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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选骏:鲁迅的《阿Q正传》来源于斯宾格勒的“费拉”?
(博讯北京时间2015年10月26日 首发 -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
    谢选骏更多文章请看谢选骏专栏
    
     “阿Q”,其实就是“费拉”;“阿Q正传”,其实就是“费拉素描”。

    
    所谓“费拉居民”是指一种人类类型(Fellah type),而费拉社会就是由这种人类类型组成的社会。“费拉”是德国历史学家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1880─1936年)在其《西方的没落》(the Decline of the West,1918年)中,运用的一个术语,原意指“阿拉伯世界的农民”,衍生意义则是指所有大一统帝国的臣民。包括晚近的阿拉伯人,以及古代的罗马帝国臣民、以及从古至今延续下来的印度和中国的居民,汉人是一种典型的费拉类型的人。而最典型的费拉就是“后罗马时代的埃及人”。费拉的典型特点,在我理解之下就是“农民式的狡猾、无原则”。
    
    (一)鲁迅小说阿Q正传从中国高中课本消失
    
    2010年9月8日:鲁迅的小说“阿Q正传”一直是中国高中语文课本的必选篇目,但在这篇小说却在今年秋天的”中国高中语文课本“中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些现当代作家及外国作家的作品。
    
    中国新闻网报道说,新学期开始了,各地学生们陆续拿到了人民教育出版社的新版语文教材。假期借高年级同学课本先学过的学生发现,短短一年,语文课本已大不同。鲁迅经典小说《阿Q正传》被删除了,当代先锋作家余华的“荒诞小说”《十八岁出门远行》第一次进入了教材。此外,被删除的文章还有《孔雀东南飞》、《药》、《雷雨》等。据统计,新课本现当代作品及外国作品54篇,其中新选课文35篇,占总数的64.8%。旅居美国纽约的自由撰稿人谢选骏说,过去中国中学语文课本所选篇目往往是“意识形态挂帅”,因此鲁迅的作品特别多,
    
    “我觉得这是一个体现了历史的进步吧。鲁迅的作品、巴金的作品,他们都是在中国最衰落的时候写的,国势最低谷的时候写的。所以他们的作品体现了中国一个最衰弱的状态。那么,中国如果随着国势的开始复兴的话,应该是把他们慢慢地淘汰了。鲁迅的作品我小时候读了,我有一种阴暗的感觉。觉得好像都是阴天。巴金的作品读了以后心里觉得特别堵,好像有一口气要透不过来。”
    
    谢选骏说,现在中学语文教材不应该再以意识形态划分,而是让语文教材回归到语文、回归到人文”,“至于余华的作品《十八岁出门远行》我觉得还是旧了一些,这个作品当时就不是很前卫的。那么,现在又过了二十几年,将近二十五年,四分之一的世纪过去了,它就显得更落伍了、所以,基本上中国的中学教材还是落后于时代的。”
    
    谢选骏说,语文教材出现更多外国作家的作品也是文化开放性而非封闭性和排他性的显现。他认为新的时代需要新的经典,“我觉得应该把《河殇》选进去嘛。《河殇》不是就很好嘛。体现了1980年代的一个又是普及性的、又是一个最前卫的观点。代表了那个时代的基本精神。实际上现在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现在的中国的国策,很大程度上都是按照《河殇》所指引的那个路在走嘛。但是《河殇》本身它被禁止了。现在还是被禁止。但是《河殇》实际上中国的国策都是按照《河殇》指引的路子在走。”
    
    杭州师范大学教授岳刚德说,在毛泽东时代,由于政治的强力干预,语文教材对文章的选择失去了独立性、自主性,“当时考虑到鲁迅先生他这样的一些作品恐怕阴暗面的东西多了,对孩子的成长不利,所以从当中砍出来一部分。那么,现在在高中这一块的话,我们又开始在做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变动。”
    
    岳刚德教授还指出,中学语文教材拿出去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取而代之的是什么,其中的标准又是什么?
    
    “因为你要选或者要取,或者要做加法要做减法,你必须要有你的依据,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语文它这样一个课文的选择是有利用的选择。其实它这种选择与课文的目标是有非常密切的联系的,因为它选这些内容就是为了实现它语文教学的目标。如果没有这个目标在这里为力度,那你这个力度显然就失去了它的一个合理性的基础。所以,我就觉得首先应该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它。”
    
    中新闻的报道说,据教育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以来,中国在实施课程改革的同时开始推进教材多样化建设,全国先后有八十多家出版单位出版了数百种各科中小学教材,教材内容日趋丰富,质量不断提高。2005年率先在广东、山东、海南、宁夏启动的普通高中新课改,也让语文课本进入了百花争艳的阶段。可以预计,会有更多不同类型的文章进入语文教材。(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高山的采访报道。)
    
    鲁迅的《阿Q正传》,本不过是一介小民的传记,结果被政治家利用了,成为一座“阿Q社会”的写照。于是,事情反了过来:没有阿Q社会的土壤,哪有阿Q的根株与生涯?阿Q虽死,阿Q社会犹存!
    
    赵老爷、假洋鬼子、官府,这是阿Q社会的一个缩影;吴妈、小D、地保等等,则是另一些缩影。没有他们的共同努力,是产生不了阿Q的悲喜剧的。鲁迅个人的病态(肺痨病)心株,被政治野心家硬是粘连到了阿Q社会的肮脏土壤,故能把各种阿Q的脉博尽情把玩······
    
    而我在1981年就预言过,什么时候中国强大了,就会抛弃鲁迅。因为恢复了民族自信的人们,不再能够容忍他所描写的阴暗萎缩的华人形象。那时候,中国就会兴起复古主义,重新追求古代中国的荣誉。
    
    (二)斯宾格勒和鲁迅几乎同年生同年死
    
    与斯宾格勒(1880—1936年)几乎是同年生同年死的鲁迅(1881—1936年),其主要著作《阿Q正传》,正是来源于长他一岁的这位德国人的主要著作《西方的没落》。
    
    有一个问题问得很好:“鲁迅对中国传统的否定与斯宾格勒对欧洲传统的颠覆,有何异同?”
    
    事实上,鲁迅的主要“发现阿Q现象”,并不像人们简单地、按照鲁迅本人所希望地认为的那样,是取自鲁迅本人对于中国社会的观察,而是得力于他对斯宾格勒所论述的“费拉”。
    
    简单地说:“阿Q”就是“费拉”。
    
    《阿Q正传》,中国近代作家鲁迅唯一的一部中篇小说。
    
    写于1921年12月至1922年2月之间,最初分章刊登于北京《晨报副刊》。《阿Q正传》第一章发表于1921年12月4日《晨报副刊》的“开心话”栏,开头讽刺考证家的那些近似滑稽的写法。但鲁迅“实不以滑稽或哀怜为目的”,并希望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来”。第二章起移载“新文艺”栏,直至1922年2月12日登毕,以后收入小说集《吶喊》。
    
    注意:《阿Q正传》写的就是农民,而“费拉”的本意就是“阿拉伯农民”。
    
    《阿Q正传》写了辛亥革命并未给农村带来真正的改革,并透过农村中贫苦雇农阿Q的艺术形象,影射人性的劣根性,如卑怯、精神胜利法、善于投机、夸大狂与自尊癖等。
    
    阿Q──小说主人公,社会中的小人物,一穷二白,但自尊心很重。每次遭遇到不幸的事,都会找些似是而非的理由为自己安慰。“Q”在这里本应念作“溃”,不过如今大多数人已经习惯按英语字母Q的发音来念。
    
    赵太爷──乡绅,阿Q的“米饭班主”,对阿Q甚为苛刻。
    
    吴妈──赵太爷家女工,阿Q曾对她出言不逊。
    
    小D──亦为底层人物,帮佣为生。曾与阿Q干架。鲁迅认为他“长大后也是另一个阿Q”。
    
    阿Q这一形象有其复杂的性格,但其人物的内心世界并不复杂。其在欺压时期用精神胜利法来使自己获得感情上的平衡,其精神没有执着的追求;相反,其玩世不恭反映了流氓无产者的信念丧失。鲁迅“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当年编者曾放在“开心话”专栏内,其实饱含着沉痛、哀伤,有心人读来并不认为开心。
    
    1937年3月,毛泽东在延安和美国作家史沫特莱说起《阿Q正传》,评价到中国国内有一部分人是带着阿Q精神,在任何时候都认为自己是胜利的,别人则是失败的。并在1955年10月,七届六中全会上谈不要当“假洋鬼子”,不准别人从事革命。
    
    任继愈认为研究评论《阿Q正传》的文章很多,也有写得相当好的,他们从文学方面着眼的多,抓住中国农民的本质来深入解剖的文章却是少见。许多人看不到这一点,嘲笑阿Q的某些缺点、毛病,其实这些毛病人人都有,是中华传统文化长期带来的胎记。钱理群认为鲁迅直到临死前,还为“《阿Q正传》的本意······能了解者不多”而感到“隔膜”,其主要方面就是鲁迅对“阿Q似的革命”的思考不为人们所了解。鲁迅的感慨“《阿Q正传》的本意,我留心各种评论,觉得能了解者不多。搬上银幕以后,大约也未免隔膜,供人一笑,颇亦无聊,不如不作也。”
    
    鲁迅曾说过,阿Q的身上也有革命的意识,但研究者对此探讨不多。汪晖指出“阿Q有几次要觉醒的意思。这里说的觉醒不是成为革命者的觉醒,而是对于自己的处境的本能的贴近。······阿Q的革命动力隐伏在他的本能和潜意识里。”
    
    该小说被翻译成各种语言。法国文人罗曼•罗兰认为“这部讽刺写实作品是世界性的,法国大革命时也有过阿Q,我永远忘不了阿Q那副苦恼的面孔。”此外也影响着中国其它的文学家及其著作,比如老舍的《猫城记》中描写看客的冷漠。
    
    (三)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先于《阿Q正传》
    
    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The Decline of the West)出版于1918年,略先于《阿Q正传》。
    
    《西方的没落》(以下简称《没落》)出版后在德国学界引起了巨大反响,然后波及整个西方学术界,这部书成为当时讨论的一个热门话题。德国的学术动态在身临其境的留德学生中间得到了回应。1920年宗白华赴德留学,在法兰克福大学、柏林大学研习哲学、美学等课程。留德期间,宗白华在1921年2月11日《时事新报》副刊《学灯》发表《自德见寄书》,报道了德国的学界动向。文中说:德国战后学术界忽大振作,书籍虽贵,而新书出版不绝,最盛者为相对论底发挥和辩论。此外就是“文化”的批评,风行一时两大名著:一部《西方文化的消观》,一部《哲学家的旅行日记》,皆畅论欧洲文化的破产,盛夸东方文化的优美。
    
    按《西方文化的消观》即指《没落》;《哲学家的旅行日记》(The travel diary of a philosopher),俄裔德人凯泽林(Herman Alexander Kyeserling,1880-1946)著,1919年出版。文中还指出,“中国将来的文化决不是把欧美文化搬了来就成功,中国旧文化中实有伟大优美的万不可消灭。”强调发挥中国民族文化的个性,不必专门模仿。宗白华之所以一改五四学人普遍西化的倾向,对中国固有文化抱有一份敬意,应与德国学界对我国文化的推崇有一定的关联。值得注意的是,宗白华这封不太起眼的信居然引起国内学人的注意。陈嘉异1921年2月13日给李石岑的信中说,他看到宗白华登在《学灯》上的这封信,甚有感触,以为“吾辈生于中国实负有两重责任:一层在介绍西方文化,一层即在阐发固有文化,必合此东西文化,然后将来之‘世界文化’乃能产生。”宗白华、陈嘉异都直接参与了五四期间的东西文化论战,斯氏的学说则间接对这场论战发生过一定的影响。
    
    如果说宗白华仅在文中提及《没落》的书名,没有任何介绍内容的文字,还够不上“最早向国内介绍斯宾格勒史学思想的人”,那么与宗白华是同学关系,也在德国留学的魏嗣銮,则完全可领此头衔了。魏嗣銮(1895-1992),字时珍,四川蓬安人,“少年中国学会”会员,德国哥廷根大学数学博士,历任国立同济大学、国立四川大学教授。魏嗣銮曾将留德期间所写的日记寄回国内杂志《少年中国》连载,他在1921年5月19日的日记中写道:
    
    与德士烈博士谈,彼谓《欧洲之衰落》其书甚坏。盖彼以体验与认知等列,为不伦,以民族之相异极大,为非实故也。此书作者为Spengler,彼谓欧洲之文化,已至末运,如美术,如音乐,如文学,如哲学,皆无发展余地,起而代之者,为文明,其意盖谓欧洲将来能震耀世界者,惟武功而已。Spengler最喜比较,以战前之欧洲比希腊,希腊者,思想最盛之国也。以将来之欧洲比罗马,罗马者,武功最胜之国也。Spengler以文化之盛衰如生物然,有生有死,有幼有老,以彼眼光观之,天下未有久不衰落之文化者,特时有迟早与久暂耳。Spengler书中好思想颇多,如谓自然在于认识,历史在于体认,皆极精到之言,惟谓各民族各有其特殊之文化,此文化不能互传,如谓希腊之数学,与近日之数学相异,又如谓世界上不仅有一种数学,乃有各种数学,此则未免过分矣。
    
    1921年5月31日记载,宗白华自柏林来访,晚上听大学三位历史教授演讲,“批评Spengler之《欧洲之衰落》一书,其言甚刻,彼辈皆谓Spengler不知历史。”6月8日记载,昨晚同王光祈在德听印度泰戈尔讲演《东西问题》,对魏颇有感触,他说泰戈尔演说虽无新意,然其痛诋欧洲人民之生活与思想,“实可为东方人出气,此其气魄,殊有足惊者也。”他在日记中还说到,德国思想界有两大潮流:一为新派,大多出自言哲学、美术与诗之学者。自欧战后,大感欧洲文化之不足,而思采纳东方文化,以济其穷,于是言孔子、释迦牟尼哲学者,皆为社会所尊重,“如凯热儿林(Kyeserling)、如尉礼贤、如史奔格列儿(Spengle)皆其例也”。所谓旧派者,仍尊崇自然科学万能者。两大潮流中以新派极占势力,而旧派几无声息。我国适反,趋新学人以驳斥孔子为能,而在德国则以能知孔子哲学为幸,甚至以辜鸿铭为欧洲之救星。魏以为“今日国内盛称之杜威、罗素,安知几年后,其学问不为人所吐弃。而奉之者,俨如上帝,此亦未免太过矣。”日记中还提到尚在德国的俞颂华、金井羊等人。魏嗣銮对《没落》介绍大体不错,也注意到要点,如斯氏重比较研究方法,视文化有如生物,有生有死,有幼有老,谓“自然在于认识,历史在于体认”等。若仅从介绍内容来看,魏嗣銮对斯氏学说的解说比李思纯略为深入。
    
    上面这些斯宾格勒及其费拉学说的在华传播,都恰巧在《阿Q正传》写作之前不久。
    
    (四)鲁迅接触过斯宾格勒的可能性确实存在
    
    更有意义的是,鲁迅本人是懂得德文的,应该在此之前已经阅读至少是听说过稳斯宾格勒的费拉学说了。
    
    茅盾曾经在回忆录里说过,“鲁迅的德文程度只能阅读,不能讲话”;在另外一处又提到,鲁迅虽然不能讲德语,但是听得懂。而根据鲁迅的学生荆有麟的说法,鲁迅的德语听力也存在一定的问题。荆有麟在《鲁迅回忆断片》中讲过一个有趣的故事:1924年,北京世界语专门学校从哈尔滨请来一位世界语水平很高的白俄教授谢利谢夫,此人要求会见鲁迅,两人在东安市场的饭店见面,陪客有荆有麟、孙伏园、章衣萍。谢氏对鲁迅讲德语,鲁迅对他讲日语,“两人都选取自己熟悉的语言而应用,无法顾到对方对另一种语言的听觉的能力,这会谈,是干干脆脆失败了”。鲁迅在南京矿路学堂、日本仙台医专都学过德文,后来又进了东京的德语学校,虽然不一定非常之正规地每天去上课,但总是正式学过德文。辛亥革命后不久鲁迅打算离开绍兴到一家大的出版社去当编译,就曾经用德文应试,他的德语水平不难推见,用来看书翻译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鲁迅到上海定居后,一度有到德国去的打算,为强化自己的德文,又下过一番工夫。许广平在回忆录里提过此事:“在有一个时候,他很想到德国去,自己在预备,每天自修,读文法,读书。那时他已经五十岁了,还是孜孜不倦像个小学生”。她后来又补充说:“在上海住在虹口公园附近的时候,鲁迅每夜自修德文至少有一年,大买一通有关研究德文的字典、辞典和德文书籍,如是经常每夜定出一定时间学习。见史沫特莱女士时,有时亦能用德语对话,史氏还称许他发音正确呢。”但因为忙于种种,后来儿子又出生了,未能继续坚持。鲁迅对于学习外文一向予以高度重视,不懂一两门外语,在他看来是很可惜的事情。(《中华读书报》)
    
    (五)中国社会费拉化的由来
    
    迄今探讨中国近代命运的各种学者,大都忽略了一个重大的民族差别: 西方社会是从一千年来的欧洲小邦政治向大规模的近代世界政治过渡。如十九世纪欧洲的中等规模的民族国家(如英、法、德、意、西等等),都经由更小规模的政治实体(如意大利的城邦、德国数百小国、法国英国的贵族领地),几百年演化而来。
    
    经过两次大战,欧洲受两翼边缘制约的战略形势就更明显,以此形成大规模的现代世界的国际秩序。这种演变使得欧洲小邦日益认识到,只有团结起来,才能获得新的世界地位。欧洲文明内部正日益趋同,而这一趋向又和社会主义思潮的壮大同步。
    
    这耐人寻味。这表明,社会主义不仅是道德理想或经济制度,而且是世界型政治的伴生物。正如民族主义是中等规模列强政治的意识形态;而封建主义则是小邦政治的意识形态。在列强秩序走向超级大国的进程中(这距离统一的全球帝国还有一步之遥),出现“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吼叫,不是偶然的。它是要求冲破国界,完成超国家的世界政治的组合。
    
    但反观中国,不仅置身这一世界潮流之外,而且成为它的受害者,因为中国近代以前的大一统社会与欧洲的封建主义相反。现代欧洲文明走向趋同,中国恰恰在这同化压力下趋于分裂,这意味着一种退化,美其名曰“再生”也可以:因为中国早在秦汉时代已形成自身的“天下一统”,自身趋同运动早在两千年就完成了。在古代技术所能允许的条件下,中国形成自己的“世界型文化”。
    
    战国六雄与其说是被秦国的“始皇帝”一举荡平的(二不是什么“统一”);还不如说是被法家鲸吞“统一”的。商君(卫鞅)奠定了新秦国的基础;而李斯们又为这个新秦国(其实是法家唯一成功的实验基地)的扩张不断地提供动力。而韩非们则成为这个法家圣地的立法者与宣传家。春秋与战国的区别:春秋的核心内容是区域争霸;战国的核心内容是灭人之国。战国是总体战的时代,而其开端的“吴越争霸”则是“用春秋之名行战国之实”;名为争霸,实来灭国。吴越的先后灭亡,说明血腥的转折已经来临!
    
    战国七雄,近似欧洲的七国列强;春秋兼并战争,近似欧洲的帝国主义战争;最后统一于秦,与现代文明正经历的世界趋同之地球村,又很近似。所以孙中山曾经夸口说,古代中国也有自己的社会主义思想甚至无政府主义理论,尽管他和康有为相似,是以近代西方的社会主义,去“发掘”古代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想”脉络,有点托古改制的意思;如把《礼记·礼运》篇中的“大同”、“天下为公”等观念,解释为欧洲式的社会主义。其实《礼运》是对西汉盛世即类似于罗马屋大维“黄金时代”之世界帝国的理想描述,而不是对于古代中国所没有的资本主义的反感。《礼运》和社会主义是风牛马不相及的。正如《水浒》、《红楼梦》、“儒法斗争”和共产主义的阶级斗争是风牛马不相及的。
    
    秦汉以来的中华世界这一政治结构,绵延两千年颠扑不破,作为全球历史上时间和空间跨度最大的政治奇迹,是全人类的共同遗产,应该列入联合国的保护目录,甚至在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屡战屡败的经历下依然令人自豪。但事实却一再说明,如继续坚持这一世界主义的结构,中国民族就无法立足于民族国家列强并争的国际社会,更遑论在其中成为发达国家?
    
    不少马克思主义宣传家甚至一些自命为“自由派”的撰稿人提出,中国传统应该对中共的“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性失败负责,他们列举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对封建主义的分析,指出所有对资本主义发展感到忧虑的社会力量其中包括封建力量,联合起来加入社会主义运动。然而,这样粗糙的分析即使流行于十九世纪的西欧社会,但怎么还能在如今精密的电脑时代迷惑人心呢!东欧和亚洲,同为蒙古帝国的遗产,它们在二十世纪先后同时沦落社会主义的试验中,有迹可循。苏维埃俄罗斯操纵“共产国际”,毁坏中国传统、削弱瓦解中国,以扩张俄国的远东势力,从瓜分中国进而鲸吞中国。为此,他们用俄国的僭主理论列宁主义替中国制造了两个党──1924年改组后的中国国民党和1927年发动游击内战的中国共产党。
    
    在列强可以一直从长江口开到重庆的国际环境下,保护中国种族、发展中国文化,就要确实认清中国的处境和习惯,与欧、美、俄、日等“系列强盗国家”(列强)是何等不同,这甚至决定了改造中国社会的具体做法,可能需要恰巧与它们相反。中国的这一特点,造成中国的以学习西方为特征的“现代化进程”不可能不充满坎坷。但不论如何,中国日益坠落的趋势必须扭转,重振颓势需要一种新型的政治观念;并在扬弃僭主政治的过程中,再造中国。
    
    按照斯宾格勒的分类法,西欧民族和日本民族当属“文化民族”。而印度、中国、犹太、伊斯兰人当属“费拉居民”。费拉居民的内在凝聚力已失去文化民族的动态,流于形式化的静态。在现代世界中,“费拉居民”的首要任务,是通过革命式的自我净化,重新“退化”为“文化民族”,以便参与世界各“文化民族”的角逐。为世界各“原始民族”和“文化民族”兼并为新的“费拉居民”,“贡献”自已的先天力量。
    
    在这方面,犹太人通过其史无前例的复国运动,走在最前,并取得卓著的成就。其次,就是伊斯兰世界正在酝酿的“复兴”,它正在伊斯兰费拉中灌注新文化的、动态的精神。
    
    中国人曾经有过公益心和团体精神。因为,中国民族曾经是文化民族。那时,约当西元前二世纪之前。秦的一统天一,使中国演化为费拉。满洲人是刚从原始民族脱胎出的文化民族,他们因而轻易征服了中原的费拉们。五胡、鲜卑、辽、金、元的历史,也都是“初起的文化民族”蹂躏与刺激“垂暮的费拉民族”的历史。
    
    过去,费拉居民都只能由别的民族来收拾,如“埃及民族”、“巴比伦民族”、“希腊──马其顿民族”、“波斯民族 ”、“罗马民族”、“拜占庭民族”、“大食民族”······但以色列人的“锡安主义”(犹太复国主义)似乎开创了一个先例,表明费拉居民的“倒退──自新”是可能的。
    
    西汉以后诞生的“汉人”,生来就是一堆费拉居民,因为汉人是秦汉帝国以后的产物。汉人不是普遍意义的民族,而是一个文化共同体内的全体居民的集合称谓。汉人来自世界帝国高压之下的各个民族的兼并融合,这些民族不仅是“诸夏”,也是荆楚、百越、巴蜀、苗蛮乃是赢秦这些并非诸夏的“夷狄”。
    
    夏、商、周,秦、齐、楚、燕、韩、赵、魏以及吴、越······等政治实体,既是统治集团,又是国家民族,还是文化范围──它们都是文化民族;但后来由它们合并而成的“汉”族,却是大一统帝国专政下的费拉居民的集体称谓。汉化人群的与埃及、巴比伦、亚述、马其顿、罗马、印度(孔雀、笈多等)、波斯、阿拉伯等“世界帝国”管辖的费拉居民,具有惊人的相似。因此,秘密帮会组织,是与“汉人”的历史同步出现的。这是社会分裂的结果,也是费垃民族业已形成的标记。
    
    还没有一个“中华民族”,没有一个作为文化民族而不是帝国居民出现在历史晨曦中的“中华民族”,那么现在通用的“中华民族”概念,只能包容着一个典型的费拉居民的内容,。
    
    创造一个以现代中国的全部版图为其活动空间的文化民族,这是一个梦想。但也是一个不一定就兑现不了的梦想。实现这一梦想,将是中国所能体现的最大、最根本的创造性。随着这一创造的壮举,千万种文化上的具体创造将不难应运而生、破土而出。人们又会看着中国说:这是文化的国土。
    
    (六)日本凭什么可以欺负中国?
    
    日本凭什么可以欺负中国?
    
    我认为,这是因为日本尚未费拉化,而中国已经费拉化了。
    
    这就像小小的以色列为什么可以欺负庞大的阿拉伯世界。
    
    中国与日本的分歧,并不起源于现代。陈涉曰,“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此语一出,“封建时代”终矣。反观日本,直至明治维新之前,“种”的因素都是社会结构的“第一原理”,所以,日本吸收了秦以后中国的无数文化,惟独没有吸取其最重要的一项:科举制度。偏偏巧合的是,现代文明所源自的西欧,也是类似于日本的“世袭贵族社会”,而不是中国式的“官僚选拔社会”,难怪日本进入现代化过程顺理成章,中国进入现代则举步维艰。由此看来,毛泽东的“粪土当年万户侯”,和它的反现代化倾向殊为一致,就不足为奇了。陈胜吴广毛泽东只能造就平民的集权政治,不能造就精英的分权政治,而所谓民主,显然是基于分权而不是集权。
    
    在年轻时代进不了北大校门的湖南民工毛泽东,所发出的陈胜吴广式的怨言“造反有理”固然值得同情,但作为治国理论显然大谬不然。果然,“现代陈胜”毛泽东一旦大权在握,就封闭了所有大学、制造亿万下乡知青:他虽然不能改变知青的城市出身,但毕竟把这些城里人赶到乡下去,让他们重新野蛮化。这个成就被他自封“伟大”,一个还嫌不够,还要四个伟大。与此同时,他在中南海里尽量实践如何做一个“没有种的王侯”。毛泽东现象说明,现代中国的痞化程度之深入:深入到制度层面,深入到价值观中了。
    
    然而,现代的中、日两国,却是由根本不同的民族所构成:
    
    一,现代的中国人已经是与现代的印度人、阿拉伯人,古代罗马人、拜占庭人、巴比伦人、埃及人相似的“后文化的费拉居民”。他们都以各自的方式经过文化民族的阶段,建立并支配了当时当地的“世界帝国”。帝国的主人费拉居民或消亡,或沉沦。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二,现代的日本人却是与现代的英、法、德、俄、西、意等欧洲民族国家以及朝鲜、越南、东南亚佛教国家同时兴起的区域性国家。他们没有建立过同文同质的世界帝国,他们是“前费拉的”文化民族。而其中,日本与欧洲尤为近似:它奉行的“封建武士的制度”(不同于中国、印度、阿拉伯等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和欧洲的“封建骑士的制度”,如出一辙。细心的读者也可以发现,中国的先秦时代、一切费拉居民进入世界帝国之前的时代,也都奉行类似的制度。
    
    日本人有什么精神上的创造吗?没有。日本人充其量不过是把中国文化的某些方面进行了某种特殊化而已,在这一点上日本人并不比高丽人、越南人、四川人、广东人······高明。尽管他们在近代的幸运是令人注目的。对于“中国”而言,日本甚至不是外省,而是一个藩邦,──它往往误解了中国文化的精义而予以岛夷化了。
    
    然而在所谓的“日本文化”中(假定这一名号能够成立),还是有待得今日之“中国人“珍视的地方,因为这芸芸熙熙的“中国人“现在已忘掉了他们祖先的许多美德与创造。那些被遗忘的东西,许多象化石一样保留着,许多则根本不复存在了──而小小的岛国却保留了不少这类在大地上已经消匿的圣光。这就是“日本文化”对我们的全部价值。
    
    中国人在接触日本文化时,勿忘日本不过是中国的反响而已。中国从自身,能比从任何其他来源学到更多的东西。这些东西不过是被不肖子孙们暂时遗忘──需要从别人那里转嫁而来罢了,就像希腊人从欧洲人学习古希腊文化一样。相比之下,近代日本人虽然卓有成效地改变了他们的生活方式,但并未放弃彻底中国传统。他们的价值标准──天皇还存在,神道也没有消失。而附着于这二个其实一体的许多习俗与遗风,其“中国性质”也就依稀可辩。现代中国尤其是现代南北朝则不然,它已经彻底遗弃了中国之本,而把自己的不肖归罪于国本的无能甚至有害,如亲日派鲁迅所说的“仁义道德吃人”。日本的仁义道德为什么没有吃人,反而帮助其社会复兴起来?因为在鲁迅一类“亲X派”的帮助下,与社会复兴有关,并牢牢依附于国本的风俗与传统──都已遭到无可挽回的破坏。结果现代中国不是改变了自己的生活方式,而是彻底破坏了自己的生活方式,彻底放弃了自己的生活。现代中国人──就如此无方式、无形态、无规则、无道德地“生活着”······使得“中国生活”发生了全面的紊乱并陷入了严重的失调······
    
    “汉意”的命运是这样的:日本的“国学家”们要求剔除汉意,“恢复日本国学的本来面目”,也许这对他们颇有道理可言:那种岛国的偏狭心理,那种生吞活剥的作风,那种极端饕餐的贪欲,那种容易集体骚动的国民性等等,都使得他们对中国采取了一种实用主义态度。日本人在根本上理解不了中国文化的世界性格。若是理解了,他们就会归化中国,就不成其为日本人了。在这种意义上,近代留学日本的那些“支那人”(就是头上留过满洲辫子的亡国汉人),把中国的学问叫作“国学”是完全错误的。因为日本的学问才叫“学”、“国语”,中国既然是天下,何来“国学”“国语”这样的方学、方言?可悲的是,台湾直到1970年代、大陆直到1990年代,都被这样的支那人统治着,他们都曾经向满洲鞑汗屈膝,头上留着猪尾,所以他们对日本,对苏联,对西方,也都采取了习惯性的奴颜婢膝。
    
    其实在“日本文化的发展过程”中,“日本文化”已经支离破碎了,也就是说,日本人不仅是在割裂汉意,而且也在这种强装文明的活动中破坏了“和魂”,也就是破坏了倭国的原始气氛和巫术精神。
    
    建立日本国家的人们,剽窃了汉意,杂糅为神道。站稳脚跟的“国学家”们后来却要求剔除汉学、复兴日本国学。这种梦想等于是一个混血儿想把自己身上的父系血缘清除出去,因为他的父亲现在又穷又老又懒惰,丧失了劳动能力,混血儿不想要这门亲戚了。我虽然同情混血儿,却不免怀疑他是否真能把自己的门户清理干净。因为流传至今的一切日本“国学”,没有不浸透了汉意的!尽管程度不同罢了。国学家若不劈碎和魂,如何能够剔除汉意?这种返老还童即使可能,而剔除汉意后,所余无几的残渣也不过是些野蛮民族的古老梦幻罢了。──这就不仅仅是国学家们的悲剧了。
    
    如果我是一个日本人的话,就更加同情国学家们的努力。真的,一个“好日本人”应该“要邪马台国的野蛮”而“不要中国的文明”,否则他就不再是日本人了?除非,他承认“日本”这个概念就是““邪马台国加中国”,就是“邪马台国的野蛮与中国文明的混血”。如果这样,那么应该爱邪马台国的野蛮胜于爱中国的文明者,就是邪马台人而不是日本人了。至少从理论上说是应该如此的。无怪乎那些国学家们那么痛苦与矛盾。他们虽在中国文明的乳汁下喂大,但却大声疾呼反对中国文明;正如后来的皇道派虽然是吃西方文明的水草长大成人的,却悍然发起对西方文明的攻击。太平洋战争其实不像常人承认的,仅仅是一场军事斗争而已。
    
    可是,这使日本人的精神世界严重分裂,使其社会变得如此矛盾冲突不休,使其种族成分如此复杂不调的中国文明,对于中国人即中国文明的传承者,尤其对于我们这个第二期中国文明与第三期中国文明之间的“现代南北朝”的承衰起弊者──却是如此宝贵!因为中国文明的灰烬是我们今日的唯一财产了。它是现代中国这个破落户的最后一个传国玉玺!
    
    当然,我们所说的“中国文明的灰烬”不同于倭人所谓的汉意,尽管中国文明之进入日本伴随中国种族之进入日本(现代倭人身上不免有许多中国血统),但倭人理解的中国思想,毕竟与我们不尽相同。倭人的汉意,仅是他们所能吸收的表面文章;就好像他们对汉字的音读训读一样。这在他们对于古代五经充分陌生上表现了出来了,因为倭人的汉意不过吟诗作赋、楼台宫馆罢了。这不仅因为他们对经典的理解能力天生就差,而且因为他们自己经典《古事记》还停留在神话时代。
    
    (七)中国如何摆脱费拉(阿Q)的宿命
    
    真的,为了适应“西方帝国主义强盗”对中国施行的打击,一切“正常的努力”都先后失败了,除了用“野蛮”来回答“文明”之外,我们已经无路可走。我们所能做的只是希望,希望随着世界压力的增长,中国的内应力也要增强。否则,中国“单方面的维持”的愿望,是不可能维持下去的。而内应力的增强,难免通过对于个人自由和“非整体性权利”的剥夺,来实现。正如孙中山所说,在中国,不是个人自由太少,而是个人自由太多!因为世界上任何一种“费拉居民”(fellah-peoples),都是依靠“自由散漫”,来对抗“专制独裁”的。所以,人民极其缺乏“健康的自由必定拥有的对应体──自律”。缺乏自律,使中国的事情常在“专制独裁和自由散漫之间”徘徊,所谓“一统就死、一放就乱”是也。
    
    所谓“费拉居民”是指一种人类类型(Fellah type),而费拉社会就是由这种人类类型组成的社会。“费拉”是德国历史学家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1880─1936年)在其《西方的没落》(the Decline of the West,1918年)下卷《对世界历史的透视》中,运用的一个术语,原意指“阿拉伯世界的农民”,衍生意义则是指所有大一统帝国的臣民。包括晚近的阿拉伯人,以及古代的罗马帝国臣民、以及从古至今延续下来的印度和中国的居民,汉人是一种典型的费拉类型的人。而最典型的费拉就是“后罗马时代的埃及人”。费拉的典型特点,在我理解之下就是“农民式的狡猾、无原则”。
    
    在该书的第六章《城市与民族(丙)原始人、文化民族、费拉》中,斯宾格勒写道:“在这一水平上,所有的文明都进入了一个历时数世纪之久的惊人的人口减少的阶段。文化人类的整个金字塔消失了。它自其顶点开始崩溃,首先是世界城市,接着是地方性的城市,最后是乡村本身,乡村的最好血液已经毫无节度地倾注到城镇之中,然而也只能支撑一时。最终,只剩下原始的血液尚留存着,但也已被剥夺了它最强壮、最有希望的因素。这一剩余物便是费拉类型(Fellah type)。”
    
    斯宾格勒上述有关“费拉”的分析,通过鲁迅的“阿Q正传”影响了毛泽东等辈,并进而推动他“愚公移山、改造中国”。进一步煽动文化革命,整死成千万上亿的中国人,目的是要消灭“阿Q基因”,让中国人“脱费拉化”。但问题是,整完以后,中国人好些了吗?除此之外,中国人还有救吗?
    
    这也许不是一个异想天开的国际玩笑。
    
    详见:
    
    http://www.barnesandnoble.com/s/xuanjun++xie?_requestid=236307
    
    鲁迅的《阿Q正传》来源于斯宾格勒的“费拉”? [博讯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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