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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倒官党 人民自主/旷新年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8月13日 转载)
    
      我认为,要解决官民矛盾乃至对立,既不能将希望寄托于圣君明主,也不能依赖清官和道德。同时,我也对“廉政风暴”这种说法深表警惕和怀疑,从严、从重、从快以及诸如此类的种种说法,本身就是不尊重法律和制度的表现。解决官民之间的对立,只有为官民力量的博弈搭建一个合理的政治平台,疏导官民关系。从根本上来说,应该从中国的民本主义传统出发,丢掉“为民做主”的修辞,确立“人民自主”的现代政治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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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都知道著名的黄炎培和毛泽东的延安“窑洞对”。1945年7月,黄炎培在延安与毛泽东谈话时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 ‘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毛泽东回答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作为“五四”一代的毛泽东,他对中国官僚政治极为痛恨,青年时代激进的民主理念使得他在文化大革命中进行了“大民主”的试验。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初衷是希望运用大民主的方式,发动群众,自下而上地揭露社会的黑暗面。
    
      由于中国近代的落后和受辱,毛泽东和中国的先觉者们一直都有一种紧迫感。这种紧迫感导致了“大跃进”的冲动。毛泽东说:“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我们所说的大跃进,就是这个意思。……中国大革命家,我们的先辈孙中山先生,在本世纪初期就说过,中国将要出现一个大跃进。”这种历史的紧迫感和“大跃进”的冲动,加上他激进的民主理念,使毛泽东不仅忽视法律与制度建设,而且甚至将法律和制度以及传统、习惯当作碍手碍脚的东西。用他充满诗意的语言便是,一张白纸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
    
      对于中国的官僚痼疾,毛泽东企图用文革这样的猛药来根治,却以彻底失败告终。我认为,文革最大的失败在于制度建设上的失败。1980年代,在对毛泽东“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文革沉痛反思的基础上,提出了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的课题;然而,80年代的这种思考和实践却并没有得到有效的延续。自古以来,中国社会,一边是一盘散沙状态的中国农民,一边是绝对强大的国家权力。建立在一盘散沙之上的绝对的国家权力,一方面绝对强大,另一方面,同时又是极端脆弱。它们之间镇压和毁灭的轮回构成了中国历史的不断循环。今天中国面临的一个根本问题是,中国社会是一个“断裂的社会”,中国农民——这个全世界最大的群体沦为了弱势群体。怎样才能在基层和国家之间生长出一种粘性的力量?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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