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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必有大变/金钟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7月08日 转载)
     作者:金钟 《开放》杂志主编 惠寄
    【借鑒蘇共和平演變實現民主轉型的經驗,回顧過去二十年的變化,展望未來二十年的趨勢,中國內外條件的催化,可以預估習近平之後的一代必有變局。而埋葬一個強硬的超級體制,有待於體制內的傑出人物出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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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四事件二十週年過去了。香港人以打破多年紀錄的十五萬人燭光晚會,表達拒絕遺忘的堅強意志。在「香港是中國的良心」的讚譽聲中,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個沒有說出的問題:我們是不是還要熬二十年?
    
中共政權穩住了二十年

    
     八九年間,流傳著一句(不知是誰說的)話:「殺他二十萬,穩住二十年」。今天來看,不論如何解讀那場屠殺(血淋淋的死亡沒有二十萬,精神的殺戮又何止二十萬),穩住二十年的目標已經達成,這是事實。甚至在一般的視野來說,這個共產中國,二十年不僅穩住了獨裁權力,而且經濟上還有驕人的成就,在西方資本主義一片凄惶景象下,中國成為四塊「金磚」之一,「東風壓倒西風」之聲捲土重來。就在六四的前三天,美國超強象徵的通用汽車公司(GM)宣佈破產,而十天後,中巴印俄在葉卡捷琳堡(布爾什維克殺死沙皇全家人的地方)舉行峰會,挑戰美國主導全球的地位,中國以對另三國五比一的投資優勢表態買國際貨幣基金債券,擺脫對美元的依賴。首創金磚四國概念的高盛公司首席經濟學家歐尼爾甚至斷言,不用二十年中國經濟就將追過美國,四國實力也將超過七大工業國。投資大師索羅斯同時在上海為中國經濟站台捧場。
    
     中共憑此牛氣衝天的國際背景,有恃無恐,讓國內民眾繼續支付崛起的代價:貧富懸殊、兩極分化、環境污染、毀屋奪地、官商勾結、貪腐遍國中。對待民怨民憤和要求自由、改革的任何趨勢採取更為強橫的壓制……這是每個大陸人都感受到的現實。在表面光鮮背後的倒退——是回顧二十年的普遍評論。
    
     那麼,前景何在?我們可以從香港民主運動的資深領袖司徒華先生的預言說起 ﹕六四平反可能在十三年之後,他以蘇聯七十五年而後解體得此估計。換言之,我們不必再熬上二十年。因為六四平反必是中國民主化的重要環節。而一個假定是中國民主化可能之路是參照蘇聯演變的模式。這正是不少人多年觀察的思路。最近香港的「趙紫陽熱」顯示一種願望﹕對體制內的改革派的期待。趙回憶錄《改革歷程》空前熱賣,趙的聲音第一次進入維園萬點燭光的夜空。很多人記得蘇聯這個武裝到牙齒的帝國,是怎樣戲劇性的突然倒塌,而戈爾巴喬夫、葉利欽又扮演了怎樣關鍵性的角色。
    
改變一個強硬體制的兩種選擇

    
     然而,更多的是焦慮和無力感。從對「和解論」的大面積批判可以看到這種狀態。強勢的殺人體制和弱勢的被害群體和解,那是荒腔走板的夢囈。但是主張「終結專制體制是唯一出路」,也是一個空泛的答案。基於道德重建的文化演變論更是渺茫。作家傅國湧寫道:「面對鐵桶一樣的江山,清一色的官控輿論,我們還有多少個二十年?」紐約時報名記者紀思道最近回顧他八九年在北京六四之夜的經歷時寫道:「六四的學生要求的是更好的生活,今天已經實現了,所以他們淡忘了歷史。」
    
     香港人是沒有淡忘的一群,他們或許拿不出終結專制的辦法,但是和北京的異議作家劉曉波一樣,幾乎沒有人不贊同「和平、非暴力」的選擇。邏輯的力量是雄辯的:
    
     一個超級型體制之嚴密、強硬,有如蘇聯和中國。若要令它脫胎換骨,從專制獨裁變為自由民主,只有兩種可能:一是以體制外的力量去推倒它,然後重建。這是一場革命,如列寧提倡的「打碎舊的國家機器」。那是共產國際從巴黎公社失敗中得到的「真理」。十月革命、中共革命憑此理論,成功地以暴力摧毀舊體制,建立新的國家機器。但是,歷史已經證明,這兩場革命得不償失,代價太高,數以千萬計的生命喪失,血泊中沒有出現「人間天堂」,蘇聯革命已被完全否定,中共則在異化之中。
    
     另一種可能是以體制內的力量,促成強大體制的變革。正如斯大林早說過「堡壘最容易從內部攻破」。恩格斯晚年也敦促工人階級放棄暴力,走議會道路,爭取多數席位而執政。毛澤東正是看到了赫魯曉夫修正主義內部演變對一黨專制的威脅,才發動文革。而蘇聯瓦解,蘇共倒台,更是一個堡壘從內部崩潰的最佳範例。當時蘇聯的體制外反對勢力遠不如今日中國,變革的動力主要來自黨內,他們在斯大林死後不到三年,就提出一系列從理論到政策,從政治到經濟的變革,蘇共領導層洞悉和敢於面對斯大林獨裁的黑幕與殘暴。經過三十年的折騰,終於實現民主轉型。
    
     從1956年蘇共二十大的非斯大林化到1991年的紅旗落地,三十五年間,他們沒有「六四」,也沒有法輪功。有的是和美國抗衡的重工業,強大的核火箭武庫與常規武器(包括威震全球的AK47),各級組織的控制,無孔不入的克格勃,黨禁報禁和嚴禁外資流入……但是,和平演變沒有停止。誰能設想那時的蘇聯可能產生布加喬夫式的起義?就像今天大陸人笑談「陳勝吳廣都到深圳打工去了」一樣。
    
     「以暴易暴」不是實現民主的辦法,不僅有歷史的教訓,而且在中國沒有現實的可行性。龐大的經濟力自不必說,黨、軍和公安系統的控制,媒體的控制比蘇共有過之而無不及。
    
中國政局二十年兩個重要變化

    
     我們曾將八九民運後的趨勢形容為中國的「勃列日湼夫停滯時期」。這個話題,今天還是有值得深入探討的內涵。
    
     依上述思路,中國過去二十年最不應忽視的是統治階層權力結構的變化。其特徵有二﹕
    
     第一,二十年前強烈干政的老人幫已經死光。這個老人黨是中共的第一代,大部份出生於二十世紀初。領銜的是所謂「八老」的核心鄧小平,還有陳雲、李先念、楊尚昆、彭真、王震、鄧穎超、宋任窮、薄一波(以上生於1900年代),生於1910年代的王任重、姚依林、余秋里、胡喬木為次。他們大都死於上世紀九十年代,最晚死的薄一波活到2007年,九十九歲。
    
     這批中共元老,不僅在毛時代就已身居高位,擁有大權,是毛禍國殃民的共犯(罪有大小),而且在毛後時代享有巨大影響力,制訂傳統和權力規範。鄧的名言是「毛在,毛說了算;我在,我說了算。甚麼時候你們說了算,我就放心了。」這批元老影響中國歷史可謂無可比擬,他們從政治舞台消失,不止是新陳代謝,而是重大的歷史現象。
    
     第二,中共高層的權力鬥爭與分歧趨於淡化。這二十年,中共回復毛時代的權力高度集中模式,放棄八十年代的高層分權制(黨政軍首腦由不同人出任)。不論能力與權責,江澤民和胡錦濤大權獨攬,總書記、國家主席、軍委主席集於一身,排除任何人染指的可能,加上社會性的唯利是圖,利益集團與機制取代法定權力與行政架構,意識形態的嚴密控制,政治上的一元化,消除了貫穿八十年代的黨內改革與保守的派爭。
    
     二十年間,多次有人呼喚中國的戈爾巴喬夫,實則無異於望天打卦,不僅政治改革人物無跡可尋,經濟上也不過是沿襲八十年代的路子而已。不論體制內的改革派連同改革意識是否已被斬草除根,這是中共二十年政治上最大的「業績」。
    
習近平世代之後必有變局

    
     因此,所謂「歷史決定論」應運而生。前述司徒華的估計即是一例。政論界並不悲觀。如筆者去年作過的分析:江澤民、胡錦濤、習近平之後,必有變局,中共二十大是個看點。私下之間贊同此預估者大有其人。中國古云:「君子之澤,三世而竭」。香港人則愛說「富不過三代」——以此為據,當然無異於宿命論。按照中共已成定規的任期制,胡的大位坐到2012年,必將交權。若無意外,習近平上位應有十年風光,那時2022年,正是中共二十大,習將交權給第六代接班人。
    
     有何理據,預測2022年將是中共體制內啟動政治現代化變革的時機呢?
    
     一、太子黨傳統到習近平止,將是一個分水嶺。習十七大內定接班時,本刊的分析已顯示,他是中共打天下造反鏈條的最後一環。八十年代胡耀邦、趙紫陽下台後,中共元老派選定的兩代接班人江澤民、胡錦濤,是第一代的香火傳承,而習仲勳之子習近平接班,又是江澤民力拱的結果。習的一大敗筆是文化背景與時代潮流脫節,他沒有真正的大學教育資歷,他的延安氣質是掌權的最大本錢。因此,他幹十年已是一個異數。
    
     當習近平交班時,留學西方的「海歸派」將遍及黨內外要津,個別人物進入權力高層的可能性很大。習後世代無論是太子黨,還是平民子弟執政,將更具現代學識和國際視野的歷練,沒有文革記憶,治國理念將受到普世價值觀的衝擊與影響(這和蘇共大有區別)。那時江澤民、李鵬已入土為安,胡錦濤、習近平的遺傳基因將大為削弱,因而習後一代的獨立思考空間增大,為「新思維」的出芽準備了土壤。習後十年,即本世紀2022至2032年,中共高層將出現類似八十年代的分歧與權爭。
    
經濟發展和公民社會的成長

    
     二、經濟成長的影響。中國未來十餘年內經濟實力的增長可望維持,雖然成長率會降低、弊端會增多。根據世界銀行2007年統計,中國的國民平均所得2370美元。到中共二十大時,可望達到四千美元,這是杭廷頓第三波民主潮概念中的經濟繁榮促進民主化的一項臨界指標。按照對大陸思想界影響很深的唯物史觀看,上層建築必須與經濟基礎相適應。既然資本主義的市場自由化已達到相當成熟的程度,政治架構的封閉極權勢必難以維持,從鬆動而致開放是必由之路(歷史上雖有專制制度的繁榮之例,但都好景不長,結果仍然是專制的倒台)。當今日中國城市化日新月異、汽車時代不期而至、外國資本滲透城鄉、網民超過二億……人民對一小撮人霸佔權力、為所欲為,還能容忍多久?中國經濟的現代化成長,表面上為專制政權所用,實質上對促進民主肯定有正面意義。
    
     三、公民社會的發育。這是過去二十年令觀察家們至為關注的現象。私有產權的合法化,民間企業、中產階級的成長。一浪接一浪的維權運動、各種NGO組織的出現、民間教會的發展、環保運動、反拆遷、反侵佔土地運動、零八憲章運動……以及民間各種與國際社會的聯繫,當然還包括千千萬萬公民利用網絡技術獲取資訊和傳播有限的獨立聲音——說明中國社會已進入後極權時代。這是毛時代被扼殺的傳統社會的復活,是對一黨專政的合法挑戰,必然動搖共產官僚制度的社會基礎,可以誘發體制內的健康力量,成為改革派的有力後盾,促成某些政策的改良。廣州孫志剛案促成反人權的「收容遣送制度」的廢除,最近鄧玉嬌手刃淫官案免於刑罰,都是市民利用網絡抗議力爭的兩個顯例。時機成熟,體制內外改革派將產生有力的互動。
    
反中共體制的「五鬼纏身」

    
     四、反中共體制的五股勢力。當借鑒蘇聯和平演變民主轉型經驗時,可以看到中共面對蘇共戰後至倒台沒有過的幾股強大反對勢力。之一是台灣。雖然台灣有強勢的統派並已上台執政,但是本土派仍是一股人數眾多、鬥志頑強的非共力量,他們無論在朝在野都曾一再挫敗中共統戰的圖謀。成為中共對外政策一個死結。之二是香港,雖然一九九七鄧小平強行趕走英國收回主權,但香港人回歸十二年,對中共政權的認同度仍然很低。今年六四紀念活動的空前熱烈,「結束一黨專政」的口號,那是對大陸民主化的最大支持,給中共壓力無與倫比。之三是西藏。西藏流亡政府已經成立五十年,她的國際影響與時俱增,而拉薩多次暴動,使北京顏面掃地。中共指望達賴喇嘛去世消解藏獨的實力,料難如願。之四是法輪功。十年前江澤民獨斷獨行鎮壓法輪功,反而造就了一隻最大的反共勢力,號稱數千萬之眾的法輪功信仰者,遍佈世界各地,在多國將江澤民推上被告席,江的這一罪行和中共鎮壓六四學運一樣,將是中共內部分歧的定時炸彈。之五是海外民運。歷史不短的這股民主勢力,雖然處境艱難,山頭林立,但是,他們仍是一支象徵意義巨大的方面軍,一旦時機到來,他們必將釋放出潛在的能量。
    
     以上五股勢力,猶如佛家所說:「五鬼纏身,永世不得超度」。那是中共頑固派的命運。當代沒有一個國家遭遇如此多重的異己力量的挑戰。這些力量雖然處於境外被嚴厲隔絕,但他們的存在及其輻射能量,對中共體制的穿透與制衡,不容低估。必將促成那些潛在的明日之星,沉思而覺醒,在關鍵時刻作出選擇,領導潮流,以超凡的大智慧,效法先賢,為中華民族的偉大變革作出貢獻。
    
任何事變發生有賴於條件成熟

    
      六四過去了二十年,看中國的民主轉型,本文只是選擇一個和平的低成本的理想模式加以探討,這種模式雖然不是唯一的民主之路,卻是有極大可能性實現。因為和中國有緣的蘇聯、台灣都做出了可行性示範。中國再過十五至二十年邁開第一步是有條件的。這裡論證的方式是以歷史分析為引鑒。深信任何變革都以時空條件的成熟為前提。
    
     網上有人在討論「等候巨變」,悲觀者說巨變的可能性只有萬分之一。但是,經過有理有據的冷靜探討,結論可以嘗試加以量化。在歷史老人的法力之下,「等候」往往是無奈的,就像蘇聯、中國等待獨裁者斯大林、毛澤東死去一樣,他們活著一天,十億人也休想做點甚麼,當他們倒下後,不可想像的事都發生了,沒有人可以阻擋。毛死了三十三年,許多重要的事還沒有發生,還要等候二十年?很無奈。但是,那一天一定會到來(大陸知名學者、前人民大學副校長謝韜要老一輩黨人保重,再活二十年,看最後一本大戲閉幕)。
    
     本文的結論,可能是一種「英雄史觀」的再發揮。如果是針對被共產黨扭曲的、煽情的「人民創造歷史」的神話而言,筆者沒有異議。而且坦陳,埋葬共產制度的掘墓人,要期待共產黨的傑出人物。有政治魄力和高尚人格的英雄,在未來中國的關鍵時刻絕不會缺席。
    
     (2009—6—18紐約) (博讯 boxu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或者发稿团体的观点、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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