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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小舟:基于“民意分类”视角观察“习氏反腐”等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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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北京时间2014年11月28日 转载)
    
    
     “民主转型与培育公民社会”征文

    
    “我们政府的基础源于民意,因此,首先应当做的就是要使民意正确。为免使人民失误,有必要通过新闻,向人民提供有关政府活动的充分情报。政府信息公开的重要性如同太阳对空气中的细菌一样重要,也像路灯对防止小偷一样重要。”
    ————美国民主之父托马斯•杰斐逊
    
    1、引言
    2、关于“民意”概念:理论阙失与观点参照
    3、“民意分类”的依据与内涵
    3.1 “知情权”视角:“民意分类”视角的一体化因素
    3.1.1 关于“知情权”
    3.1.2 基于“知情权”视角分析“习氏反腐”
    3.2 “民意分类”的内涵
    3.2.1 公民民意(Will of citizens)
    3.2.2 潜在公民民意(Will of potential citizens)
    3.2.3 臣民民意(Will of lieges)
    3.2.4 本能民意(Natural popular will)
    3.2.5 混合民意(Farraginous popular will)
    结语
    
    1、引言
    
    习近平主导的习氏反腐进行至今,体制内拥者甚众自不必说,便是在民主自由阵营,亦有一干人等大致持肯定态度,其肯定反腐的重要依据之一便是习氏反腐所获的广泛的“民意”支持,且列诸事实,着墨细腻,大致为田夫野老、蚕妇村氓多有认同,街头聚议、席间闲聊多持赞誉之类。当然,笔者承认这是一般事实:大陆民间对习氏反腐多倾向于认同、支持。
    
    然而,有一个很简单的常识性逻辑:对某件事情理性支持的前提,是对某件事情足够了解。如不然,此种支持有多大意义?纳粹反犹宣传铺天盖地,愚民方式层出不穷,换来德国多数民众若狂若癫地支持驱杀犹太人,此种民意支持难道可取?而在中共极权欺世说教、愚民宣传中产生的种种民意,与反犹民意之实质有何区别?民智不开,民意何足为据?倘以专制极权欺愚下产生的种种非理性民意、非客观民意为论据,则不啻问道于盲,缘木求鱼。
    
    中共上下出于一己之欲,历来极尽强奸民意之能事,孜孜于“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扭曲民意、践踏民意之诡谈与时俱进,常有创新。2014年11月中旬,习近平与奥巴马会晤时宣称:“我们讲究的民主未必仅仅体现在‘一人一票’直选上。我们在追求民意方面,不仅不比西方国家少,甚至还要更多。西方某个政党往往是某个阶层或某个方面的代表,而我们必须代表全体人民。为此,我们要有广泛的民主协商过程,而且要几上几下。”其关于“民意”之说不仅肆意罔顾事实,且明显自相矛盾,歪曲民意内涵无以复加,强奸民意之论再创新篇,厚颜扯谎、信口开河之技愈发炉火纯青了。
    
    是以,对“民意”概念,绝不可笼统观之,信手取之,须细化而观,分类而论,不然,在理论芳苑中探幽索隐之际,因基本概念不清,或进入误区,自乱逻辑,或多非笔墨,影响行文。然而,笔者苦寻相关理论依据后,所憾无大收获。
    
    2、关于“民意”概念:理论阙失与观点参照
    
    笔者撰写本文前,以百度和无屏蔽的谷歌搜索“民意”一词。百度百科将“民意”释为“人民群众的共同的、普遍的思想或意愿。”此说罔顾民意赖以产生的政治背景、社会背景等,模糊了民意来源,非本文所论之“民意”。而搜狗百科将“民意”释为“民众的意愿”,此说不过是百度百科“民意”释意的简化版。维基百科则无“民意”之中文词条;以约定俗成之英文译称“popular will”“popular opinion”“will of the people”查询,亦不见相关内容。
    
    笔者在大陆最大的网络图书馆“知网”中,亦未检索到对“民意”分类研究之文,但有思路相近之篇,如,钱华所撰《从历史的角度看当代中国公民意识的培育》(文章来源:知网。下如无注明,皆同),易顶强所撰《网络民意表达与当代中国新型公民》,其中均提及“公民意识”,钱华《从历史的角度看当代中国公民意识的培育》文中更有“臣民意识”,和笔者的“民意”分类思路有相通之处,惜两文止此而已,未曾就民意作针对性论述。
    
    乔芳所撰的硕论《我国教育政策民意表达形式、内容研究》,“公民民意”数次出现,作者对“公民民意”显已有概念性认识,惜未进行定义性判断,更未对“民意”进行分类研究。王法硕所撰的博论《公民网络参与公共政策过程研究》、干海春所撰的硕论《论信访制度视角下我国民意表达机制的完善》和王霁霞所撰《群体性事件中公民的角色与行为分析》,“公民民意”皆出现一次。“公民民意”在王霁霞文中所处词组是“公民民意表达”。可见几位作者对“公民民意”已有一定认识,但仅限于此,未作深化。
    
    郝志景在《民意、民权、民声——公民有序参与的法理释义及路径完善》中提出:“美国加州大学教授韩念西(Bernard.C.Hennessy)在其1965年所著的民意一书中,将民意定义为:民意是一群特定的人,针对具有一定重要性的事务,所表达出来的各种不同看法的总和。”此种观点与百度百科“民意” 解释无大区别。郝志景提出:“诚如美国政治学家凯伊(V.O.Key)所言,要很精确地来谈民意,与了解圣灵的工作没有两样。”由是可见,国外不少学者对于“民意”亦缺明确分类。
    
    是以,笔者深以为,对于“民意”判分缺少细化性概念,此不惟中国民主理论库之空白,亦系汉语文科学术研究之阙失,或亦为世界学术研究之薄弱区,遂生作本文之念。固然,文科类概念多不同于理工类概念,普遍缺少可以绝对数据化、绝对标准化之建构条件,只有大致科学性。民意分类界定的可能性亦大致如此。但是,不能够精确分类,不等于不可以大略分类。就如政治体制大体可分为“民主”“专制极权”等类属一样,“民意”必亦可进行二级分类。
    
    是以,笔者庶竭薄识,力掘驽钝,提炼资料,界定范畴,将“民意”分为五类,并引“习氏反腐”等现象作辅助分析。笔者深知,此种概念建构,盖非一人之力可竞其全功,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殷盼体制内外的朋友们不吝赐教,基于理性研究、客观辩论等方式,共同将“民意”概念和民意分类细致化、条理化、准确化,使“民意”概念和民意分类便于应用,适于研究,补民主理论库之空白,弥汉语文科学术研究之阙失。
    
    3、“民意分类”的依据与内涵
    
    3.1 “知情权”视角:“民意分类”视角的一体化因素
    
    3.1.1 关于“知情权”
    
    要进行民意分类,首先要论及知情权。在百度百科中,知情权被等同于英文Right to Know,被释为“知的权利、知悉权、资讯权、信息权或了解权”,并指出,“社会中80%以上的信息是由政府机关掌握的”,正因如此,知情权在百度百科中被称作“政治民主化的一种必然要求和结果”。大量事实证明了,知情权是衡量公民权利实现状况的重要标杆,是判断一国一地民主宪政制健全程度的重要尺度。凡是知情权的法制保障与法治保障不断健全的国家,其民主宪政制亦必在不断完善中;反之,其民主宪政制或者尚为空白,或问题多多、亟待完善。
    
    在知情权概念尚未问世之际,便已以不同表达方式出现在宪政推动者和人权促进者的相关言论中。美国宪法之父、第四任总统麦迪逊指出:“不与民众信息或不与其获取信息之手段,则所谓民众之政府或为滑稽剧之序幕,或为悲剧之序幕。”美联社编辑肯特•库伯(Kent Cooper)正式提出“知情权(right to know)”之概念,并指出,一个国家如果不尊重知情权,就不会有政治的自由。可以说,知情权概念的提出与完善的过程,和知情权的法制保障与法治保障不断健全的过程,亦为权利与权力不断博弈之过程。
    
    林爱珺在其博论《论知情权的法律保障》中提出,“民主化程度越高,知情权的范围越大”,并举例道,二战后在美国监督扶持下逐渐建立民主宪政的日本,其信息公开法却是在国内压力下建立健全的,一系列政府腐败丑闻(如艾滋病毒感染事件、核反应堆泄露事件等)被接连曝光,政府迫于各种来自民间的压力,几经反复才最终得以制定的。据《论知情权的法律保障》文内资料,纵然像联邦德国、新西兰等民主宪政制较为成熟的国家,在知情权制度构建方面,也是在内外压力下,经过了曲折反复的过程才渐趋完善的。
    
    知情权制度构建,在民主宪政制较为成熟的国家,尚且经历波折迂回,在专制极权国家的不堪状况则可想而知了。“民主化程度越高,知情权的范围越大”,故专制极权之下基本没有知情权。如中共极权,在关系其切身利益的信息领域一以贯之地极尽封锁真相、愚民惑众之能事,因此,民众所能获知的有关政治等方面的真相类信息、常识类信息十分有限。大部分大陆民众不谙翻墙之道,只能接触央视传声筒和大陆局域网,严重缺少知情权,尤其是政治知情权。
    
    目前中共极权貌似为满足民众政治知情权颁布了一些法律法规,而事实却是,这些法律法规不仅在党主宪法中缺少依据,且瑕疵百出,如“言论自由”之类的党主宪法条款的施行结果一样,在人治横行、专权肆虐的极权体制下,基本难以落实,徒装点门面而已。正因专制极权下没有知情权,故每有重大事件发生但信息严密封锁之际,往往谣谶之风大盛,小道消息漫天,然而,很多小道消息后来却被证明是比较可靠的。这说明了绝对限制民众的知情权是不可能的,也说明了民众对知情权的渴求程度,远过于对其他很多权利的渴求程度。
    
    诚如美国民主之父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之传世名言:“我们政府的基础源于民意,因此,首先应当做的就是要使民意正确。为免使人民失误,有必要通过新闻,向人民提供有关政府活动的充分情报。政府信息公开的重要性如同太阳对空气中的细菌一样重要,也像路灯对防止小偷一样重要。”虽然这段话没有明示知情权的双向特征,即民众对政府信息公开的要求,但对政府信息公开之义务已作极限性定位,知情权概念之实质也大半隐含其中了。在知情权概念尚未问世的时代,伟大的先知便已其高迈的正义情怀和非凡的睿智深思敏锐体察到了政府主动打破信息垄断对于民意正确的重要性,实在可赞可叹!
    
    本条综上,“知情权”对于“民意”意义甚大。本文将“知情权”视角视为“民意分类”视角的一体化因素。知情权完整度是决定民意理性程度的重要条件。不同完整度的知情权,对应着不同理性程度的民意。通过“知情权”视角,可以有效把握“民意分类”视角。必须强调的是,完整的知情权,绝非自己主观臆断、想当然的结果,必须源于对方的自愿告知、客观告知、全面告知,以及自身的全面查证、客观查证、理性查证。譬如不少人推断“习氏反腐”结果如何,但并非源于习近平本人和习共高层方面的自愿告知、客观告知、全面告知,更无法全面查证、客观查证、理性查证,而是自己推断的结果,最多是借助于一些小道消息进行推断的结果。此种极其有限的“知情权”所产生的民意,自非理性民意。
    
    3.1.2 基于“知情权”视角分析“习氏反腐”
    
    最大限度地扩展民众的知情权,无论在何种体制下,均于反腐败有异常重要之作用。林爱珺在其博论《论知情权的法律保障》中提出,“政府、、、、、、整体上提高了行政的透明化、公开化程度,基本上杜绝了程序腐败和权力寻租的漏洞。”并举“韩国OPEN系统”“‘国家卖场’网络交易系统”等应用案例为证:“在启动‘国家卖场’网络交易系统之前,韩国主流媒体关于政府采购腐败事件的报道平均每两天一条,而2004年政府采购实现全部交易网络公开化以来,未发现因腐败问题而受到惩处的事件。”
    
    林爱珺所提的韩国政务网络化方式,固然对扩大民众知情权极有帮助,但归根结底,还在于民主宪政制度无处不及的强大综合效用。以“道”“器”作喻,民主宪政为道,网络技术终为器。若重器轻道,舍本逐末,器之长则不足以补道之短。对比上段所提的韩国政府采购网络公开化后无腐败报道之案例,中共治下的政府采购领域亦表面实现了网络公开化却腐败频生之事实即为绝好反例(谷歌可见大量案例)。真可谓:生于民主则为桔,生于专制则为枳。因专制制度使然,政府采购网络化不仅起不到遏制腐败之用,反而更易作秀,更易舞弊,民众无法获得真正知情权。
    
    扩大一步,以进行至今的习氏反腐为例。对于习氏反腐,民众基本没有知情权可言。要有对反腐的知情权,首先就要对赖纳税人所养的官员们的财产有知情权。不然,谁贪腐、谁有贪腐嫌疑,确切知情者只能是官员家人、N奶、窃官之贼等极少数人。而力推真正的“官员财产公示”的许志永等人被罗织罪名遭遇打压事件,说明了中共所颁的貌似满足民众政治知情权的种种法律法规不过是极权政治秀,是极权什锦装的一部分。大陆民众连官员财产都无法真正知情,其对习氏反腐所谓的民意支持,显系愚民文化、愚民宣传之结果,请问,此种民意支持,何足为据,何足为凭?!
    
    民众要有对反腐的知情权,必须有对腐败成因的知情权。所谓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专制极权体制下,不受监督制约或少受监督制约的权力才是严重腐败的根本性成因。然而,中共对于腐败真正成因一直讳莫如深,动辄将腐败成因归于所谓“少数人的腐朽思想”“西方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封建腐朽思想”之类,避而不谈腐败背后的根本制度原因和意识形态原因。习共虽推出“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依法治国”等说,但同时加上了“党领导”“党纪国法”之类的逻辑紧箍咒,究其实质,是改头换面、颇能惑人的人治理论,就腐败成因而言,其说之实质仍不过是以或显或隐的逻辑将腐败成因归为非根本制度因素,以图误导民众。在多数大陆民众对腐败成因毫无真知的情况下,对习氏反腐所谓的民意支持,何足为据,何足为凭?!
    
    民众要有对反腐的知情权,亦须有对反腐初衷的知情权。中共对反腐初衷倒不是十分掩盖,动辄大喊“腐败亡党亡国”之类。由此可见,中共反腐是为了保党保权,保专制江山,保既得利益,免因亡党而受清算。然而,决不可因此认为中共尚存些微真诚。其狡诈无耻之处在于,在各种反腐宣传中以种种诡谈将“党”与国家、人民绑定一起,给不少民众造成“没有共产党,中国和人民就会遭受灭顶之灾”之类感受。其实,国家与政权的区别,是一个很简单的常识,稍有历史知识,稍有抽象思维能力,便可认识到。怎奈中共集古今中外邪恶之大全,深谙洗脑之术,谎言重复千百遍,诡谈变幻千百度,使得很多懒于思考者形成思维定势,不自觉中将党国一体化,认为反腐既是保党,也是保国。认识至此,实在可悲!在多数大陆民众对反腐初衷模糊不清的情况下,对习氏反腐所谓的民意支持,何足为据,何足为凭?!
    
    民众要有对反腐的知情权,尚须有对反腐过程的知情权。如,反腐过程中是否有侵权行为?是否符合普世道德标准?相关过程应使民众知悉、查验。唯有如此,才能最大限度地保障反腐过程的合法合理。笔者屡闻贪腐嫌疑人被酷刑之事。固然,只要被定为贪腐嫌疑人,基本上不会被冤枉。但问题是,无论何种罪犯,皆应享有基本人权保障,以酷刑等方式逼供贪腐真相,虽或因贪腐嫌疑人洗钱手段过于隐蔽等情况而不得已为之,却是严重侵权行为,有悖普世法理和普世道德。更何况很多时候是纪委等人员行刑逼供,此种堂而皇之自毁游戏规则之举,其恶恐超执法犯法,须增越俎代庖之罪。如能使民众对反腐过程拥有最大化的知情权,其中黑暗必然大减。然而一直以来,关于反腐过程,民众基本未获中共方面的自愿告知、客观告知、全面告知,更无法全面查证、客观查证、理性查证。在大陆民众对反腐过程基本无知的情况下,对习氏反腐所谓的民意支持,何足为据,何足为凭?!
    
    民众要有对反腐的知情权,还须有对成功反腐之结果的知情权。反腐系民众纳税买单,而腐败分子贪腐所得,亦皆为民脂民膏,俱出于民众腰包,故民众有权知道贪腐所得被查抄后的去向,有权要求将反腐查抄所得用之于民。然而,中共对于反腐查抄所得,从无自愿告知、客观告知、全面告知,一直以“上缴国库”之类的大而空的说法率性应付民众。一党专制下,所谓“国库”,不过是“党库”“官库”的代名词,拒民于千里之外,查抄所得何去何从,民众无权查证。在大陆民众对反腐结果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对习氏反腐所谓的民意支持,何足为据,何足为凭?!
    
    民众要有对反腐的知情权,更须有对反腐进度有限的知情权。声大于势的“习氏反腐”鼓噪至今,大有蛇尾之势。民众身边的有明显贪腐嫌疑的官员倒台多少?各地一把手倒台多少?众所周知,如今大陆官场贪腐之剧之广皆创历史记录,如今一个小小村支书便可通过舞卖地之弊等方式,贪腐数百万、数千万,以此观之,中共官场腐败严重程度可想而知。民间沸沸传扬,“全国县级以上官员全部枪毙或许有冤枉的,但隔一个毙一个肯定有漏网的”,“大官作报告,小官戴镣铐”等等。而如今反腐进度有限,反腐面不全不广、少及基层,腐败大军底气不减;反腐少及一把手,局部腐败关系网一直根深蒂固。反腐进度有限,究竟为何?如非出于保党保权保利之心,尚有何由?然而,习共对于反腐进度有限的原因,或避而不谈,或顾左右而言他,多数大陆民众对反腐进度有限的真正原因不知究竟。此种情况下,对习氏反腐所谓的民意支持,何足为据,何足为凭?!
    
    种种事实已经证明并必将继续证明,一个以保护所谓的官员隐私权、所谓的国家秘密和行政秘密等各种借口践踏、剥夺民众应有的政治知情权的政权,一个连官员财产公开等基本的普世性为官标准都迟迟不能真正实现、最多表面敷衍的政权,一个频频诡称“国际接轨”,但事关自身利益则必以双轨方式欺世惑众的政权,必然是一个极权政权或带有鲜明极权特征的政权,是一个一贯漠视人权、践踏人权的政权,纵然以法律、文宣等各种方式编制什锦衣装,亦难障其丑恶躯体,注定要被民主潮流席卷而去。
    
    本条综上,基于“知情权”视角分析“习氏反腐”,可见知情权的法律完整程度和具体实现程度,是决定民意倾向、民意理性、民意分类的重要条件。不同程度、不同特征的知情权,对应着不同程度、不同特征的民意。主据于此,笔者将“民意”定义为“基于不同程度、不同特征的知情权、基本人权等权利而产生的不同程度、不同特征的群体意愿”,并将“民意”分为五类:“公民民意”,“潜在公民民意”,“臣民民意”,“本能民意”,“混合民意”。为对应学术文章之一般特点,笔者对这五类民意进行英文翻译,即:“Will of citizens”,“Will of potential citizens”,“Will of lieges”,“Natural popular will”,“Farraginous popular will”。此种翻译倘有不到位之处,敬请诸师友不吝指点。
    
    3.2 “民意分类”的内涵
    
    3.2.1 公民民意(Will of citizens)
    
    笔者对公民民意(Will of citizens)定义为:基于最大限度的知情权等普世性权利而产生的群体意愿。据此,在知情权等普世性权利被广为剥夺的中国大陆,在严重缺少民意授权的合法性的宪法规定的种种权利基本沦为一纸空文的情况下,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公民民意群体。最多是如刘贤斌先生所言,“像一个公民那样”而已。有些身在大陆的民众自称为公民。笔者以为,极权之下无公民。真正意义上的公民,必须有实质公民权利作为支持。仅有渴盼,没有权利,连有限知情权也要依靠翻墙等方式争得,还自称公民,这叫名不副实,这叫一厢情愿,不仅心想事不成,且在不自觉中为极权的伪“公民”概念免费作了嫁衣。今日大陆,既然公民不存,何来公民民意?
    
    3.2.2 潜在公民民意(Will of potential citizens)
    
    笔者对潜在公民民意(Will of potential citizens)定义为:在专制极权体制下,因力争知情权等普世性权利而产生的群体意愿。大陆存在一个不断扩大的潜在公民民意群体,虽无公民实质,但有公民渴盼,他们向往民主宪政,对于极权本质和中国政治现状有着十分理性的认识,通过翻墙、安装卫星天线或收听所谓“敌台”等方式争回了残缺不全的知情权和其他公民权利。在维权博弈中,不少潜在公民民意践行者虽饱受政治打压而傲然不屈,无论在狱外狱内,或努力接近“新公民”“真公民”状态,或“像一个人或者像一个公民那样生活和战斗”,是极权中国之潜在公民民意群体中的出类拔萃者。
    
    3.2.3 臣民民意(Will of lieges)
    
    笔者对臣民民意(Will of lieges)定义为:在专制极权体制下,因罔顾和丧失知情权等普世性权利而产生的群体意愿。据百度百科“公民”词条所释,“公民意识与臣民意识等相对”。臣民者,时下亦谓之“屁民”“猪民”等。“猪民”之称,笔者最早见于因积极参与茉莉花革命而被煽颠的梁海怡的思想汇报(网络图片形式)中,以为很是形象。连民众的基本政治知情权都要剥夺而去的政权,等于蒙人眼,塞人耳,阉割了人之感官,弱化了人之表达,只许温饱,只许交配,不就是猪圈标准吗?但“猪民”“屁民”等称谓未免流于自嘲,疏于他嘲,有灭民众威风、长极权志气之嫌,故以“臣民”名之。“习氏反腐”在大陆被捧上天,其实就是臣民民意的结果!在政务网络化方式犹不能遏腐败之分毫的大陆,在官员财产尚成谜团的大陆,在民众对习氏反腐初衷、腐败成因、反腐过程、反腐结果、反腐进度有限等关键情况几乎均无知情权的情况下,“习氏反腐”成为高高在上的宫廷独角戏,支持“习氏反腐”的不过是臣民民意耳!
    
    3.2.4 本能民意(Natural popular will)
    
    笔者对本能民意(Natural popular will)定义为:因自捍生命健康权等本能性需求而产生的群体意愿。人渴了要喝水,饿了要吃饭,伤了病了要求医问药,此皆为本能性需求,因之而生的群体意愿,则为本能民意。当然,在专制极权体制下,纵然本能民意亦有被扭曲之情况,也就是说,在必须自力保障生命健康权等本能性需求之际,亦因被洗脑等因素而继续忍受,如在毛共时代,大量民众(农民为多)被中共剥夺粮食濒临饿死亦不知反抗;再如,在邓共时代,很多莘莘学子在法西斯教育体制下被折磨出来各种疾病,却依旧在中共法西斯学校的强大洗脑氛围中继续忍受,终成沉疴痼疾:这一点,笔者是刻骨铭心的!不过,就多数情况而言,本能民意是不易被长期蒙蔽、长期扭曲的。在中国历史上,绝大多数皇权专制政权皆亡于因本能民意而爆发的抗争;邓共进行的半吊子改革开放,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畏于本能民意的结果。满足本能民意是天经地义,但如果一场抗争运动一直以本能民意为主要动力,潜在公民民意缺少或不存,最终政治结果就会进入专制循环模式。
    
    3.2.5 混合民意(Farraginous popular will)
    
    笔者对本能民意(Natural popular will)定义为:在臣民民意、本能民意、公民民意、潜在公民民意范围内,符合或兼有其中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民意特征的群体意愿。比如说,中共极权统治下,某区域内的一些民众受到了包括健康侵害、知情权侵害等权利侵害在内的集体性伤害,生出要部分夺回(极权之下,没有完全夺回权利之说)的集体性意愿,此种民意便兼有本能民意、潜在公民民意之特征。但是,如果这些民众采取的维权方式是在中共政府门口下跪或下跪式方式,不得不说,此种维权方式带有鲜明的臣民民意特征。当然,这样的例子或许不多。因为,一旦出现了潜在公民民意,臣民民意多半会被逐渐被边缘化。然而,在传统文化负面因素影响中,在中共极权愚民思想、愚民文化的毒害下,混合民意群体的绝对数量或许不多,但相对数量定然不少。矛盾性意愿集于一体,这是转型时期颇为吊诡、很是乖谬的社会现象。
    
    结语:
    
    在中国民主理论界、汉语文科学术研究范畴,民意概念和“民意分类”一直过于模糊。在笔者力所能知的世界学术研究范畴,同样难觅“民意分类”之类研究。但“民意”概念的模糊化,非常不利于中国民主理论的构建,在分析“习氏反腐”等时事现象之际,不仅会产生理论误区,甚至还会对民主启蒙效果和民主转型方向产生不利影响。是以,笔者庶竭薄识,力掘驽钝,基于对“知情权”的分析,将“民意”分为五类,“公民民意”(Will of citizens),“潜在公民民意”(Will of potential citizens),“臣民民意(Will of lieges)”,“本能民意(Natural popular will)”,“混合民意(Farraginous popular will)”,并引“习氏反腐”等现象以作辅助分析。此种概念建构,盖非一人之力可竞其全功,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殷盼体制内外的朋友们不吝赐教。
    
    来源:民主中国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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