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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右)逃不掉“地主”的阴影/刘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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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北京时间2007年11月02日 转载)
     (反右)逃不掉“地主”的阴影 刘衡 在我国受迫害的人群中,地主可说是苦难最深、镇压最多、时间最长、只摘帽没平冤、被压得无声无息的了。. 提起地主,人们眼前就幌动黄世仁、刘文彩、周剥皮的影子。且不说这是文艺创作,实际上,像他们那样的地主是极少的,绝大部分地主并没做出过什么违法的事,只是因为在“解放”前三年他们拥有超过一定数量的土地,且不论这些土地是以何种方式获得的。如果要“平均地权”,完全可以采用国民党在台湾和平土改的办法,并不把地主当作敌人。可是,我们却采用暴力土改:血腥镇压、捆绑吊打、扫地出门。。。。。不但夺走了地主的土地,而且还要对他们“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 土改之后,地主成了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原先规定地主.三年后改变成分,三年后农村就不再有地主富农中农贫农之分,大家从此都称作农民。殊不知这帽子一戴三十年,成分成了终身制,在有些地方甚至成了世袭制,老的地主死了,由他们的儿子“接班顶替”──为的是国家要以阶级斗争为纲,不能没有阶级,对敌斗争不能缺少活靶子。“地富反坏右”,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地主常常是首当其冲的敌人。“磨子不转打驴子,生产不上斗分子”,成了农村家喻户晓的口头语。河北蓟县地主的女儿卢兰坡是“幸运”的,1946年土改父亲被镇压时,她才12岁,没戴上地主帽子。不久,她母亲带着6个孩子离开那万恶的土地、伤心的家园,先后逃亡到北平投亲靠友。为了要和地主生活一刀两断,他们连姓都改了,改姓田。1950年,田兰坡幼儿师范毕业后,考进人民日报社幼儿园当教师。她健康、活泼、美丽,会说、会唱、会跳,成了小朋友们喜爱的孩子王。1954年,当选为报社积极分子。“党是我的再生父母”,“跟着党走就有光明前途”。她入青年团,当团干部,遇事冲锋陷阵,起模范作用。还和从晋察冀解放区来的年轻的老党员、老干部王唯一结婚,生了儿子。1957年鸣放,党一号召人们帮助党整风,她连忙带头提意见:"我老家来人说,农村闹水灾,好些人跑到天津讨饭。报上还说咱们那里大丰收,这是报喜不报忧。""报喜不报忧", 这是古今中外新闻界的通病,人们时时都在说。可是,一反右派,人们阶级斗争的弦一绷紧,想到田兰坡的父亲,想到她至今还和老家有联系,还在为家乡人民说话,就把她划成右派分子。开头, 田兰坡想不通:"我响应党号召,好心提意见,怎么变成反党了呢?"经过人们狂轰乱炸,她明白了:"这是我阶级本能的反映。我是地主家庭出身, 血管里流的是地主的血,虽然没有想到反党,但说出话来就是反党的。""反正是我错了, 要不,党为什么把我划成右派呢?当然是我错了,党是不会错的!"她很快低头认罪。大家认为她认罪态度好,又是最底层的小知识分子,和工农兵差不多。加之她工资很低,再扣就没有了,就给了她一个最轻的第六类免予行政处分:不扣工资、开除团籍、劳动锻炼。 1958年4月,田兰坡给丈夫丢下2岁的男孩,跟着大伙儿到唐山柏各庄农场劳改。我们人民日报社来农场的十多人中,只有我和她两个是女的,她才24岁,我觉得我应该关照她, 就对她说:"我们都不是真右派,以后会弄清的。"她听了,十分高兴。不久,农场宣布我是不服罪的顽固右派,领导我们的人武部部长王振山叫大家孤立我、斗争我,和我划清界限。田兰坡是一切相信党、听从党的,虽然对我并不疾言厉色,但也不笑脸相迎了。.在农场,不论是挑担抬土、筑堤抢险,浇水种菜,田兰坡仍然冲锋在前,事事带头。她干活麻利、姿势优美,虽然年纪最轻,却当了我们的组长。1959年初春节,除我之外,右派分子们都回家了。回来后,田兰坡发现自己怀了孕。她多次提出,为了好好改造,要堕胎:“我是一个有罪的人,哪有生小孩的资格?”.王振山不断表扬她,有改造自己的决心,能很快摘掉帽子等等。我感到不对头,因那时没搞计划生育,“母亲英雄”正在吃香, 而田兰坡才有一个小孩。我对王振山说:“这事千万做不得!右派分子、反革命分子都有生小孩的权利。小孩没有罪,怀孕的罪犯还可以免刑。如果让她堕了胎,将来这个账就要算在反右派的头上,就要算在党的头上!"王振山虽然当众对我不断训斥、辱骂,但我并不对他记恨、对立,经常让他掌握政策,该说就说。他也常常一边骂我,一边把我的意见向上级反映。这一次,我不知道王振山是怎样向上级反映的,只知道几天后,王振山向我们传达:农场党委允许田兰坡怀孕、生小孩,大家应该了解、感谢党的宽大政策等等。 监狱里的孕妇可以免刑,劳改中的孕妇却不能回家。我只好提醒王振山,给她分派轻活。王振山对田兰坡的印象本来就好,又是小同乡,很乐意接受我的提醒。但农场没有太轻的活。田兰坡干起活来,还是不顾一切,抢在前,歇在后。两人抬筐,她总是把筐挪近自己。我常叫她注意身体,悠着点干。有一次在批斗我的会上,田兰坡责备我,说我自己干不多,干不快,还不让她干多、干快。(她对我不像有的人那样,总是横眉瞪眼、恶语相伤,以示立场坚定。这是她批斗我唯一最重的话,所以记住了。)我虽然伤心,但并不因此就不说。1959年国庆,全国第一次给右派分子摘帽子,大家认为应该给田兰坡摘,谁知并没有她。她只好干到11月初,过了预产期,才被允许回家。她挺着大肚子,坐在农场的拖拉机上,在路上颠簸了几百公里。幸亏她身体好,11月8日,平安生下一个女孩。这才被通知摘掉右派帽子,留在报社,做较低职位工作。1968年,生了一对双胞胎,躲过了文化大革命的迫害。1978年12月8日,人民日报社第一批10个右派分子获得改正,其中有田兰坡。但她既不恢复工资(没扣工资,21年了,还是最低工资),又不恢复团籍(早已超龄)。唯一恢复的是她的姓,从田兰坡恢复成卢兰坡了。因为与此同时,全国地主被宣布摘掉帽子,她这才摆脱了“地主”的阴影。1984年调群众工作部,1987年获得编辑职称,1991年当选为报社先进工作者,1992年入党。地主光摘帽,不甄别,卢兰坡脑子里就出现一个过去不去想、现在只敢想不敢说的问题:父亲被镇压,是他罪有应得,还是冤魂一个?2006年10月8日,卢兰坡因癌细胞扩散,带着这个问题与世长辞了。为了接受历史的教训,在世的后来者们,一起来寻找这类问题的答案,为这些苦难最深.、被压得无声无息的地主们说说话吧

    《观察》首发.。2007.10.30.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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