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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选骏:茉莉花革命破除“文明冲突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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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北京时间2011年4月20日 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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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茉莉花革命的合理性

    
    2011年,辛亥革命百年纪年,这一年必将载入史册,但是这首先不是由于中国,更不是由于一百年前的故事;而是由于中国以西万里之遥的北非和中东的阿拉伯国家,最近发生了我期待已久的民主化浪潮:茉莉花革命。
    
    2010年12月17日 突尼斯青年小贩布瓦吉吉在西迪布宰德市政府前自焚抗议,事件迅速引起邻近地方和全国示威。最终导致2011年1月14日总统本阿里宣布全国紧急状态令,并提出六个月内举行国会选举。不过本阿里当天就逃亡至沙特阿拉伯,结束他长达二十三年的极权统治。
    
    2011年1月25日起,埃及多个城市数以千计民众走上街头,要求总统穆巴拉克结束其长达三十年的统治。1月28日约旦数千民众在首都安曼举行示威,要求政经改革。1月29日 穆巴拉克委派军队情报部长苏莱曼出任副总统,并改组内阁。埃及学者、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巴拉迪呼吁穆巴拉克下台。2月1日穆巴拉克公布不会在九月大选寻求连任。2月6日埃及副总统苏莱曼与包括穆斯林兄弟会的反对派人士会面。2月7日互联网搜寻器公司谷歌在中东的市务部行政人员古尼姆获释,他于一月底被政府拘禁。2月8日数以万计民众在开罗及其他城市举行示威,示威者人数是两周来最多。2月11日穆巴拉克表示愿意下台,军方接手管治国家。
    
    2月12日阿尔及利亚爆发万人大示威,要求民主改革。2月13日埃及军方“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解散国会、终止宪法、接管政府六个月,直到选出新总统和国会。2月14日 伊朗发生两年来最大规模反政府示威,有数万人参与,与警方发生冲突,两人身亡。巴林数千什叶派群众一连两天举行反政府示威,遭逊尼派主导的保安部队以催泪气体及铅弹镇压,造成两名示威者死亡,青年纷在网上号召示威罢工,呼吁推翻巴林国王及政府。2月15日利比亚东部城市班加西发生反政府示威活动并引发警民冲突,造成数十人受伤。2月16日沙特阿拉伯发生大规模反政府示威。沙特、约旦和叙利亚军队已进入高度战备状态。……
    
    迅雷不及掩耳、令人眼花缭乱的新一轮世界民主化浪潮开始了:2011年1、2月间,茉莉花革命的大火从非洲始:突尼斯、埃及、利比亚、阿尔及利亚、摩洛哥、苏丹,一直烧到了亚洲:也门、巴林、约旦、伊朗。突尼斯和埃及和平推翻独裁政权后,中东、北非民情激动,统治者如坐针毡,严阵以待。最激烈的战斗终于在利比亚爆发,政府竟然出动轰炸机对付示威者,死伤几千人之后依然胜负未绝。阿拉伯抗议之火继续蔓延。最新的着火点已经窜到了南美洲的古巴和东亚朝鲜(为粮食问题)和中国(2011年2月20日开始的“中国茉莉花革命”)。
    
    有分析认为,这一波阿拉伯革命不会重蹈三十多年前伊朗伊斯兰革命的老路,大多属于逊尼派的阿拉伯青年一代更接近同属逊尼派的土耳其的民主模式,而不是什叶派的伊斯兰极端主义。
    
    我之所以期待伊斯兰世界发生民主革命,是因为它可以印证我长期以来的一个看法:伊斯兰主义和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类似,本质上并不是反对现代文明的,相反,那不过是一些落后国家或失败国家在追赶发达国家或成功国家的过程里,发生的一种“酸葡萄”式的变态反应。作为变态反应的伊斯兰主义,和作为变态反应的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类似,表面上是反西方的,骨子里却是急速西方化的,这就是独夫列宁所说的,“共产主义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不过列宁没有想过,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论,“全国电气化”这一经济基础迟早会推翻“苏维埃政权”这个上层建筑。
    
    结果,苏联在实现了电气化之后,不得不进行民主化;中国也在在按照这一条路线走。历史已经表明:在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过后,其社会比之前更容易西方化而不是相反。而伊斯兰主义也是这样。霍梅尼政权和基地组织的作战方式及其精神与其说是接近“伊斯兰教的”,不如说更加接近列宁与神风特攻队,黑寡妇的自杀攻击与董存瑞、黄继光的自杀攻击十分神似。
    
    上述事实,是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有意无意地予以忽视的。因为亨廷顿的这个“文明冲突”说到底是“阶级斗争”、“种族净化”的翻版,本身就是“伊斯兰教式的”,是对霍梅尼革命的回声。作为卡特政府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安全计划顾问,霍梅尼革命给亨廷顿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二)伊斯兰主义与共产主义

    
    但是我并不同意现代世界还有一个单独存在的“伊斯兰文明”,正如我认为“中国文明已死”。因此现在世界上发生的,并不是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而是同样一个现代文明内部的不同力量之间的激荡。
    
    在2004年发表的《全球政府论——中国文明整合世界》一书中,我曾经指出:
    
    布尔什维主义、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甚至次一等的日本天皇主义、中国文革主义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在某些人的眼中,它们都是作为西方工业文明的反抗者在历史上出现的,保守的主流工业文明力量不遗余力地攻击它们,把它们描述成违背西方文化“人本主义优良传统”的怪物,其实呢,这些变态反应是在保守的西方工业文明的民主力量的刺激下,发展起来的“非主流工业文明”。
    
    在我看来,上述“酸葡萄”变态反应的诸端,尽管表现形式不同,但作为西方文明化的自然延伸则是同一的。所谓的西方文明的人本主义是什么呢?是物质主义、商业主义,它可以具有主流形式的个人主义与纵欲主义,也可以具有非主流文明的集体主义和清教主义。但即使后者,也是与中国文化中的人本精神大不相同的:中国人本精神并不奉行清教主义,而是遵循中庸哲学,其社会理想不同于西欧近代之社会主义概念,可名之为“王道秩序”。在我看来,一种文化的根本命运取决于其精神方向而非其皮相的样式。
    
    德国哲学家康德对犹太教的研究可以为我们理解伊斯兰教提供线索。
    
    康德认为犹太教不是一种宗教,而是一套法典。1793年他在《纯粹理性内的宗教》里写道:“犹太教只是由一群人组成的一个联盟,这些人以政治法规为框架组成一个国家而不是一种教派。”尤其是,“任何宗教都必须建立在来世信仰的基础上,但犹太教缺乏这种信仰,因而根本不是一种宗教。”一些世俗化的回教徒对伊斯兰教也有类似的看法,如宣告脱离伊斯兰教的伊朗学者阿里·斯纳写道:“伊斯兰教不是一种宗教,把它当成宗教导致了数百万人丧生。伊斯兰教是一种为了征服世界而进行的政治运动。伊斯兰教的目的仅有一个:要么同化,要么毁灭。”
    
    “安拉神”对伊斯兰教来说,类似于“历史必然性”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必然性是一种宿命的预定的主宰力量,这与历史教化在中国文明中只是人文的、可变的、生长的辅助力量,是完全不同的。中国传统的历史教化只宣告自己是一种意识形态,而历史必然性却把自己打扮成命运的化身。
    
    至于伊斯兰主义,其扩张借口,正如共产主义和纳粹主义的借口,是以“圣战”口号来抵抗西方文明的世俗化堕落所引起的肉欲综合症,以捍卫自己的社会免遭腐蚀。但是这种努力是不会成功的,正如西方社会自己的基督教也没有能够摆脱世俗化的腐蚀一样。发动九一一袭击前夕,那些自杀的伊斯兰战士进行了违背其教规的花天酒地,这和“荆轲刺秦王”前夕所干的没有两样,完全是世俗性质的。
    
    从康德看待犹太教的观点来看待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文革主义、“毛泽东思想”),不难发现后者与伊斯兰教的相似,例如文革清教主义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阶级斗争与恐怖主义等等。这可能因为,两者都是犹太教的延伸──作为法典、国家和政治运动,而不是作为教义、教派和精神运动。同时,中国还像俄国一样,继承了蒙古统治的奴化教育,比俄国更甚的是,在俄国反击蒙古的“殖民东进的五百年”(从1480年摆脱蒙古统治到1991年允许蒙古自立)时代,中国却进一步被满洲人灭亡,整整屈服了两百六十七年,接着被列强“轮番进出”直到如今还在苏联共产党的残迹之下。
    
(三)中国文明与世界

    
    在2004年发表的《全球政府论——中国文明整合世界》一书中,我还曾指出:
    
    现代全球世界处于“欧洲化末期”,有如布匿战争时代的地中海世界处于“希腊化末期”……欧洲的影响已经浸透了全世界每个角落,然而欧洲扩张与发洩精力的历史性运动,已经反过来造成欧洲衰落的原因。从匈奴人入侵欧洲的年代(370年前后)直到奥斯曼人的大举西进欧洲的时代(1389年前后),欧洲人所酝酿的精力和由之升华的精神;但从哥伦布西进美洲(1492年)到希特勒西撤自杀(1945年),这四百多年的欧洲扩张进程则消耗殆尽了欧洲的精力和精神:希特勒本来是想在欧洲从事殖民勾当的──他把斯拉夫人当作黑人来贩卖、奴役、配种、杂交,把犹太人当作印第安人来灭绝和屠杀,因为他发现到海外开拓殖民地远远不如在欧洲本土开拓殖民地有利可图,强迫白人弟兄(斯拉夫人和犹太人)进行义务劳动显然比奴役黑人更加过瘾。只是经过希特勒一役,战后的优势已完全移到欧洲的两翼边区──美国与俄国这两块欧洲殖民地的手中了。这两国的底色在很大程度上并非欧洲,且随着历史的进程,它们各自国内的非欧因素,还将日益抬头、不断增长。白人的出生率一百年来日渐低下,进入二十一世纪更加迅速暴跌。为了避免冲突,欧洲因素需要下降,非欧势力需要兴起。现代世界进入了“欧化末期”,但罗马的阴影尚未投下,甚至可以成为未来罗马的整合势力也尚未明示在地平线上。这是由于“第三世界”的存在。不论把“第三世界”定义为“不结盟国家”也好,定义为“不发达国家也好”:反正世界的这一部分,现代中国都在其中,要想达到欧洲及美国的水平──从而使得世界各洲达成某种程度的均衡,至少还要几十年。由于这一因素的存在,新的全球中心不得不推迟兴起,以便真正具有全球的代表性。也就是说,西方化、世俗化、民主化的浪潮不进行到底、实现其逻辑的自我完成,并全面展示其优缺点、甚至耗尽全球资源,是不会发生根本转折的。
    
    中国现在是被强行纳入了欧洲文明的世界体系:但它也是这个体系中濡染欧洲精神最少、被麻醉得较浅的一员,甚至连目前反西方最为激烈的伊斯兰教世界,其文明的起源和发展也和欧洲文明具有密切的亲缘关系:
    
    1,早期的阿拉伯多神异教与亚伯拉罕以前的犹太人崇拜的月神为主的多神异教,同出闪族宗教之源;
    
    2,伊斯兰教具有旧约宗教和新约信仰的前提背景;
    
    3,哈里发帝国广泛吸取了希腊罗马的文明;
    
    4,一千四百年来伊斯兰教世界从未与欧洲文明停止过正面接触。
    
    因为以上四点而相对说来,中国文明与欧洲文明的关系,要比伊斯兰教文明与欧洲文明更为疏远、更为异质。在“文明互补”的意义上,中国文明可能收揽欧洲文明之潜能,较为雄厚。伊斯兰教与西方世界的敌对,更多是一种“兄弟阋墙”的内斗,是邻居之间的互残,是高加索人内部的优胜劣败,而很难具有创造性意义。中国则由于其与欧洲文明的更大异质性而不同于伊斯兰教的文明:等到中国终于埋葬了封闭心态而无畏地面对外部世界,全球文明的均衡发育就会开始,那时的文明主流将不再是欧洲,甚至不是半欧化的伊斯兰教,而是全然的非欧力量、单却与欧洲文明平行发展的中国文明──全球文明的均衡发育,将表现为“东西合璧”……
    
(四)民主化与中国文明整合世界

    
    在我看来,伊斯兰主义反对西方文明的世俗化及其民主政治,正如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反对西方文明的世俗化及其民主政治一样,是不会成功的。现在的茉莉花革命即将证明这一点。
    
    伊斯兰教对西方的挑战与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对西方构挑战十分相似,是后来的堕落者对先行的堕落者的拒绝,但那是不能持久的。而且在闭关锁国甚至武装入侵都不能奏效的情况下,共产主义过后的苏联─东欧和法西斯主义过后德——意——日(还有西班牙、葡萄牙以及一大堆号称“新权威主义”的军事独裁政权,其中理所当然地包括了民主化以前的南韩和台湾),迟早会“改过自新”、“向西方寻求真理”,比赛放纵肉欲的能力,社会开放和腐化堕落同时进行,就好像早期的英——法一样。
    
    “中国文明整合世界”,是下一个历史阶段的任务。在这一个阶段,中国需要融入世界,需要民主化、宪政化。只有经历了民主化和宪政化的中国,才能充分融入世界。只有充分融入世界,中国才能在各个方面达到世界先进水平,那样一个中国,才可能负担起领导世界走向整合与大同的历史使命。
    
    为了在各个方面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为了负担起领导世界走向整合与大同的历史使命,中国需要民主化和宪政化,并且越快开始越好。
    
    我们总结的历史经验就是:新势力比老势力更善于发展老文明,并使之绵延不绝。如巴比伦人发展了苏美尔文明,雅利安人发展了达罗毗荼文明,希腊人发展了前希腊土著文明,罗马人发展了希腊文明,日耳曼人(广泛殖民德国、奥地利、北欧、英国、俄罗斯以及法国和意大利北部)发展了希腊罗马文明使成现代欧洲文明,以及日本、韩国、越南发展了中国文明,东南亚发展了印度文明,即使美洲印第安文明内部也是此起彼伏、交互兴替的。一个原来并不具备那种文明素质的民族,反而比原来创造了那种文明类型的民族,更能有效地把那种文明推进到一个新的形态与新的历史激流中──随着时间的进程,这种接力赛式的推进将是自发的,而不仅仅是外来影响的,于是,一个更能完成这种推进运动的民族,就起而掌握那些创造了该文明的民族的命运了。
    
    如果说,二十世界的西方化先后经历了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被消化这样两个阶段,那么二十一世纪西方化的对象就主要是伊斯兰世界和黑非洲了。可以预测,新罗马兴起于现在的“第三世界”,其可能性要大于兴起于欧洲和美、俄等欧化严重的地区。我们的这一推测,是由巴比伦、罗马、波斯、阿拉伯、秦汉等统一帝国的历史,所证明了的:它们所统一的世界,对于它们而来,差不多都是“异种”的“化外之地”;而被它们所统一的文明世界,是差不多一直把它们视为“野蛮人”的!这无非证明了一个倾向:一个世界的弊端,常常要由另一个世界来予以“纠正”!没有外来的刺激,一个世界本身是不会取得什么“成功的革命”的!真的,即使有足够强烈的外来刺激,革命也常常最终流产,尤其是精神领域内的革命更是如此:基督教在犹太的失败,佛教在印度的失败,摩尼教在波斯的失败,仅仅是一种“意外”和“偶然”吗?现代,欧洲势力和非欧势力正在互相刺激……等到历史潮流终于荡平了欧洲、美俄和第三世界国家之间在文明水平上的巨大差异(而不是文化性格的差异)时,“新文化战的一击”才能使全球世界在政治上归于一统,从而解决世界面临的生态危机。
    
(五)第三期中国文明

    
    中国文明整合世界,就会形成第三期中国文明。
    
    我在1989年4月26日发表于《人民日报》上的《我们要不要现代化?》一文中已经指出:
    
    第三期中国文明即受西方基督教文化影响的中国文明。第三期中国文明区别于第二期文明即受佛教影响的“中国传统文化”,也区别于第一期中国文明即魏晋以前的“中国本土文化”。
    
    我当时指出,由于中国比日本较多历史包袱,很明显,中国进入第三期中国文明即受西方基督教文化影响的“中国现代文化”的步履,相当周折与蹒跚。不过我们也要注意到,美国驻日本大使埃德温·赖肖尔(Edwin Oldfather Reischauer,1910─1990年)在其著作《日本人》(The Japanese,1977年出版)中写道,尽管日本的现代化运动进行得轰轰烈烈,但和中国的精神革命的份量相比,其根基却不免浅显、浮面。几十年来的历史表明,中国在现代化上的表现虽然不尽如人意,但在文化革命上写的篇章却又惊人地丰富,其程度甚至远远超过了俄国革命。正是赖肖尔率先提出中国应该走一条不依赖外国的自力更生道路。这位具有先知气质的学者断言,中国若能完成政治特别是文化精神上的独立,就意味着区别于近代西方物质文明的新文明可以形成,“中国将在最短的瞬间向全人类展现其全新的希望,中国就能占据第一级的地位。 ”这种论点是否对几十年后中国的社会试验产生过引导作用,我无法断言,但无疑两者的逻辑却不乏相似。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1889年4月14日–1975年10月22日)则指出了中国的一个困境和一条出路:在中国,推进现代化与努力守卫传统之间产生了矛盾,而调和这两种方向悖反的目标则极端困难。他认为出路在于,全面工业化的自我控制节度,即拒绝猛烈地推进“过量工业化”。体现在避免以机械化排斥其他社会生产手段,从而形成一种既非西方式“爆炸型”的生活方式,又非前工业化农业社会“化石型”的生活方式,以便在西方文明“流动性”与中国文明“稳定性”合二而一的基础上“走出第三条道路”。这大概就是赖肖尔所说的文化精神上独立的新文明吧!
    
    正是在这种分析下,晚年的汤因比提出了一个耸人听闻的概念:“中国是世界政府的核心。”他认为中国文明强大的统一性和同质性,可以为脱工业化以后的世界,提供一种共同生存的凝聚力。这凝聚力不仅是儒学的、政治型的,也是老庄的、宗教式的。“顺从自然而生活,倾听自然的安排,万事都会有始有终。这是一种宗教。”宗教的自然观,对人来说是必要的。当然我想,思想的力量恰恰因为它是国民素质的体现,而非游离于典籍上的浮尘之光。儒释道的根本力量也在于此:“中国国民是世界上最具坚韧力的国民,当其他国家的国民考虑十年以后的事时,中国人已在考虑一百年以后的事情了。中国国民本质上是不火的国民,不急不躁的国民。……”
    
    如果这是准确的,那么等中国步入现代化,发达国家进入脱工业化的后现代社会时,就是第三期中国文明整合世界的时候了。
    
    二十二年以来,世事沧桑,但我没有放弃这样的观点。而且通过二十来年的经历我还发现:第三期中国文明,需要有第三中国来实现。所谓第三中国,就是中华民国(第一中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中国)之后的,一个更为成熟的现代中国。只有这样,新的中国文明才能从“纸上谈兵”的阶段,进入“世纪操作”的阶段。
    
    但愿茉莉花革命,可以为第三中国登上历史舞台,提供一个新的契机。
    
    2011年2月24日纽约城
    ———————————————————————————————
    
茉莉花打敗文明衝突(孫慶餘)

    
    2011年 03月08日
    
    橫掃北非中東阿拉伯世界的「茉莉花革命」,讓全世界見識了高學歷高失業率的臉書與網路世代,以年輕人集結抗議方式,演出一齣齣螞蟻扳倒大象的革命奇蹟。阿拉伯獨裁者鐵板一塊的政權迅速崩坍。傳統革命英雄鼓動並領導起義的戲碼幾無用武之地。這不只是網路時代的新革命,而且是對杭亭頓「文明衝突」大預言的否證。可以說,茉莉花打敗了文明衝突。
    
    
    首先,是湯瑪斯˙佛里曼《世界是平的》描述的全球化3.0版本,讓這種新型革命得以實現。他說:「如果說全球化1.0版本的主要動力是國家,2.0版本的主要動力是公司,3.0版本的動力就來自個人。能夠讓個人自由參與全球競爭的不是馬力,也不是硬體,而是軟體和網路。」全用軟體和網路,阿拉伯年輕人達成了與20年前東歐人「蘇東波」相似的革命效果(民主第三波),進入民主化全球競爭殿堂。
    
    其次,杭亭頓認為二次大戰及冷戰時代的意識形態衝突,以自由主義的勝利而告終,這是西方文明內部的衝突,可稱為西方的內戰。接下來就是西方文明與非西方文明之間的衝突。這種衝突以種族、宗教復興、反西方等「身分」為標誌,比意識形態衝突更絕望,因為後者問「你站在哪一邊」,立場是可改變的;前者卻問「你是什麼人」,與生俱來的身分是無可改變的。
    
    文明衝突論犯了極大錯誤。杭亭頓忘記從兩希(希臘、希伯萊)文明開始,意識形態就衝突不斷,至今還沒有結束。伊斯蘭文明、儒教文明與西方文明的衝突,與其說是文明之間無可避免的衝突,不如說是反西方霸權與多快接受民主制度的衝突,這並不是不可調和的。
    
    自由民主敉平衝突
    
    而且儒教及伊斯蘭各國統治者的反民主、反西方,並不表示其他人,特別是先進知識份子也跟著反。民主、自由、人權早已形成一種普世價值,早晚儒教及伊斯蘭文明都必須進入。被視為民主荒漠地區的中東、北非與阿拉伯世界會爆發「茉莉花革命」正說明了文明衝突論的誤判。
    
    事實上,杭亭頓從結論相對樂觀的「民主第三波」退回悲觀的「文明衝突」,主要是他對全球化的信心不夠,同時他的行為主義研究方式忽略了價值觀,不知道民主、自由、人權的滲透力,乃至與市場經濟的關聯,遠遠超越文明衝突,甚至足以敉平文明衝突。他的文明衝突論開章明義說:「我的見解是,在新的世界中,衝突的根源主要是文化的,而不是意識形態和經濟的。」一開始就進入死巷,難怪推論及結論欠缺合理,充滿WASP(白人安格魯撒克遜新教徒)新保守主義的被害妄想。
    
    像愛因斯坦的相對論需要物理實驗證明一樣,杭亭頓的文明衝突論也需要政治實驗證明。而實驗結果是:茉莉花打敗了文明衝突。
    
    
    作者為資深政論家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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