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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怡:谁对这个国家还有盼望?
(博讯北京时间2015年1月09日 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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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街边的食店、杂铺,老板或伙计站上凳子,更换印着“习大大和彭麻麻”的中国梦年历。食客问,买的还是送的。多半乐呵呵地答,送的。这一举动,并不表明他们对新的一年,怀着盼望。按着哈维尔的分析,这与几十年前,父辈在店门口悬挂“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标语,如出一辙。人们并非相信,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有助于生意兴隆。但他们十分确定,缺乏这一标语的遮盖,极可能不利于自家生意。
    圣诞节那天,湖南高校的一群女生,身着汉服,手举标牌,上面写着,“抵制圣诞,中国人不过外国节”。这与两个月前,画家集体跪拜名师的一幕,相得益彰。有时候,盼望的确是从否定什么,或抵制什么开始的。那么,在近年来的文化保守主义潜流中,他们到底在盼望什么呢?座上名师的境界,高过了杂货店老板呢,还是三教九流,都在同一条船上?
    
    但跳船的人,越来越多。是对社会心理一次次的重创。大面积的裸官与老虎,成吨的钞票,和权色交易,所摧毁的并不是看得见的制度,而是看不见的盼望。金钱和性,是一种世俗的宗教力量。它们提供一种救赎,就是把我们从卑微中拯救出来的,一种身份认知。
    
    在旧时代,很多人只要坐到周徐令苏的位置,这位置本身就足以提供巨大的宗教价值。在位的荣耀,一切衣食住行的特权与待遇,尤其是为他人命运作决定的感觉,已足以使他们获得与众不同的身份认知。权力本身就足以打造一种世俗的救赎。因此,很多古人都会仔细地行使权力,主要不是利用权力谋财谋色,而是利用权力谋取历史上的地位,人群中的荣耀,及影响和决定他人利益的成就感。
    
    回顾1793年的元旦,马嘎尔尼是来华的英国公使,他虽未叩开贸易大门,却趁机观察清末社会,得出结论说,“中国人没有宗教,如果有的话,那就是做官”。对古代的士大夫来说,做官确是一种宗教。其中当然包含了吃得比别人好,穿得比别人暖的部分,但这种宗教最深远的核心价值,乃是光宗耀祖,和名垂青史。很多人为此目的,宁愿在金钱和情色上克制自己。很多早年的共产党人,也是如此。
    
    而薄周徐令苏的落马,其中有深意,远超过反腐的形而下议题。在新年来临之际,我们可以宣称,在今天的中国,做官已不再是一种宗教。金钱和性,已赤裸裸地成为人们获得身份认知的,普遍的和最后的救赎之道。
    
    这意味着,你只是愤怒和震惊于高官的腐败,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大多数人对他们的愤怒与震惊中,都包含和隐藏了更深的羡慕和绝望感。人们在潜意识里说,狗日的,他们总算实现了人生目的。他们这辈子得到了所盼望的。而我们呢,我们中的许多人,在这最可怜的救赎之道上,都是局外人。
    
    今日中国的真正危机,不是腐败,而是连同“反腐”,都与“腐败”一样,被捆绑在同一种、单向度的盼望中。换言之,谁对这个国家还有更高的盼望?谁对自己的人生,还有超自然的、或形而上的期许呢?如果社会的盼望,与薄周徐令苏等人的盼望;如果高校女生的盼望,与小业主的盼望,都惊人地相似。那么,把这些人抓出来示众,在社会心理的意义上,不过是使人们更加如饥似渴而已。
    
    《圣经》中说,“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但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新的一年,极有可能的是,每个人仍在否定一些什么,却无法肯定什么。每个人都在忍耐,却不确定忍耐的目的。可见的令人伤感,不可见的依然不可见。
    
    从这个视角看,年初,马航令人心悸的MH370失联事件;年末,《星际穿越》一片,在中国近7亿票房,掀起人人玄思五维空间的现象,这两个非本土的事件或作品,对国人宇宙观的冲击,大过一切社会事件的总和。发生在空中的灾难与救赎,与昆明火车站的暴力恐怖事件,将一个无可逃遁于天地之间的人生处境,生动而残忍地排列出来。
    
    这意味着,我们对这个国家的盼望若不大过天与地,就根本算不上什么盼望。无论是顶层设计,还是民间推手;无论反腐,还是政改;在新的一年,人们需要新的救赎。不是对于将来不可知的改变的理想,而是在一切尚未改变时,就足以安慰我们的救赎。
    
    1843年,狄更斯写出他的五个圣诞故事的第一篇,《圣诞颂歌》。评论家说,这一系列圣诞小说,是狄更斯对英国“饥饿的四十年代”的民众苦难的回应。他热爱生活,却憎恨他所生活的那个社会。这一点,正是圣诞与元旦的区分。元旦,只是一个横向上的时间点,如果你在这个点上,憎恨你所生活的社会,你就不可能同时热爱生活。圣诞,却是一个纵向上的时间点。就如《星际穿越》的故事一样,你可以在这个点上,斥责一个糟糕的社会,又同时热爱生活本身。
    
    就横向上的时间点而论,黑格尔宣称,“中国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按他的说法,儒家传统并没有带来我们对这个国家更高的盼望。年年难过年年过,没有终极的意义。因为一个纵向上的时间点,没有闯入我们中间,形成历史。
    
    1896年,梁启超首次使用“世纪”一词,称这是西人以耶稣纪年指一百年为期。从此,“世纪”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对一个时间性的人类社会的通用描述。1900年后,“世界”一词,亦在文献中取代天下和万国,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对整个人类社会的称谓。一个纵向上的时间点,从那时开始,闯入我们中间。但迄今为止,我们很难说,中国已经形成了黑格尔所谓的“历史”。
    
    按着《星际穿越》的逻辑,对这个国家的更高的盼望,与政治无关,与领袖无关,甚至与制度变革和GDP增长也无关。盼望在于一个纵向的时间点上,爱作为一种超自然力量的出现。真正的,明年复明年,必将一再重复的悲剧是,建筑工若不爱那些住别墅的人,他们修出来的就不是别墅,而是监狱。教师若不爱自己的学生,他们传授的就不是知识,而是犯罪手段。政府若不爱纳税的公民,他们的统治就不是统治,而是奴役。
    
    没有盼望的社会,也没有是非的判断力。憎恨罪人、却不憎恨罪恶本身的人,也不会生出超越的盼望。在新的一年,若没有一个高于中国的梦,中国就最终只是一个梦。
    
    2014年12月31日
    
    来源:澎湃新闻元旦社论,未删节版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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