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评论] 页面有问题?请点击打印板-》打印版                  [推荐此文给朋友]
[博讯主页]->[大众观点]
   

利益集团争斗与大清王朝灭亡/楚双志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2月27日 转载)
    
     1912年,统治中国260多年的清王朝在辛亥革命打击下宣告灭亡。清王朝的覆亡,固然是由于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长期努力斗争的结果,但如果从其灭亡的内因来分析,统治阶级内部自身矛盾的发展才是导致其政权移鼎的主要原因。贯穿宣统朝始末,在统治阶级内部,利益集团的争斗十分激烈。他们是皇族亲贵派、政治中心的汉族官僚派、地方实力派、国内立宪派四个不同的政治利益集团。正是这几个代表着不同利益的政治派别的变化发展与力量颉颃,让清王朝最终滑进了覆灭的深渊。
     (博讯 boxun.com)

     一 皇族亲贵内部的剧烈争斗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十一月初九日,太和殿上举行了清入关后的最后一次登基大典,溥仪登基。清代历史从此进入了以溥仪临朝、载沣摄政的宣统朝。
    
     载沣监国摄政后,皇族亲贵内部的权力争斗日益激烈,逐渐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皇族亲贵们主要结成以下几党:孝钦训政时,就已形成气候的奕劻一党;洵贝勒总持海军,兼办陵工,与毓朗合为一党;涛贝勒统军咨府,侵夺陆军部权,收用良弼为一党;肃亲王善耆好结纳勾通报馆,据民政部,领天下警政一党;溥伦阴结议员为一党;隆裕以母后之尊,宠任太监张德为一党;载泽是隆裕的姻亲,握财政全权,创设监理财政官盐务处为一党;监国福晋雅有才能,颇通贿赂,联络母族为一党。[1-1]
    奕劻系乾隆十七子永璘之孙,1903年荣禄死后,慈禧授其为军机大臣,不久成为领衔军机大臣,慈禧末年,奕劻一身而兼数任,集中央的财政、外交、军事大权于一身。
    
     载沣监国摄政后,失去慈禧庇护的奕劻陷于四面楚歌,“奕劻在光绪末年招权纳贿,咸欲得而甘心,监国亦甚恶之。”[1-2]然而,载沣因顾及奕劻与列强的关系,也因与隆裕太后的矛盾激化而打消了排斥奕劻的念头。载沣欲倚奕劻以防隆裕太后反而对奕劻优礼倍加。这样,奕劻在慈禧太后死后不仅没有垮台,反而在宣统朝成立内阁时,摇身一变又成了国家的内阁总理大臣。
    
     载沣对奕劻的态度使亲贵中的各派势力十分不满,尤其是亲贵中的载泽一党,与奕劻更是势不两立。载泽出身于远支宗室,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曾作为五大臣之一出洋考察过西方宪政,加上其妻为隆裕太后之妹,常往来宫中通外廷消息,因而恃内援而“气焰益张”,有时还“私传隆裕言语以挟制监国”[1-3]。载沣视载泽为亲信,令其掌管度支部,掌握财政大权。载泽眼看奕劻揽权纳贿危及清王朝统治,可又扳不倒他,又因载沣对奕劻的态度,使载泽在和奕劻的明争暗斗中,失败的总是载泽,这使载泽常常忿忿不平。
    
     亲贵中的肃党也是一支具有左右政局能力的势力。肃亲王善耆在宣统朝一身而兼数任。他任民政部尚书,领全国民政、警政;他又受命筹建海军,参与军政。善耆与奕劻是宿敌,在光绪末年,善耆就日夜谋夺奕劻之席。到了宣统朝,善耆看到奕劻因贪污已成中外攻击之的,身败名裂只是迟早的事,强弩之末的奕劻已不足顾虑,便开始将矛头指向大权在握的载沣兄弟,企图另立山头,取而代之。为了实现掌握国家权力的梦想,善耆不仅加紧笼络立宪派人物,甚至还利用手中的权力向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暗中输忱。其中最突出的一件事是对谋刺载沣的革命党人汪精卫、黄复生、罗世勋的开脱和优待。[2-1]善耆这种脚踩两只船的行为,渐渐地被载沣兄弟看破。他们对善耆采取了各种防范措施。善耆虽然参与了建军活动,但始终没有获得军权。后来,载沣干脆把他的民政部大臣也给撤了。
    
     皇族亲贵中,隆裕太后一党是令载沣最伤脑筋的一股势力。溥仪继位后,隆裕被尊为皇太后,并在国家遇有重大事件时,有参与军政事务的权力。宣统朝初始,隆裕和载沣,各遵慈禧懿旨,各司其事,但这种相安无事的局面不可能维持长久。这不但因为隆裕太后对于监国摄政王的权力过大很不放心,而且满洲贵族、皇族亲贵中在隆裕太后面前中伤、攻击载沣的人也为数不少,以至外间一度哄传“满洲八大臣联名请隆裕垂帘如孝钦故事”[1-4]之事。此传说虽然没有成为事实,想来也并非空穴来风,故而使“监国大惧”,以致载沣后来“无日不揣”。
    
     慈禧太后死后,中央统治集团内部的极端混乱局面将载沣置于一种十分尴尬的境地。载沣原本是一个胸无大志、庸懦无能的人。他对于朝中当权亲贵的权力倾轧,中央政府内部的抽心之烂的状况毫无应付的办法。监国“性极谦让,与四军机同席议事,一切不敢自专。躁进之徒,或诣王府献策,示欣然受之。”[1-5]国家中枢权力运作如此状况,大清王朝的丧钟已经隐然响起了。
    
     二 中央统治集团内部满汉联盟的最终破裂
    
     在清朝历史上,满汉地主阶级联盟是这个王朝得以发展壮大及其统治稳定的基础。清朝入关前,皇太极重用范文正、洪成畴等汉人官僚,使得这个初兴的王朝得以迅速发展;重用吴三桂、尚可喜、耿精忠等汉人官僚,清王朝最终进关夺得了全国政权。康、乾、雍、嘉、道时期,清政府一脉相承,满汉并重、以汉治汉。到了咸丰时期,由于太平天国运动和捻军起义,瓦解了清王朝赖以维持统治的八旗、绿营军事力量,维护清王朝统治的力量就落在了以曾国藩、李鸿章为首的汉人官僚的势力派的手中。慈禧太后掌握清政府政权后,继续重用和依赖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袁世凯、张之洞等汉人官僚以维持衰弱已极的王朝统治。载沣摄政后,一改慈禧的以汉治汉、重用汉人官僚的政策,极力排斥朝中拥有权力的汉族官僚,罢黜袁世凯、冷落张之洞,最终导致了统治阶级内部的满汉联盟的彻底破裂,造成了汉人官僚在辛亥革命中的相继背叛。
    
     宣统年间,对清末政局产生重大影响的当首推以载沣为首的清室亲贵与袁世凯集团的矛盾和争斗。溥仪登基后一个月,载沣即罢黜了身为军机大臣的袁世凯。关于载沣罢黜袁世凯的原因,对载沣的秉性为人比较清楚的载沣胞弟载涛的分析很能说明问题。载涛说:“载沣虽无统驭办事之才,然并不能说他胡涂。他摄政以后,眼前摆着一个袁世凯,处于军机大臣的要地;而奕劻又是叫袁拿金钱喂饱了的人,完全听袁支配。近畿陆军将领以及几省的督抚,都是袁所提拔,或与袁有秘密勾结。他感到,即使没有光绪帝的往日仇恨,自己这个监国摄政亦必致大权旁落,徒拥虚名。”[2-2]由此可见,载沣罢黜袁世凯的主要动机在于维护自己监国摄政的权力。但是,载沣与袁世凯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并不仅仅是个人权力之争。这场斗争实际是满族贵族集团与汉族军事官僚集团的矛盾和斗争。据许指严记载:“袁之知满人不足有为,而处心积虑,施其破坏之阴谋者,实始于辛丑回銮而后。及荣中堂既死,则进行益猛矣。”[3-1]袁世凯曾经对其亲信说过,“‘满员中止一荣中堂,而暮气已甚。余则非尸居,亦乳臭耳,尚何能为。’自是一变其态度,始有予智自雄之意。”[3-2]载沣上台执政后对袁世凯不作处理,不仅自己心理关通不过,恐怕在满族亲贵集团中这一关也很难通过。
    
     载沣放逐袁世凯以后,又进一步剪除袁党,1909年2月,邮传部尚书陈壁革职,永不叙用。不久,严修乞休。接着,徐世昌内调邮传部尚书,由锡良继任东三省总督。锡良到任,立即抓住黑龙江布政使倪嗣冲贪污案,将倪即行革职,并勒追赃款。3月23日民政部侍郎赵秉钧休致,北京的警权转到亲贵手中。6月28日,杨士骧病死,端方继任直隶总督。次年1月唐绍仪被迫乞休。2月,铁路总局局长梁士诒被撤职。不久,江北提督王士珍以病自请开缺照准,等等。尽管载沣扫荡政敌不遗余力,但袁世凯的势力毕竟是太雄厚了,“尚侍督抚,均属其私”,决非一朝一夕所能铲除。袁世凯虽然被黜,列强仍把他视为“有实力的人物”,把他排在世界伟大的“政治家”之列。[4]当载涛、载洵赴欧洲考察时,西人“群口相谓,谓中国至今日奈何尚不用袁世凯”[5]。国内立宪派也认为袁“仍有猛虎在山之势”[6]。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北洋集团与满族亲贵集团之间的生死搏斗,是封建统治阶级上层政治危机的反映,袁被罢官并没有使危机得到缓和;相反,由于政治中心的迅速变动、统治集团内部满汉联盟的破裂,清政府的统治危机更趋严重。
    
     载沣将袁世凯撵回老家后,为了防止汉族军阀拥兵自重,载沣于宣统元年五月自封“代理统率陆海军大元帅”,成立了陆海军联合机构——军咨处,以控制全国海陆军的调动之权。随后,任命在他监国摄政后被晋封郡王衔的两个弟弟载洵、载涛分管海军和军咨处,形成弟兄三人分揽军政大权的局面。当时,醇王府一门三王,其显赫超过历代皇子。载沣兄弟均不过是20多岁的青年,论其学识阅历,皆不足当此重任。故醇王府一门专权的局面不仅引起汉族官僚的不满,即便满洲贵族,亦多侧目。正如时人所云:“以全国军政委之于三、二人。三、二人中,属于亲贵,以其天湟贵胄,信之于朝廷,是否有军事之学问,军事之阅历,军事之常识,皆非计也……以此而欲求全国军事之进步,岂不是南辕北辙,缘木求鱼哉!故政府专筹统一军事以防内乱,实乃春蚕自缚耳。”[7-1]
    
     三 中央与地方之间矛盾日趋尖锐
    
     1851——1864年的太平天国运动,沉重地打击了清王朝的统治。为了渡过严重的统治危机,清政府不得不改变高度中央集权的体制,将权力下放地方,允许地方进行自救。地方督抚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逐渐拥有了相对独立的军权、财权、行政大权。太平天国被镇压下去以后,清政府虽然渡过了统治危机,但流失到地方的国家权力却未能再收归中央政府所有。19世纪60年代以后至清末,清廷虽继续拥有皇权的名号,地方督抚却拥有实际的权力与利益。慈禧太后在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时,虽然恩威并用,用清议与权术成功地驾驭了地方,使督抚们俯首帖耳,但对于地方督抚在太平天国运动以来形成的实际利益则深懂其中的奥妙,始终没敢越雷池一步。双方都小心翼翼,彼此维持着平衡的利益和君臣关系。监国摄政王载沣却对此薨然无知,一上台便打破了其间的平衡。
    
     载沣摄政后面临的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便是中央和地方之间的矛盾问题。1909年7月24日,杨度在向清廷上奏的《宪政实行宜定宗旨敬陈管见折》中,对这一时期中央和地方关系的现状作了淋漓尽致的描述。杨度认为:“在吾国官吏中,论其权限,最大者莫如各省督抚,其品位与其直接奏事之权尽与京部尚侍相同,而其宰制一方、威福由己,则又大异。现今各省之事,如币制则各自铸造,划疆而行;如外债则各自募集,立约自便;如军事则甲省德操,乙省日操,枪械子药又各歧异。凡世界各国制度,无论中央集权、地方分权,然外交、军事、财政数大端未有不集权于政府者,惟中国不然,西人讥为十数国固亦宜也。近数月来,度支部任劳任怨,切实清厘,各省已多不愿;陆军部主张集权多年,尚无统一规划;民政部除京城地面以外,凡各省自治、选举等事既无特设民政专官,一切未能直接筹划;邮传部直辖全国路电,亦多有名无实;外务部向喜推与各省自定,致启近年人民干涉之风。种种现状,皆因中央权轻、事不统一所致。”[8-1]根据上述情况,杨度向中央提出了“渐裁督抚”之议,认为如果“长此不改,断无可以为治之理。然改之不得其道,又实足以致乱”[8-2]。
    
     如果说慈禧在世时尚能凭其资望、能力和圆滑的政治手腕将地方督抚震慑住的话,年轻庸懦的载沣肆无忌惮地推行起集权中央尤其是集权皇室的做法,这让早已齿冷心寒的督抚们不得不起而反对和抵制,甚至与中央政府公然抵抗。当时清政府主要从军事财政两方面来削弱地方督抚的实力。而地方督抚也恰恰在这两项权力上紧抓不放,寸步不让,甚至不惜针锋相对。
    
     1909年1月,清政府颁布《清理财政章程》,并在中央设立清理财政处,各省设清理财政局,另派专任财政监理官到各省督同清理,按季详报本省财政收支确数。依据清理章程的要求,从宣统元年起,各省财政清理局必须按季详报本省财政收支确数。这样便把各省财政完全置于中央的监督之下,排除了督抚不经部准自行安排收支或隐匿收支项目的机会。显然,这是对督抚权益的极大侵犯,不能不引起他们的强烈不满。于是各省督抚纷纷上书,婉言抵制。当时报纸《时报》曾发表一条消息说:度支部现在清理财政,各省督抚大员多怀疑惧,而泽贝子百折不回,务期得收成效。昨闻各督抚及司道之条陈财政者已多至百余起,惟其中各怀私见,恐难实行。当度支部请旨任命的各省财政监理官赴任后,更是屡起纷争;地方官控告监理官如何骄横;监理官控告地方官如何阻挠。中央频频接到这种互相攻讦的文电。它只好发电给各省财政监理官称:“外间虽纷纷诋毁,各该员有则速改,无则专心办公,务须以清理财政为要。”[9]为了推动中央清理地方财政,朝廷从甘肃入手,将阻挠清理的甘肃布政使毛庆蕃革职,以期收到杀一儆百的效果。这起处分事件充分表现了中央与地方矛盾的尖锐性。虽然清政府将毛庆藩革职,但也未能如期收效。
    
     宣统元年(1909)十一月十九日,清政府又成立以载泽为督办大臣的盐政处。摄政王载沣下令,“派贝子衔镇国公载泽为督办盐政大臣,凡盐务一切事宜,统归该督办大臣管理,以专责成。其产盐省份各督抚本有兼管盐政之责,均着授为会办盐政大臣,行盐省份各督抚于地方疏销缉私等事,考核较近,呼应亦灵,均着会办盐政大臣衔。”[10]次年正月,督办盐政处又奏准暂行章程三十五条,将原有盐务各省督抚的用人、理财权力,全部收归中央,这更引起有关督抚们的强烈抗议。盐政一向为地方官吏敛财的主要门径,一旦全归中央,地方大吏财源立竭,岂能甘心?东三省总督锡良领衔致长电给盐政处,力争用人、用款及奏事等权力,并威胁道:“督抚之权皆系中央之权,未有可专制自为者。若至督抚无权,恐中央亦将无所措手。时方多故,独奈何去其手足而自危头目乎?”[11]“若仅集权中央,而不揆诸吾国历史及地方各种之关系,以求适用,恐新章颁布后,督抚之命令既有所不行,督办之考察又有所不及,机关窒滞,庶务因循,将成以痿庳不仁、散涣无绝之盐政。理辞益纷,其患害有不胜言者。”[12]督抚们对中央集权如此怨愤,清政府不得不从缓计议,各种集权的如意算盘都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
    
     1910年春,军咨处通知各省督抚,拟派参谋官到各省督理军事。督抚们明白这是谋夺他们的军权,因而纷纷表示反对。海军处也针对过去由督抚调度指挥兵舰的旧例,规定各兵舰未得海军处命令,不准擅离原驻地。两江总督张人骏、湖广总督瑞澂致电质问海军处:督抚不能命令管下的兵舰,何以绥靖地方?迫使载洵收回成命。次年1月,由东三省总督锡良领衔上奏,要求各省防营从缓裁撤,明确归督抚调用,以别于陆军。皇族内阁成立后,军咨处再次提出派员到各省管理督练公所,遭到各省督抚的强烈反对。河南巡抚宝棻干脆致电各省提议联衔电驳,各省督抚群起响应。尤以云贵总督李经羲单衔上奏,态度异常坚决,军咨处的计划又被挫败。
    
     载沣的一系列做法,严重破坏了自咸丰、同治以来形成的以汉族官僚为主的地方政治格局。地方督抚们认为清廷剥夺他们视为命根子的军政财大权,严重侵害了他们的利益,从而对维护清政府的统治彻底失去了信心。这就造成了统治集团内部的分崩离析,加剧了朝局的动荡不安,终于使清朝陷于极其孤立的境地。“摄政王监国,亲贵用事,某掌军权,某专财柄,某握用人,某操行政,以参预政务为名,遇事擅专,不复能制;各引私人,互争私利,某某为监国所倚恃,某某为太后所信宠,间有一二差明事理者,为所牵率,亦不免逢君之恶。时又创中央集权,兵事、财政皆直接中央,疆吏不复负责,内重外轻,时争意见,国事不可为矣。 ”[13]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讲,清末载沣急于削弱地方督抚权力的举措,造成了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空前激化,大大加速了清朝灭亡的步伐。对于清政府自官制改革以后,一味采取集权中央的措施,当时就有人指出是“自取灭亡之道”,“设有大故,而欲督抚效命,岂可得耶?”[7-2]果不然,武昌起义后,当清王朝处境岌岌可危时,清政府曾下令各地严厉剿伐,相当一部分督抚不仅不予以支持,反而或静观坐待或宣布独立,从而注定了清王朝灭亡的命运。
    
     四 清政府与立宪派的冲突和斗争
    
     中国社会进入20世纪以后,一个新的政治势力——绅商开始崛起。这一阶层主要由这样几部分人构成:(1)取得功名的未仕士子;(2)退职在籍的官员,因军功致显或保存虚衔的还乡人员;(3)因捐纳而获得职衔的商人和举办实业的人士。1903年商部的建立及此后不久《商律》的颁布,就是清廷不得不改变国策,提高士绅地位的结果。随着绅商经济地位的提高,他们又开始形成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向政治舞台进军,谋求得到更大的发展。到宣统朝,代表地方士绅利益的国内立宪派与清廷中央的矛盾和冲突更趋激烈,二者斗争不可避免。主要表现在:
    
     (一)在立宪问题上,由于载沣肆无忌惮地加强中央集权,置地方士绅的切身利益于不顾,引起了士绅代表们的强烈不满。从1909年开始,清政府开始府州县及城镇乡地方自治的筹办工作。清政府明确要求地方“督饬所属地方官,选择正绅,按照此次所定章程,将城镇乡地方自治各事宜,迅即筹办,实力奉行。”[14] 这样,地方自治在某种程度上就成为乡绅之治。据对湖北各县城镇议事会、董事会职员出身的统计,议事会中士绅所占比例为70.47%,董事会中士绅占 65.43%。[15]据四川省名山县地方志记载,光绪三十二年至宣统二年,该县相继成立劝学所、巡警署、谘议局选举事务所、自治研究所、清理财政处等机构,均由当地士绅负责。[16-1]随着地方士绅从体制外进入体制内,他们为保护地方自身利益,防止清政府的极端剥夺,极力主张迅速实行立宪,要求扩大地方自身的权利。1909年10月各省谘议局成立后,江苏谘议局局长张謇就通电全国,毫不留情地指出了外侮益剧,部臣失策,国势日危,民不聊生的险状,提出了救亡之举,惟在速开国会,组织责任内阁主张。这表明士绅阶层已极为不满政治体制改革的现状,对中央的离心倾向也在不断拉大。从1909年底到1910年 10月,各省士绅代表组成“国会同志请愿会”,连续三次进京请愿,但都为清政府拒绝。严酷的现实使士绅代表们失望之至,离心之余最终使他们走向了清政府的对立面,成为现行政权的反对力量。一些绅商干脆转而与革命派接触,准备参加推翻政府的暴力革命。
    
     (二)在铁路路权问题上,中央政府与地方士绅矛盾不能调和,最终引发了一场决定清王朝命运的政治革命。清政府的铁路国有政策出台以后,四川、湖南、湖北、广东士绅反对国有的势力极为强大。在反对铁路国有的斗争中,湖南省有一部分激进的绅士“信赖北京政府势将亡国,高喊湖南为湖南人之湖南,欲独自借款经营铁路”[17]。武昌起义前,四川也有绅士提出《川人自保商榷书》,措词激烈地认为“用人行政一切国本民命所关之大本,早为政府立约擅给外人,并将各行省暗认割分”[18-1],所以只有寻求自保,表现出强烈的脱离清政府的倾向。
    
     以溥仪坐皇位、载沣掌权的宣统王朝,在上述诸种的火山丛中艰难度日。当时,伊藤博文已经认识到:“中国情势已经败坏到无以复加,政府和宫廷都忙于阴谋,而各党派则极力争夺权势。”[19]中央政府已经衰弱得可怜。武昌起义的枪声,使这个原本已四分五裂的王朝立刻陷于一片混乱。
    
     地方督抚方面,伴随着十余省相继独立的进程,督抚们作出了各种不同的表现:江苏巡抚程德全、广西巡抚沈秉坤在立宪派的策动下宣布独立;安徽巡抚朱家宝、四川总督赵尔丰、山东巡抚孙宝琦、两广总督张鸣歧宣布独立后又反悔,或取消独立,或逃走,或被打死;浙江巡抚增韫在准备独立而未成的情况下逃走;湖广总督瑞澂、湖南巡抚余诚格、江西巡抚冯汝 、贵州巡抚沈瑜庆、陕西护理巡抚钱能训、云贵总督李经羲在革命党人发动起义后逃走。山西巡抚陆钟琪被打死,闽浙总督松寿自尽。总之,当革命来临时,大多数督抚并没抱有为清政府效忠到底的决心。江西南昌光复后,萍乡也宣布起义,巡抚冯汝 就密电新军标统:“官心已不可靠,民心复不可恃,萍乡不能遥制,望体贴兵心民心办理。”[20]表现出顺从民意的态度。他们中虽然宣布独立的只是少数,但多数督抚的不抵抗态度对革命的胜利具有积极的作用。孙中山曾指出:“武昌之成功,乃成于意外,其主因则在瑞澂一逃。倘瑞澂不逃,则张彪断不走,而彼之统驭必不失,秩序必不乱也。以当时武昌新军,其赞成革命者之大部分,已由端方调往四川,其尚留武昌者,只炮兵及工程营之小部分耳。其他留武昌之新军尚毫无成见者也。乃此小部分以机关破坏而自危,决冒险以图功,成败在所不计,初不意一击而中也。”[21]
    
     州县官吏方面,他们在大势已去的形势下纷纷反正。如湖北陨阳知府伍铨萃在地方参事会聂炳基、翁人健等人的支持下策划反正,伍铨萃被推为分府总裁。在安徽合肥,知县李维源也站到了革命的一边。在浙江绍兴,原知府程赞清反正后被推为民政长。另据江苏41个宣布独立的州县的统计,知府知县中逃走的15人,反正的 10人,交印观望的7人,仅两人自杀。[22]总之,当革命风暴来临时,地方官员中再也没有出现诸如太平天国之时那种或坚守抵抗或以身殉国的现象了。
    
     地方士绅方面,武昌起义发生后,士绅们表现了比督抚和地方官吏们更为积极和主动的态度。继湖北谘议局立宪派士绅附和革命后,又有湖南、安徽、贵州、四川、广西、上海、浙江、江苏、广东、山西的立宪派士绅积极敦促督抚反正,在各省独立中起了重要作用。在各州县,革命消息传来,也有一部分士绅迅速转向革命。在四川夔州,“办理团防绅士鲍立贵,鲍超之后裔也,劝该令投诚,该令以城亡与亡拒之,盖鲍欲独立也。”[18-2]在丰都县,“邑人虑客军入境糜烂,集绅决议,由本县自动组织,推前云南楚雄知府朗承诜开临时军政分部兼县长……十月初三日,宣布独立。”[16-2]前述江苏光复的41个县中,有16个县是由士绅、绅商或自治团体主持光复的;独立后,又有33个县靠士绅、绅商和自治团体维持秩序。
    
     在外乱内讧的情况下,拥有时望与军事实力的袁世凯趁机出山收拾时局。他以北洋集团为后盾,内挟清廷,外制民军,准备成立一个新的政权。清王室在进行了一番无谓的抵抗后,终于认输。宣统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1912年2月12日),在袁世凯集团和南方革命军的进逼下,隆裕太后颁布了清帝退位诏书,统治中国 260多年的清王朝就这样结束了。
    
    [参考文献]
    [1]胡思敬.国闻备乘:卷四[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83[-1], 78[-2],36-37[-3],78[-4],78[-5].
    [2]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晚清宫廷生活见闻[Z].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307[-1],79[-2].
    [3]荣孟源,章伯锋.近代稗海:三[Z].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305[-1],306[-2].
    [4][澳]骆惠敏.刘桂梁,等,译.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上[M].北京:知识出版社,1986.713.
    [5]黄远庸.远生遗著:卷一[M].上海:上海商务印书馆,1920.40.
    [6]刘厚生.张謇传记[M].上海:上海书店,1985.181.
    [7]张枬,等.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三卷[C].北京:三联书店,1977. 844[-1],845[-2].
    [8]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部.近代史资料:总七十一号[Z].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234—235[-1],235[-2].
    [9]时报[N].宣统元年七月十七日.
    [10]金毓黻.宣统政纪:卷26[Z].沈阳:辽海书社,1934.7—8.
    [11]国风报[J].第1年第11号.各省督抚为盐务致盐政电.
    [12]国民报[J].第1年第10号.各督抚为盐政新章请军机处代奏电.
    [13]金梁.光宣小记[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30.
    [14]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下册)[Z].北京:中华书局,1979.743.
    [15]苏云峰.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湖北省[Z].台北: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7.283.
    [16]隗瀛涛,等.四川辛亥革命史料[Z].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下册158-159[-1],138[-2].
    [17]宓汝成.中国铁路史资料:第三册[Z].北京:中华书局,1963.1260.
    [18]隗瀛涛,等.四川辛亥革命史料(上册)[Z].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352[-1],531[-2].
    [19](美)李约翰.孙瑞芹,陈泽宪,译.清帝逊位与列强[M].北京:中华书局,1982.36.
    [20]李新.中华民国史:第1编(下卷)[Z].北京:中华书局,1982.331.
    [21]李剑农.戊戌以后三十年中国政治史[M].北京:中华书局,1984.106.
    [22]王树槐.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江苏省[M].台北: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4.159.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或者发稿团体的观点、立场)


点击这里对此新闻发表看法
   
联系我们


All rights reserved
博讯是畅所欲言的场所、所有文章均不一定代表博讯立场
声明:博讯由编辑、义务留学生、学者维护,如有版权问题,请联系我们。另外,欢迎其他媒体 转载博讯文章,为尊重作者的辛勤劳动以及所承担风险,尊重博讯广大义务人士的奉献,请转载时注明来源和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