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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总体利益集团危机里头仍贪婪/邹婧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3月25日 转载)
    
    金融危机中,高管的高薪问题显得格外令人瞩目,由此引发的民众的不满乃至愤怒,最终促使一些国家开始出台“限薪令”。2月4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宣布,得到政府资金救助的美国金融公司高管工资将受限制,最高年薪不得超过50万美元。如果企业给予高管超过50万美元年薪的股票奖励,则这些股票也必须在该企业还清政府贷款后方能套现。此外,政府还将要求受助企业加强对公务飞机使用以及招待等费用的管理。
     (博讯 boxun.com)

    据美国媒体披露,2008年华尔街金融企业员工获得了总额达184亿美元的高额分红,相当于2004年金融业鼎盛期的水平。由于华尔街是世界金融危机的“始作俑者”,并最终迫使政府注入大笔资金予以救市,高额分红消息曝光后,受到美国各界的广泛谴责。同时,华尔街持续不断地被曝出的各种奢侈消费的行为,也极大地激怒了深受金融危机之苦的美国民众。比如,美林证券公司在获得联邦政府120亿美元的援助后曾被曝出花费120万美元装修高管办公室的丑闻,富国银行得到政府100亿美元的资金支持后,则被媒体曝出高管获得为期四天的拉斯维加斯高管公费旅游奖励的消息。
    
      这种行为激怒了那些曾经投票支持金融救援计划的议员,他们开始要求被救援企业高管回答如何利用救援资金。美国众议院政府改革委员会主席亨利·韦克斯曼质问被救援的金融企业的高管们:“你们是不是在不断发放奖金,然后跑到政府面前说,‘给我们钱吧,因为我们资金短缺’?”
    
      私人飞机事件让民愤达到了最高峰。2008年11月18日,美国通用、福特和克莱斯勒三大汽车制造商的首席执行官,分别乘坐私人飞机飞赴华盛顿,向国会请愿,要求政府划拨250亿美元紧急贷款,以挽救命悬一线的美国汽车制造业。这一事件在美国引发民众的强烈谴责。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的众议员布拉德·谢尔曼也对私人豪华飞机发难,诘问三大首席执行官道:“他们中谁敢举手说是坐商务舱过来的?”“看看,没人举手吧。”谢尔曼又问道:“然后,我想问问你们中谁打算现在把私人飞机卖掉然后坐商务舱回去?看,还是没人举手吧。”限薪令显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平息民众和议员们对一些金融企业高管自肥的愤怒。
    
      奥巴马此举不仅能平息民众的愤怒,还起到了一箭双雕的作用。随着次贷危机的恶化,要求美国政府救助的金融机构越来越多,奥巴马应接不暇。“限薪令”一发布,向政府求援的金融企业面临着尴尬的选择:如果接受政府的救援,就意味着同时接受“限薪令”的要求,最高只能拿50万美元年薪。这显然是企业高管们所不愿看到的,一些企业因此放弃向政府的救援,而通过自身的努力走出困境。这既能调动起企业高管自救的积极性,也将大大减轻奥巴马政府的负担。
    
      值得一提的是,限薪的主意并非奥巴马的原创。2008年10月13日,德国财政部长施泰因布吕克表示,得到政府帮助银行的高管年收入应该限制在50万欧元之内。施泰因布吕克在接受采访时指出,这一数字应该包括所有的收入,高管任职期间将没有奖金、遣散费以及股息等其他进项。德国政府在救市方案中明确规定,银行想要从5000亿欧元救市方案中受益,就必须接受银行高管薪酬不得超过50万欧元等严格限制条件。德国还规定,只要银行负有政府债务,其高管就禁止获得分红。为了获得政府注资,这些银行还必须支付“符合市场水平的费用”。
    
      现在外部世界开始对公司的高管限薪了,中国公司的高管该不该也限薪?企业高管高薪问题,在我国引发的争议也非常激烈,但相关限制性措施姗姗来迟,且缺乏必要的刚性和可操作性。这与我们的民意向决策层传导的滞后因素相关,更与我们缺少制度架构的制约相关。
    
      高薪引发的民意反弹,在中国平安马明哲身上达到极致。中国平安2007年年报显示,中国平安有3名董事及高管2007年的税前薪酬超过了4000万元,其中马明哲税前报酬为6616.1万元,折合每天收入18.12万元,刷新A股上市公司高管的薪酬最高纪录。另外,中国平安常务副总经理梁家驹税前报酬为4813万元,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张子欣税前薪酬为4770.4万元。
    
      许多人对马明哲提出强烈质疑,并不是因为他拿的薪水高得离谱,而在于其高薪没有相应的业绩作为支撑,当中国平安的股价一落千丈,无数投资者黯然泪下的时候,马明哲的天价高薪所带来强烈的对比效应和刺激效应是不难想象的。一些投资者提出的“没有业绩的高薪可耻”的观点,之所以引起那么多人的共鸣,也与此有关。
    
      这时,人们才惊讶的发现,哪怕这些高管的薪酬高到非常离谱的地步,在合法程序的包裹下,依然变得顺理成章。与发达国家企业的高管不同的是,我们的企业高管可以在企业业绩下滑、投资者受损的情况下,依然堂而皇之得享受高薪。高管在享受高报酬的同时,却几乎不承担什么风险,这将制度的缺憾暴露无遗,而这也正是中国的高管高薪更容易遭到质疑的根源。
    
      2009年2月3日,国泰君安证券的高薪事件再次引发民众的强烈反弹。2008年以来,由于A股巨幅下挫、交易量急剧下滑,靠天吃饭的国内各大券商纷纷采取降薪、裁员方式来应对此轮熊市。然而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内首屈一指的大券商——国泰君安证券却大幅提高薪酬及福利费用至32亿元,较年初预算数增长57%,按照国泰君安3000多人的员工计算,平均每个人的收入达到了让同行瞠目结舌的100万元。而该公司2008年经纪业务、零售客户收入和证券投资业务的完成率分别为62%、61%和-2%,大部分部门均未完成年初制定的目标,业绩明显下滑,但就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却大幅提高薪酬及福利费用,甚至超出年初预算数57%。以至于央视《新闻1+1》主持人如是质疑:“你的名字叫国泰君安,但是国不泰君何安?”
    
      当我们实行市场激励机制时,对应的应该是市场化的竞争体系,而现实的情况却是,许多国企人员臃肿,费用高昂,仅仅依靠其垄断地位获取的垄断利润支撑其发展,而这种“业绩”本身让民众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凡是国企占垄断地位的领域,民众得到的往往是质次价高的服务。因此,相比之下,中国企业的高管,尤其国企的高管,更应该被限制薪水。
    
    如何限薪?“自觉”永远是靠不住的。系统的、刚性的制度才是解决公司高管高薪的根本办法,而简单的“通知”之类的方式只是没有什么实际意义的人治符号。
    
    在国泰君安证券曝出人均年薪100万的新闻之后,中国版的“限薪令”随之登场,财政部向有关单位印发了《金融类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负责人薪酬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其中规定,国有金融企业负责人最高年薪为税前收入280万人民币。与美国“限薪令”不同的是,中国版“限薪令”被不少人质疑为是“涨薪令”,因为280万元的上限过高。虽然280万年薪尚未达到美国公司高管50万美元的标准,但考虑到中美两国工资水平的巨大差距,280万年薪仍然高得离谱。公开资料显示,2007年中行、工行、交行、建行等14家金融上市公司的企业负责人年薪都没有达到这个数字。如果将280万元作为中国公司高管年薪的上限,是不是意味着这些企业的高管薪酬不但不须下调,反而还有相当大的上调空间?而且,《金融类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负责人薪酬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中规定的,只是高管现金收入的一部分。按照国际惯例,金融机构高管收入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中长期激励收益(以马明哲为例,其天价薪酬中有高达4132万元的收入是来自于年度奖金及长期奖励首期首次支付),而财政部的《办法》并未对这一部分进行限制,这意味着,中国版“限薪令”不仅难以达到限薪的效果,甚至可能造成负面的激励作用。还必须要明确的是,要限制的薪水,不仅包括工资,还包括福利待遇等。因此,我国要限薪,不仅仅是单纯的降低工资的问题,而必须首先对工资构成进行改革,使得政府官员、企业高管们的工资收入远低于福利等工资外收入的状况得以改变,否则,《工资条例》这样的法律对这些群体的工资增长将难以形成制约力量。
    
      要限薪,还必须使民众有更顺畅的表达利益诉求的渠道。以国企为例,虽然它是全民所有,但在现实中,这里的“全民”往往被抽象化,或说虚拟化,民众在事实上被排挤在外,既没有人向他们汇报企业的运营情况,也没有人向他们分红,至于薪酬的安排民众更是没有投票权和监督权。这使得一些国企成为超然于公众之外的 “独立王国”,一些国企老总挥霍无度、穷奢极欲,极尽浪费之能事。至于上市公司,如何让普通投资者在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的制定和监督过程中发挥作用,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课题。无论如何,有一点是明确的,企业高管或政府官员随意加薪,或拿高薪的现象,应该受到源于制度层面的制约。限薪必须依靠刚性的制度来完成,否则,就容易陷入一种人治的循环,甚至演绎出越限越高的闹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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