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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不能为:央校教授为“土地流转”做“社会主义包装” /苏杜 
(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10月12日 转载)
       
    
     作者 苏 杜   (博讯 boxun.com)

    
    时间 2008-10-10  
    
       
    
     (本文大意:“央校教授”对“土地流转”的“社会主义包装”很合时宜但也很失败,因为他立论的基础是“人并不是大公无私”的,在这个基础上,“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不“转向土地私有化”而何?新华网已经在欢呼“不管欢迎与否,大门已经打开——中国农业的‘资本时代’正在到来。” 李昌平之“1978以来的农村改革就是一个‘实化家庭使用权,虚化集体所有权,强化国家所有权’的过程”与“农村基层政权在中介化”的确很深刻,而“三化”“中介化”的背后推手就是大举入侵中国农业的国际资本。民主自治权没有落实或法律不能起到保护农民产权的作用,不是法律和司法制度的缺陷,而是法律与司法制度的特质。)  
    
       
    
       
    
    10月10日, 中央党校经济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徐祥临就三农话题在新华网与广大网友进行了在线交流, 新浪网转载时所加的标题是“徐祥临: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并不是转向土地私有化”,并迅速为其它大站转发。然而,我在看了几遍徐教授的解读之后,却感到十分失望。题目很有劲,也很热点,但是徐教授的“解读”却少有力气,稀汤寡水的像一碗馊稀饭。主持人单是“您认为我国在三农方面应该坚守什么?发展什么?突破什么?”一个问题就问了三几遍,徐教授王顾左右而言他,除了一口咬定“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并不是转向土地私有化”而外,到底它为什么不是私有化,不是私有化又是什么,不知道别的读者如何,我反正是横找了竖找,正看了反看,折腾了好几遍,除了重复地看到“将科学发展观落实到三农” 的极端正确原则和不断地听到亲亲热热地叫“农民兄弟”外,到底也没有弄明白为什么“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不是转向土地私有化”,我国在“三农”方面究竟应该坚守什么,发展什么,突破什么。我不得不说,博士生导师的徐教授,实在了是对“土地流转”做了一次很合时宜但很失败的“社会主义包装”。  
    
       
    
    我对徐教授所精通的“经济学”完全是门外汉,一窍不通,但面对“土地改革”这样的划时代、创未来的大改革,面对早晚深浅也要将自己与子子孙孙包裹进去的社会变革,我也就顾不得被骂作“无知无畏”的风险,豁出来一抒胸怀了。我以为,只要我们的“土地流转”是中国土地“向资本开放,向人才开放,向管理开放”(新华网:《国际资本给农业带来机遇 须防农民成利益旁观者》刘健 董振国),那末,“土地流转”就非“转向土地私有化”不可,就非出现连皇帝老儿也千方百计避免的大规模土地兼并不可,就非出现《一江春水向东流》里那样只有跳江份儿的流民不可,就非酝酿出发生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土地革命战争不可。  
    
       
    
    “土地流转”,不管它进行了怎样的“社会主义包装”,不管谁为它打起“以人为本”的旗子,也不管什么样的“党校教授”辩解它“并不是转向私有化”,它在中国目前条件下,一定是在资本,国际资本或国内工商资本,的浊流上流转的。新华网《国际资本给农业带来机遇 须防农民成利益旁观者》文中已作了这样的综览与欢呼:“国际资本和国内工商资本进入农业,这是国内外共同的市场规律,不可阻挡。目前,我国农业已形成对外开放格局,特别是在加入WTO后,对农业开放做出了一系列承诺,各项准入限制正逐步取消;同时,国内农产品市场体系已大大发展,农产品期货市场和各种现货市场已较为完备。这一切,为资本的进入铺平了道路。从发达国家农业发展的历史看,当农业发展到较高水平后,工商资本、金融资本的进入是大势所趋。目前,购买农田、化肥和运输工具,正成为国际投资者长期投资农业产品的一大趋势。进入投资者视野的目标已经有位于美国、加拿大、阿根廷和英国等地的农耕地,中国的粮库也落入了国外投资机构的视野。” “不管欢迎与否,大门已经打开——中国农业的‘资本时代’正在到来。”  
    
       
    
     人们很热衷于对地方政府“土地财政” “经营城市”的批判,对“中国农业的资本时代的到来”,对抢滩登陆中国的美国小麦,对2004年免了“皇粮国税”以来的“尿素”“二胺”价钱翻了一番半,仿佛缺少着必要的敏感。这种迟钝,让哭泣的中国大豆,这让没了中国爹娘的中国油价,这让政府总理都急了眼的中国肉价,白流了眼泪,白喊了爹娘,白添了华发。  
    
       
    
     “三农专家”李昌平概括说,“1978以来的农村改革就是一个‘实化家庭使用权,虚化集体所有权,强化国家所有权’的过程。”他概括得很深刻,我想续貂的是,这“三化”背后的推手就是资本,国际资本与国内工商资本。发展小农经济,将政府对农民的一切责任归零,将所谓“剪刀差”扩展到了极致。土地集体所有权的确被“虚化”几乎殆尽,所残余者,仅是赵家庄的土地征用赔偿不得由钱家店的村民来分享而已。在“土地财政”“经营城市”的“城乡一元化”进程中,农村基层政权,城市基层政权,村的“书记村长”或街的“书记主任”,已经转化为“土地流转中介”的“新阶层”代表。面对一年多少万起的“群体性事件”,有人问,党的基层组织和干部哪里去了?其实,答案是很简单的,党的基层组织变成了“土地流转中介所”了,“中介所”里党的基层干部成了过街老鼠,逃命去了。而“国家所有权”,所具体体现了出来的,大约就是现在已经基本上停了下来的警察部队对“土地流转”的“保驾护航”。 这项功能正在由另一支力量,由资本直接相关,为政府似乎默许的黑社会团伙来完成了。  
    
       
    
    民商法学家陈小君的概括也是很深刻的。她说:“政府容易征用村民集体的土地,不是因为产权不明晰,而是因为政府不愿意依法行政,习惯侵犯农民私有产权。村干部侵占农民土地补偿款,不是因为土地产权模糊,而是因为民主自治权没有落实或法律不能起到保护农民产权的作用,这不是土地制度的缺陷,是法律和司法制度的缺陷。” 对此,我还想续貂的是:法律与司法制度是为资本服务的,严格地说,这不是一种缺陷,而是一种特质。拆迁中的冲突,曾经属于法院不得受理范围之内。山东官员的名言是“拆迁哪有不死人的”。为三鹿“石粉”所害者,现在大约还是投诉无门的。  
    
       
    
     “央校教授”徐祥临对“土地流转”的一番“社会主义包装”,结论就是“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并不是转向土地私有化”,然而,他的立论基础却仍然是“以私为纲”。当主持人请他 “汇梳理一下农村30年的发展之路”,回答一下“中国改革开放为什么会从农村开始呢”这个问题时,徐教授以下的一段话就是一个明证。他说:“如果从学术方面讲,就是当时的生产关系严重制约了生产力的发展,忽视了广大劳动人民根本利益的需求,在社会分工体系下,作为一个人来说,首先要关心自己的利益,如果他自己的利益和诉求都得不到满足的话,就没有任何的生产积极性。以前我们有一些脱离实际的设想,把人经常说成是大公无私的,这个是脱离实际的,并不是实事求是的看法。”   
    
       
    
    说真的,我反复看了徐教授的这段话之后,对他的“博士生导师”资格很是产生了一些怀疑。请问徐教授:你对“以前”的“学术”研究,哪些“我们有一些脱离实际的设想,把人经常说成是大公无私的”了?是毛泽东,还是刘少奇、邓小平、陈伯达、杨献珍?据我所知,“以前”,并没有“我们”或者阿谁“把人经常说成是大公无私的”,恰恰相反,那时的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陈伯达、杨献珍等,如果他们就是“我们”的话,经常说的倒是人们的社会主义觉悟还不高,意识形态领域中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根本解决,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 要狠斗“私字一闪念”,等等。“大公无私”不过是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陈伯达杨献珍等这些“我们”大力提倡的一种社会风尚而已。如果徐教授有兴趣解读一下刘少奇同志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还可以找出刘主席不少的“斗私”言论来。总而言之,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陈伯达杨献珍这些“以前”的“我们”,其“脱离实际的设想”是徐教授“从学术方面”给他们加上去的,如果他们“把人经常说成是大公无私的”,他们还搞的哪门子共产革命呀? 北京大学的张维迎教授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就研究出了“国家所有制下的企业家不可能定理”,我最近两天也验证了一个“公式”:当10%的博士生需要“召回”时,90%的博士生导师则为假货。  
    
       
    
     不过,我并不是想在这一点上与徐教授争个黑白分明,也不是要为徐教授之“以前我们”喊冤叫屈,更不是想在张维迎或徐教授之前第一个成为“经济学”的中国诺奖得主,我想直接指出的是:徐教授拉“以前我们”垫一下背,不过是想证明他的“作为一个人来说,首先要关心自己的利益”的“符合实际”的、“实事求是”的“学术观点”正是他立论的基础。徐教授通篇想做的,无非是想给“土地流转”作一番“社会主义包装”, 以企论证“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并不是转向土地私有化”,为“构建特色理论”做出一番新贡献,但他所有“论证”,却竟然以“作为一个人来说,首先要关心自己的利益,并非大公无私”为基础,此言此行,真是非“指鹿为马”无可比肩者! 在此基础上,“土地流转”不“转向土地私有化” 而何?  
    
       
    
    如果“央校教授”解读立论胡涂混乱到这般地步尚可看作是“个人行为”,那末,主流媒体也用这种东西来为主流张势,也就太遗笑天下了。这不是让人们更加看清了“土地流转” 这股祸水到底要流向哪里了吗?自然,在这种时候,“特色理论”通常要复归于“不争论”、“让实践来证明”的邓小平理论“原生态” 的,这是另一位叫石仲泉的理论家告诉人们的。然而,如果真用这样的“社会主义包装”来统一国人认识,呼吁万众一心,不是更加“非不为也不能也”了吗?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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