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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解放三内容:党的领导,马克思,宗教
(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5月31日 来稿)
    
    思想解放三内容:党的领导,马克思,宗教
        (博讯 boxun.com)

    作者:黄佶 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教授
    
      摘要:解放思想,就是改变那些被认为是理所当然、但实际上是错误的、阻碍了我们继续发展的思想。我们应该树立以下三方面正确的思想:党的领导也要接受人民的监督和制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中存在错误之处;应该大力发展宗教。我们不能“解放”的错误思想是:土地私有化、土地可自由买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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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放思想”再次成为中国的热门话题。我认为解放思想,就是改变那些被认为是理所当然、但实际上是错误的、阻碍了我们继续发展的思想。
    
      我认为只有在以下三个方面树立了正确的思想,中国才能继续向前发展。这三方面分别是:正确认识党的领导;正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错误;正确认识宗教的功能。本文还指出了一个不能得到“解放”的错误思想:土地私有化,土地自由买卖。以下展开论述。
    
    
      1,党的领导也要接受人民的监督和制约
    
      我们一直强调“党是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党领导一切”。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有一个领导核心的确是非常必要的。但我们应该认识到:“党领导一切”,不应该是党对人民的要求,而应该是党对党员,尤其是对那些做着官的党员的要求。
    
      党的领导不应该是党强制人民接受党的指挥,而是因为党的成员和官员的确能够为人民服务,能够为中国、为某地、为某单位的发展提供正确的指导思想和政策,能够吃苦在前、享乐在后,能够赢得人民群众的尊重和信任,因此人民主动地寻求和接受党的领导,心悦诚服地服从党的领导。
    
      现在,“党领导一切”已经变成了“党委领导一切”,而“党委领导一切”已经变成了“党委书记领导一切”。在他管辖的地皮上,没有人能够制约他,他实际上成了该地、该单位的土皇帝。首都北京就在党中央的眼皮底下,上海是中国最大的直辖(!)市,但其市委书记陈希同、陈良宇能够不受任何束缚,为所欲为,更不用说那些天高皇帝远的地、市、县、乡、村的党委书记了。县委书记出动警察抓捕批评他的下级干部,远赴北京追捕批评他的新闻记者,批评违规建造办公大楼的人被关押后原因不明地突然死亡,……等等等等。这些新闻已经多到让人麻木的程度了。
    
      我们常说:“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民谣往往高度精练地反映了人民的看法。民谣说:“开会时坐在主席台上的人,全部拉出去枪毙,有冤枉的;隔一个枪毙一个,有漏网的”。这个民谣说明,在人民看来,中国的官员有一半以上是有罪的,而且罪大恶极,罪可及死刑。这次四川大地震,那么多学校被震毁,那么多学生和教师惨死,其背后有多少权钱交易、贪污腐败和偷工减料?!早就有民谣说:“造起一座大楼,就必然会倒下一批干部”。
    
      套用一句名言可以这样说:“有多少腐败假借了‘坚持党的领导’之名!”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倒下的将不再是一片片房屋、一个个贪官,而是整个党!
    
      中国现在存在严重的两极分化,其一大原因就是官员利用自己的权力攫取了大量财富,而诚实劳动的普通民众的收入没有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而相应提升。实际上,人民群众对官员腐败致富的怨恨远远强于对企业主经营致富的嫉妒,人民的“仇富心理”已经被“仇官心理”所取代。
    
      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还盲目地、不加区分地“坚持党的领导”,要求人民无条件地接受党的领导,那么只会使党受到贪官污吏的牵连,不得不为他们的罪行买单,最终一起被人民抛弃。
    
      因此,我们要解放思想,认识到“党的领导”并非必然正确,并非必然符合人民利益,并非必然符合党的根本利益。我们坚持的应该是党的正确领导,而不是党的错误领导。党的领导不仅应该接受党员群众的监督和制约,也应该接受党外人民群众的监督和制约。
    
      在党内,应该建立制约党委书记的制度,降低党委书记的地位,削弱其权力,使他只是主持工作会议的角色,而不是一言九鼎的诸侯王。在党委会议和党员大会上进行投票表决时,他只有一票。还应该实行这样的制度:在该届党委的任期内,各党委成员轮流担任党委书记。
    
      在党内应该鼓励和保护彭德怀式的斗争精神,支持党员按照组织原则对党委书记和党委成员提出批评。打击报复者一票否决,解除一切职务,并开除出党。没有必要“留党查看”,如果能够痛改前非,认真工作,将功赎罪,可以重新申请入党。
    
      党还应该保护和鼓励党内外的舆论监督,应该把舆论监督看做是苦口良药。能不能保护和鼓励舆论监督,实际上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即使存在不实批评甚至造谣污蔑,也不能因此而一刀切,封堵言路,而应该在事后通过正常的法律程序,追究造谣者的法律责任。如果继续讳疾忌医,必然会逐渐病入膏肓,最后一命呜呼!
    
      中国已经有了一个现成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我们应该积极地利用起来,并不断加以完善。党体现自己意志的方式不应该是党委直接参与政府的决策工作,而应该是通过合法的人大代表竞选程序,使中共(zhong gong)党籍的人大代表在当地人大中占据多数,然后通过人大对政府和行政官员的制约来体现党的意志。
    
      各地各级党委今后的主要任务将不是参与政府的决策工作,而是组织党员深入各选区,为选民服务,积累政治资本,在人大代表选举活动中,使中共(zhong gong)党籍的人大代表获得多数席位。
    
      党提名的人大代表候选人能够当选,不是暗箱操作的结果,而是因为他们在平时能够代表当地人民群众的利益,积极为人民服务,能够为人民参政议政,人民群众主动地选择他们来代表自己的利益。
    
    
      2,应该厘清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正确和错误之处
    
      马克思主义是中国的核心意识形态,马克思主张的公平思想和保护劳动者权益的思想也已经成了举世公认的价值观。但是马克思经济学认为资本的利润只能来自剥削、完全(100%)来自剥削,资本利润不存在非剥削性的来源,这一错误至今没有被正视(请见《资本异论》)。虽然中国人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按生产要素分配”、“财产性收入”等理论或概念绕过了意识形态上的障碍,但根据马克思经济学,企业家的正常收益(企业家才能和投资风险的回报)以及普通民众的“财产性收入”在理论上仍然是剥削所得——“剩余价值”或其转移形式。
    
      为了避免说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存在错误,中国学界不能说资本存在非剥削性的来源,只能用“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剥削是合理的”来解释党大力发展私有经济的政策,结果为企业压榨劳动者提供了理论基础。
    
      马克思主义是中国的“国教”,但其经济学理论中的错误没有被彻底纠正,只是暂时绕道而过,暂时不谈资本的剥削本质,暂时不谈共产党的根本宗旨是消灭剥削。这实际上构成了一种不确定因素,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需要向投资者提供额外的经济优惠以抵消因此引发的政治风险成本。
    
      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中国学校的重要教学内容,但是大人们在社会实践中却另做一套,这使中国青少年的思想陷入了极大的混乱,不利于培养他们诚实做人、言行一致的品格。中国官场说空话、假话成风,官员自称天天在做“假人”。政治理论和工作实践不得不两张皮,是重要原因之一。
    
      中国劳动力结构很不理想,低端体力劳动者严重供大于求,在与资方的谈判中处于劣势地位,劳动力的价值被严重压低,这是中国出现严重贫富两极分化的原因之一。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提出的解决方法是遏制私有经济,强化国有经济。但实际上,在缺乏民主制约的情况下,国有经济早已成了“官有经济”,赚来的钱大部分肥了企业干部(官员),小部分肥了企业员工。交给国家的钱,则掌握在各级政府官员手里,在缺乏监督的情况,民众受惠极其有限。
    
      其结果是加剧了另一种两极分化:国富民穷,官富民穷。贪官的贪污所得不敢存银行、不敢拿出来消费,都藏在家里或者设法转移到国外,而老百姓不敢把有限的积蓄拿出来消费,导致了中国市场需求萎缩,经济停滞。
    
      国有企业或者缺乏进取精神、坐吃山空,或者乱交“学费”,浪费国家财富,除了利用垄断地位榨取社会财富,以提高整个社会的运行成本为代价获取暴利,少有正常健康发展者。因此,在遇到问题时,把“国有化”作为药方,实际上是在饮鸠止渴。很多领域的确需要国家的宏观调控,但不能把“国有化”当作万能的灵丹妙药,必须具体事情具体分析。
    
      马克思经济学主张“生活成本决定劳动力的价值”,而实际上是劳动力的供求情况决定劳动力的价值。在中国劳动力供应数量无法迅速减少的情况下,提高对劳动力的需求,是提高劳动力价值的唯一根本措施。利用法律手段提高工人最低工资和劳动保障,虽然非常必要,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全体劳动者的问题,在一部分劳动者收益提高的同时,另一部分劳动者则更难找到工作了。
    
      根本性的措施应该是提高政府效率、消除腐败、降低企业运营成本、以此鼓励投资和创业、发展经济,提高对劳动力的需求。中小企业是吸纳劳动力的“大户”,但他们受到官员的刁难也最多。改善党的领导、减少官员的贪污腐败,把雁过拔毛、与民争利的政府改造成为民服务的政府,才是正确的解决方法。但错误的经济学理论导致了错误的政策建议。
    
    
      3,应该大力发展宗教
    
      宗教认为存在灵魂,存在来世,存在因果报应。因此宗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约束人的行为,降低社会管理成本。如果样样恶行都只能在靠法律和舆论来制止,社会必须投入大量精力去侦察、取证、裁决和惩罚犯错者。
    
      现在那么多官员肆意贪污腐败、为非作歹,大量企业偷工减料、制造假冒伪劣商品甚至有害商品、大肆排放工业污染,除了政治和法律上的制裁不力,抓一漏万,赚百罚一,犯罪成本很低这一原因之外,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当事人缺少敬畏心,无所顾忌。普通民众在平时自私自利、行为放肆、违背公德,也与此有关。
    
      宗教宣扬“犯罪者死后下地狱,永世受罚”、“子女受到报应”等,至少可以使信教者心存畏惧,即使在非常隐秘、无人察觉、事后也难以侦察取证的情况下,担心“举头三尺有神明”,担心受到“报应”,因此自觉地不做亏心事。
    
      发展宗教和发展科学并不矛盾。随着教育的普及,大多数中国人已经拥有了基本的科学是非观,因此不必担心因发展宗教而影响科学技术的发展。
    
      中国佛教的香火虽然非常旺盛,但是人们拜佛的目的是很功利的,实际上是在购买菩萨的服务——保佑自己实现很功利的目的:能够升官、生意顺利、考试顺利、找到好的婚姻对象、疾病痊愈等等。我们在寺庙里也不难看到政府官员和军队高官恳求“大师”指点前程的身影。因此,佛教在中国已经沦为一种第三产业了。
    
      中国佛教为了吸引“消费者”,只讲“保佑”,不讲“惩罚”,我去过很多寺庙,只在一个庙里看到墙上画了十八层地狱图,吓唬作恶的人,警示人们不能作恶。
    
      宗教应该恢复其本来面目:在国法和党纪之外的另外一种约束人的行为的方式:每个人现在的行为决定了他在死后的待遇(上天堂还是下地狱),来世的待遇(做人还是牛马,做男人还是做女人,做人上人还是做人下人,……),子孙后代的待遇(因父母和祖先生前的行为而受到奖赏或惩罚,……)等等。
    
      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各地文化习俗存在显著差异,为了避免中国因宗教信仰差异而分裂,中国的宗教应该继续坚持多神、泛神的原则,拜菩萨、拜上帝、拜真主、拜孔夫子、拜老子、拜关公、拜毛主席(汽车司机喜欢在车上挂毛的照片、摆毛的雕像,以保佑一路平安)、……都可以。
    
      还可以把每个人自己的祖先尊为神仙。不孝之子在父母生前再不孝敬老人,在他们死后,也会厚葬之,因为中国人觉得人死了之后就成了鬼神,拥有了无边法力,于是顿生敬畏之心。
    
      强调宗教的作用,不是要否定党纪国法的作用,而是要三管齐下。很多事情用党纪国法去管,成本很高,例如官员受贿,侦察取证非常困难;还有很多事情党纪国法管不着,例如随地吐痰。而宗教信仰可以使人自我约束,对党纪国法形成补充。
    
      我们可以继续坚持无神论思想,但应该从崭新的角度重新认识宗教,不再把宗教单纯看做是迷信活动或单纯的民众信仰,还应该把宗教看做是维护社会安定、降低社会管理成本、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工具,并加以引导。
    
    
      4,不能“解放”的错误思想:土地私有化
    
      近年来,很多人提出中国应该改变土地政策,把土地的所有权分配给农民,并且允许农民自由买卖土地。
    
      这种思想是非常错误的。目前中国农民非常穷,他们获得土地后会迅即出售自己的土地,以购买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或支付医疗费、子女学费、还债等等。大量农民集中出售土地,导致土地供应量大增,土地价格急剧下降。农民出卖土地得到的钱款则会迅速地被坐吃山空,即使投资商业或其它产业,也只是少数有能力、有经验、运气比较好的人能够成功。最终的结果是绝大多数农民手里既无土地也没有现金或其它资产,沦为彻底的无产者。
    
      中国的大城市现在还不具备吸纳大量农村劳动力的能力。在城市里无法立足的农民,如果在家乡还有土地,会返乡务农,至少不会饿肚子。但如果在家乡没有土地了,只能流落在城市的贫民窟里,成为城市犯罪或革命的基本力量。有人说:有田的农民有恒心,而无地的农民只有横心。真是非常精辟!
    
      发展现代农业,的确需要土地的合并,以现代化方式进行大规模的农业生产。但土地自由买卖并非土地合并的唯一途径。可以允许农民以土地使用权作为资本,入股农业公司,一方面参加公司安排的生产劳动,一方面作为股东参与公司的管理和分红。(请见“中国需要第二次农业合作化运动”一文)
    
    (2008年5月18日)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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