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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党,执政党与精英统治/寒竹
(博讯北京时间2007年11月29日 转载)
    
    共产主义运动从它产生之日起就有一个内在的矛盾。一方面,按照共产主义理论中的历史唯物主义,无产阶级是资产阶级的掘墓人。因此,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的历史任务将由无产阶级来完成;另一方面,按照共产主义关于阶级和政党的理论,无产阶级本身并不能产生科学的共产主义思想,无产阶级必须要在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领导下才能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问题在于少数的共产党人究竟能不能代表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工群众的利益?特别是在共产党由革命党转化为执政党后,共产党的精英统治和广大劳工阶级的利益如何能够保持一致?由于这个内在矛盾,共产党在夺取政权转化为执政党后,共产主义运动也就走向了自己的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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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共产主义理论的创始人,马克思在1848年首次提出了无产阶级用暴力革命的手段推翻现存的资本主义社会,建立全新的共产主义社会的政治主张。但是,无产阶级究竟应该怎样组织和行动才能夺得政权?在夺取政权后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无产阶级专政形式才能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对这两个带有实践性和操作性的问题并没有明确具体的论述。马克思在发表《共产党宣言》后,把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都放在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入解剖和和批判上面,给人类社会留下了三卷《资本论》巨著。尽管马克思也一直参与了欧洲当时的工人运动,并且在事实上成为第一国际思想上的领袖,然而马克思到逝世为止都没有提出一套系统的建立共产主义政党和夺取政权的革命理论。在总结1871巴黎公社革命的《法兰西内战》中,马克思曾提出了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后,“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的遍布各地的机关,即常备军、警察局、官厅和法院达到自己的目的”,而必须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在1875年批判德国工人运动中的拉萨尔派的《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把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划分为按劳分配的初级阶段和按需分配的高级阶段。但是,这些论著与其说是革命家关于夺取和建立政权的具体论述,不如说是政治哲学家对未来社会的设想。
    
    事实上,马克思创立的共产主义革命理论在实践中有一个精英主义和工人运动的内在矛盾,马克思在生前并没有自觉地意识到这一点。这也许是马克思没有系统提出政党和革命理论的原因之一。按照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论,共产主义运动并不是工人阶级通过阶级斗争给自己谋取某种具体福利或利益的运动,共产主义运动的宗旨是要用暴力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然而,对于工人运动来说,追求具体的,眼前的经济利益和劳动权益是一种天然的倾向。一般工人运动中的普通共识是,通过罢工等手段迫使资方妥协而增加工资和改善劳动条件是工人运动的目标。这样,作为倡导工人运动的共产主义理论和一般工人运动在最终目标和具体运动方式上就有一种难以避免的差异和矛盾。也正是这个原因,马克思从创立共产主义理论之日起,就不断地批判工人运动中的各种非共产主义思潮,如批判法国的普鲁东派,德国的拉萨尔派,英国的工联主义等。按照马克思的原则,当现实的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理论发生矛盾和冲突的时候,工人运动必须服从于共产主义理论。他认为只有共产党才能真正代表工人阶级的整体和根本的利益,因为共产党“在理论方面,他们胜过其余的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但是,马克思生前并没有自觉地把这种精英主义倾向理论化和系统化。
    
    最早明确地把共产主义运动引向由知识精英领导的工人运动是第二国际的理论权威考茨基。考茨基提出:现代社会主义意识并不能在工人阶级运动中自发产生,而必须在深刻的科学知识的基础上才能产生出来。“但科学的代表人物并不是无产阶级,而是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现代的社会主义学说也就是从这一阶层的个别人物的头脑中产生出来的。”因此考茨基认为:“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就是把认清无产阶级的地位及其任务的这种意识灌输到无产阶级中去”。考茨基这个思想标志着共产主义运动从一种群众性的工人运动开始转化为一种由知识精英控制的有组织的革命运动。这个转化是马克思创立的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必然结果。因为工人阶级不可能自发地去夺取政权,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工人运动的直接结果只能是工联主义。共产主义运动如果要夺取政权,要从根本上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必须要有一套不同于一般工人运动,具有实践性和操作性的革命理论,共产主义运动必须要从一般工人运动走向精英集团控制的革命运动。真正完成共产主义运动这一历史性转化的是列宁。
    
    列宁虽然把考茨基斥之为第二国际的叛徒,但在革命理论上却完全继承了考茨基的精英思想。1904年,列宁在他那本著名的《怎么办》中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断:“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各国的历史都证明,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即确信必须结成工会,必须同厂主斗争,必须向政府争取颁布对工人是必要的某些法律,如此等等。而社会主义学说则是从有产阶级的有教养的人即知识分子创造的哲学理论、历史理论和经济理论中发展起来的。现代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按他们的社会地位来说,也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这个基本论断的基础上,列宁提出了他的工人阶级先锋队理论和政党理论。按照列宁的理论,工人阶级的政党源于工人阶级,但却高于工人阶级的普通成员,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工人阶级本身并不真正知道自身的根本利益所在,只有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无产阶级政党和职业革命家才真正能够代表工人阶级的整体利益。这是一种有强烈精英意识的革命理论。
    
    列宁的政党理论有这么几个基本内容。首先,无产阶级政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这一理论明确地把共产党和工人阶级区分开来。列宁说“绝对不能把作为工人阶级先进部队的党和整个阶级混淆起来。”因为“党是阶级的先进觉悟阶层,是阶级的先锋队。” 那么,怎样判断一个政党是不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呢?站在共产主义运动的立场,只能是看这个党是不是信奉共产主义理论。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提出了一个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重要判别标准:“确定一个党是不是真正工人的政党,不仅要看它是不是由工人组成的,而且要看它是由什么人领导以及它的行动和政治策略的内容如何。只有根据后者,才能确定这个党是不是真正无产阶级的政党。”列宁的这个先锋队理论的实质,是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精英集团和普通劳工群众之间划出一条明确的界线。
    
    列宁政党理论的第二点是政党的高度组织化。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者必须要把无产阶级政党建设成为一个把中央组织,地方组织,基层组织统一为一个金字塔式的高度集权,组织严密的政党。列宁从19世纪以来的工人运动发现,工人阶级的一般政治运动无法推翻拥有军队和警察等国家机器的资产阶级,因为工人手中没有自己的武装力量。列宁敏锐地看到,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中,政治斗争的力量不仅仅是来自武器等物质力量,而且也来自高度组织化的集团意志。有时组织的力量要强于武器的力量。列宁认为:“无产阶级在争取政权的斗争中,除了组织而外,没有别的武器”。从1903年7月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起,列宁就一直反对后来成为孟什维克领袖的马尔托夫主张建立只要承认党纲,不必接受组织约束的人都可以入党的建党理论。列宁清楚地认识到,一般性的工人运动只能争取工人的经济利益,只有一大批职业革命家组成的有着严密纪律的革命政党才能夺取政权。对此,列宁曾经这样自信地断言:“给我们一个革命家组织,我们就能把俄国翻转过来。”十月革命成功后列宁再次总结道:“如果我们党没有严格的真正铁的纪律,如果我们党没有得到整个工人阶级全心全意的拥护,……那么布尔什维克别说把政权保持两年半,就是两个半月也保持不住。”
    
    列宁政党理论的第三个重要内容是把共产党建立为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也就是说,工人运动中产生的各种组织,如苏维埃,工会,合作社,文化教育组织,青年组织等,都必须服从共产党的领导, 因为只有共产党才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才能够代表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列宁这个理论实际上是把革命党夺取政权时的精英理论扩大运用到执政党的统治方式上。在十月革命成功初期,列宁曾经设想过建立一种类似于巴黎公社式的直接民主政治模式。他曾提出:“没有任何一个政权机关是由上级任命的。党的任务就是要不倦地全部实行这种更高类型的民主制。”这就是由人民群众直接选举从地方到中央各级政府的领导人。按照列宁最初的设想,苏维埃(代表会议)政权高于各个政党:“苏维埃政权既不是遵照谁的指令,也不是根据哪一个政党的决议建立的,因为它高于各政党 。”但是,在布尔什维克建立新政权的过程中,列宁很快就意识到,巴黎公社模式对一个国家的建立并没有可行性,直接民主制更是不现实的。在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里,绝不是人人都能够参加国家管理的。于是列宁改变了说法:“说起来苏维埃机构是全体劳动者都可以参加的,做起来却远不是人人都能参加。” “苏维埃虽然按党纲规定是通过劳动者来实行管理的机关,而实际上却是通过无产阶级先进阶层来为劳动者实行管理而不是通过劳动群众来实行管理的机关。”这样,列宁把他的精英理论进一步运用于无产阶级政权的建立,运用于执政党的统治模式,要求由共产党来领导一切:“我们共和国的任何一个国家机关没有党中央的指示,都不得决定任何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或组织问题。” 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后对整个社会的管理是由“唯一的执政党在进行管理”。显然,按照列宁的这个精英统治理论,共产党在掌握政权以后不可避免地要走向中央集权的官僚统治。对共产党的这一集权性质,列宁自己也有清醒的认识:“党的代表大会选出十九人组成中央委员会领导全党,而在莫斯科领导日常工作的是更小的集体,即所谓‘组织局’和‘政治局’。每局由中央全会选出五名中央委员组成,这样看来就成为真正的‘寡头政治’了。”
    
    从以上的论述可以看出,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轨迹非常清楚。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本身是十九世纪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和当时反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工人运动有着血肉联系。但是,当这种以推翻现存的社会制度,建立一个全新的共产主义社会为目标的理论和运动产生后,不可避免地会从工人运动中异化出来。只要共产主义运动不是在现存资本主义社会的框架内为劳工阶层争取经济和政治的权益,而是要推翻现存的社会制度,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一个全新社会,共产党就必须要变成一个在行动上的革命党,共产主义运动就必须发展为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革命运动。为了革命的成功,这样的党必须要成为精英集团的党,这样的运动必然演变为精英集团控制的革命运动。同样,共产党在夺取政权并转化为执政党后,必然要运用官僚精英集团来统治和管理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包括统治广大劳工群众,从而完全背离共产主义运动的宗旨。尽管列宁提出了很多由工人群众来监督官僚集团的措施,但由于在现实上无法改变因共产党在国家政权中的核心地位所导致的集权形态,这些措施都基本无用。
    
    列宁提出的精英理论使整个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了一个悖论。如果共产主义运动不按照列宁的精英理论发展,共产党不转变为组织严密的革命党,那么,共产主义理论只能成为一种书斋里的学说,共产主义运动在现实中就永远不会成功。只有按照列宁的精英理论,共产主义才能够真正从空想到现实。但是,如果共产主义运动按照列宁的精英理论去夺取政权,共产党通过夺取政权而转化为执政党,共产主义运动最终必然走向自己的反面,执政党必然要成为一个寡头集团与劳工阶级相对立。因此,共产党在夺取政权后面临着一个新的两难选择:要么继续坚持精英理论而转化为执政党,重新建立更为庞大的官僚国家机器来统治民众;要么坚持革命党的本色,继续革命,不断地把掌握国家机器的新官僚作为继续革命的对象,把共产主义革命永远进行下去,一直到国家消亡,进入共产主义社会。
    
    按照列宁的精英理论,苏联的布尔什维克变成了一个从事暴力运动的革命党,并因此而取得了十月革命的成功。列宁逝世后,斯大林则坚持列宁的精英理论把苏联共产党从革命党转化为执政党,开始重建中央集权的官僚国家制度。由于共产党在夺取政权后,用暴力把一切生产资料都收为国有,由共产党的干部代表人民群众管理整个国家和所有的生产单位。所以,苏联模式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机器不仅仅是一种行政管理机构,而且也是经济管理机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必须承担全社会的经济建设责任,必须层层领导和管理社会的各个生产单位,必须对全社会的分工,生产,交换,消费负责,必须对全社会的资源配置,人员安排负责等等。由于这些原因,共产党不得不建立一个在规模上远远超过资本主义国家的新型国家政权。这样一个庞大的国家机器走向官僚化是不可避免的。正是这些原因,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成功后提出了“不断革命”的理论。一方面,托洛茨基认为,一个国家内部的经济体系是世界经济体系的一部分,因此,一个国家的社会主义的建设成功,有赖于全球无产阶级革命的成功;另一方面,托洛茨基认为,苏联共产党把一切生产资料收为国有后,工人阶级的国家已经官僚化,成为一种“蜕化的工人国家”。由此托洛茨基提出了一个重要论断:如果工人阶级不从斯大林主义官僚们手中夺回政权,那么官僚主义就会为了自己的利益重建资本主义制度。但是,由于斯大林的强力统治,托洛茨基的理论在苏联无法立足,一直到他被暗杀为止。苏联在十月革命后的历史表明,从斯大林把苏联共产党转化为执政党开始,苏联共产党实际已经转化为由精英集团组成的官僚机构,而不再是一个工人阶级的政党。
    
    中国在1949年后面临着跟苏联同样的问题。中国共产党究竟是作为一个掌握政权的革命党继续革命,还是真正转化为一个以国家管理和建设为主要任务的执政党?这个问题在党内并没有得到统一。从现实需求上看,中共在夺取政权后为了维持社会的正常运转,为了对内巩固政权,对外抵御强敌,因此必须要全力发展经济建设。但是,中共最高领导毛泽东却是一位坚定的继续革命派。在毛泽东看来,共产党永远都是革命党,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运用在社会主义时期就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因此,中共在共产主义实现之前不能停止革命,必须要向共产党的官僚化不停的斗争。跟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理论在苏联的处境不同,毛泽东作为中共的最高领导人,在中共的意识形态和中国的社会发展中有着决定性力量。1949年后,毛泽东在国家的发展道路上一直处于矛盾之中。从现实利益考虑,在国内外的巨大压力下,毛泽东不得不运用共产党的官僚集团来发展经济。但从政治理想来讲,中共的资产阶级化和官僚化却又使毛泽东难以甘心。这个矛盾导致了中国的发展在毛泽东掌权的二十六年中一直处于剧烈的摆动之中。毛泽东最早察觉党内的大部分官僚并不愿意追随他的继续革命思想是在1952年底由薄一波搞的《新税法》,在毛泽东看来,这个由刘少奇支持的《新税法》是背离了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毛泽东曾一度想重用高岗,饶漱石和彭德怀,林彪等一些军内干部来防止中共的资产阶级化和官僚化,但后来因种种原因而放弃了高岗,饶漱石。但毛泽东在“高饶事件”上的挫败并没有改变他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政治理论,反而刺激他的继续革命思想不断膨胀并一发不可收拾。毛泽东把共产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化看成是一个资产阶级化和官僚化的过程,并在六十年代初明确地把无产阶级革命的对象放在了共产党内,不断地向党内的官僚集团开战。从“四清”到“文化大革命”,毛泽东都在实践他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理论。但是,毛泽东的实践证明,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实际上是一条同归于尽的道路,最终将摧毁整个社会。后来受毛泽东继续革命理论影响的红色高棉更把这种理论推向了消灭商品交换和消灭城市的恐怖形式。中国从1978年起才开始摆脱这种乌托邦式的实验。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化虽然从1949年中共掌握政权时就开始,但一直等到毛泽东逝世以后才算真正完成。
    
    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最后走向自己的反面是由它的内在矛盾决定的。共产主义运动本身是一场旨在推翻资本主义社会,解放广大劳工群众的革命运动,它的政治目标决定了它的组织方式不得不是一种精英主义。当共产党在夺取政权的时候,它必须是一个组织严密的革命党,必须用党内的政治精英或职业革命家来领导和组织民众的革命运动;当共产党夺取政权之后,它必然转化为执政党,必然用精英集团来统治和管理国家。但是,当共产党完成由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化之日,当共产党运用精英集团来统治整个社会之日,也就是共产主义运动死亡之时。因为共产党在转化为执政党后,在事实上无法真正成为工人阶级的党,在理论上无法永远宣称自己只是代表工人阶级根本利益的政党,更无法永远宣称自己只是代表工人阶级来管理整个国家和经济发展。作为执政党,共产党必须要在理论上获得新的合法性基础。苏联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提出的全民党和全民国家,中共在改革中向全民党的转化,都是在理论上为自己寻找新的合法性基础。但是,尽管从阶级党走向全民党,共产党本身并没有走出列宁的精英理论,共产党还是宣称自己是代表全社会的民众管理国家。精英统治是现代社会的一种有效统治方式,本身无可厚非。但是,作为执政的精英集团必须要受到全社会非精英民众的控制或制约,这是现代社会能够持续稳定和发展的一个根本要素。共产党在转化为执政党后怎样在精英集团和社会大众之间建立起一种制约机制,是一个很困难但必须解决的一个根本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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