页面有问题?请点击打印板-》打印版                  [推荐此文给朋友]
[博讯主页]-> [大众观点]
   

闫健:寻求新的改革共识
(博讯北京时间2013年3月29日 来稿)
    
   作者:闫健   

    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后的今天,有关“改革何去何从”的争论似乎反映了当下中国社会的集体焦虑,而后者又似乎是对改革所带来的巨大社会变迁的自然反应。改革,就其本意而言,就意味着变化以及对过去均衡状态的打破。或许,从这个意义上讲,改革注定要与社会的焦虑感相伴而行。也正因如此,政府必须承担起疏解改革所引发的利益矛盾和社会冲突的重任。否则,社会便有可能发生“断裂”的危险,而作为改革前提的社会稳定也必将荡然无存。
      
    然而,中国社会当下的集体焦虑似乎并非仅仅是社会冲突的产物。进而言之,由公共权力滥用所引发的腐败和“官民冲突”越来越成为危及中国改革前景的重要因素。一方面,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增长,极大地提高了中国整体的国家实力和人民的生活水平,被称为“人类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与此同时,由于对政治权力制约的缺乏以及整体政治改革的滞后,改革过程中产生的权力腐败以及各级官员的掠夺行为逐渐成为中国社会不公正的重要源泉,这不仅直接影响中国社会的稳定,而且极大地侵蚀了民众对现有改革路径的信心。中国的改革似乎陷入了这样一种悖论:越是沿着现有的改革路径向前发展,作为改革根本前提的社会稳定便越是难以为继。无论如何,中国的改革现在进入了一个关键时期。然而,人们不禁要问:改革的共识是否还在?
      
    一、还要不要改革?
      
    任何改革的成功都取决于政治精英与社会之间的合力,否则,不但改革的成本将大大增加,而且改革也将失去进一步推进的动力。因此,维持政治精英与社会对改革的共识就至关重要。
      
    然而,在社会不公日益加剧和“官民冲突”愈演愈烈的情况下,原有的改革共识似乎很难维持下去。不仅政治精英和社会之间缺乏对“改革何去何从”的基本共识,即便在政治精英和社会的内部,对于改革的基本方向和路径的看法也是大相径庭。在政治精英内部,执政党尚可通过组织原则维持政治精英对改革的“表面”共识(例如,党的近几次代表大会对于继续坚持改革开放路线的强调),但在社会内部,不同利益群体的改革主张常常是相互冲突的。这些主张的差异之大几乎使得任何有意义的改革措施都难以出台。
      
    或许,对中国改革前景影响最大的情形,莫过于政治精英与社会各自形成彼此冲突的“改革共识”。在中国,这种令人担忧的现象已经露出了些许苗头。一方面,在政治精英内部,出于对改革不确定性和政治稳定的担忧,维持现有的改革路径(如果我们还能称其为“改革”的话)似乎成为政治精英不言而明的基本共识,尽管这意味着改革开放以来积累的各种社会矛盾和冲突将进一步加剧,以及政治精英还要承担错过改革最佳时机的风险;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社会不公正的日益凸显,尤其是以“官民冲突”为表征的滥用公共权力现象的猖獗,普通民众对于现有改革路径日渐失去了信心,整个社会正在变得日益“激进化”。各种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潮的涌动便是例子。对于民粹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而言,扭转现有的改革路径便是他们的基本“共识”;在他们那里,不仅原先的“改革共识”早已不复存在,而且“改革”作为推动社会进步的有效方式本身也受到了质疑。改革的前提就在于政治精英和社会均认同“改革”较之“革命”等激进变革方式的可取性,然而,随着中国社会近些年的“激进化”倾向,这样的前提正在遭到挑战。
      
    因此,对于中国的政治精英和整个社会而言,“要不要改革”已经成为一个打着大大问号的问题。换言之,当下中国面临的一大危险就是政治精英和整个社会可能会失去进一步改革的动力和意愿。一方面是政治精英由于害怕承担政治风险而缺乏进一步改革的信心和勇气,另一方面则是整个社会因困扰于利益冲突和社会不公正而变得日益“激进化”。更为重要的是,既得利益的存在业已成为侵蚀改革共识的一把利器。道理很简单,因为它在造就更为保守的政治精英的同时,也在造就一个更为激进的社会。如是,则中国的改革进程将被置于十分危险的境地。近年来,主张改革的舆论貌似正在被边缘化。在保守的政治精英与激进化的社会构成的“双重夹板”下,要求进一步改革的呼声似乎“理不直,气不壮”。这或许正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二、寻求新的改革共识
      
    历史地看,中国的改革包含着相互关联的两大基本任务:一是建立基本的市场经济体系,二是构建现代的国家治理结构。一方面,市场化改革要求相应的政治体制改革,这就为现代国家治理结构的构建提供根本的动力;另一方面,现代的国家治理结构又是进一步市场化改革的必然要求。然而,从中国三十多年的改革实践看,这两大任务的推进却并非同步的。具体言之,过去三十年间,中国在推进市场化改革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在构建现代国家治理结构方面却进展缓慢。这种不平衡业已成为制约中国改革进一步推进的关键问题,因为,如若不能完成其中任何一项任务,那么,改革便不可能取得成功。
      
    这种不平衡与国家在市场化改革中的主导作用息息相关。与早发市场经济国家不同,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是由国家权力发起和推动的,这就使得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和影响十分明显。在市场化改革的初期,国家权力的介入确实有助于消除既得利益对市场化改革的抵制,从而有利于市场化改革的推进。但是,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国家权力的过分干预便与市场经济的逻辑格格不入,这是因为,市场经济从根本上讲是一种按照市场供求信息配给资源的经济方式,国家权力的过分干预不仅会扭曲市场供求信息,更为重要的是,它将导致市场主体经济机会的不均等,进而导致社会不公正。近年来,愈演愈烈的官商勾结、商业贿赂、资源垄断等现象无一不是国家权力过分干预所导致的后果。
      
    如是,则中国的改革如若要继续向前推进的话,政治改革无论如何都是一个难以回避的问题。换言之,政治精英与整个社会应当对政治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达成基本共识,否则,中国的改革极有可能因为错过政治改革最佳时机而积重难返。然而,问题仍旧没有得到解决。即便政治精英和整个社会就政治改革的必要性达成基本共识,在政治改革方向上的分歧仍旧可能使改革方案胎死腹中。现代社会的多元化和复杂性使得我们不应再奢望政治精英和整个社会能在所有具体的政治改革措施上达成共识,但是,如果没有对政治改革基本方向上的共识,改革要么难以启动,即便启动,也极有可能因为重重阻力而致中断。
      
    中国的政治改革理应将对政治权力的限制作为自身的前进方向。政治权力具有天然的腐败倾向,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这是一条政治学的基本公理,古今中外,概莫能外。这构成了政治权力必须受到限制的学理依据。环顾当下之中国,由公共权力滥用导致的“官民冲突”和腐败业已引发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并成为影响中国社会稳定的最大肇因。这又是政治权力必须得到限制的现实理由。或许更为重要的是,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执政党已经在限制政治权力方面进行了一些改革尝试,并在一些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积累了一些宝贵的经验,这些理应成为我们进一步推动政治改革的坚实基础。
      
    将“限制政治权力”作为中国今后政治改革的基本方向,就意味着我们必须在民主政治、法治建设与培育社会力量方面等推出突破性的改革措施。在民主政治方面,我们已经在广大农村推行了村民委员会的直接选举,并在一些乡镇推行了乡镇领导班子的“公推直选”。同时,执政党还提出了“以党内民主带动社会民主”的民主建设方略。下一步的改革应当逐步扩大普通公民和党员直接选举的范围,使得普通公民和党员的选票真正成为控制政治权力的“利器”。在法治建设方面,我们业已建立了较为完善的社会主义法制体系,并使得法律成为调节公民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基本方式。下一步的改革应当进一步落实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的法定权威,尤其是进一步增强立法机关的监督职能以及司法机关的独立审判职能。同时,下一步的改革还应当将法律审查作为一项突破口,以确保“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框架内活动”。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市场化改革的深入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利益的多元化,社会力量获得了生长发育的空间。日益涌现的社会组织,尤其是各种网络组织和独立媒体,业已成为政治参与和制约政治权力的重要力量。今后的改革应当致力于为社会力量的成长提供更为有利的制度环境,以确保社会力量的健康快速成长。
      
    三、改革的再启蒙
      
    如若我们能将“限制政治权力”作为未来政治改革的基本共识,那么,中国的改革将极有可能重新回归改革开放所开启的“增量改革”的轨道上来。一方面,政治改革基本共识的存在,不仅将大大降低对政治改革的阻力以及改革中的各种不确定性,而且有利于缓解政治改革所带来的阵痛与调整成本。另一方面,随着各项改革措施的积极推进,政治权力所面临的监督与约束将大大增加,这将有望缓解当下由于公共权力滥用而导致的“官民冲突”和社会不公正,进而提升整个社会对政治改革的信心,从而使得社会“激进化”的趋向得以逆转。
      
    关键的问题是,政治改革的共识又如何才能达成?我认为,无论对于政治精英,还是对于整个社会,当务之急是需要一场改革的再启蒙。唯有如此,才有可能缩小彼此分歧,进而重新回到改革的轨道上来。
      
    对于政治精英而言,改革的再启蒙至少包括两方面内容:其一,政治精英的历史使命感。近代以来,中国的政治精英面临的历史重任归结起来不外乎两点,一是民族独立,二是国家构建。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总体危机的大背景下,“救亡图存”一直是中国政治精英面临的首要问题。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民族独立”历史使命的完成,但是对于中国的政治精英而言,“国家构建”的历史使命却仍在“途中”。改革开放以来,尽管我们建立了初步的市场经济体系,但是政治改革的滞后使得我们仍旧无法构建起现代的国家治理结构。这个历史使命,需要由中国的政治精英来承担。其二,限制政治权力的历史必然性。中国的政治精英必须清楚,在现代条件下,一个权力不受制约的政治体系不可能实现真正的社会稳定。确实,环顾全球,我们还找不到无限制的政治权力与真正的社会稳定共存的例子。如前所述,由公共权力滥用所引发的“官民冲突”和社会不公正业已成为中国社会不稳定的重要肇因,中国的改革已经到了进退维谷的历史关口。因此,要实现真正的社会稳定,就必须对政治权力进行限制,就必须进行政治改革,就必须当机立断。
      
    对于整个中国社会而言,改革的再启蒙主要意味着对于“改革作为推动社会进步最可取方式”的坚守与认同。近代以来,中国社会面临的总体危机,使得社会的激进化成为中国人“救亡图存”的自然反应。但是,回顾20世纪的中国历史,我们至少可以发现:“激进化”或许是实现民族独立的重要武器,但它绝无可能成为国家构建的有效方式。面对国家构建的历史任务,当下中国社会需要的是理性、妥协与宽容。
      
    已故著名政治学家邹谠先生曾经指出,“中国在二十世纪中重建政治社会有两个冲突的作法或构想,一个是重建权力集中的强有力的政治权力,统一中国,维持政治社会稳定,占领控制社会与经济的领域,另一个是发展与动员人民的精力、才能与创造力。结果是第一个作法构想压倒第二个,有如救亡压倒了启蒙。”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后的今天,中国早已不再面临“救亡图存”的历史压力。面对“改革何去何从”的困局,我们缺少的或许仅仅是勇气和信心。
    
[博讯来稿] (Modified on 2013/3/29) (博讯 boxu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或者发稿团体的观点、立场)
37191952259
分享:
blog comments powered by Disqus
   
相关报道(更多请利用搜索功能):
·胡星斗:《改革共识倡议书》研讨会上的发言
·李林:怎样以法治凝聚改革共识
·吴敬琏:新改革共识可以形成
·以自由讨论凝聚改革共识/姚中秋
·“改革共识倡议”抑或谏言——兼论制度转型中的知识分子/刘水
·荣剑等:改革共识倡议书
·重温《零八宪章》凝聚改革共识/厚泽
·改革共识重新凝聚,重大变局即将到来?
·重温《零八宪章》凝聚改革共识/绿色文明研修小组
·清华课题组:凝聚改革共识,走出“转型陷阱”/张天潘
·“先富移民”破坏了改革共识/陈永苗
·血铅儿童毒化改革共识/付瑞生
·沟通体制内外,让党校成改革共识平台 (图)
·凝聚改革共识要找最大公约数
·《时代周报》呼吁对话 重新凝聚改革共识
·中国知名学者发表改革共识倡议书促依宪法治国
·何清涟指《改革共识倡议书》推动中国改革有积极意义
·陈永苗:给联署《改革共识倡议》72学者一记警世钟
·数十著名学者发出《改革共识倡议书》
·吴敬琏:矛盾加剧倒逼新一轮改革共识
·中国媒体称社会的改革共识正趋于破裂
·周瑞金:中国迫切需要重新凝聚改革共识
·中国媒体纪念邓小平南巡 呼吁凝聚“改革共识”
·上下互动才能形成改革共识:温总理谈话解读
论坛最新文章:
  • 红通三号人物乔建军被引渡到美国面临洗钱等指控
  • 非裔示威蔓延美140城 多个华埠遭暴徒打砸抢
  • 法国经济萎缩11% 创历史新低
  • 香港民调:66%受访市民指中国处理六四事件不当
  • 《北京中医药条例》草案:诋毁、污蔑中医药将依法追责
  • 离开中国西方是否可以依然故我?
  • 奥巴马评美国时局:和平示威参与投票才是改变正途
  • 解禁后东京感染者骤增 拉响“东京警报”
  • 尽管未获最后审批大陆已一窝蜂赶建武肺疫苗生产设施
  • 国际卫生组织总干事称日本新冠抗疫取得成功
  • 龙飞船升天 爱国者翻车
  • 李克强提中国6亿人月入仅1000元 专家受官媒访问强调是平均
  • 六四31周年将至 “天安门母亲”或无法集体祭拜
  • 郦英杰:台湾与世界交流不应由国际组织领导阶层任意决定
  • 日本政府拟对四国重开国门
  • 是否可以刺激法国人消费比想花的更多?
  • 新冠疫情在拉美继续延烧 确诊病例突破100万例
  • 联系我们


    All rights reserved
    博讯是畅所欲言的场所、所有文章均不一定代表博讯立场
    声明:博讯由编辑、义务留学生、学者维护,如有版权问题,请联系我们。另外,欢迎其他媒体 转载博讯文章,为尊重作者的辛勤劳动以及所承担风险,尊重博讯广大义务人士的奉献,请转载时注明来源和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