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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资本与城市居民的政治参与/胡荣
(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12月09日 转载)
    
    ... 四、讨论与结论
     (博讯 boxun.com)

     以上根据问卷调查数据分析了厦门市居民政治参与的情况以及社会资本等因素对政治参与的影响。从研究结果可以看到,现阶段城市居民的政治参与方式日益多元化,既有为自己或同事的利益去找单位领导这种较为传统的接触方式,也有通过网络发表观点这种新的参与方式;既有参与人大代表选举这种制度化的参与,也有上访、投诉甚至是请愿等较为激烈的参与方式。概括来看,目前城市居民的政治参与的多元化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原有的通过找单位领导的个人接触仍然是重要的参与方式。在长期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单位制”使得城市居民高度依附于所在的工作单位,形成单位办社会。工作单位不仅仅是一个经济组织,它除了给予人们各种福利,同时承担着政府的某些职能以对单位成员进行管理(参看Walder ,1991 ;Bian ,1994) 。个人职务的提升、住房的分配以及各种各样的福利都是与单位联系在一起的。这使得单位对城市居民的重要性要远远大于他们居住社区的重要性。因此,那时候,更多单位成为人们利益表达的重要场所,找单位领导成了一种政治参与的重要方式(参看Shi ,1997) 。改革几十年来,“单位办社会”的情况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得到改变,城市社区的建设也取得了一定成绩,但单位仍然控制着相当多的资源,因此许多问题仍是通过找单位领导这种政治接触的方式才能得到解决。
     第二,新的参与方式不断涌现,网络成为城市居民表达意见的一个重要平台。随着网络的普及和网民的增加,更多的城市居民借助网络表达利益、参与决策,从而形成影响政治过程的“网络政治参与”。中国的网络开始成为继传统大众传媒之后又一重要的民意表达管道,中国公民的网络政治参与表现得异常抢眼,成为了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大亮点。当网络中分散的公民意见通过网络横向互动整合成整体性声音的时候,民意便开始有了力量,并可能对现实的政治生活产生重大影响,从而强化了中国公民通过网络积极参与政治的行为。
     第三,地方人大代表选举的重要性日益显现。目前中国基层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并不是十分完善,城市居民参与人大代表的选举十分有限;基层的人大制度也存在一些问题,如民主和平等的选举原则有待深入贯彻,选民对代表不便进行有效监督等(王小彬,2001) 。虽然基层人大代表的选举远不如农村村委会选举激烈,但随着人大制度的完善,参与这一选举的选民会越来越多。我们这次调查表明,城市居民中参与基层人大代表选举的比例虽然远低于农村村委会选举,但要高于农村人大代表选举的参与率。目前中国的基层人大代表选举制度正在转型,如2003 年4 - 5 月间,在深圳市出现了十多个选民在官方提名之外要求独立参选人大代表的事例,在全国范围内提出了一个进行基层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制度改革的要求,这种要求在全国以致中央都引起了积极的反应。这些事件在当前中国基层政治发展中具有重要的符号象征意义,标志着中国的民主政治正向新的阶段迈进。当然,要使选举成为居民重要的政治参与渠道,还有待于进一步发挥人大代表的作用,以及进一步扩大代表的直选范围。
     本项研究的另一个发现是社会资本对于政治参与有着非常积极和正面的作用。在预测政治参与的3 个模型中,无论是维权抗争因子,还是利益表达因子,或是选举参与因子,在加入社会资本的诸因素后,模型的解释力有了很大提高,这表明城市社区的社会资本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促进城市居民的政治参与。而在社会资本的各个因素中,社团的参与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在回归模型的分析中,不同类型的社团参与都对三种政治参与方式或多或少产生积极的影响。城市居民政治参与多元化是中国社会结构深刻变革的反映。在传统社会主义体制中,全部社会资源都控制在国家及政府手中,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之外,几乎不存在自由流动的资源和自由活动的空间。国家通过严格的户籍制度和“单位制”等手段,将所控制的社会资源分配至个人,从而形成对个人控制。改革开放以后,单一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发展成为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局面,收入分配的贫富差异和利益分化加速。同时,随着经济成分的多元化,单位制度逐步解体,从原有的体制中和边缘处产生了一些新的社会群体或阶层,中国社会变得更具流动性了。各种各样的民办企业、外资企业,以及各种中介性的社会团体等也逐渐发展起来。这些社会组织或群体不再受国家的直接控制,其占有资源和社会地位也不是国家分配的结果。正是这种社会变革导致了现阶段城市居民政治参与的多元化。
     与这种社会结构的变化相对应,自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居民的社团参与情况已经有了很大发展。我国社团组织数量迅速增长,1988 年至2003 年年均增长速度达到34 %(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2005) ;另据民政部统计数据,截至2008 年第一季度,我国共拥有各类社会团体21万个,民办非企业单位1714 万个,基金会1341 个(民政部,2008) 。但是,我国的社团组织还是不够发达。发达国家和地区每万人拥有的非营利组织一般都有十多个以上,其社团发展相当成熟,规模相当庞大,在西方社会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我国每万人拥有非政府组织数量仅211 个,不仅远少于发达国家,而且与一些发展中国家相比也差距较大。因此,要更好地推进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不仅需要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让人民有更多的渠道参与政治,还需要培育更多的社团和中介组织,因为这种与社团参与相联系的公共精神或社会资本,才是民主政治发展的稳定力量。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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