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小戎：北漂逸闻录：同仁之吕耿松
(博讯北京时间2014年8月27日 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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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耿松生于一九五六年，家住在杭州九莲新村，小时候饿肚子的滋味，恐怕至今仍刻骨铭心。有心理学研究称：饥馑的童年记忆，往往能造就坚毅的品格。我不懂心理学，不晓得这种说法正确与否，姑且将它放下，开始叙说我们今天的主角。
那地方我很熟，坐在他旁边看着他忙活，是一种小小的享受，因为在那些时候，你会联想到自己也许正坐在青史之侧，观察着某种会令青春时代的人们萌生敬意的场景。偶尔发一小会呆时，隐隐间若有个声音在对反复念叨：“老吕坐牢去了，老吕又回来了，老吕还会再去坐牢、、、、、、”那场景是平静的，只要你不是刻意地想把自己带进忧伤情绪之中，忧伤就不会主动袭来。他和别人不同，想起他那些浮沉身世时，给人的感概并不多。因为他殊于常人，在他身边，就算努力想要矫情，也很难矫情起来。他并不擅长与人做浓烈的情感交流，平平淡淡，在无声无息中替你着想，为你奔忙。一切妥当之后，也让人很少能够察觉得出，他在你身上花了不少心思。对他来说，有些话要是说出来，或者有些事要是做出来之后教人察觉，就象会使自己显得很虚情假意一般。仿佛只有尽量教人记不得他的好，他才对得起别人。
从城站火车站下车，搭9路公交，可以直达他家的小区门口，右手边最里头那栋楼的一层，靠近路边一家便是吕宅。在十几米外斜对面的路旁，是社区警务室。社区不大，百来户人家；警务室却不小，好几间房子，赶得上个小型派出所。警务室地址选的非常好，从里头可以把吕家两个门的出入状况都查看得一清二楚。在他家门外的路上，时常横有路障，保安们守在路障前登记过往人等，问“为何要登记”？回答往往是支吾。他们放过一般过路人，有选择、有目标地登记。没人能搞得清选择的标准和理由，只知道被登记的对象，多是吕宅的来客。那路障象两道船闸，把吕家前后门之间的一截道路闸将起来。而盘查的人缘何能从来来往往的行人中分辨出谁是吕家的来客？是件颇费人思量的事。没有盘查的日子里，要是吕家来个人，总有莫名其妙的家伙，张头探脑往里窥视，神态并不精明、警觉，更象是爱管闲事的嚼舌邻居，而爱管闲事的人如此之多，教人好生烦恼。
他每日一大早起来，为妻女收拾早餐，送她们上班后，自己也开始一天的工作，看看有没有人需要帮助。因此上午他大抵会留在家里，想要扑空并不容易。若是上他家去，时常可以隔着防盗窗碰见他正在窗下洗碗，招呼一声：“老吕～”，他闻声，会抬头看一眼，有些漫不经心地“哦～”一声，淡定地放下碗，转身去开门。如果你不想这么着急招呼他，大可在窗外欣赏一番他洗碗，也不失为一桩乐事。只见一边洗碗一边若有所思在想着别的什么事，好象洗碗这桩事根本就不需要过脑子，闭着眼睛也能做到有条不紊。
要说起这位先生的掌故，惊天动地之举好像没有。这辈子最“出彩”的表现，是在二零零八年的法庭上。检方的起诉书上说：吕耿松写反动文章，给党和国家抹黑，良心大大底坏，居然说敌对势力、反动台湾才是中国的合法政府，英明的党和国家是土匪作乱，婶可忍叔不可忍，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底干活，死啦死啦底！而吕耿松辩称：说中华民国才是中国正统的合法继承者，这是严肃的历史学术问题，我的文章写得有理有据，完全系学术探讨，要是有人指出我在学术上的错误，那么我感谢他，他是我老师。但像你们现在这样，却不行！这是在搞政治迫害、学术迫害。最后以一声“自由万岁”收场。
法庭判了他四年，四年后再见着他，身材略有些发福，面色白净了许多，愈发地心平气和。胖是虚的，白是捂的，上了岁数坐牢，难免发脬；至于捂白了，却应当是不干活的缘故。想到这一层，我颇为自己得意，就是那种跟着沾光的心态。这一次再回到我们身边，他好象很惬意，经常穿着睡衣坐在椅子上，漫不经心地一心多用，举手投足俨然一派无忧无虑的“居家男人”。每当有人问起我，在杭州的民主派同仁中，谁的风险最大时，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吕耿松——只要他还在监狱之外。他行事克勤克俭，身兼民主党和维权专家、异见作家多重身份，其政治敏感性不言而喻。然而当他出现在你面前时，却很难从他身上嗅到那种被称为“政治风险”的气息。你只会觉得：这是一个日常到不能再日常的男人，没有丝毫神态气质上的异象，表明他正在从事着一桩高度危险的事业。那些监控、限制他的人们对他来说，就如同多年以来习以为常的左邻右舍；而在暗处天天写他的材料、打他报告的人们，则更加压根也不存在。“别人坐牢，回来以后往往表现得很压抑，至少需要一个缓冲适应期；但你回来以后，却表现得比以前更轻松。”有一天我偶然间向他提起这茬。他闻言，表情没有发生任何变化，依旧一副“居家男人”的宜爽派头，一边忙着手边的活一边答道：“以前么，我老婆胆子有点小，老是担心他们会不会来抓我；现在么，她也完全不怕了。”答非所问，驴唇马嘴。但经历了一些生活之后，如今的我已经完全能够明白，这看似轻描淡写的话语中，所蕴含的深厚的情义。当你回头细细品味时，你会发现这份情义，也好象只有用他这种话语才能表达。
男人们对家庭负有责任，这是个无需证据的天理。让自己的亲人们生活在动荡之中，每一个负责任的男人都应该为之感到愧疚。有人批评异见分子们说：“你们应该首先把自己的家庭照顾好。”这话虽有道理，但它基于这样一个假设性判断——这个国度的未来，你无需去为之负责。这样的假设忽略了一个事实，这事实就是：对有些人来说，那是他们不可推卸的责任！当两种责任在事实上发生冲突时，求全责备是苛刻的。这个国度走上未来的代价，必须有人去承担，古训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若是无人去担当这些责任，则天下便无兴亡可言。这责任深沉厚重，超乎我们的想象，甚至超乎我们的整个人生。感谢造化，她赐予我们的男人坚强的双肩和广阔的胸襟；赐予我们的女人慈悲的心肠和柔韧的情怀。
说沾光可不是信口雌黄，能沾上他光的人并不多，象我这样的，需要恬着脸才能够得着。这位老吕经常在家做饭，一日三餐，等着妻女休班回家就餐。“我老婆做饭不如我！”若有人问起，他就撇着杭州普通话宣告自己占领灶台阵地。我不知道他们两口子的手艺孰高孰低，不过他本人的手艺，倒真真是极好的。我第一次上他们家，他就亲自张罗了一桌子好酒好菜，很多年过去，我仍记得那味道，比起知味观和楼外楼，印象还要深刻。他口碑人缘极佳，管埋头干活，不生是非，人们会说：“老吕从不乱说话的，既然这话是老吕说的，那就肯定没错。”
因为活干得多，多年以来一直是杭州警方重点关照的对象。有一天我又出现在他家窗户下，那天他心情颇佳，决意带了我到他们家附近的小馆子去略吃一顿。我从没跟他一块出过门，不晓得阵仗。才走出家门，小区里的两个保安就跟了上来，俩大个子，红着脸羞羞答答和我们并排而行，我想他们应该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的熟人；保安身后，是几个穿制服的协警，张头探脑，一副想要讨警察欢心却又不知道该如何表现的模样；协警身后；又有几个穿白衬衫挂胸牌的什么人，年纪都不大，看起来虽然象职场中人，却并不干练，有些垂头丧气，并不十分情愿的样子；身前10点钟方向，有辆涂了警用颜色的面包车慢慢悠悠和我们一道；身后还有一辆SUV亦步亦趋。待到我们在饭馆里坐下，保安、协警、穿白衬衫的工作人员悉数站在门外伺候，四名脸色阴沉，心事重重，一身晦气的家伙跟进饭馆，点了一桌菜坐我们旁边。和别的食客一面吃饭一面闲聊不同，他们几乎一言不发，只是偶尔用手势让让菜，吃饭时还不忘时时关照着手边的提包，仿佛那里头有什么闪失不得的要紧物什一样。我们吃完回家，他们也起身走人。
这阵仗以其说是用来监控吕耿松的，倒不如说是用来吓唬那些试图接近吕耿松的人们的。因此我暗中揣测，在那个小区里，他的家庭应当是个被议论的中心，邻里之间自然少不了拿他们的家的事来嚼舌根。余有老友邹巍，系浙江民主党同仁，生相憨厚，品性淑纯，鲁钝中隐隐有大智大慧之资，而慧根又似植于缺心眼之上。他告诉我：“要去老吕那里么？问题倒也不大，只要别大包小拿，一眼看出你是外地来的就好啦嘛。”
我初次造访吕家，就是一副大包小拿的外地人模样。照着他留在网上的地址寻去，敲门却无人应答。正恨手边没有他电话，无计可施时，楼道上走下来一位四十岁上下的女士，装束颇有规矩风范，教人亲切。我退到一旁，向她打听吕家所在。她闻声驻足，露出一丝怜惜喜悦之色，微笑着压低声音问：“是公安学校的那位吕老师么？”我答是，她近前一步，倾斜着上身，用温柔的低语和手势，为我指出吕家的位置。我道谢之后，她又用垂怜的眼神与我交流了一眼，轻身下楼去了。
他的家比我想象中要小很多，进门后看不出有卧室存在的迹象，我很少去盘查别人家的布局，因此估计他的家最多有三十平米。还有一截他自己搭出来的偏厦，大约七、八个平米，白天做他的工作室，晚上做女儿的卧室。我第一次见到吕飘旗时，她还在念书，小丫头片子一个。每有客人来到家中，无论认识与否，她都要规规矩矩上前，彬彬有礼打招呼，征得客人同意后，又轻手轻脚地离开，一派民国风范。她站在我跟前，犹豫了一眨眼的功夫，还是决定称我为“叔叔”，萌萌哒。我们所坐的地方，就是那个他父亲搭出来的偏厦，是她晚上的卧室，要是看见占了她屋子的客人一时半会没有要走的迹象，她就会约了同学到云居山上去跑步。几年后，吕飘旗从学校毕业，在地铁公司找到了份工作，但受父亲牵连，原本已经录用她的地铁公司变卦了，中间很可能发生了什么与警方或者安全局有关的事，地铁公司系国有单位，不愿因为她而惹上麻烦，飘旗只好另谋它就。她上班离家不远，父亲每日做了三餐在家等她，日子倒也过得平和。
但这一次，二零一四年七月七日，噩运再度降临，她的父亲再次被捕，面临着也许比上一次更加严酷的迫害。八月十三日，吕耿松被警方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正式逮捕。虽说我对老吕再度被捕早有心理准备，但逮捕消息传来，仍大为震惊。撇开因为我们之间的情分所导致的伤怀不谈，单说这罪名——“颠覆国家政权”，自一九九七年所谓新《刑法》颁布以来，并没有太多案例。新党魁上位之后，在我所了解的范围内，亦尚属首例。过去将近两年以来，共产党高层忙于权力交接，无暇顾及民间力量，使民间力量有了相当长足的增长。当新党魁和他的集团渐渐站稳脚跟，便腾出手来向民间力量开刀，大量反对派人士被捕，这些被捕者十有八九被课以“寻衅滋事”或“聚众扰乱公共秩序”之罪。如今杭州当局重拾臭名昭著的《刑法》一百零五条这一“反革命”利刃，连我这种以“老运动员”自诩的人，亦始料不及。我们有理由作出如下推测：杭州当局趁着人们人关注大量“寻衅滋事”案件当口，想避人耳目，构陷吕耿松，将对吕耿松的迫害，淹没大量“寻衅滋事”案件之中。吕耿松是无罪的，这是赤裸裸的政治迫害，仅仅因为他热心帮助别人维权。
一九九三年，吕耿松在夜市上练摊养家糊口，因为他刚刚被杭州高级公安专科学校开除了，在那种政审非常严格的地方，象他这样有“反动思想”的人，无法立足。这位小贩一边写作，一边替他人维权。因为工作经验，他对公检法系统非常了解，因此有他参与的维权案例，经常能够获得成功，即便成功机会不大，亦能保护维权者少受打击报复。于是更多的蒙冤者慕名而来，由此麻烦缠身，当地想方设法刁难他，试图断他的生计，穿他的小鞋，各种勾当层出不穷。他自己搭出来的那点偏厦，街道办、物业等部门纷纷出来找茬。但他们找不出一丁点证据，可以证明那点偏厦是违章、违法、违规、危险建筑等各种对吕耿松不利的事由来。最后，这些人准备来混的，想霸王硬上弓，找来几名工人要强行扒了吕家的房子。当第一个工人爬上屋顶，吕耿松闻声从屋里端了条棍子赶出来，指着那工人说：“你给我下来！你也是穷苦人，我也是穷苦人，我本不想打你，但我就这么一丁点房子，你拆了它就是要断我的活路！你要是不下来，我就敢打死你！”那工人见他红了眼要玩命，便从屋顶上跳下，其余人悉数不敢近前，房子得以保全。
我去过杭州很多次，只要他在，下车之后的第一选择基本就是朝他家去。尽管我在杭州城内有很多朋友，堪称莫逆，但我仍旧下意识先去吕家，有可能是交通便利吧。有年长经验丰富的人教我说：“你上哪里，要把最敏感的人留到最后见。”因为要提防被警察抓住赶走，应付这种事对我们来说是必备的功课。见人的次序按敏感程度来排列，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自己因被驱逐所受的损失。这样做的话，即便警察来抓你，你也已经见了好些个人。假如到什么地方人都还没来得及见人，就被驱逐走，那样会很划不来。但我不是一个社会活动家，不是因为有事才去杭州，甚至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去那里，去那里做什么？我只是想要去到他们身边而已。对我来说，盘算敏感度，是桩伤神费力的事。我经常坐在吕家屋里，在他身边一言不发。坐在自己人身边，对我来说是一种享受，更象是一种心理需要，我需要时常感受一番那种踏实的气场。他亦不热衷于场面应酬，有时候会找些事给我做，让我帮他删掉电脑上的国产杀毒软件，再换上国外产品之类。我缺乏实干才能，却又只喜欢与象他这样的人为伍，因为在他们身边，我几乎可以忘记一切烦恼，至少是暂时地。前些年我还算有点小本事，会帮人收拾电脑，因此很多人都喜欢我的到来，那意味着他们奄奄一息的电脑又可以重获生机。如今会摆弄电脑的人越来越多，用得着我的地方也越来越少。而且，我的水平随着技术进步，正一年年地退化。我走到哪里，能给别人提供的帮助越来越少，给别人添的累赘却越来越多，有时甚至觉得自己渐渐变成了个民运废物。
老吕从不高谈阔论，至少在我面前如此。不象其他同仁，一见面就迫不及待交流思想，诉说掌故，甚至滔滔不绝，没日没夜。他从没跟我说过这些，从没提起过自己艰难的生活，更没提起过自己有什么光荣事迹。在浙江民主党人里，他既非发起人，又非主持人，远远谈不上声名显赫，但他所面临的政治风险，却数一数二。我们呆在一起时，相互都没有多少话，气氛平静，就象某个常客在从小就熟识的街坊家中串门一样，彼此都把对方的存在当成柴米油盐般的寻常事。只有当离开他的之后，才会重新想起：不知明年再来，老吕还在家不在？
老吕已经不在家了，从这个男人身上可以学到的东西何其多也。这位看似平凡日常的男人，早在九零年代初，就已经预见到中国官场黑社会化的趋势，但他的著作直到二十一世纪才获得机会发表。他原本可以成为一位哲学家、历史学家或者伦理学家，但他选择了政治异见，选择和弱者站在一起。那些身处强势的人们，如果只有当自己也沦为弱势者时，才能体会到弱势者心的境和弱势者的艰难的话，那么，到那时候，他们的结局将比原本就处于弱势的人们更加荒凉。我本人微不足道，仅有寸许秃笔，为吕公及其家庭，吁请各界关注，请诸君为在下更为吕公传播，不胜感戴！
来源：民主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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