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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民主的第一价值/武振荣
(博讯北京时间2007年11月16日 转载)
——民运及政治问题连续帖(17)

    武振荣
     (博讯 boxun.com)

    中国民主运动发展到今天,虽然已经有了20-30年的历史,但没有表现出可以长足发展的势头,一个最重要原因是,民主运动的内在意识和内部精神是“非革命”的。正因为这样,所以那些立志作民主运动的人就不得不在如下两难处境中长期徘徊:没有一种类似于革命的力量,是破坏不了中国共产党一党专政;但要组织革命性质的运动又担心出现新的独裁或者发生“动乱”。
    
    上述的问题——我得说明,并没有表现在纯粹理论上,就是说没有人用理论的方式提出之,它存在于许多民运人士的潜意识中,并且长期得不到解决,最后变成了困扰他们的烦恼。因此,在如何对待传统的革命(包括国民党革命和共产党革命),如何处理传统革命的遗产以及如何对传统革命价值实行重新“编码”等问题上,没有个正确的意见。所以,当刘晓波先生在把“讨伐”革命人物和革命文化的矛头由毛泽东指向孙中山时(见刘晓波著《喉舌文化的始作俑者——孙中山》一文),某些民运人士竟随声附和。
    
    我这样一说,有人以为我要批评刘晓波先生,说他对“喉舌文化”的批判是错误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你就错误地理解了我的意思,在我们这个多元的时代,一个人本着自己的一“元”讲话有什么错误呢?刘晓波先生,不是一个政党头子,是一个独立特行的知识分子,他在反对共产党时,根本就没有想到要组织政党,再由政党去组织人民运动的问题,因此他对政党文化的口诛笔伐和他的“异议者”立场是一致的,况且在民主的批评中,孙中山为什么就动不得呢?结论是:刘晓波先生的议论只是和民运人士不同罢了,谈不上什么错误,但是问题却在于如果民运人士听信了他的话,并且受到他的话的影响,认为自己也要批党文化,批判孙中山,那就大错而特错了!
    
    我们中国有一句俗话:“啥蔓结啥瓜,啥人说啥话”。刘晓波先生是异议人士,说“异议”的话,这有什么错误呢?错误的是民运人士不说自己的话,却照着异议人士的话去说。民运人士都知道要推翻中国共产党一党专政,要靠他们个人力量是完全不可能的,必须动员和组织人民力量,而要这样作就必须组织政党,变“一党”为“多党”。进而言之,他们不但是在推进民主运动以求结束专政体制时需要政党,就是在民主化后,民主政治存在的基本条件也是多个政党并存和竞争啊!
    
    如果把上面的问题再推进一步,我可以说刘晓波先生批评孙中山一个主要原因也在于他不是孙中山事业的“继承者”,所以站在“自由”的立场上,他有权利自由地批判孙中山;但是,中国民运人士就不是这样,管他们喜欢不喜欢,他们是在孙中山、毛泽东之后来作中国民主这一桩事业的,庶几,他们虽然对于孙和毛都有批评、批判的权利,但由他们所推进着的事业决定了他们的批评、批判不能够具有“任意”的“自由”,得有一点自我约束,这样的意思如果表述得文雅一点,岂不是说,有一种“投鼠忌器”的原则他们不得不遵守。
    
    “投鼠忌器”这个成语告诉我们,用石头砸向老鼠,想把老鼠砸死的人,在发现老鼠所处位置上有一方宝贵的“玉器”时,他的“投”石行为就面临着一种权衡:保护“玉器”重要,还是砸死老鼠重要?
    
    其实,今天我们中国民运队伍中,也面临着上述“权衡”:“砸死”毛泽东(从精神上)重要,还是保护前毛泽东时代和孙中山革命时代的人民享有“革命权利”这一思想重要?
    
    中国民主革命和民主运动延续的历史若是截至到1966年这个特殊的时间上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判断中国民主的第一价值是:人民有权利“造”政府的“反”,不管“政府”是清朝政府、国民党政府或者是共产党政府!
    
    在上面的帖子中,我说到了“民主的建筑物”的比喻,在这一帖中,我说的民主的第一价值就是“民主建筑物”的“地基”,它在近100年的时间中,被我们中国人给夯实了。国民党夯,共产党夯,人民夯;用“枪杆子”夯,用“笔杆子”夯,可以说只等建房于其上了,可是呢?在中国要求民主的人的队伍中,却出现了一种要另打“地基”的呼声,说要把现有的“地基”废止不用,要建立“甘地式的非暴力主义”的基础,并且要声讨“暴力革命”时的中国人“罪过”。
    
    我不同意上述的主张,在一年前,写作了《不合脚的鞋:论甘地非暴力主义不合今日中国民主运动需要之理由》一文,专门批评了它。文章中,我没有独立的提出自己的观点,而是简单的运用了雨果“革命是神的意志”(见拙文《论“九三年”》)的现成说法,只是对“神的意志”实现过程中革命在各个民族国家的不同体现模式作了说明。于是,一个民族国家中的民主革命的模式究竟是暴力的还是非暴力的,就只能在哪个民族的历史、风俗、习惯、文化、道德、艺术和哲学中去寻找了,所以,当一个民族在借鉴他民族的东西的时候,彼此之间的差异就是学者们应该研究的问题。就这样的思路去看,印度文化中没有汤武革命的传统,而有着与此截然不同的体现在《摩罗衍那》中的非暴力主义的传统——这就是印度的甘地非暴力主义所以成功的内部原因;至于说到外部原因,如果印度民族解放运动面临的殖民统治者不是以自由著称于全世界的英帝国,而是希特勒统治时期的德国,或者是曾经蹂躏亚洲的日本军国主义,我想即使有100个甘地站出来,也会有100个死亡的,怎么会想象非暴力主义抵抗的胜利呢?
    
    由上面的问题,我们就可以思考,我们中国民主其所以走上了暴力革命的道路,这也不只是革命者的“选择”,而是我们所说的“历史选择”(虽然我对此的认同是有保留的),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在未组织革命党的时候,不是向清朝的权臣李鸿章“献计献策”过吗?用现在的话说,他想进入“体制”内,变成为一个“体制内人士”以现实自己的民主抱负。可见他走上暴力革命之路,不是他本人的自觉自愿的选择,于是,一个怀揣西方博士文凭的人在求中国之革命时,和中国民间秘密社会里的那些斗大的字识不了一升的粗野之辈“结合”起来,是革命的对他的“要求”;解读这种“要求”,我们就可以得出“没有错误的革命”的结论,如果说在今天“革命”对于我们已经变成为“历史”,那么,就可以接着说:“没有错误的历史”,或者说“历史……没有走错一步”(国民党在21世纪说出了类似的话,参阅2005年4月连战访问大陆时的言论)
    
    异议人士可以不接受上述的两条结论;但是,民运人士却必须要接受它,这也是我在网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民运人士与异议人士异同辩》(2004年3月《中国民主正义党》网站和《魏京生基金会》网刊登)中的意思之延伸。在这里,民主的哲学思想必须启动,启动的标志就是民运人士要彻底走出官方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范畴,清醒地认识到“没有错误的革命”和“没有错误的历史”的话并不对应唯物论哲学上的“客观实在”,它是到今天为止还没有成功的中国民主运动的一种“构建”,因此,它的真理性在于“构建”中的事物不被放到“错误”的一栏中去,从而给自己从前人哪里“继承”下来的东西一种“正确”的价值定位!
    
    再则,上述的两条结论对于异议人士来讲没有任何约束作用,在异议人士那里,非但存在着错误的历史,错误的革命,而且连人类本身的存在也可以被认为是“错误”的啊!在古代,中外的一些伟大思想家、哲学家、神学家都可以说是异议人士,他们都说什么着来?不是有“案”在先吗?
    
    所以,我认为:虽然今天中国社会上的异议人士批评、批判共产党,挖苦中国人民的言行也都有价值,但是,这些价值——我们民运人士在接受时必须要进行民主的“编码”,使之作为我们中国民主运动中的一个价值组织环节;而不是相反,我们中国人民所“继承”的民主革命事业要被“编码”在异议言论之中。
    
    2007-10-17原载《议报》 _(博讯记者:武振荣) (博讯 boxu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或者发稿团体的观点、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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