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的教训:不应惧怕革命/吉歌
(博讯北京时间2013年5月13日 来稿)
作者:吉歌 这个问题很多专家学者都讨论了。目前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自由资本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毛左共产原教旨主义等不同理论。但是,本博认为,这些理论都存在重大的缺陷,不能给出中国在十字路口的真正方向。本博将用多个篇幅逐步指明中国的道路。 一、每十一年一次封建复辟 1911年爆发辛亥革命以来,袁世凯复辟、张勋复辟、日本扶持的伪满复辟、蒋介石复辟、毛泽东封建复辟、邓小平垂帘听政复辟、江泽民垂帘听政复辟、薄熙来复辟、习近平复辟,短短一百年,大的封建复辟及其衍生性复辟,就高达9次。大致每十一年一次! 袁世凯、张勋和伪满等的复辟,都是明显的帝制色彩;而蒋介石的复辟,除了“四大家族”的形成,在其子蒋经国的继位上表现得更明显。 毛泽东不仅实现了终身制的复辟,更具有和法西斯结合的一些新特点,是一种新型的变相封建复辟,可以叫“毛左式封建复辟”。他也搞了“垂帘听政”,刘少奇、林彪、邓小平等都无法成为当时最高领导人。至于邓小平和江泽民的“垂帘听政”,可能他们自己不承认,但基本为海外主流媒体所公认。而薄熙来和习近平复辟毛左也是比较明显的,为毛氏复辟的拓展衍生。 在当前,红后代在官场和商场重要位置上的惊人高比例以及高起点和特权,中国无论中央还是地方最高领导人普遍任期过长,都是封建思想和制度延续的最好证据。中国的封建如此根深蒂固,中国人民是看不到希望的。如果这样一直病下去,就连“做梦”的权利恐怕也会丢失。 二、儒家思想对革命的巨大危害 由于中国封建体制和儒家文化紧密结合,儒家文化的中庸思想,是导致对封建的革命无法彻底的主要原因。 辛亥革命后,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力量并不是很强,在时任清廷内阁总理大臣的袁世凯倒戈的条件下才获得革命成功。孙中山作为革命的核心主导力量,本该当仁不让争夺政权的主导权,捍卫大总统的地位。但由于袁世凯实力极强,加上孙中山深受中国儒家思想的影响;为了短期的“和谐”,对袁世凯妥协退让,不敢立即决裂,这是一次重大失误。 在当时的形势下,如果直接决裂,确实可能导致尖锐对抗和社会动荡。但重大革命的关头,历史大潮流的作用必将更好地打破袁世凯的表面强势。而退让妥协则反而会巩固封建势力和导致复辟,为中国封建思想的继续延续埋下祸根,也仍然造成了军阀混战。 袁世凯做了大总统后,很快就导致了帝王复辟,虽然在历史大潮流下失败,但其拓展延伸影响深远。可以说后来一百年的各种复辟,都是这一软弱性的后遗症。孙中山没有看到,对抗封建千年体系的革命,是史无前例的的大革命,必须始终坚持以彻底和坚决的方式进行。 三、防止儒家思想死灰复燃 确实,儒家思想中确实有一些良性的道德规范,比如不杀人、不强奸、不盗窃等等,但已经完全没必要在学术领域中强调。就连马克思主义的先驱黑格尔也认为儒家道德和西方的道德相比,没多少新东西,更缺乏哲学意义。而普世价值中强调人性,强调真理的普适性,早已包含了这些良性内容。 必须看到,儒家思想中更占据主要地位的中庸思想,对中国的进步尤其是消除根深蒂固的封建性具备极大的危害。因此防止儒家学说的死灰复燃,具备极高的重要性。事实上,亚洲是封建文化残余最普遍的地区之一,和儒家学说的影响有极大的关系。 儒学的复辟,也往往紧密关联封建的复辟。对这一体系的死灰复燃,必须保持高度警惕和坚决拒绝! 四、尊重真实而不应惧怕革命 最近社科院的一次调查显示,大部分中国人处于“中间派”,但这只是长期高压下的假象。也有很多学者扭曲真实,拼命搞调和、和稀泥,惧怕革命而推崇改良,也是儒家思想的长期潜在影响所致。就中国目前的现状看,客观而言,革命获得成功的概率是远远大于改良的。 孙中山在历史重大关头的一次软弱,导致了封建残余的持久延续和封建复辟的丛生,甚至影响到了很多周边亚洲国家,其教训不可不谓之深刻。该改良就改良,该革命就应革命,尊重历史和现状的真实,才是最小成本的。当然,这需要各方以平常心和理性去拷问各种社会事件或现象。
[博讯来稿] (Modified on 2013/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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