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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守亮:再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及其研究的史学意义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2月07日 转载)
    
    ——与杨师群先生再商榷
     (博讯 boxun.com)

    杨师群先生在《浙江社会科学》2006年第4期上发表《再论明清资本主义萌芽是伪问题——答曹守亮先生》(以下简称杨文)一文,对拙文《比较方法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与杨师群先生商榷》(载《浙江社会科学》,2006年第1期)中请教的问题给予了回答,对其观点作了进一步的阐述,澄清了一些模糊认识。这是不容抹杀的。同时,他对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及其研究的意义提出了不同看法。笔者认为其中有一些问题仍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在此提出以就教于杨先生和史学界的朋友。
    
    
    
    一、如何看待资本主义的萌芽及其发展过程中的不同阶段
    
    
    
    杨文的论点是鲜明的:明清资本主义萌芽是伪问题,因而其研究的史学意义也就不应该“拔得很高”。在该文中,杨先生重点从中西方专制王权对工商业经济发展所起的完全不同的历史作用、中西方私有产权的有无对自由雇佣劳动的影响等方面,阐述了明清资本主义萌芽是伪问题的观点。杨文通过中西比较的方法,得出如下结论:“西欧专制王权为维持其官僚机器与宫廷豪华生活的费用,越来越依靠工商业税收;同时王权在同封建割据势力的斗争中,也需要城市资产阶级的支持。在这种财政与政治的需要下,各国王权实行着扶植工商业、发展海外贸易的重商主义政策。”①接着,杨先生用了较大篇幅论述了中西专制政权、私有产权的有无,对工商业经济发展所起的“截然相反”的历史作用。这是不是在论述明清资本主义萌芽是伪问题,抑或说中国为什么不能产生资本主义萌芽呢?笔者认为就杨文来看这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原因在于:杨先生在引文中明确提出西欧专制王权需要城市资产阶级的支持,并且与城市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共同反对封建割据势力。这就说明在与专制王权联合之前,城市资产阶级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由弱小到逐步壮大的发展过程。联系到杨先生对资本主义萌芽的界定:“西欧中世纪的资本主义萌芽,实为其社会所孕育着的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各式完整基因在内的有机胚胎,主要以西欧中世纪城市为载体”,是“一个以城市为核心的组织齐备而发育全面的社会系统构造”,②我们可以看出,杨先生界定的资本主义萌芽很显然是资本主义因素发展到一定程度,连封建专制王权都要与之联合,获得其支持的发展形态,而非封建社会内部产生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最初形态。按照事物产生、发展的常识,我们知道一个新生事物产生之初不可能是各项结构完备无缺,各种功能发育全面的形态。这对于一个社会形态来说尤其如此。很显然,这是一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程度上的界定,也就是说只有达到了杨先生界定的发展水平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才能称之为资本主义萌芽。否则,便不能称之为资本主义萌芽。正是在这样的学理基础上,杨先生才得出了明清资本主义萌芽是伪问题的结论。
    
    那么,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产生于西欧封建社会内部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最初形态,也就是城市资产阶级从产生到与王权联合之前的这一阶段,应该怎样称谓呢? 杨文没有涉及。杨先生在其它文章中从市民阶级、资产阶级形成的角度还是有所阐述:“大概十世纪前后,西欧各地工商业城市陆续兴起,随之市民阶级也逐步形成。……同时,城市的各项的制度也基本勾勒出了它的雏形,为日后西欧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发展,乃至资本主义的诞生,准备了必不可少的社会条件,其中市民阶级起着举足轻重的历史作用。”③而这里的“市民阶级”的形成与上文所引的“城市资产阶级”的产生应该有一种密切的联系。能否说这些市民阶级就是这些城市资产阶级的前身呢?学术界已经对这个问题给予了肯定的回答。例如有的学者主张:“中世纪的市民阶级是资产阶级的前身,它主要由富商和富裕的手工业者构成。”④再比如:“市民首先完全地应用法律来保护简单的商品生产……把目光投向市场,把简单的商品生产变为扩大再生产,从而使资本主义生产从封建母体内脱胎而出,这样,在资本主义萌芽时,这些市民也逐渐资产阶级化。”⑤类似的观点在杨文中也得到了有力的体现。杨先生指出:“如果说西欧市民阶级在向资产阶级的进化路途中,得到政治权力的一定保护和鼓励,从而开辟出资本主义之路,那么,中国市民阶级则在政治权力的压抑下,谈不上有实质性的成长。”⑥这里我们是否可以认为市民的资产阶级化和资本主义萌芽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据此,笔者把市民阶级的形成与否看作是封建社会内部是否产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最初形态的重要标志之一⑦,这应该距离杨先生关于这个问题的思想主旨不会有太大的偏离。照此逻辑,我们则看到杨先生对资本主义萌芽的另外一种理解,也就是不同于先前他所界定的资本主义萌芽的理解。其一,此处杨先生要告诉人们资本主义萌芽似乎可以理解为西欧市民阶级在政治权力的保护和鼓励之下的进化、发展过程,而这个过程的起始很显然不仅包括杨文中所明确界定的资本主义萌芽,而且还包括其前的发展状态。现在的问题是,究竟哪一种界定更科学呢?其二,既然西欧的市民阶级向资产阶级的进化过程可以称之为资本主义萌芽,为什么中国市民阶级⑧自产生之后存在、发展、变化过程就不能称之为资本主义萌芽呢?如果说中国的市民阶级的发展水平没有达到杨先生在《明清城镇不存在资本主义萌芽》一文中所界定的发展水平不能称之为“资本主义萌芽”的话,那么杨先生将与中国明清市民阶级相仿发展程度的西欧市民阶级的发展状态,显然包括在了资本主义萌芽之中,又该作何解释?倘若杨先生认为笔者关于中西市民阶级的评价和推论不符合其思想主旨的话,那么依据杨先生的定义理解,杨文就是对西欧资本主义萌芽为什么能够发展成资本主义的阐述,而非明清中国未能产生资本主义萌芽的论述。
    
    事实上,以资本主义萌芽最终没有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为依据否定资本主义萌芽的存在,在逻辑上是存在问题的。史学界早就有学者对类似的观点提出批评。⑨ 若此论可行,我们就可以否定意大利、尼德兰、德国的资本主义萌芽的存在了。因为这些地区的资本主义萌芽最终也没有发展起来,这些地区的资本主义也不是原生态的。史学界有学者这样批评类似的逻辑思维方式:“黄仁宇关键的误区就是把所谓工商业看得过重。把成熟时期的资本主义各种制度非要强加到明末,不懂得社会制度是由于社会发展的需要和社会阶级的利益演化而来的这一根本性的原则,这正是黄仁宇犯的错误,把资本主义制度演化固定化,模式化,把成熟时期的英国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作为唯一的标准来衡量其他地区和其他文明国家。”⑩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也有着发展程度的不同。对于不同发展程度的资本主义萌芽不论是东方还是西方都应该给予实事求是的说明,而不应该厚此薄彼。这一点正如20世纪八十年代的学者所言:“资本主义萌芽本来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也不是必然产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可靠保证,换句话说,有了资本主义萌芽不一定会发展到产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地中海沿岸城市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后来低地国家沿岸城市的历史又证明了这一点,中国的情况更证明了这一点。”⑾我们从引文中是否可以得到如下启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是存在着本质上的区别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存在并不能改变封建社会的性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存在则说明封建社会内部发生了局部的质变,产生了局部的经济和政治实体。而资本主义则意味着一种社会形态和基本制度的建立。看不到上述资本主义萌芽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区别,就容易影响研究者作出恰当的判断。
    
    
    
    二、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的史学意义及方法
    
    
    
    杨文把笔者对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的史学意义的第一点归结为“一个真正的国际性的学术问题”,与笔者的认识是有出入的。笔者在文章中明确指出:“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的持续与深入,在很大程度上使明清史研究,尤其是明清经济史研究,成为一个真正的国际性的学术问题。”⑿很显然,这里笔者有两点需要重新申明:一,笔者强调的是明清史,尤其是明清经济史成为一个真正的国际性的问题。二,研究资本主义萌芽是为了研究中国明清史,尤其是明清经济史,而不是相反。资本主义萌芽研究所昭示的仅是一种研究经济史的思路和方法而已,远非研究的终极目标。杨文对笔者关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的史学意义的批评主要可以概括为:现在已经没有多少学者在研究,尤其没有得到外国学者的首肯,所有评价过高、认为资本主义萌芽研究是建立在“欧洲中心论”的基础之上的、总体上看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的方法是以论带史。这些批评笔者认为均是可以进一步探讨的。兹分述之。
    
    第一,综观整个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的始末,我们就会发现对这一问题予以关注的并不仅仅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其他史学家、台湾学者甚至是西方学者也给予了相当的关注。
    
    比较著名的有台湾中央研究院研究员刘石吉,他这样分析道:
    
    明清时代江南地区兴起的市镇,可以说是当时“资本主义萌芽”的主要发源地,这几乎是前此学者所共同接受的观点,综观明清江南市镇历史的发展:宋代以来,直到十五世纪末年,可以说是它的萌芽与形成时期;十六世纪以后,其成长与发展已十分明显。1500—1800的三百年间,地方志资料显示这是一段市镇稳定成长时期,尤其在正德、万历以迄乾隆年间,市镇的数量平均增加1—2倍以上,而且有许多市镇达到空前的繁荣。这与明末以来江南一带商业资本主义萌芽,及清初全国统一,恢复安定、和平与社会经济繁荣有密切关系。许多市镇在明清之际,由一个乡村聚落,快速的发展成为地方贸易的中心,且往往成为数千或万户人口的大市镇。这些大市镇多数分布在苏州府城附近及邻近各县。十八世纪苏州米市及商品经济之繁盛,可推知彼时正是苏州发展至最高峰的时代,而其临近各市镇,亦多受苏州商业机能的影响而肇兴。⒀
    
    
    
    这是作者参加全美中国研究学会(AACS)1987年年会宣读文稿中的一段话。作者在这次会议上宣读论文之后的反响如何,我们不得而知,能够把这一题目确定为国际学术大会的选题本身,似乎也就昭示了这一研究课题所具有的世界性。⒁明清史的研究越来越成为世界性的历史分支学科,与众多的学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和关注是有着相当大的关系的。
    
    刘石吉在另一篇文章中的论述也值得关注:
    
    近世以来,中国城市发展的过程中,江南地区,尤其是太湖流域及沿长江三角洲各地,无疑居于最显著的地位。这因为江南地区自唐宋以来即已成为中国经济史上的枢纽地带;无论就人口、税额、农业生产与商品经济,甚至人文政治的发展,在全国都是首屈一指的。随着宋代工商业的发展,原有乡村地区的草市逐渐演变为商业性的聚落;而军事性及以行政机能为主的城镇也渐次蜕化为工商业的据点。明清以来,商品经济的发展与商业市镇的兴起,在江南地区更是普遍与突出的现象;经济结构在此起了大变化,初期的资本主义业已萌芽发展。19世纪中叶西方经济势力冲击到中国沿海,及近代通商口岸都市出现之前,江南地区“近代化”(不是“西化 ”)的程度已达到相当的水平。从事研究中国的“传统内变迁”,这地区提供了极佳的范例。⒂
    
    
    
    作者在这段叙述中有以下三点值得注意:第一,它在很大程度上否定了有些学者,尤其是对中外城市作比较的学者所持的中国的传统城市是政治、军事据点而非经济中心的结论。第二,作者指出了在此基础上“初期的资本主义业已萌芽发展”,而这种萌芽就是近代化的开端,它与“西化”有着本质的区别。这与时下有的学者一提到“资本主义萌芽”研究,尤其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资本主义萌芽”研究就但简单地归结为“欧洲中心论”,就得出那些时期的研究者是在拿所谓的“五种生产方式”来绳矩中国历史的论断相比,确实是值得深思的一件事情。第三,在上述“资本主义业已萌芽”的地方,刘石吉还有一个注释,可以约略反映出中国大陆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学者在这一领域的研究所带来的影响。其全文如下:
    
    详细分析可参看以下各书:《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集》(上、下1957年版,续1960年版);《明清社会经济形态的研究》(1957年版);傅衣凌:《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人资本》(1956年版);《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1957年版)各书所收论文。关于这方面的研究介绍与评论,可参看:田中正俊:《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序说》(东京,1973年版,205—241页)Albert Feuer Werker,“China’s Modem Economic History in Communist Chinese Historigraphy”,The China Quarterly22(1965),PP.31—61。⒃
    
    
    
    在此我们大致可以看到,研究明清史的台湾学者对大陆史学界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研究成果的关注与重视。国外的研究介绍与评论则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学者的“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所产生的国际影响。即便是主张“冲击——反应”模式的费正清,在20世纪80年代后也部分地修正了自己的观点,承认自己的中国史观并非无懈可击,并在《中国新史》(China:A New History)和再版《美国与中国》中对自己以前的观点进行了修正,承认中国近代化主要是基于中国自身的内在生命和动力,西方的影响是有限的。⒄而费正清的学生美国学者罗兹·墨菲在其《亚洲史》中则这样评价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的研究:“1970年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把明代的这些发展趋势称为‘资本主义早期的萌芽’,这些见解是非常合理的。”⒅很显然这里的1970年代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之误。与现在大陆的一些史学家相比,在对“资本主义萌芽”的重视和评价方面,我们倒是觉得台湾学者,甚至西方学者更像“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了。根据以上分析,笔者认为,把明清史研究,尤其是明清经济史研究,称为“一个真正的国际性的学术课题”,也许并不为过。
    
    第二,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的学理基础。杨先生认为笔者对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的学术意义评价过高,是一厢情愿,还认为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本来就是建立在“欧洲中心论”的基础之上的。笔者认为这样的论断可以进一步商量。首先,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的初衷看,反对“西欧中心论”的意义是显而易见的。例如有的学者指出:“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以后,我国学术界曾经开展过一场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大讨论、大论战。在论战中,出现了所谓中国社会的发展完全是由外来原因决定的‘外烁论’、中国社会发展极其缓慢的‘停滞论’以及中国早已进入‘商业资本主义’阶段等说法。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学者为了批驳这些歪曲中国历史的荒谬观点、深入研究中国社会的性质,便触发了对封建社会内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⒆在这种情况下,当时中国学者所从事的资本主义萌芽研究即使不把它称之为反对“西欧中心论”,也是很难划人“西欧中心论”的范畴的。其次,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的时代大背景看,把这一时期的研究归结为建立在“欧洲中心论”基础上的论点是不恰当的。英国著名史学家巴勒克拉夫在写欧洲以外地区的历史学的时候这样写道:“跳出欧洲,跳出西方,将视线投射到所有的地区与所有的时代”;⒇这种新的历史观认为:“世界上每个地区的各个民族和各个文明都处在平等的地位上,都有权利要求对自己进行同等的思考和考察,不允许将任何民族和任何文明的经历只当作边缘的无意义的东西加以排斥。”[21]或许只有以前那些被当作“边缘的和无意义的东西”的民族或文明,能将自身及其历史与其他文明进行“同等的思考和考察”的时候,它们才有可能处于大致“平等的地位上”。重读巴氏之论,反观中国19世纪中期以来的历史以及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研究,我们是否可以认为,整个资本主义萌芽研究不仅要求别人,而且也很大程度上实践了将中国历史与其他民族作“同等的思考和考察”的“新的历史观”呢。这种“新的历史观”显然与“欧洲中心论”,是有着根本的区别的。最后,20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人们对比较研究的学理基础有了更深入的认识,这对我们认识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具有相当的启示意义。有的学者指出:“古代各国、各个社会虽然千差万别,但在大致相同的生产水平和经济条件下,它们的政治、经济、社会各种形态的结构应该是大致相同的,它们的发展趋向也应该是类似的;当然,这种普遍性是寓于特殊性之中的;各国、各民族的历史发展会表现出自己的特点,我们应该透过这些特点,看出其本质的相似之处。”[22]上述引文尽管是在阐述对历史比较的看法,但在笔者看来,这对深入认识资本主义萌芽研究,尤其是比较研究所产生的积极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今天看来,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研究和认识是否恰当完全可以进一步讨论,而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研究笼统地归结为建立在“欧洲中心论”基础之上,显然是不得要领。这是因为,我们在反省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理论的缺点和局限的同时,还应该注意到的一点是:认为任何国家都不可避免地按照五种社会形态理论依次更迭发展,当然是不正确的,然而这其中所包含的理论基础却有其合理成分的,那就是人类社会的发展除了具有其特殊性、多样性之外,还具有共同性:人类社会是一个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的具有连续性的过程,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表现出不同的特征,在特定的历史阶段人类社会中的几大主要文明形态表现出了相同性或相似性。有的学者将这个理论概括为整体决定部分的原理。[23]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内,尤其是世界历史进入到中世纪以来的发展进程中,各个主要文明形态所面临的问题大致是相同的。而对这种共同性、相似性的认识,在以往的研究中,尤其是在关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批评者的研究中,常常被批评所遮蔽了。当然,如何认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理论并给予科学评价,尚可以继续讨论,有一点可以肯定:对这种理论之局限性的批评与否定,并不能代替对这种理论之合理成分的发掘。之所以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不断有论批评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研究,并把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研究归结为建立在“欧洲中心论”基础之上,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对这个理论基础存在模糊认识。从这个意义上出发,关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比较研究应该说是一个值得尝试的课题。20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即便是在对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批评最严厉的时候,仍有人坚持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 [24],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这种合理性之所在。进入21世纪,有的学者在综述了整个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学术研究与论争之后,说出的下列这段话也是耐人寻味的:“时至今日,许多学者都在讨论中国史学理论模式的‘本土化’问题。的确,建构中国式的科学的史学理论体系可谓是一件功在千秋的伟业。但这项工程的建成又决非一朝一夕之事。它需要几代史学工作者的艰辛探索,需要对各种理论作出准确的判断和分析,需要冷静地思考和体悟本土经验,更需要借鉴和反省前人的得失成败。从这个意义上讲,回顾和总结资本主义萌芽研究的发展历程、经验、教训,无疑会带给我们许多启示和思考。”[25]这里,赵文很显然是把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以及对这些研究的反思看作是建构中国式的科学的史学理论体系进程中重要的一环,它是几代史学工作者的艰辛探索,更是对本土经验的冷静思考和理性体悟。对于这样一个重要的学术现象无论如何是很难用“建立在欧洲中心论基础上”笼统论之的。此外,对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是否完全脱离“西欧中心论”影响这一课题,笔者认为从时代的角度加以探讨[26],或许得出的结论更容易为学术界接受。
    
    第三,关于整个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的方法问题。杨文指出: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在经济理论和计量方法方面,或许有些微的收获,然而从总体上说,这种以论带史的研究方法给史学理论所造成的危害,应该引起理论工作者的警觉,从中吸取深刻的教训。”[27]杨先生指出理论工作者应该清算以论带史给史学研究带来的危害无疑是正确的,但问题可议之处在于“以论带史”是否就是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最为主要的方法呢?英国学者巴勒克拉夫曾这样评价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经济史研究:“1949年以后中国历史研究的进展从整个来说十分可观。普遍认为中国今天的历史研究比过去任何时期更加‘灵活’,更少‘僵化’,其基本方法更加充满活力,对历史上起作用的各种因素掌握得更加全面。”[28]以上引用的是巴氏对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历史研究状况的总体评价。而对于这一时期的经济史研究,他指出:“即使对中国的历史研究作无情批判的人也对它那数量浩大的新成果和积极的成就有深刻印象。尤其在经济史方面,‘许多新领域已经开辟,与过去的情况相比,现代中国的经济史写作已经在成熟的理论水平和全面地掌握反映实际状况的资料上奠定了基础。’大量的新文献资料已经可资利用,这是公认的。”[29]而在此时,巴氏所论很显然包含了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当然我们也不应该讳言这一时期资本主义萌芽研究的时代局限。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在当时的社会政治环境下,历史学家们不敢明言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难于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社会,而反复地强调这种萌芽的脆弱、曲折乃至夭折,这是十分正常的,也是非常值得同情和钦佩的。”[30]我们可以说这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学者的时代局限,但却不能够由此否定他们探索的科学性和严肃性。应该说能够体会到前辈学者的这些苦衷的当代学人并不多。可以说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学者回答了那个时代提出的问题。今天看来这些研究存在这样那样的局限和不足是事实,但当时学者敏锐地注意到了明清时期中国社会所发生的深刻变化,并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对这些历史发展、变化的关节点进行研究,提出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学术论题是值得肯定的。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深入发展趋势,尤其是比较趋势的发展状况来看,把这一问题的研究归结为建筑在“欧洲中心论”基础之上是不恰当的。当斯大林五种生产方式说的局限性成为史学界共识之时,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仍能成为八十年代的学术界讨论的热点[31]。还有学者指出:“讨论基本都是在纯学术的轨道上进行,较少夹杂有非学术的因素,比如大家不再把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与《红楼梦》生拉硬扯在一起,不再把学术与政治问题搅合在一起;某些禁区开始突破,思想更为活跃,提出了很多新思想、新问题、新观点和新方法;不再纠缠于概念的争论和局限于对经典的论证,而是开拓了许多新的研究领域,更多地开始进行实证研究,比如深入地探讨某一地区、某一行业部门内的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视野大大拓宽,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较多地进行中西比较研究,主要是中国与西欧的比较,二是扩大了史料的运用范围,诸如档案、碑刻、契约及实地调查材料等被广泛地运用到实际研究中。”[32]以上引文,我们很难认为这些研究与“欧洲中心论”有什么必然的联系,似乎也不能认为其研究方法是“以论带史”概括的了的。倒是杨文对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不幸给人留下了这种印象。[33]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研究,差不多贯穿了整个20世纪,倾注了几代学者的心血和汗水,它已经成为中国现代史学上最可宝贵的理论遗产之一。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对于今天和明天的史学工作者而言,开放的心态和观念的更新固然是科学发展的必需,然而老一辈史学家开拓出的一片沃土,一方天地,以及他们的治学精神和人格风范,都将是一笔弥足珍贵的永恒的财富。”[34]这才是今天的史学工作者对前辈学人应该采取的态度,而不应该把这些探讨视为“捕风捉影的文字游戏”[35],把相应的时代视为“不堪回首的年代”[36]。在前辈学人探讨的基础上,对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进行再研究,以及对以往的研究进行反思,进而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是当代史学研究者面临的重要课题。但如何进行研究、怎样进行总结确实是值得深思的问题。
    
    
    
    注释与参考文献:
    
    ①杨师群:《再论明清资本主义萌芽是伪问题——答曹守亮先生》,《浙江社会科学》,2006年第4期。
    
    ②杨师群:《明清城镇不存在资本主义萌芽——与西欧中世纪城市的比较研究》,《浙江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
    
    ③杨师群:《宋代城镇工商阶层述论——与西欧中世纪城市市民的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1997年第1期。
    
    ④林泽荣:《论资产阶级在世界中古史的作用和地位》,《哈尔滨师专学报》,1996年第4期。
    
    ⑤王玉芝:《试论西欧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蒙自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13卷第3期。
    
    ⑥杨师群:《再论明清资本主义萌芽是伪问题——答曹守亮先生》,《浙江社会科学》,2006年第4期。
    
    ⑦ 笔者作出这样的判断,除了参照上列杨先生有关的论述外,还参照学术界的相关研究成果。关于市民阶级在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已经有学者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例如张跃、王天龙指出:“近代出现的‘资本主义经济’,其本质是‘市民主义经济’。市民主义经济的产生是由于西欧近代市民社会的出现。”他们把资本主义产生、发展,乃至确立的过程看成是“欧洲中世纪自治城市的出现、市民阶级的产生、市民意识的形成和市民主义经济的成熟及其扩张。”(张跃、王天龙:《城民、市民、市民社会与市民主义经济》,《生产力研究》2006年第4期)。
    
    ⑧关于中国的市民阶级,我们通过杨先生的《宋代城镇工商阶层述论——与西欧中世纪城市市民的比较研究》和上述引文可以看出,杨先生是主张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的即由宋代的工商阶层发展到明清时期的市民阶级。此外,杨先生在《再论资本主义萌芽是伪问题——答曹守亮先生》一文也明确主张明清时期中国存在市民阶级的,并使用了这一概念。“如果说西欧市民阶级在向资产阶级的进化路途中,得到政治权力的一定的保护和鼓励,从而开辟出资本主义之路,那么,中国市民阶级则在政治压抑下,谈不上实质性的成长。”
    
    ⑨赵晓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学术研究与论争》,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216页。
    
    ⑩一道闪电:《明末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兼批黄仁宇》, http://www.wyzxwyzx.eom/Article/Classl4/200609/10203.html。2006年10月22日。
    
    ⑾傅筑夫:《有关资本主义萌芽的几个问题》,田居俭、宋元强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上,巴蜀书社1987年版,第477页。
    
    ⑿曹守亮:《比较方法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与杨师群先生商榷》,《浙江社会科学》,2006年第1期。
    
    ⒀刘石吉:《明清市镇发展与资本主义萌芽——综合讨论与相关著作之评介》,《社会科学家》,1988年第4期。
    
    ⒁ 参见石锦:《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研究理论的评价》(杜念中、杨君实编:《儒家伦理与经济发展》,1989年台北版);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1986年中华书局版);布罗代尔:《商业的运转》(Femand Braudel,The Wheels of Commerce,Civiliation and Capitalism 15—18th Century,vol,Ⅱ,1979,New York)。转引自罗荣渠:《现代化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47页,注释①。
    
    ⒂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地区的专业市镇》,《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2页。
    
    ⒃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地区的专业市镇》,《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页。注释②。
    
    ⒄王新谦:《对费正清中国史观的理性考察》,《史学月刊》,2003年第3期。
    
    ⒅[美]罗兹·墨菲著,黄磷译:《亚洲史》,海南出版社、三环出版社2004年版,第296页。
    
    ⒆田居俭、宋元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研究述略》,《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上册,巴蜀书社1987年版,第1—2页。
    
    ⒇[英]巴勒克拉夫:《处于变动世界中的历史学》,转引自张广智:《“放眼世界,展示全球”——巴勒克拉夫的世界史理论与实践(代序)》,《当代史导论》卷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版,第7页。
    
    [21][英]巴勒克拉夫著,杨豫译:《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58页。
    
    [22]邹兆辰:《历史比较:探寻真正世界性的历史普遍规律》,《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34卷第1期。
    
    [23]周谷城:《中外历史的比较研究》和《封建长期,似乎不长》,《周谷城史学论文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78—85页和第279—284页。
    
    [24] 关于这方面研究的代表性著作则有:郝侠君、毛磊、石光荣主编:《中西500年比较》,中国工人出版社1996年版;马克垚:《中西封建社会比较研究》,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汪敬虞:《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发展》,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年版;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马克垚主编:《世界文明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厉以宁:《资本主义的起源——比较经济史研究》,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等。尽管这些著作多不是研究资本主义萌芽的专门之作,但著者均把资本主义萌芽当作经济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均有专章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探讨,提出许多有价值的观点。这是读者应该引起注意的。此外,关于资本主义萌芽研究的区域个案分析、比较发展趋势、体制外产生途径的探索等,都是昭示出中国史学界对这一问题研究的新面貌,笔者另有专文探讨,在此不再赘述。
    
    [25]赵晓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学术研究与论争》,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220—221页。
    
    [26]张和平:《从韦伯的社会学假说看资本主义萌芽与清代社会》,《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1期。
    
    [27]杨师群:《再论明清资本主义萌芽是伪问题——答曹守亮先生》,《浙江社会科学》,2006年第4期。
    
    [28][英]巴勒克拉夫著,杨豫译:《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222页。
    
    [29][英]巴勒克拉夫著,杨豫译:《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217—218页。
    
    [30]陈支平:《历史学的困惑》,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46页。
    
    [31] 有的学者把20世纪七十年代末至20世纪八十年代末称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的第三个时期。他指出:“文革结束后,学术界再次焕发生机,中断的学术研究又开始接续。在史学界重点批判封建专制主义及讨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原因的过程中,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再次受到人们的关注,这一时期发表的相关论文亦有二百篇左右,专著和论文集有多种,参加讨论的学者广泛,包括史学界以外的其他学科的学者。”参见仲伟民:《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的学术史回顾与反思》,《学术界》,2003年第4期。
    
    [32]仲伟民:《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的学术史回顾与反思》,《学术界》,2003年第4期。
    
    [33] 杨文首先通过对西欧资本主义萌芽的分析,得出资本主义萌芽的概念界定,然后通过阐述王权、自由雇佣和私有财产等因素是如何有利于西欧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然后又抽取明清原始材料印证明清中国是如何不具备这些因素。杨文所运用的《明史》、《明实录》、《明会典》等原始材料有20种之多,可惜的是,杨文对这些材料除了堆砌、罗列之外,鲜有细致、深入的分析。作者的结论与其说是从这些原始材料中得出的,到不如说是从西方材料的解读中得出的。这些原始材料与其说是在证明中国不能产生资本主义萌芽,不如说是在佐证西欧的资本主义萌芽为什么能够发展成资本主义。从杨文的题目看,我们有理由认为杨先生应该把论述的重点放在对明清时期的原始材料的解析上,但从作者论述的实际来看作者阐述的重点不是中国而是西欧,这似乎也能够比较清晰地看出这种以西方之论带中国之史的痕迹。涉及到杨文的研究方法,笔者认为杨文有避重就轻、偷换概念之嫌。例如,在回答笔者对其提出的“尤其是海外贸易,受到统治者海禁关闭(似乎应该是‘闭关’ ——引者注)政策的压抑,几乎谈不上稳定的海外市场”的质疑时,作者却说:“这方面学者们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关观点的差距相当大,没有必要也不可能统一思想。”再比如:笔者在商榷文章中指出了杨先生对“中世纪”运用的泛化,指出了“中世纪”不等于“封建社会”的常识时,而杨文却以历史分期来反驳,可谓是“风马牛不相及”。再比如:笔者在论述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的意义时命名指出“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的持续与深入,在很大程度上使明清史研究,尤其是明清经济史研究,成为一个真正的国际性的课题”,杨文却莫名其妙地把笔者强调的“明清史研究,尤其是明清经济史研究”偷换为“资本主义萌芽研究”。此外,如果说对于和自己的观点完全相左的学术观点,在文章中“不置一辞”,是“很自然的事,不能算作研究方法的错误”的话,而在同一文章中大量引用相同作者的同一著作中的有利于自己观点的做法,是否说明杨先生在学风方面有让人难以苟同的地方呢。
    
    [34]赵晓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学术研究与论争》,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216页。
    
    [35]杨师群:《明清城镇不存在资本主义萌芽——与西欧中世纪城市的比较研究》,《浙江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
    
    [36]杨师群:《再论明清资本主义萌芽是伪问题——答曹守亮先生》,《浙江社会科学》,2006年第4期。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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