争论中,他又毫不含糊、一点不“中性”地把社会主义的主张贬为“穷人政治经济学”,并予以否定。另外,他不“中性”地提出了极右翼的公共政策,如主张维持工人贫困、镇压工人运动、更为苛刻的《济贫法》等等,以此来保障所谓的社会和“劳资和谐”。持同样理论主张的法国人巴斯夏(1801~1850),还进一步用宗教权威来表明经济学的普世性质,并把资本主义交换中的自私行为看成实现社会“和谐”的机制,先于当今而首创《和谐经济论》。
    
      这两人在学术和政策主张上的缺陷,在非社会主义的西方经济学范围内,也受到了一些著名人物的批判、挖苦和抵制。如20世纪新古典经济学传统的奠基人马歇尔(1842~1924),在方法上也小心地“远离”这种虚伪的西尼尔~巴斯夏现象,在理论体系中保留着收入分配和福利的内容。他并实地考察工人状况,在理论分析中吸取了某些道德和社会哲学原理,对于穷人状况表达了伦理方面的关注。虽然他不同意马克思(1818~1883)的社会主义观点,但他仍然这样写道:马克思对苦难者的深切同情,永远会博得我们的敬意。
    
      在20世纪中、后期,那些在新古典经济学中重新提出极右翼理论和政策主张的人(奥地利/芝加哥学派,或称新自由主义),再一次大声宣告了自己的经济学的非价值、非道德、非意识形态取向。另外,他们在宣布自己保持“中性”时,和西尼尔的自相矛盾状况一样,也毫不含糊地提出了非“中性”的极右翼政策,如主张在富国解构工会、混合经济和福利国家,在发展中国家全面推行私有化、自由贸易,甚至和依靠军事政变上台,血腥镇压左翼和工人运动的智利军政府等结成“神圣同盟”,并积极参与全面瓦解社会主义国家的活动等等。这种理论和政策主张的影响所及,使全球的贫富分化和其它各种社会矛盾,以及经济增长与自然界的矛盾快速发展。当前,全球增长的极限不时闪亮红灯,发展的远景因资源、环境和贫困等问题日益严重而险象环生、模糊不清。奥地利/芝加哥学派极端观点的公信力、影响力大为下降。
    
       这些横跨百多年历史而联为一体,试图掩盖自身价值、道德和意识形态取向的经济学流派,我们姑且戏称为西方经济学中的“密教”。“密教”实质上是无密可言的,因为他们的理论和政策主张昭然于世,顽强地在通过种种渠道影响各国的政府和精英们,甚至和阴谋、暴力势力联姻。所以,这种“密教”很矫情。
    
       在中国,重复西方关于经济学非价值、非道德、非意识形态取向的声音也不时凸显出来。在这类声音的背后,不时也能够看到极右翼的政策主张,以及对于伦理、公有财产合法性、多数劳动者合法利益和社会/政治民主的漠视。其某些言论,与西方的经济学右翼或极右翼的主张如出一辙。而这些都在标榜经济学无价值、无道德和无意识形态取向的中进行着。
    
       经济学果真“无德”、“无性”吗?温故而知新。鲁迅也说过,知史,看现在洞若观火。以下,通过《经济思想史—一种批判性的视角》这本书,看看历史是如何记录和解释这种伪善现象的,背后是否存在大本大源的问题,以及它对于今天的学术、政策交流有何启迪。
    
      这篇读书札记分为四个部分:古典学派鲜明的价值取向;西尼尔虚伪的“中立论”;奥地利/芝加哥学派的伪善;右、左翼共识:经济学的根本问题是为什么人服务。
    
    一、 古典学派等:鲜明的价值和意识形态取向
    
       重商主义(16世纪和18世纪)。在重商主义的发展时期,资本家多是商人。产业资本的地位低下。绝大多数重商主义作家是资本家或拥有特权的资本家雇员。这些人很自然地将资本家的动机普遍化。他们主张个人主义的经济政策和贸易自由,拒绝关于国家和国家管理的统治观点。他们把交换或买卖看作是利润的来源。
    
       重农主义(18世纪)。法国的重农主义主张用大规模资本主义农业取代普遍存在的小农场。他们不能成功,因为,封建的贵族阶层认为这会导致土地所有者阶级的贫困和资产阶级夺取政权。当时,法国需要1789年的大革命来完成这种转变,并结束主要由封建主义与商业资本杂交所导致的社会和经济混乱。
    
       重商主义和重农主义处于社会经济时期,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不明显。但是,他们各具特色的资本主义诉求非常明白,其价值、道德和意识形态取向是公开的。
    
       古典经济学(18世纪和19世纪)。一般将古典经济学看作现代经济学开始的标志。古典学派和两位代表人物的价值、道德和意识形态取向是一目了然的。 
    
      亚当·斯密(1723~1790)生活在工业革命伊始之际。他认为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最高级、最进步的开工,代表人类文明的最高阶段。他的《国富论》是在主张自由放任的目标下构筑的。
    
      他提出了关于劳动价值论的思想,认为利润来自生产性劳动。在这种认识下。亚当·斯密的理论以一种比较实际的态度描述了资本主义中的分配和福利状况,以及阶级分化、对立和冲突,对资本家的道德有所批评。他承认财产权赋予某些人“不劳而获的权利”;政府对财产权的保护主要是“为保护富者来抵抗贫者”;劳资“两方的利害关系绝不一致”,双方之间存在不平等的斗争,资本家总是占上风。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看不见的手”是否能够解决劳资矛盾问题,“斯密著作给读者留下极端模糊或自相矛盾的印象”,即似乎能够实现劳资和谐,似乎又不能。
    
      大卫·李嘉图(1772~1823)。他坦率地确认,私有财产关系、资本主义的财富和权力分配关系是永恒不变的和自然的。
    
      他发展了亚当·斯密的劳动价值论。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他进一步分析了资本主义的分配关系,以及资本家、土地所有者和工人阶级之间的对立和冲突。例如,他承认“如果工资上涨,那么,利润必然会下降”。
    
      同时,他重复了亚当·斯密的见解,认为解决不同阶级之间的利益冲突,以及母国和殖民地的冲突的补救办法,是使交换和贸易更加自由化。例如,即使他描述了机器导致的更低的工资和非自愿性失业“对于劳动者阶级往往是极为有害的”但仍然坚持“工资正像所有其它契约一样,应当由市场上公平而自由的竞争决定,而绝不应当用立法机关的干涉加以控制”。
    
       再如,他还看到在各阶级之间的贸易关系中,存在“一方完全受损失,另一方完全得到利益”的现象,以及在母国和殖民地的贸易中,母国的强制限制,往往使贸易有利于母国而不利于殖民地的现象。但是,他似乎仍然相信“看不见的手”能够调整这些矛盾,导致社会和谐。
    
      其实,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以来,强势阶级/国家和弱势阶级/国家之间不平等现象的顽强存在,一直使“看不见的手”能够导致社会和谐的理论面临无解的冲突难题。
    
      实际上,李嘉图和斯密一样,也在“是什么”的层面描述了这些矛盾。所以,他的学说中也存在和斯密一样的自相冲突:“看不见的手”能解决矛盾乎,不能乎?
    
      面对这个问题,近200年之后的美国人萨缪尔森和诺得豪斯写道:美国人收入差距的扩大,许多人穷于无出路的工作和困于潦倒的左邻右舍,不过是市场经济加剧不公平的一种并非夸张的写照。此外,北美、西欧、东亚一些富国,还有世界上其它一些国家的分配也极不公平。
    
      这算是新古典经济学对古典经济学“看不见的手”的见解的一个跨越世纪的实证性回应吧。当然,比较古典派而言,尽管新古典派主张政府更多地干预经济,并要求实行福利制度,还是因为在解决收入差距扩大上一筹莫展而不断受到批评。
    
      另外,左翼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都指出,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与其资本主义和谐论之间也是存在矛盾的。
    
      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马尔萨斯和李嘉图是私人密友。他的著作中肆无忌惮的价值取向、道德观点和意识形态令人叹为观止,故在此一提。他的理论和政策主张的一些要点是:第一,坚决维护土地所有者的利益。第二,批判社会主义。他认为社会永远是“分成所有者阶级和劳动者阶级、并以利己心作为那庞大机器(即社会—引者注)的主要动力”。当时维护劳动者利益的社会主义者“是威胁人类走向完美进程的巨大障碍”。第三,可怜的贫困大众是每个社会不可避免的主要组成部分。富人是道德高尚的而穷人则道德沦丧。第四,他的政策主张,一是拒绝所有的财富和收入重新分配计划,反对用立法(如《济贫法》)开工去减轻穷人痛苦的各种努力。二是反对为工人增加工资。其经典的话语是,“仅靠劳动阶级的消费能力无法促进资本的利用,认识到这一点确实是最重要的。……工人阶级消费的巨大增长必然大幅增加生产成本,这一定会降低利润,减少或者毁灭积累的动机。”第五,用宗教的权威性为其理论辩护。
    
       以上列举的代表性学派或经济学家,他们在其理论和政策主张中都毫不含糊地表达了自己倾心维护富人阶级(商人、产业资本家或土地所有者)的价值取向、道德观点和意识形态。面对层出不穷的社会矛盾和贫困问题,他们各抒己见,都涉及了收入分配、福利和伦理等问题。这是那几代学者的一种统一的风格和品行。
    
       其中,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还为劳动者阶级提出自己的阶级诉求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成为了各种社会主义理论的一种依据,最终成为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剩余价值理论的发源地。这对于当时劳资矛盾日益尖锐化的资本主义社会是一种严重的革命性威胁。后来,否定劳动价值论的新古典经济学大家马歇尔,曾就此做出了如下的评论:
    
      工人阶级的福利情况,取决于他们收入的多寡。但是他们对于其它阶级的态度(以及由此引起的社会治安问题),要看他们所收入的部分是否等于他们所生产的部分,而不管他们的收入是多还是少。如果他们创造的财富很少,但全部归于他们所有,他们也许就不会想到革命。假使他们觉得他们生产了巨额财富,而所得的仅仅是一部分,那么他们之中的许多人,就一定会变成革命者,全体工人也将都有革命的权利。许多人都指责现在的社会制度,说它“剥削劳动”。他们说,“工人常被夺去他们的劳动成果……并在法律的形式下实现的”。如果这种说法被证实,那么,每一个正直的人都应当变成社会主义者,而他对改革产业制度热情的高低,就可以表现和衡量他的正义感的程度。
    
       相反,如果按照新古典经济中自由派的效用价值论规范,把经济学分析集中为交换问题,而交换又是双方自愿地实现了各自效用的最大化,回避其中交换条件的不对称,回避其中的隐含着的不公平等伦理问题,这就天下太平了!因为,在这种理论下,劳动者没有理由变成社会主义者了,正义和伦理也会成为哑巴。
    
      但是,历史表明,从那时起直至今天,如此进入了“象牙塔”的自由派经济学,其实并没有能够平息劳动者阶级为改善自身状况而进行的各式各样的斗争。经济史、社会史、政治史总是与这类经济学打架、打假。
    
       而比较保守的经济学家,如著名的马歇尔和当今新古典经济学的主导性人物萨缪尔森,虽然反对劳动价值论,仍然程度不等地承认劳资矛盾和贫困问题的严重性,并还将分配、福利和道德等问题纳入或融进了经济学的分析体系。
    
    二、“中立论”的始作俑者:西尼尔的虚伪和巴斯夏的画蛇添足
    
       一些经济学家利用古典经济学中劳动价值论和效用价值论的矛盾,否定前者,修善和利用了后者。新古典经济学的先行者们也在其列。这也是那个时期劳资冲突尖锐化、社会主义思想迅速蔓延导致的富人社会和政府的一种迫切需求。
    
      但是,仅仅否认劳动价值论是不够的。“富人经济学”还需要整体包装,以普济世间、超越各阶级之上的高贵身份降临,以彻底麻痹劳动者阶级和社会精英中富于正义感的群体。英国人纳骚·西尼尔最大化的满足了这种伪善的意识形态要求。
    
      而同期的法国人费雷德里克·巴师夏也以《和谐经济论》为其唱和,并在中立的“科学性”之外还加入了普世的“宗教的权威性”,以表示自身天使般的公正和超凡脱俗。
    
       我们先来看主张“非价值取向”的“纯科学”的西尼尔是如何普度众生的,然后,再返照他的方法和理论的虚伪本性。
    
      --他主张“富人经济学”,十分肤浅而可笑地认为资本家的富裕来自他们的“痛苦的个人节欲”,--后来的马歇尔等看到马克思对“节欲论”的辛辣嘲讽,也感到这种说法过于幼稚,令人困惑,而予以纠正。
    
      --当他看到资本家不能如他早期所相信的那样自发地提升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相反地,而是以残酷剥削和政府镇压激发了工人阶级持续的、大规模的反抗时,在1830年他就开始转而肯定工人阶级长期生活在极端“对贫困的恐惧”中绝对是有必要的,反对当时的济贫法和政府对于穷人和失业者救济。他写道,劳动阶级“他们凭借着暴力、罢工和联会,不仅是在威胁着财富的基础,更是在威胁着自己的生存”。这等于说,哪里有压迫,哪里就不能有反抗;哪里没有反抗,哪里的被压迫者才能苟延残喘地生存在“对贫困的恐惧”中。这真是一种蛮不讲理的“空想资本主义”。
    
       --他不遗余力地反对社会主义思想,十分痛恨社会主义者主张平等的观点,认为消除不平等是错误的,“公平只会带来极度的痛苦”,是“穷人政治经济学(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poor)”。
    
       --他的“改革建议”是使占社会多数人口的贫困状况江河日下。E·K·亨特教授这样描述了1832~1834年间西尼尔在公共政策改革上的贡献:他凭借着与最有权势的大人物的交情,积极参与政策制定,作为“济贫法调查委员会”的成员主笔完成了制定新济贫法的报告,提出了“十分经济的改革建议”。
    
       新济贫法体现了委员会报告的如下观点:(1)不论工作环境和工资状况如何,工人都接受市场提供的任何工作;(2)任何不去工作,或者找不到工作的人,只给他不必忍受饥饿的救济;(3)救济不应高于市场中的最低工资,应使他的状况变得十分痛苦,从而促使他有动力去寻找工作而不计较工作环境和工资。
    
      一位当代的经济学和社会学历史学家在评价西尼尔影响甚大的济贫法时,这样写道:
    
      “与其说这是一个物质解决方案,还不如说它是一个压迫的和退化的机制。这比1834年前的济贫法有更多的非人待遇,并比最低外部工资制度更加不合理。作为对贫困的惩罚,它强制劳动者进入像监狱一样的工厂,强行分开丈夫、妻子和孩子,甚至打消他们生育出更多贫民这一危险的诱惑。”
    
       就是这么一个阶级立场和意识形态取向鲜明、针对穷人的政策主张刀刀溅血的“富人经济学”家,在经济学史上“第一次”明确交代说明了经济学方法的“中立性”。他的这种立论与他的理论及政策主张形成了一道互为讽刺的风景线。可能,正是他的“方法”要求经济学层面的分析要撇开福利和伦理因素,所以,他的政策主张才会对于社会最大多数人—劳动者或穷人,是如此的危险和不伦理。
    
       同样,正是由于他主张经济学的“中立性”,所以,他可能以为自己的理论就具有了广大的影响力,--实际上是欺骗性和少数书生自欺欺人的自慰,客观社会效果并不理想。自西尼尔提出这种谬论以后,经济史中的劳资冲突起起伏伏,并没有在世间遁形。
    
      这里,联想到马尔萨斯反对救济穷人、反对工人涨工资等歪理,联想到今天中国一些经济学人因其新自由主义的奇谈怪论和蛮不讲理而受到大众在网上、网下的广泛批评,可见某类经济学理论观点和经济学人不会受到大众的欢迎,是“古已有之”的“国际惯例”。当然,有人也不在意。因为,“不知道老百姓是谁”;无非都是“民粹主义”。但是,列宁的个人简历告诉我们,在其兄长的“民粹主义”之后,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俄国化—列宁主义出现了。
    
      言归正题。1836年,西尼尔在《政治经济学大纲》第一章中充分表达他标榜中立的经济分析方法。那个时期,由于社会矛盾和冲突日益发展,经济家被卷入了反映社会冲突中各种利益集团地位的规范化或伦理学的阐述中,比较注重研究社会福利问题,结果经济学理论存在许多的争论。在这种争论中,社会主义思想也在蔓延。面对这种争论不止的现象,西尼尔开始反对在经济学中应用伦理学和讨论福利问题,提倡“纯科学”。E·K·亨特教授将西尼尔的观点概括如下:
    
       伦理学的阐述并不属于科学范畴内的证明或是反证明。因此,只要它们是经济学理论的构成部分,科学进步就永远也不可能使经济学家达成一致。如果政治经济学要成为一门科学,那么首要任务便是消除掉一切蕴涵其中的不科学、伦理学的命题。当这些命题被消灭掉以后,就只剩下几条经济生活的经验主义原则。而后,通过运用演绎推理的逻辑方法,经济学家就能够找出这些经验主义原则蕴涵的理论和实践观点。这些结论的运用和实施并不是作为科学家和经济学家所关心的问题,而是伦理学家和立法者所关注的。政治经济学也将成为一门非价值取向的、中立的“纯科学”。
    
      西尼尔写道,这种“纯科学”所讨论的主题“不是福利,而是财富”。而有关的几个命题“简直不需要证明,甚至不需要详细表述,差不多每个人一听到就会觉得在他的思想上久已存在,……具有普遍意义”。当然,争论也就消除了。
    
       但是,不争论的限制是徒劳的。因为,仅就理论本身而言,西尼尔就是争论性提出了几个缺乏水平的非常“需要证明”的命题。他的“具有普遍意义”命题还在方法上自相矛盾,居然采用他反对在经济学中使用的伦理学观点来解释资本家利润的来源,并且进而否认资本主义社会存在阶级差别。
    
      E K 亨特教授指出,这个人提出的经济学方法存在的主要问题是:
    
       经济学家认为自己的理论命题十分重要,那是他已经剔出了他相信不重要的内容。“但是,什么才构成重要问题或重要事实,这完全是建立在理论家自己的价值判断基础之上的。”西尼尔的“基本命题”剔出了道德和伦理上让人无法接受的结论,而他的后继者进一步发挥,在经济学中假定,道德和伦理价值已经被抽离出去了。这些行为本身不是价值判断和取向吗?
    
      另外,我们知道,在100多年以后,在经济学中“重建伦理层面”取得了突出进展的阿马蒂亚·森,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其在经济学和世界银行等机构政策研究中的影响也在不断扩大。这是不是意味着不听西尼尔的话并不“将是致命的”呢?其实在今天,面对世界的不和谐状况,恢复经济学层面的伦理分析,已经成为经济学和经济学家进步的标志之一。
    
       E·K·亨特教授认为,西尼尔提出的为数不多的四个经济学的“基本命题”中也存在明显的问题,他关于资本主义社会最为重要的理论结论甚至有悖于他提出的方法。
    
      --他在固守“效用决定价格”时,认为财富在个人之间的效用不能比较,这比边沁(1748~1832)以财富的边际效用递减为基础,提出应当将富人财富分给穷人以增加社会总福利的理论倒退了。他否认当时存在周期性经济危机,这是违反常识的。
    
      --他固守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认为劳动人口的贫困来源于他们的道德和智力低下。一种减少贫困“有效且永恒的方法”,是“提高劳动人口的道德和智力品质”。但是,为了控制人口,让工人阶级长期生活在极端“对贫困的恐惧中”绝对是必要的。没有穷人的牺牲“去承受代价,那么就不会有普遍的进步产生”。这种“牺牲穷人论”,是不是富人的价值取向和道德呢?
    
      --他的资本积累理论,明显地采用了他所反对使用的道德标准来解释经济过程。他认为,利润相对应的关系是“节欲”。利润是资本家进行痛苦的节欲的补偿。利润因为这种痛苦而显得合理。一个国家财富最重要的来源在于资本家的节欲。
    
      --他的地租和收入分配理论否认了不同阶级收入分配的差别。他认为,地租是工资和利润的一个构成部分。所在收入的来源都是相同的。他写道:我们已经把地租定义为自然或是偶然提供的自发收入。工资是劳动的奖励,利润是节欲的奖励。……几乎不能对它们进行准确的归类。归类有些时候看上去并是永恒的,反而通常是任意专断的。阶级之间的差别,很大程度上是一种错觉。在自然的情况下,工人和雇主之间的关系是自发且友好的,他们的利益是和谐的。
    
       他认为阶级对立的理论是“穷人政治经济学”,只会被“思维没有受过训练的或是感情泛滥的人接受”。而穷人一旦接受了他的阶级和谐理论,就会开始支持“富人经济学”。
    
      为了在英国避免再次重现“1830年恐怖之秋”,“爆发了骇人听闻的大规模工人阶级暴动”,为了反对“穷人政治经济学”,西尼尔就这样完成了“富人经济学”的“中立”性意识形态再造工程。
    
       几乎在同一个时期,在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思想在法国迅速蔓延的背景下,法国人费雷德里克·巴斯夏在《和谐经济论》中也试图证实私有财产、资本、利润和现在财富分配制度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他和西尼尔一样,其理论主张道德是旗帜鲜明地反对当时的社会主义者,反对工人运动 。同时,标榜自己的客观性和中立,“主张科学的权威性,并以此为其理论辩护”。他写道,“社会主义学派跟星象学和炼丹术一样依靠想象,政治经济学跟化学和天文学一样依靠观察……两者之间的鸿沟是不可逾越的”。至此,他言犹未尽,进而用普世宗教的权威性为其理论辩护:“我们以信仰的名义宣布……我们信教的人则有权高喊:让上帝的秩序和正义自由放任!”而社会主义则说,“因为我们不想自由放任,因为我们提出的每项社会计划都比上帝的更好”。这样,他的理论同时拥有了科学和上帝的双重权威 ,并在这个意义上超越了西尼尔。
    
      但是,他的价值和意识形态取向,以及争论的习性并没有因为“科学”和“上帝”的降临而消弭。他们对于当时的社会主义运动的激烈批评就是一例。
    
      另外,他的经济理论的科学性也受到严重的质疑和批评。例如:
    
      --他把经济学归结为交换。他认为在交换中“产业所有者们……同工人的权利没有两样”,仅是以“自己或先辈的实际服务换取等量服务”。资本来源于资本家出于道德习惯的“节欲”。这与西尼尔自相矛盾的“节欲论”如出一辙、
    
      --他把自私看成实现社会和谐的机制。“如果人们的行为都以个人利益为动机,那么整个社会将达到和谐状态”。但在当时,资本家和政府的自私,是用刀枪大规模镇压要求提高工资、改善劳动条件的工人。而在理论上,即使把一个抽象的人性仅仅归结为自私,而忽视其利他的天性,也是片面的,--这受到了后来一些新古典经济学家的嘲笑。阿马蒂亚·森也曾总结性地评论过这种片面的观点:“那种非常‘私人’的个人观,--不关心世界的其余部分—在经验上是不现实的,在理论上是误入歧途的。……在针对不同国家的经济学文献中,‘非私人的’价值观最近已经得到普遍的重视”。自私并不能实现社会和谐。“事实上,囚徒困境往往被视作描述‘自私’如何损害所有人的经典事例。”
    
      --他断言在资本的增长中,劳动从中提取的绝对额和相对额都会增加,--这就“证明劳动者及其雇主之间显然就存在着利益的和谐”。但这之前、之后的经济史和左、右翼的许多经济学家都表明,在资本的增长中,资本家手中的资本越来越多,劳动者的相对提取额在降低,这能够证明资本主义在创造“和谐”的劳资关系吗?
    
      巴斯夏“科学”的“政治经济学跟化学和天文学一样依靠观察”,得出就是这种低劣水平的理论。他是否还“观察”到“上帝”了呢?
    
      在新古典经济学的先行者中,并不是所有的学者都与西尼尔和巴斯夏完全一样。为新古典经济学奠定了传统哲学基础的边沁(1748~1832),他的早期作品主张自由放任的市场,但在事实的教育上,他的后期理论开始主张对资本主义实行“改革主义”,要求政府适当干预经济,原因一是储蓄可能与新的投资不一样,有时需要政府来增加经济运行中的货币量,以保障财富增长;二是货币的边际效用是递减的。因此,其它因素不变,政府采取行动将富人的钱通过再次分配转移到穷人身上将增加社会的总效用。
    
      另外一个是萨伊(1767~1832),他用效用创造价值替换了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对于新古典经济学影响深远,人称其“清除了斯密中的一些危险思想”。他宣称,节俭是资本的来源,劳动和资本包含着相似的牺牲,两者在收入上拥有相似的道德公平性。
    
      萨伊认为,“所有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同时又说“所有者无论是通过事先占有暴力掠夺,还是欺骗占有等手段获得实际拥有者的所有权,这对于产品的生产和收益的分配而言并无意义上的不同”。这种在所有权上自相矛盾的主张很让国人耳熟:要大赦“原罪”!只要有生产和收益国企被“欺骗占有”为私产是好事,不然就像冰棍一样化了!
    
       萨伊与西尼尔不同,不是在经济学中排除道德,而是用道德来论证劳资关系的公平性。但在取得财富的手段上,它竟然又为不讲道德的行为和财富所有者辩护,冲破道德的底线。
    
       萨伊宣布,“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最大意义在于认识到政治经济学证明了富人和穷人……并不是彼此对立的。那些所有的竞争关系全都是愚蠢的说法”。这是他关于经济学和经济学家的价值取向、意识形态取向的非常坦白的观点。
    
      这两个人的共同点是,一般并不回避道德、福利和收入分配问题,在维护资本主义和资本家利益上非常直率。其中边沁在政策层面主张阶级调和。边沁的政府干预理论还直接为一百多年后的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实行混合经济和福利制度的大规模“和谐”建设提供了理论准备。当然,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和《资本论》中对这两为的“庸俗经济学理论”进行过深刻的批评。
    
       综上所述,无论是古典经济学(和前古典经济学),还是新古典经济学的著名的先行者们,在西尼尔和巴斯夏之外,占多数的经济学家都是以直接的经济分析和专业语言来维护资本家和资本主义社会,尽管其专业理论也往往透出主观成见或蛮不讲理的冷酷态度。
    
       而西尼尔和巴斯夏则为资本的经济学实行了全方位的整体包装,在方法上就开始伪造经济学和经济学家的超凡脱俗。而正是在这种虚假的普世情怀中,为了永远平息劳动者的反抗,在其理论笼罩下参与公共政策制定时,西尼尔完全是和实行铁血镇压的政府穿连裆裤,在政策层面主张“把穷人排除在政治生活之外”,“依靠军事力量”防范穷人,“制止”劳动者提高工资的要求和反抗,让劳动者长期生活在极端“对贫困的恐惧”中是必要的。不愧是“魔鬼藏在细节中”。
    
       由此也看到,剔出各种非资本主义西方经济学不谈,当时的西方经济学(包括各流派)确实是一门具有“三讲一不讲”和好争论特点的学科:在资本家的立场上,旗帜鲜明地讲价值取向、讲道德取向,讲意识形态取向;在设计劳动者利益时,往往是蛮不讲理(阶级调和理论还人道一些);而与各社会主义流派展开不间断的争论更是其国际惯例。另外,面对劳资冲突,有的经济学家干脆赤膊上阵参与制订严刑峻法,成为暴力论的实践者。
    
       经济史表明,只要存在劳资矛盾,这种西方经济学理论就不好使,靠它吃饭的人就要有接受全民共讨之的思想准备,域内不会是其独霸的家天下。因为,它与社会大多数劳动者处于对立面。在先前的时代劳资矛盾激化了,它就要遭遇游行示威、罢工罢课,乃至肢体冲突、流血冲突或改朝换代;在互联网时代,让它的宣传者首先遭遇网络批评,已经是在享受IT技术提供的人与人无照面的安全保护。相应的,进一步从逻辑对应的关系看,为什么各种非资本主义的西方(或东方)经济学,就要不“三讲”和不争论呢?!经济思想史表明,按下葫芦起来瓢,只要存在阶级对立和其它社会矛盾,“经济学帝国主义”就挡不住不同经济思想之间的争论,全球使然。
    
       在西尼尔和巴斯夏一百多年后的1983年,著名的保守主义发展经济学家W·阿瑟·罗斯托坦承,他对共产主义的思想攻击曾经得到美国中央情报局财力上的支持。他认为,“若要阻止和牵制不断膨胀的共产主义力量的推进,这样的斗争将是长期的,并且需要新的概念来巩固美国的外交政策。罗斯托是在美国政府支持下进行“争论”的个案,可能不足为训。但是,E·K·亨特教授描述的在国际经济学界发生过的一种普遍现象却令人警醒: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二十年里,新古典主义的两个分支(指内部的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流派——引者注)在鼓吹某种政策方面表现出了同样的热情。这种政策致力于摧毁任何地方存在的共产主义,阻止第三世界的经济体进行任何形式的社会主义实验。因此,即使是拥护自由放任政策的最保守的人,都支持采取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和推行侵略性的外交政策。
    
      此后,一些经济学家参与政治和经济动乱的现象并没有消停。在1980年和1990年代原苏东国家的剧变中,在拉美、非洲和中东国家的“结构改革”中,在亚洲金融危机问题上,在当今21世纪不曾停息的围绕着美国决心进一步改革、分裂和肢解的那些国家的各式各样的颜色革命中,又活跃着多少学以致用的经济学家或经济专家(有人称他们是“经济杀手”)?他们是“三讲”还是不“三讲”?(或者,他们中的一些人仅仅是自欺欺人的盲从者,是唯美元之马首是瞻者?)
    
    三、 奥地利/芝加哥学派:“自由”的伪善和失败
    
      经济思想史上的一个突出现象是,在资本势力受到威胁或要谋取重大利益的关口,往往就会出现一些经济学家,他们一方面公然为资本势力梳妆打扮、出谋划策;另一方面,他们又会假装着道貌岸然,为其狭隘的利益目标制造具有欺骗性的普遍的口实,在国内外实行“软战争”,--在这样做时,假冒不偏不倚的公允,瞒天过海,是最好的战术选择之一。
    
      如果说在这方面19世纪的西尼尔是经济学家中的始作俑者,而后来有些经济学家一般地继承了这种传统,那么,20世纪中叶以来,奥地利/芝加哥学派(即新自由主义)则是其最突出的继承人。
    
      奥地利/芝加哥学派信奉的极端自由主义理论和政策颇有恢复原始资本主义的味道,在西方长期处于边缘状态。1960和1970年代之间,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日益深受“滞胀”的困扰,处于社会、经济、政治和思想的慢性危机之中。凯恩斯主义的有效性受到怀疑和批评。这促进了奥地利/芝加哥学派的影响力快速增长。他们宣扬自己的货币政策和其它经济/社会政策能够解决凯恩斯主义不能解决的问题,得到了大财团和政府的巨额资助。但是,他们的极端化理论和政策主张也颇惹争议,导致了马克思批判主义传统的复苏。政治家如果多方面采用他们的主张,在选民和国会中难得高票。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加上要在发展中国家推选新帝国主义政策的需要,奥地利/芝加哥学派选择了和西尼尔这种极端人物一样的策略,假冒公允,自吹自擂。
    
      E·K·亨特教授引用奥地利/芝加哥学派重要人物在1960和1970年代争取崛起时期的言论,写道:
    
      这两个学派最耳熟能详的言论之一,是声称他们的理论是纯粹的、价值中立的、不包含任何规范性判断的科学。这和西尼尔以及巴斯夏所的如出一辙。例如弗里德曼就曾表示,“从原则上讲,经济学中是没有价值判断的”。同样,理查德·麦肯齐和戈登·塔洛克……也曾写道:“经济学家所采用的方法应该是非道德性的,经济学所考虑的不是应该是什么……而是了解人们为什么这么做。”他们还辩解说他们的“分析完全(尽可能)摒弃我们个人的价值判断”。……在从奥地利学派和芝加哥学派观点所撰写的一本被广泛使用的教科书中也提到“经济学理论是‘明确的’或者说是‘非规范性的’”。
    
      ……他们宣称其理论是“经济理论的核心,适用于所有的经济制度和国家”。
    
      但是,他们关于市场自发发展具有稳定性:垄断不重要,与资本家无关;基本否定政府干预;以及对于外部性的分析等一直受到不间断的批评,并且得不到经济史方面的大量事实的支持,在新古典经济学中也没有取得稳定的主导地位。
    
      另外,弗里德曼(1912~2006)的货币主义也一直受到来自新古典主义内、外部的尖锐批评。例如,2001年萨缪尔森等在《经济学》(第17版)中对货币主义的总结性批评是,“它并没有创造出奇迹”,“不是免费的午餐”,并描述了“货币主义的衰落”。在2003年出版的《一种批判的经济学史》一书中,英国人约翰·米尔斯系统地展现了对弗里德曼货币主义理论和政策主张的批评。
    
      在《资本主义与自由》中,弗德里曼的政策建议是:废除(1)公司税。(2)累进所得税。(3)免费的公共教育。(4)社会保障。(5)政府对于食物药品的安全管制。(6)医生的资格认证。(7)邮政行业的寡头垄断。(8)政府对自然灾害的救助。(9)最低工资法。(10)高利贷发放收取利息的上限。(11)禁止贩卖海洛因的法律,以及除了实施产权法、契约法和提供国防之外的所有其它形式的政府干预。在这些建议中,体现着自诩的“无价值取向结论”的价值取向是:“看不见的手”可以完成99.99%以上的事,并且最大地保证自由。其政策目标是,萎缩政府,放纵资本,自由贸易,降低工资,消除福利。这些政策建议和背后的极端自由市场理论,就是在新古典经济学体系内部,也没有得到广泛的认同,只是自成一派。如代表保守主义的萨缪尔森在《经济学》中就一直主张混合经济和福利制度,并批评原教旨主义的市场调节理论。
    
      这些建议的落实情况和后果如何呢?以英、美为例来看:
    
      1980和1990年代,在英国保守党的执政期间,他们部分实行了奥地利/芝加哥学派的理论和政策建议,最直观的结果是,英国的贫富差距不断拉大,血汗工厂遍地开花,国家竞争力没有改进,保守党下台。至今为止,取而代之的工党在这方面的治理也是困难重重,缺乏实质性效果,两极分化继续扩大。
    
      在美国共和党的决策圈里,多年来弗里德曼教授一直是“政治挂帅”的活跃分子。里根和布什分子视其为重要策士,相继实行了奥地利/芝加哥学派的部分自由主义政策建议。2002年小布什尊弗里德曼为“自由英雄”。但是,美国实施部分自由主义政策的结果和英国一样,两极分化加剧(基尼系数达0.469),“中产阶级变新贫阶级”,雇员阶层的实际收入和福利下降,国内民怨沸腾,这些成为了2006年11月共和党、小布什痛失国会山的主因,--哪像国内媒体的报导,仅仅突出了一个“伊战不利”的问题。
    
      英、美这种政治现象的政策含义在于,在实行普选制的国家,极右翼“非道德性”经济政策的部分或全面实施,会遭遇利益受损和日益觉悟的多数民众的反对票,--这是为大资本服务的极右翼难以逾越的一道政治高墙。当然,在那些没有实行普选制和严格控制游行、罢工的国家,众多网民的自发评论和配以相关的民情调查,也能够提供具有选票价值的政治参考。
    
      一个以贸易自由主义者为例的谚语挖苦说,“自由主义者赢得辩论,而保守主义赢得选举”。其实,仅就辩论而言,在新古典主义内部自由主义者还没有赢得像样的主导地位,就开始走下坡路了。
    
      另外,英、美两国的保守党派都不全面造成或胆敢全面实行奥地利/芝加哥学派的政策主张。这种颇为明显的保留态度也表明,这两个自高自大的学派并非自诩那样“适用于所有的经济制度和国家”。
    
      而制度学派的诺斯教授根本就不承认这种虚假的妄自尊大。因提出“历史的终结”而名噪一时的福山,近年也开始承认各国发展的多样性,说自己已经转变为“列宁主义者”了。
    
      这里再补充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的一点儿案例,事情就更热闹了。1970年代,弗里德曼及学生曾经在智利给靠军事政变上台,杀人如麻,两手沾满左翼人士和大众鲜血的军政府充当智囊,出谋划策,但其“休克疗法”并不成功。智利的宏观经济和增长没有实现稳定目标,收入分配问题则加剧恶化。在1990年皮诺切特执政最后一年,20%的最上层人口控制了55%的财富,最下层的20%人口控制4.4%。比1970年,前者的财富增加了十个百分点,后者减少了3.2个百分点。在1970年代,弗里德曼还带着弟子转道巴西为军政府服务,但那里的将军们似乎比后来灭了前苏联的叶利钦聪明,很快看出弗里德曼一派的无能,拒绝“休克”,并回到了国家指导下的工业化模式。而在1990年代,俄罗斯才在付出空前的代价后以普京上台为标志,给“休克疗法”划上了一个可能是具有普世意义的休止符。这种现象进一步向世人昭示了一条道理:自诩“没有价值判断”、“非道德性”的极右翼经济学和经济学家绝对不是“中立”的,并且缺乏经世济民的真功夫。他们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再捣乱不止,总给人家带去各种灾难的精神确实是“非道德性”的 。同时,他们使大资本更富有,又是完全符合大资本的道德信条的。
    
      在实行普选制的国家,这类理论是为右翼政党或右翼执政党提供思想依据和各种忽悠人的说法,而宣扬它的经济学家往往成为这些政党或政府的重要策士。在大资本或右翼执政党的支持、赞助下,这类理论和经济学家在媒体上享尽风光,声誉鹊起,俨然是一番“帝国经济学”派头,但是仍然免不了有一天黯然销魂,“落花流水春去也”;在民主制度不完备的发展中或转轨国家里,在与社会主义运动对垒时,这类理论和经济学家往往会天然地或与实施暴力政变的右翼政府联合作战,或与右翼的暴力镇压联姻。经济学和经济学家中有政治,藏刀枪,在“该出手时就出手”。这已经是从西尼尔至弗里德曼之间延续了近200年的一种鲜明的历史传统。而即使再往前追溯,以及往其它非极右经济学流派看去,也未必就没有相应的根据可寻。如重商主义的理论和自由贸易政策与“炮舰政策”联姻,重农学派的理论和政策主张与法国大革命遥相呼应,古典经济学认可国家机器维护富人利益,等等。简言之,“自由”和“看不见的手”需要看得到的握有暴力的政府之手保护,并在全球“自由”地跨境越界,采用和平与暴力、阳谋与阴谋的方法推销自己,以实现原始帝国主义和现代“不当帝国的帝国主义”的利益。这种现象的存在,是不以那些还存有善意、人道主义精神和客观态度的经济学家的主观愿望为转移的。
    
      实践出真知。反面经验更育人。近十多年来,以“华盛顿共识”为标签的新自由主义在全球连连受挫,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陷入了不受欢迎的境地,经济学界批评的声音也越来越多,建设性的理论和方法创新逐渐显山露水,更是一方面暴露了了奥地利/芝加哥学派的理论和政策主张具有普适性的虚伪,另一方面大大削弱了了奥地利/芝加哥学派的公信力和影响力。经济学在21世纪已经面临又一次综合性革新。奥地利/芝加哥学派的领军人物相继故去,更会有利于这一进程的展开。
    
      2006年,香港特区政府准备进一步完善公共政策,适当干预经济,解决一些发展问题。年迈的弗里德曼立即发文,以自由主义的名义对此提出质疑和批评。内地有个反对房地产市场“自发调节”人,也摇身一变,鹦鹉学舌。香港几家媒体的记者立刻发文反驳道:香港经济是大资本统治,政府不干预,则无益于民生,弗里德曼的言论不合港情。不久,弗氏辞世。是时,不仅小布什和撒切尔等右翼政治家盛赞其人,内地一学人也撰文,“历史向他低头”。果真如此?全球不低头的多数人,包括那几个香港小记者,他们有“道德和价值取向”,并且不会“有利于”大资本家,但他们属于历史吗?
    
    四、右翼、左翼的共识:为什么人服务是经济学的大本大源
    
       其实,关于经济学是否“中性”的争论由来已久。
    
       马克思明确地否认了这个伪问题。他认为,不同流派的经济学都在反映特定社会集团的利益。例如,批判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经济学“能代表的只是这样一个阶级,这个阶级的历史使命是推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最后消灭阶级。这个阶级就是无产阶级。”
    
      马歇尔为资本主义辩护,认为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超过它的缺点”,并对社会主义主张进行了较为温和的批判。但由于资本主义存在缺点,他和穆勒(1806~1873)一样的表示,经济学和经济学家要讲伦理,要关心财富分配,要抵制富人的不义之举,要同情穷人。简言之,经济学和经济学家的价值取向不能一边倒,要向穷人方面偏一偏。他写道:
    
      事实上,近代经济学的创始者,差不多都是性情温和、富有同情心和为人道的热忱所感动的人。他们很少关心为自己谋取财富;他们却很关心财富在大多数人之中的广泛的分布情况。反社会的垄断虽然是强有力的,但他们也是反对的。在几代之中,他们都支持反对阶级立法的运动,这种立法不许工会享有雇主团体所享有的那些特权……,等等。
    
      这种保守主义的调和态度,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有人道主义精神的经济学家的折衷主义价值取向,但并不否认经济学和个人维护现存制度的基本的价值取向。马克思对这种调和主义的评价是“企图调和不可调和东西”。但是,精神可嘉。因为,今天有的经济学人甚至缺乏穆勒和马歇尔的道德水准和那种较为求实的学术精神。
    
      剑桥学派的琼·罗宾逊(1903~1983)发表的意见是:
    
      社会科学中存在大量令人迷惑的有关“价值判断”的争论。每个人都有各自的意识形态、道德观念和政治立场。试图假装自己没有任何价值判断,并且是十分客观行为,注定只能自欺欺人或者仅仅是蒙骗他人的伎俩。一个坦白的作者会清楚表明他的先入之见,并且允许那无法接受这些观点的读者对之不予理睬。这种态度关系到一个科学家的职业操守。
    
      在这之后,我们看到国、内外的一批经济学人确实对马克思、马歇尔、罗宾逊的肺腑之言“不予理睬”,对西尼尔和奥地利/芝加哥学派情有独钟。看业,有关争论是会一直继续下去了。
    
      至此,以史为镜,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已经清楚地显现出来了:对于经济学和经济学家来说,为什么人服务的价值、道德和意识形态取向是大本大源问题。这个道理,古今中外,右翼、左翼,概莫能外。
    
      这个事实和判断不是左翼的发明。起码,首先在16世纪的重商主义,继而在重农主义和古典主义的“富人经济学”中就表达出来了。然后,在左翼经济学兴起之后,才在客观上形成为右翼、左翼的共识和双方都自学遵守的游戏规则。不过,右翼中有一些自作聪明的极右翼经济学家口头上不承认,并力图掩饰它。而另外有一些人则是被那些“中性”的言论给忽悠了。
    
      E K 亨特教授在《经济思想史—一一种批判性的视角》(第二版)一书中,另辟蹊径,大量引用西方经济学家,特别是引用100多年来著名极右翼学者的言论和自相矛盾的窘况来证明了这一点,引人入胜,发人深省,有助于澄清经济学和经济学家服务目标上的混乱问题。
    
      在中国,重复西尼尔和巴斯夏,以及奥地利/芝加哥学派关于经济学非价值、非道德、非意识形态取向的声音也不时凸显出来,并形成了一种语境。在这种语境的庇护下,不时也能够看到某些人在照搬国外极右翼的理论观点,打着“改革、开放”旗号提出错误的政策主张,例如主张政府当“守夜人”、公共服务最小化、全面实行“代议制+市场化”、“市场越自由越好”、反对宏观调控和产业政策、放任资本和企业家、国有企业全部或基本私有化、无条件对外开放国内市场、政府放弃干预劳动市场、取消最低工资制度,以及抹煞私有制和市场制度下会发生的劳资矛盾和社会两极分化问题,漠视道德伦理、公有财产合法性、劳动者合法利益、社会/政治民主问题和官员/社会腐败问题,将社会主义的历史妖魔化等等,基本上也是在重复国际上新自由主义为中国设定那一套路线图,并无创意。目前,经过几年或暗或明的争论,加之中央一再强调要坚持社会主义的改革方向,这些声音的市场有所缩小。我们要问的是:这些中西合璧的声音中是否也存在一些“有政治,藏刀枪”的问题?
    
      人类文明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现象,演进的机制更为复杂。各种文明在冲撞、激荡中交织在一起,进而发生新的综合,演绎出更新层面的文明,这已经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般规律。
    
      古典经济学维护资本家的利益,但各种社会主义理论,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从其劳动价值论中获益匪浅。而西方国家在1930年代大危机和“二战”后逐步广泛实行的混合经济和福利制度,和社会主义运动(包括高速增长的“计划经济”和“社会主义大锅饭”)的强大影响也密不可分。
    
      西方经济学显在或潜在的“三讲”,并没有妨碍有关专业人士对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运行的描述、分析和对相关公共政策的仔细研究和认真制定。而相应的政策成果和学术成果,我们也可以结合具体的国情,酌情参与甚至采用“拿来主义”的态度。
    
      例如,中国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体制的建设,离不开官员们去参考发达市场国家的理论和考察其运行模式。其中有的具体办法也可以拿来为我所用。但是,不能迷信,认为就此便能消除两极分化,要看到他们的局限,看到他们今天仍然穿着红舞鞋,在两极分化的舞台上加速旋转,始终下不了台。
    
      西方经济学中上百年来对社会主义运动的批判声音,其中也有可听、可参考、可吸收之处。例如,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表明,西方经济学对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存在缺陷的批评,对国有企业中存在效率缺失和内部人控制现象的批评,对政府机构和官员具有自利性的可能被利益集团“俘获”的批评,对权贵资本主义现象的批评,对经济增长缺乏可持续性和公平性的批评,对当前公共服务不足、某些规则不当、贫富差距拉大、血汗工厂和腐败现象的批评等等,其中一些内容是很有参考价值的。
    
      但是,有一类特殊情况也是需要我们时刻保持警醒的。例如,“华盛顿共识”之一是要“保持宏观经济稳定”,批评这句话是白费劲。但在亚洲金融危机时期,拒绝国际金融机构的错误建议是,另搞一套,真正实现宏观经济的稳定和香港稳定,靠的还是中国自家人炉火纯青的真功夫。
    
      再如,在社会主义初期阶段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没有问题。一些国际机构说非公企业的政策环境要进一步改善,那也是政府和方方面面正在努力解决的事儿。在这种背景下,对那种刻意将非公经济发展环境妖魔化的批评(如说个体私营部门得不到贷款等),以及要废除“公在制为主体,国有经济为主导”的宪法条款的建议,则要多问一个“为什么”。
    
      总结以上,一个浅显的启迪是:不同制度的国家之间,“三讲”立场不同的经济学和经济学家之间,相互交流学习、取长补短是必要的,其中的交流机制也很有必要展开深入的专门研究。但是,一定要警惕冒充公允的骗子。另外,广采博纳时“不逾矩”是重要的,是大智慧。
    
      西方经济学内部充满了争论,撇开其中的左翼不论,整个新古典经济学从总体结构到许多局部的观点和政策建议,都面临着不停的争论,具有不确定性。何况,其内部还有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之争。西方经济学中也不乏偏见和“死胡同”,不乏“政治挂帅”的潜在机制,不乏与独裁政府和暴力联姻,乃至实行跨国干预的传统。西方经济学正是在这种矛盾和远非超脱出世的状况中在往前走。走到今天了,一位研究经济史和经济学史的英国经济学家还是不客气地说,就解决宏观经济稳定、就业、收入分配、经济增长等重大的实际问题而言,经济学还是“没有有关这些问题的答案,并且从未作出过回答”。萨缪尔森的一位老校友的表达则委婉得多:这是问题依旧,答案在不断改变。这个现象的哲学含义是,别人还没有整明白的答案,至多可以用来做冲撞、激荡和启发思想的原始素材,但没有理由奉为金科玉律。
    
      最后,用凯恩斯的话来结束这篇札记:“研究思想的历史是解放思想的必要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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