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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閹——從《美洲中國時報》想起程翔 /安裕
(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1月20日 转载)
     明報
    二十四年前,在旅美華僑裏極受歡迎的《美洲中國時報》忽然關門大吉,僑胞很不明白,為什麼一份正派正義而且長踞銷量榜首的報紙會落得如此橫死下場。當時有一個說法是《美洲中國時報》觸怒了台灣當局,而《美洲中國時報》的母系台灣《中國時報》老闆余紀忠又是國民黨中常委,黨當然比法大,余紀忠只得忍痛把報紙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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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分一世紀過去,那天看到同事桌上一部厚厚的《黑夜中尋找星星﹕走過戒嚴的資深記者生命史》,是台灣過去五十年來最出色報人的口述歷史式集體回憶。我從十幾個名字裏找到兩個人,一個是周天瑞,一個是俞國基,他們都是《美洲中國時報》最後日子裏的兩根頂樑柱。我急不及待就在辦公室後樓梯開半個鐘頭小差飛快讀完他們的章節。一份報紙要自甘墮落是一份報紙的自由,但絕不應該是自閹式的自我了斷——這不僅是《美洲中國時報》的悲劇,也是中國報人的悲劇。
    
    周天瑞是《美洲中國時報》總編輯,俞國基是這份報紙的總主筆,他們是七十年代台灣報業裏的一時瑜亮,周天瑞當記者時,對台灣政治和社會的分析鞭辟入裏,連蔣經國在政治會議上都把他的見報稿子照念出來;俞國基則是長期主持筆政,但看法不容於國民黨當局,他在《台灣日報》時,國民黨對該報長期打壓,解究之道在於這份報紙裏的三個人不要留在台灣,其中一個便是俞國基。
    
    《美洲中國時報》登陸北美洲後,迅速成為僑胞的最愛,主要原因是報紙到了美國可以放手大搞,沒有黨八股沒有黨政策,讀者要看什麼就給他們看。一九八四年我初到美西,適值奧運會在洛杉磯舉行,這是中國大陸第一次參加奧運;蘇聯東歐集團因為杯葛而沒有與會,客觀上令中國選手佔了一些優勢,一口氣拿下十五面金牌。我今天還有一份當時的《美洲中國時報》,中國運動員站在頒獎台的五吋高照片放在頭版,大陸運動員的光榮便是中國人的光榮這中心思想由始至終貫穿《美洲中國時報》的奧運專頁。今天看來這不過是小菜一碟,國民黨幾個頭頭早就一個挨一個去北京和胡錦濤熱烈握手,但畢竟那是二十幾年前的世界,漢賊不兩立是台北的立場,可周天瑞說到底是第一流的新聞人材,看到了民情民意,也看到了黑匣子是永遠捂不住事實的大勢。
    
    過了不久,台灣僑胞圈子裏傳出《美洲中國時報》被人一狀告到國民黨中常委去。也有一個驚人說法,是《美洲中國時報》一篇社評出了事。幾個月後,這份僑胞認為是「中國報業史裏辦得最好的報紙」忽地關門,從此消失在新大陸。
    
    關門只因「破壞美台關係」
    
    讀了周天瑞和俞國基的回憶片段,原來報道奧運只是引子,關鍵是俞國基寫了一篇呼籲列根不要角逐連任總統的社評,被台灣駐美官員認為「破壞美台關係」,蔣經國在台北對余紀忠說,「這篇社論破壞中美邦交,惡毒程度,超過共匪」。原來共和黨內一些華裔領袖向台北打小報告,說《美洲中國時報》的社評不對勁,台灣當時在國際舞台上風雨飄搖,有人把希望放在一向反共的列根身上,認為五十年代在美國荷李活反共甚力的列根會繼往開來繼續反共,進而與北京斷交。這些幻想在一段相當長時間縈繞台北上空,想不到連讀過唯物辯證的蔣經國也拒絕信膺物質由量變到質變這一定律,於是壓力就向余紀忠壓將下來。
    
    余紀忠出身中央大學,即今天台灣政治大學前身,又到英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LSE)上過課,被認為是台灣自由派傳媒掌門人。但面對壓力,余紀忠不得不下重手,他趕到美國,與《美洲中國時報》高層開會後,俞國基當場被解職,周天瑞作為負責人,心裏很難受,然而何去何從,他一時間也一籌莫展。然而,就在這個時候,據周天瑞說,《中時》方面卻做了一件很不光采的事﹕從台北派了一個人到美國,先不讓周天瑞知道、並囑咐印刷廠不要講的情下,偷偷把一個「告讀者停刊書」刊登在《美洲中國時報》第一版。第二天,周天瑞是同其他讀者一樣,從報紙上讀到自己服務的報社關門消息。之後,周天瑞找到在匹茨堡大學念書時的老師許倬雲教授,師徒談了之後,周天瑞豁然開朗,「我不幹了」。
    
    一篇少數民族報章勸列根不要連任的社評會令遠在白宮裏的列根龍頻大怒,說出來大概沒有多少人會相信,可是新聞猛將如雲的《中國時報》卻告訴自己這是事實。退一步來說,就算列根讀了《美洲中國時報》的勸退社評發大脾氣那又怎樣,他能下令廣告商杯葛《美洲中國時報》麼,還是像李登輝對付台灣另一份報章《聯合報》那樣,呼籲市民罷買?其實兩者都絕對不可能在美國發生,然而在台灣,報業負責人心懷鬼胎,就發生這樣離奇倒閉的荒唐事。
    
    「好悶,唔sell」
    
    香港這邊也不必因為看到台灣以前的怪現狀而竊竊私笑,今天我們這裏也好不了多少。程翔已經關了一千天,我從慧科訊業的搜尋器WiseSearch找到踏入二○○八年這十九天以來,上載慧科的中港台三地中文傳媒總共有30篇有「程翔」這一字節的文章,絕大部分是專欄文章,佔17篇,新聞佔12篇。當然,見報新聞或專欄多少不完全代表重視或是不重視程翔的消息,文革年代的毛澤東更是「一句頂一萬句」,不過,香港傳媒對程翔的注意力大減卻是不爭事實,究竟誰最多誰最少,上網覆查即知,不贅。
    
    Richard Huges在一九六八年成書的 Hong Kong﹕ borrowed place, borrowed time 所語,香港的確是借來的地方,借來的時間,都希望在最短時間內搜刮淨盡,以最少成本獲取最大邊際效益﹕有人視北京為祖宗活佛,老爺子不陰不陽講幾句話就馬上噤聲,不再提程翔的藉口是「無乜新意,好悶,唔sell」;在政治光譜的另一邊,「佢係左仔/共產黨,無謂幫佢」。左派右派都有一套從程翔事件裏脫身之道,要不要為程翔發聲,這裏是自由社會,旁人無以置喙。不過話得說回來,在人情世故和發財立品之間,往往有一條極為清晰的底線,當有人為葉繼歡上訴爭取較佳服刑待遇也成為頭條,為什麼重提程翔身體欠佳盼望保外就醫難於登天。香港實在是一個難以閱讀的城市。
    
    說些舊事。四百多年前的明末年間,魏忠賢以二十二之齡自閹進宮當太監;後世有史家評說,沒有成就大事的氣魄才幹,是不可能在這把年紀淨身入宮的。以史為鏡,一九八四年的《美洲中國時報》以及今天特區某些人都是胸懷大志要闖一番事業之輩,他們都自覺或不自覺走上魏忠賢先淨身後進宮再爭天下之路;既然如此用心良苦,雖是其心可誅,深究之下卻不得不覺得其情可憫了。
    
    文﹕安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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