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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元革命”与一元革命/武振荣
(博讯北京时间2007年11月17日 转载)
——民运及政治问题连续帖(18)

    武振荣
     (博讯 boxun.com)

    
    在认识中国问题上,摆脱马克思主义的束缚是第一等重要的事情,正因为这样,我在论证中国民主革命的问题时,就不得不先涉及一下产生了中国民主革命的 社会性质问题。
    
    如果我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素有研究的话,就不难发现马克思在他的时代就开始用“经济”和“政治”这两个“元”概念来论述社会发展中的革命问题,就此来看,马克思在研究问题时的确动用了他的时代一切可以利用的 “思想资源” ,所以,他的思想在而后的时间中取得了重大影响不是没有原因的。
    
    在马克思主义产生的 19世纪,西方社会事实上已经出现了多元的变化,但是这样的变化在当时却没有可能引导出自觉的多元思想和理论,这只是说,在一个相对自由的过程中当每一个思想家都有着为自己的那一元思想抗争和辩护的权利时,思想斗争的局面在分不出胜负时,多元化局面的存在就变为一桩无可奈何的事情了。如果说这样的事情对于当时的思想家来说已经产生了 重大影响的话,那么,马克思的研究运用了“经济”与“政治”的“两元”就不足为奇,可是呢?当19世纪的人类的思想 在最后地脱离宗教的一元时,一元时代的遗留物却在“科学”上出现了“回光返照”。所以,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当人们发现“政治”的一元被最终地消解在“经济”的一元中时就不会产生什么丝毫的奇怪感觉,好像事情本当如此。
    
    在马克思那里,人类的经济活动是一元的,那么人类经济发展的模式也就应该是一元的,于是,在马克思主义“体系”(包括流行马克思主义)中出现了人类发展模式的依次过渡的“五段”: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有学者说是斯大林搞的)就事出必然。
    
    在这里,我不涉及“五段论”是 马克思的“本意”或者是别人对“本意”的诠释,我只就没有疑问的问题来议论,那即是,从奴隶社会过渡到封建社会,再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是马克思主义论述的社会发展的主要内容和由他所“揭示”的“客观规律”。
    
    但是,在19世纪,可以被称之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其实只是西欧社会,因之,马克思所说的那种发展模式,其实是西欧模式,马克思虽然不是一个欧洲中心主义者,但是用欧洲模式(特别是比较发达的西欧)来描绘全人类的发展图景,显然是武断的,他把已自己研究过程中所选择的西欧模式误以为是全人类模式,以为人类其他的经济、社会组织都会在不同的时间上经历或者重复它的发展阶段和发展过程,也是一种学术上的武断。
    
    论述至此,我 可以 作一个结论:马克思在人类社会刚刚跨入多元化的门槛的 那一刻,发现了人类社会进步的“两元”:“经济”与“ 政治”,可是,他在想领19世纪潮流的动机支配下,却又回到了一元的老路了,变成为一个一元化的“经济决定论”者。
    
    20世纪是一个多元化的世纪,当世纪的中叶出现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两大级的对立时,人类社会发展的“多极”、“多元”的情景就不再是“理论”上要“讨论”的事情了,而是生活中的“现实”。因此,当“社会主义”的这一 极在和“资本主义”的这一极对立还没有分出“胜负”时,它本身又分裂为“多极”的事实,决定了一元论思想的“破产”。所以,问题的实质是:当马克思主义不再是 被认为是“解决全人类问题”的“灵丹妙药”,而是“解决”一个社会、地区或者国家问题的“钥匙”时,马克思主义就不姓“马”了。
    
    也就是在这个时刻,当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失灵”,那个被马克思主义曾经解释过的西欧社会的发展却出现了“双元革命”(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革命的年代:1789-1848》)这样的学说,把18世纪英国发生的工业革命和法国发生的政治大革命作为推动社会发展的“双元”,从而对马克思解释过的问题赋予了新的 意义。在本贴中,我们且不必研究“双元革命”,我们仅仅 知道它反映的是欧洲社会变化这一点就行了 ,下来,我们关心的是与 欧洲迥然不同的我们中国的事情。
    
    18世纪欧洲社会已经出现了多元化的变革, 但是这样的变革并没有出现在远离欧洲的中国。因此,如果说欧洲社会的近代化过程已经启动,中国社会还处在“传统”的阶段——就是我关心的问题。因此,我在过去的研究中曾经提出了中国近代化的“不充分发展论”,是说,中国在没有经历过类似于欧洲社会的“近代化”过程时,就直接地进入到“现代”。在对比意义上,如果说这是一种“缺失”的话,那么,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包括着“近代”的内容,就是显而易见的事实。
    
    在19世纪的中国,我们发现照葫芦画瓢的“现代化”变革屡屡失败时,一个同传统意义没有分离的“革命”就承担了社会变革的主流。于是,“革命”就成为变革社会的唯一的一元了。这个过程与欧洲的多元变革是完全不同的,不是“多元”因素启动了“革命”,而是“革命”在可能的意义社会启动了“多元”变革,或者 说为多元化变革创造了“条件”。于是“一元化的革命”就包括着自身的矛盾了:它本身追求一元化的结果,但“结果”之中却包含着多元的因素;而中国当代民主运动——如果我没有说错的话——就是这一矛盾在展开过程中的产物!
    
    这样以来,我们就面临着如何看待革命的问题?事实上,流行的革命思想和革命的学说都不可靠,都包含着革命团体、革命家所不可能面对的问题和自己根本解决不了的矛盾,因此,中国民主运动的“建设性”意义也只能被和“革命人士”不同的“民运人士”来发掘。可惜的是,我们许多民运人士只会作“否定”性的事情,却不善于作“建设性”的工作。
    
    2007-10-22原载《议报》 _(博讯记者:武振荣) (博讯 boxu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或者发稿团体的观点、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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