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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选骏:用“文明共享”取代“文明冲突”
(博讯北京时间2015年10月27日 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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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主张,应该用“文明共享”的方针来取代“文明冲突”的宣传。
    

    因为现今世界上只有一个文明:那就是以联合国、国际法、国际金融系统、国际贸易系统、国际条约组成的国际安全系统为基本框架的“现代文明”。在此之外,并不存在别的文明系统。
    
    既然只有一个文明,就不可能存在“文明之间的冲突”。而只存在“文明共享”和“文明独占”的区别。
    
    (一)
    
    1989年,中国发生举世震惊的“六四事件”,大量伤亡和延续之久两年的清洗,直接触发并持续加剧了苏联集团的民主化风潮,东欧各国纷纷脱离苏联控制,获得民族独立。
    
    1991年,形只影单的苏联正式宣告解体,东西方冷战结束,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等“凡尔赛和约制造的人造国家”也逐渐瓦解。世界进入“后冷战时代”。
    
    1992年,日裔美国教授法兰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1952-〕出版了《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从欧洲思想史的角度讨论了共产主义世界解体的含义。
    
    四年之后,1996年,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出版《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再造》〔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引发了一场广泛的争论。
    
    不过在我看来,自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以后,全球冲突的背后,其实是国家利益的冲突,而非所谓的文明冲突。
    
    因为现今世界上只有一个文明:那就是以联合国、国际法、国际金融系统、国际贸易系统、国际条约组成的国际安全系统为基本框架的“现代文明”。在此之外,并不存在别的文明系统。
    
    不错,文化冲突是存在的,但其基本内涵是精神上的,主要分歧是思想上的。即使基督教内部,好像同样信奉一个神,但各派说“一个神”,但对真理的解释却各异,因而影响到文化的表现与生活的方式。但是只要各派之间没有尖锐的利益冲突,这些不同的解释只会形成百家争鸣,不会造成宗教战争。
    
    果然,由于2000年美国科技股泡沫破灭,导致全球股市灾难,中东石油大亨们在美国和世界各地的投资遭到惨重损失,情急和愤怒,导致他们不择手段,于是断然资助国际恐怖组织,阴谋策划对美国华尔街进行暴力攻击,作为报复,以便雪洗耻辱。这一风云际会,恐怕大大超过了“文明冲突”的范围,而变成了“炸弹冲突”,是亨廷顿做梦也不会想到的。
    
    2001年9月11日,在对抗苏联占领阿富汗的战争里成长起来的城市游击战组织“基地”,劫持了美国民航机撞击纽约世界贸易大楼〔World Trade Center〕,造成将近三千人死亡,世称“九一一恐怖袭击”。
    
    正如德国记者汉斯─彼得·马丁〔Hans-Peter Martin,1957-〕与哈拉尔特·舒曼〔Harald Schumann〕合写的《全球化陷阱──对民主和福利的进攻》〔Die Globalisierungsfalle/The Global Trap:Globalization and the Assault onProsperity and Democracy〕一书所反问的,“哈佛战略家”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真的懂得国际事务吗?
    
    (二)
    
    早在1993年夏天,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曾在美国面向研究外交政策的知识分子的刊物《外交事务》上发表了一篇论文,提出了现在已经非常时髦的问题:“文明的冲突”。他的命题是,为什么决定未来的不再是社会理论冲突或秩序政策冲突──如冷战时期那样,而是受宗教与文化制约的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然而这种恐惧有道理吗?这位哈佛战略家解释说,民主的西方将与世界其余地区,与专制君主和神权政治国家,诸如萨达姆、侯赛因或阿亚图拉·霍梅尼所结成的联盟进行最后的冲突,后者甚至会得到有工作效率的、信奉儒教的、低工资国家的支持。然而,事实并不是这样。
    
    首先,神权政治并一定就是专制政治的。例如在美国,91.8%的人信神,比意大利人〔74%〕、瑞士人〔73%〕、英国人〔38%〕与法国人〔34%〕都高。但神在美国信徒心目中的四种面貌,却是他们政治立场的体现:权威、恩慈、批判及疏远。这项由美国德州贝勒大学宗教研究中心所做的民调显示:
    
    〔1〕相信神代表权威的美国人比率最高,达31.4%,他们认为神对地球上的罪恶会勃然大怒,并降下海啸和龙卷风等灾祸,这类美国人在宗教和政治上最为保守,他们多半是南方的白人福音教徒或黑人清教徒,教育程度和收入往往比较低。
    
    〔2〕把神定性为疏远的美国信徒达24.4%,神在他们心目中只是一个没有具体面貌的宇宙力量,神创造了地球,但基本上任凭地球自生自灭,这类信徒不常上教堂,其立场最为自由派,抱持道德相对论观点,在西岸所占的比率最高。
    
    〔3〕认为神代表恩慈比率达23%,这类信徒主要是主流清教徒、天主教徒和犹太教徒,他们相信神为人类设下绝对标准,但他不像威权的神那么愤怒,比较会宽恕信徒。
    
    〔4〕认为神代表批判的美国人达16%,神在他们心目中的形象比较仁慈,对信徒会下评断,但不至于施加惩罚,这类信徒在东岸的比率最高。〔1〕在相信神代表权威的信徒中,80%认为同性婚姻是错的,63%认为美国出兵伊拉克是合理的,但只有12%愿意废除死刑。〔2〕在相信神代表疏远的信徒中,30%认为同性婚姻是错的,29%认为美国出兵伊拉克是合理的,27%愿意废除死刑。贝勒大学的佛罗西教授说,要了解美国的核心差异,这项指标是重要的工具:“如果我知道神在你心目中的形象,我就可了解有关你的一切,你的世界观就是以此为中心。” 〔英国《泰晤士报》2006年9月13日报道〕
    
    其次,新的空间日益狭小、全球都市紧密联系的世界内,各国精英们正和大众一起接受全球统一文明的约束,这是从政治文化观念到流行娱乐产业的全面沦陷。在另方面,如美国负责全球问题的前第一国务秘书,与克林顿总统关系密切的一位亲信蒂莫西·沃思认为:“中国很快就要碰壁”、“中国的崩溃也许很快就会成为压倒一切的话题”。因为“中国农民已经对贫苦的农村生活感到厌烦。他们的流动大军已有一亿多人,在贫民窟中寻找生存的地方,远离居民委员会的任何监督”。这样一来,正在崛起的东亚尤其是中国,必将被社会的分化和断裂所威胁,哪里还有余力去结合深深陷入现代化革命之前夜剧痛的回教地区,去反对西方的师傅呢?何况在任何意义上,东亚现在都没有一个“信奉儒教”的国家〔最多只有小半个朝鲜:即南韩尚未基督教化的部分〕。正如《国际反恐战争,建立全球政府──兼论“文明冲突论”之谬》〔谢选骏,2002年11月25日《观察》网站〕说的,“当前的反恐战争,并非‘文明之间的冲突’,而是文明内部的冲突,是现代文明系统里的未开发国家与已开发国家的冲突,是全球文明的消化不良症。”
    
    很显然,在“历史的终结论”自身已经终结、“文明的冲突论”自身陷入冲突的今天,二十一世纪的全球都市及其构成的“同一网络”已经开始攫住各种四脚乱踢的意识形态肿瘤和宗教文化硬块,并一把提出它们,把它们扭送到全球谈判桌前,开始“对话”。其实,迫使对话进行的主体并不是这些意识形态肿瘤和宗教文化硬块,而是它们的主人:二十一世纪的全球都市网络的同一化压力。
    
    (三)
    
    在全球文明同一化的压力下,各个都市开始创造新的自我形象。台北认为自己取代了硅谷,在监控器、鼠标、电视图像扫描器的生产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马来西亚希望借助高科技产品出口带来繁荣,就像当年鲁尔地区得益于钢铁加工业。孟买恢复了每年生产八百部娱乐片的纪录,数量之多已是好莱坞的四倍。当地办公楼的租金有时超过了日本的最高纪录。上海则力争作为亚洲超级城市神经中枢来扮演主角,成为东京的替代者,并要2010年以前成为西太平洋地区跨国金融商业中心。所有这些自我形象都是背离传统角色的,是全球同一性的新产物。
    
    来自特兰西瓦尼亚的犹太移民爱德华·卢特瓦克〔Edward Luttwak〕曾经是里根总统的爱将,为美国1980年代重振军威奠定了哲学基础,但是冷战终结以后却对胜利产生了幻灭感,他和他的朋友们因为失去了习惯的对手,而被陌生感吞噬,产生了巨大恐慌。这些冷战时代的遗老遗少们〔右翼的或是新左翼的〕,这样描写后冷战时代的全球化过程:“它把乡村的、省区、地区的以至全国经济的江河湖海,联结成一个唯一的全球经济的汪洋大海,它使狭小领域也会掀起经济竞争的滔天巨浪,代替了往日的微波细浪和平静潮汐。”然而,这里的惊恐不正因为看到了新事物的特征──充满危险和机会的双重变奏?早在十多年前,卢特瓦克就预言美国会变成一个“不充英雄”的国家,也就是作爲一个由小家庭组成的国家,而不会愿意将自己相对稀少的孩子送上战场。但是伊拉克战争证明他的这一预言是失败的,尽管募兵率在下降,但是人口统计资料上的证明,显示美国人口在移民因素的影响下还在顽强地增长,穷人和外国人〔绿卡持有者〕源源不断通过雇佣兵役制加入美军,奔赴前线。
    
    随着白人人口比例下降,美国不得不徵召外国人入伍当兵,这很可能重演“外国雇佣兵导致蛮族入侵”的历史规律重演。但即使如此,兵力的透支还是十分严重,使得美军发出色情征兵广告来招募重型罪犯充当新兵。
    
    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帕尔姆研究中心2007年2月20日发表研究报告宣称,2006年为了达到计划的征兵数量,美国陆军总共招募了近六千名犯过诸如性质轻微的盗窃、轻微攻击事件等“轻罪”的新兵,犯过“重罪”的新兵则高达九百多名,是2003年时的两倍多。更严重的是,美国各地的黑帮成员为了躲避惩罚而大量参军。法律界人士认为,这说明美军征募新兵越来越艰难,征兵标准不断降低。
    
    2005年仅仅美国陆军的征兵缺口就达七千人,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国防部首先提出“道德标准豁免”计划,允许有过犯罪记录的新兵入伍。美国陆军2005年公布的一份备忘录规定,当士兵“吸毒、酗酒、体重超标、怀孕以及表现不好”时,仍可继续服役。结果2006年入伍的陆军新兵中,4%的人是在降低文化和体能等录用标准后才得以入伍的。而有生理和心理疾病者,以及有违法犯罪前科者,竟然占了2006年陆军新兵总数的17%。
    
    帕尔姆研究中心公布资料明确指出,在过去三年中,美军总共招收了十万名“有麻烦”的新兵。《巴尔的摩太阳报》、《芝加哥太阳报》和《纽约时报》等媒体都对美军士兵素质的下降感到担忧。《芝加哥太阳报》更披露,美国各地的黑社会帮派成员为了躲避惩罚而大量参军,甚至还有因谋杀和抢劫罪正在被起诉的黑帮成员,被海军陆战队招收。士兵素质越是下降,美军虐囚等丑闻的发生率也就越高,在民众心目中形象也就越差。而美军形象越差,征兵工作也就越困难,征募标准也就不得不一再降低,士兵素质则随之进一步降低······这已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已故加拿大未来学学者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Understanding Media:The Extension of Man,1964〕一书中所描绘的“全球村”〔global village,又译作“地球村”,即把整个世界看作和谐村落的幻景〕虽然没有实现,但是一个充满危险和机会的现代丛林,一个“全球同一化的都市网络”,已经确确实实地绽露在地平线上了。而其中各个主权国家的“肿块”之间思想交流、相互谅解、有机的文化联系、经济上的相互适应,迟早要出现,或是自愿,或是被迫。因为同一化的网络要消除肿块,增强流通。如1969年美国政治家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在《两代人之间的美国》〔Between Two Ages:America's role in the Technetronic Era,1970年〕中提出的“全球化”〔globalization〕概念,就已经预示了这一现实。
    
    在我们看来,全球化正在不可挽回地走向全球政府。其人性依据是:二十一世纪的全球大都市,是消费者群体狂热向往的地方。城市越大,弊端越多,公害也越严重,秩序也越不稳定;但同时,也就越加奇特地具有更大的吸引力!这种吸引力主要是源于城市生活对消费者的感官所产生的强烈刺激甚至“快感污染”如各种上瘾的东西和毒品。人们沉溺在业已上瘾的刺激中,很难自拔。城市中眼花缭乱的生活,对于一个习于乡居的老农来说,也许是陌生且不舒适的〔所以农牧区来的独裁者往往喜欢毁灭城市〕;但对于一个习惯了城市生活的人,甚至对那些向往城市生活的青年农民来说,城市生活的上瘾却是具有致命的吸引力。重返乡村〔而不是晚上才回到郊区睡觉〕,将使城市居民感到单调、无聊以致于内心绝望,因为和他们的农民祖先不同,他们早已失去了那种纯朴而富于节律的农村文化,失去了对小社区文化的感受性,对于习惯了全球性的强烈刺激的心灵,那隔离的乡村不啻是一片文化的沙漠、精神的荒原。
    
    (四)
    
    二十一世纪的全球都市网络,如此吸引人们“投身世界革命”,而不是背叛革命、上山下乡。除非,那全球都市化了农牧区,是业已纳入全球都市网络的广袤郊区,那样的郊区可以容纳撒哈拉沙漠的灸日和青藏高原的风暴。在这种“新郊区”的意义上,如果我们把二十世纪作为战争机器的主权国家〔“战国”〕看作复杂而独特的立体结构,那么即将取代主权国家的全球都市网络就将是一个简单有效率的网状结构,它甚至包含了外太空。
    
    在古今任何一个战国时代中,都市网络的跨国化和同一化都是个普遍趋势,所以,封闭如秦国者,也可以实行客卿制度。而今全球移民更是汹涌,国界已经七零八落。回看中国战国时代,当时各个区域国家的首要都市大都拥有几十万人口,其余城镇的工商业也随之同步发达,这促使都市网络突破主权国家并覆盖整个中原。后来秦王并吞六国,建立郡县制度,所设立的“驿道”,实际上只是把原有的城市网的脉络给制度化了,而并非什么空前的创举。这正如他的“万里长城”不过是连接了原有的各国长城,并不是凭空缔造的。历史上,其他民族和文明中的各个世界帝国,由于同样的理由,无不具有贯穿版图的大驿道网,罗马帝国在衰落的转折点上也建立过长城。其实,所有这些驿道网络,都是在早已存在的城市和商道网络的基础上建立的。比之几百年后的西汉乃至东汉,战国时期的城市化经济,不仅毫不逊色,且因争霸的刺激而更加亢奋、独立、发达。相反倒是随着长城时代中原世界帝国及其抑制工商业、扶植农牧业政策的确立,城市化趋势在汉朝反而受到了抑制。和秦汉郡县制帝国一起到来的,是工商业作为一种独立社会势力的普遍衰退,因为工商业这时不再受到更高目标〔如战争胜利与国家竞争等〕的激励,而仅仅是为了赚钱。随着战国的消失和军事需要的锐减,生产的动力退化为消费型的,工商业的竞争不再是生死攸关的了。这种情况在罗马也有。在共和国时代,罗马沿着希腊化城市的网络扩张,“罗马的和平”就是终止战国的屠杀;到了帝国早期,罗马为中心的城市化网络进一步发展,以致罗马城邦发展为地中海世界的首都;而到了帝国中晚期,和中国的汉朝相似,帝国各地的城市逐渐陷于萧条破产的境地,与大批游手好闲的流民无产者同时出现的是,人口急剧的减少与大量流失,蛮族入侵一如五胡乱华,结果使得大庄园起来取代了城市的地位,封建时代来临了,这相当于中国的魏晋南北朝时代。
    
    我们回溯这些历史要说明什么呢?我们在这里采取了倒叙的方式,说明繁荣而有活力的中心城市、世界都会,实际上不是后来的世界政府的产物,而是前此的主权国家互相兼并的战国时代的产物。伟大的城市,是战国竞争、多元角逐的结晶,它带来并加剧了战国流行的弊病,但也正是它们形成的跨国网络,为战国划上句号、成为全球政府的先遣部队。随着都市同一网络的蔓延,人口密度与技术密度的膨胀,使得主权国家形同监狱,画地为牢的国界将被铲除,一如柏林墙的倒塌,主权国家的克星、二十一世纪的全球都市网络,像是王道的先驱一样受到夹道欢迎──霸道的区域性的主权国家变成过时的垃圾,被抛弃了。
    
    (五)跨国文明的统一网络已经成型
    
    二十一世纪的全球都市如何形成“跨国文明的统一网络”?这一“全球都市网络”会有怎样的概貌、功能、特征、性质?
    
    意大利未来学学者里卡多·彼德拉估计说:“权力将落入在世界范围内进行活动的商人与各城市政府之间所缔结的联盟手中。这种城市政府首先将促进它所包含的全球公司的竞争能力。”现在亚洲中心国家到处都行驶在高速公路的超车线上。各大洲的年轻人都是在一种与他们的父母相比完全不同的全球城市形象中成长起来的。巴黎、伦敦和纽约,还有莫斯科和芝加哥,都不再是最为光彩夺目的了。自1996年3月起,世界最高建筑将屹立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目前,柏林楼房的屋顶超不过多数建筑起重机的高度,但是北京和上海的高楼大厦却远远超过了它。
    
    在巴基斯坦与日本之间密密麻麻地出现了一大批繁荣地区,作为全球竞争舞台上的新竞争者,争着扮演西方城市世界在以往几十年所扮演的那种发挥巨大影响的角色。曼谷希望把底特律部分地区作为它的汽车中心。日本的丰田、本田、三菱、五十铃等汽车生产企业很久以来就已经在泰国装配它的汽车。克莱斯勒公司与福特公司在东南亚进一步扩大它们的分公司,作为跨国企业的支柱。
    
    而印度,这个星球上第二个容纳十亿人口的国家,将日益陷入紧张状态。在报纸上以大字标题出现的恐怖城市中,孟买和新德里已经把墨西哥城和圣保罗远远地抛到后面。今天,这两个畸型大城市各有居民1000万人以上,用不了二十年,这个数目可能再增加三倍。巴基斯坦不久以后也将要为卡拉奇的国际形象担忧,到2015年,其居民人数可能从目前的不到1000万迅速上升到2000万。
    
    新德里行政管理当局经常是从人造地球卫星传送的图像上才发现,他们的这个大城市在什么地方已经又长出一块──这一切都是无计划的、失去控制的、且未经批准的。白天,大街变成三米宽、 一百米高、 烟雾腾腾的隧道。整个城市都在廉价汽车发动机排出的烟雾中呼哧呼哧地喘气。三分之一的儿童都患了变态反应的支气管哮喘,普通的医疗药品只能暂时地使病情减轻。每年有2200人死于交通事故。 这种交通事故与汽车的比例是美国的三倍。新德里七十年代还以花园城市著称,现在被这个国家的一位部长称作“令人无法居住的”、“亚洲生态黑洞”。
    
    自从印度对外经济开放以来,孟买已成为“世界上最昂贵的贫民窟”〔专栏作家苏德西尔·穆尔基的话〕。早上出租车里的味道说明肯定有人在里面睡过觉,出租车的司机不想在回家的路上花掉几个小时时间。这个城市每天必须从街道上清理掉2000吨垃圾,此外还需要建盖几十万个厕所。这个城市市政管理部门所提供的城市用水仅为需求总量的三分之一。尽管如此,还有数百万农村居民,或者小城市居民正在迁入这些巨型城市。
    
    关于新德里的一份调查表明,多数移民加入搬迁行列是因为他们的朋友或者家庭成员已经在这些大城市中生活,可以提供一个工作机会。新来的人总是要比生在大城市的穷人自我感觉好得多,而由此引起的社会矛盾可能使他们再踏上新的、而且是跨越国境的移民运动的行程。他们川流不息的旅行具有方向,他们坐在超音速喷气飞机上奔向未来,从中新的世界结构会产生出来。电子通讯网、数控卫星电话、高效率的飞机场、免税的工业园区,所有这些密集网络将使大约三十多个地域广阔的城市地区彼此紧密联结,其中每个城市大约有八百万至两千五百万居民。这些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大都市,犹如偶然洒落的光斑映照在地球仪上,它们的居民虽然相隔千里万里之外,但却感觉彼此关系很近,至少要比一直决定它们命运的本国内地居民更近。这种很近的感觉意味着:弥合战国分裂的“全球化统一城市网络”已经出现了。
    
    1995年9月,戈尔巴乔夫、老布什、舒尔茨、CNN总裁、太阳公司高级经理、惠普公司老板等,全球政治、经济、文化界的精英在旧金山费蒙特大饭店集会讨论二十一世纪的世界。与会者把未来的世界前景简化为“20:80”这一对数字,和一个“靠喂奶生活”的概念。它的意思是,全球化将导致这样一个结果:启用全球20%的劳动力,就足以维持世界经济的繁荣;80%的劳动力将失去劳动岗位;并且需要政府提供制度化的社会救济来喂养,即“靠喂奶生活”。未来世界的社会轮廓将是富裕国家内将不再有数量上值得一提的中产阶级──这就是所谓“全球化陷阱”。〔[德]汉斯·彼得·马丁,哈拉尔特·舒曼合著,《全球化陷阱──对民主和福利的进攻》〕
    
    (六)无业者创造的历史
    
    “20:80”和“靠喂奶生活”,是社会生产自动化的结果,但其规模和深度是十九世纪的人完全无法想象的。显然,80%的长期失业者已经足够构成一个人数庞大的“无业阶级”,它的出现进一步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创造历史的理论,是一个完全错误的谬论。因为大多数传统的无产者是极度渴望财产而还没有挣到财产的人,他们的全部注意力在于如何获得资产,而根本不是如何从事较之资产阶级的生存稍微高尚的革命事业。
    
    早在两千年前希腊人就知道,“闲暇乃是文明得以产生的条件”,试问孜孜谋利、毫无闲暇、目光短浅的无产阶级,拿什么去创造历史呢?仅仅依靠低级的动物欲望?所以正如大家已经看到的,无产阶级革命不过是毫无建树的破坏,是“把你口袋里的钱拿到我的口袋里来”〔莎士比亚戏剧中犹太人的至理名言〕,结果形成的最高指示也不过是一种“饿蚊子哲学”:“八亿人口不斗行吗?”无产阶级饿蚊子和资产阶级饱蚊子的区别,完全是动物丛林世界里的饥饿“原则”造成的。例如,在阶级斗争的术语里,“丧失了原则”一词,就是指一个人不再那么穷凶极恶了。
    
    那么,什么概念可以在未来世界里取代“无产阶级”的地位呢?我们认为,是“无业阶级”。何谓“业”?业绩、职业、产业。无产阶级虽然没有产业,但还有职业,还可以追求业绩,所以无产阶级经常比资产阶级更加富于铜臭,而且一有机会肯定变成“新生的资产阶级”。无业阶级则不然,不仅无产业,而且不受职业的奴役、不受业绩的勾引,于是可以堂堂正正做一个尽其天性的大写的人。
    
    更重要的是,无业阶级没有“业报”。业报观念是印度的《奥义书》〔Upanishads〕所阐述的思想,就是对“业”的报应。那么,什么是“业”呢?“业”是从梵语“羯摩”〔dharma〕而来,就是“身、口、意”的活动,“业”虽然分为善恶,但总的来说都因缘际会而遭到反弹。历史的波动,可用“无业者”受损害的程度来测度,也就是说,“无业者”受损害的时候,就是历史发展的黄金时刻······尽管印度思想并不承认“无业者”的存在而把一切视为“报应的果实”,但历史表明,失业者往往创造出新的产业,例如人类最早的文化事业,就是由残疾人开创的,命运既然杜绝了他们从事日常营生的道路,他们的精力就不得不流向未知的领域。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意味着尽少地运用人体的劳动力而尽多地利用技术与信息的力量。就此意义说,现代文明实为一种“懒汉文明”。在此趋势下,节省的习惯就成了讽刺对象,因为节约不仅是无用的摆设,而且有碍于增加生产。自动化不断提高,导致城市居民的大量失业,“无业者”的增多造成了人数高达百分之八十的新阶级。这一现象也许构成未来世界各种新事物的根源。
    
    大量城市失业人口的存在,并向纯粹消费者群演化的恶性转变,也是一个古已有之的问题。在罗马帝国时代,由于大量从东方来的奴隶取代了自耕农的地位,大批农民涌入城市,构成了城市无产阶级的庞大集群。他们给罗马帝国政府背上了沉重的财政负担。当时的各种改革家,提出各种议案,试图使城市流民重返乡村,并配以相当的耕地,梦想以此一箭双雕:既解决城市问题,又缓解国家的兵源枯竭,因为自耕农是罗马兵团的主力。但是,从格拉古兄弟开始就不断酝酿着的这种改革,一直没有成功,罗马国家反倒越来越衰弱。自耕农的消失使罗马帝国失去了可靠的公民兵源,只得补充追求金钱的雇佣军;城市失业人口的剧增又破坏了社会稳定,急速败坏了“罗马人得以征服世界的美德”。尽管面临如此的深渊,失业人口也并没有回到农村去恢复他们祖先那种宁静而健康的生活。无业阶级比无产阶级更为深刻地改变了世界的命运。
    
    在中国的两汉时代,随着战国竞争的平息,强大的地方性城市从原先的政治、军事中心退化为消费中心。竞争的减弱和工业生产的退化,使得城市劳动力大大多余、过剩。但是谁也没有办法去使战国格局中出于战争需要而滋生出来的多余人口缩减掉。于是多余人口便在城市的贫困中挣扎,以各种方式沦为奴隶──或因债务而失去自由权,或因犯罪而丧失自由权。因此,两汉时代的城市人口过剩,是透过大量失去自由权的群众而表现出来的。王莽的“新政”试图对此进行改革,但也以惨败告终。后汉帝国也同样无法解决文明的行程中不可避免地要遭逢的这一社会痼疾。它的处置办法是赋予封建庄园主以更大的特权,让他们在各自的领地上相机行事,结果促进了封建割据的降临。与此同时,连年战乱又使大城市遭到毁灭,这才使得城市化的肿瘤“不治自愈”了。
    
    衰退的文明,既然无法承受由此引起的内外压力,那么,现代城市危机的出路和解决的方案又何在?希望未来的人们比今天的人们更清楚地看到自己的问题,因而创造自己的解决方案。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现代人对未来的设想过于细致、精密和结构化了,这与现代城市文明发展得越来越细致、精密和结构化了的趋势,有惊人的一致。“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机械文明,使得任何一个措施,都会导致一系列后果。任何一个局部的病变,都会产生意想不到的连锁效应。大凡成熟了的文明,都会面临这种结构化的困境。人在这个结构中,却无法改变这个结构,无法脱离这个结构,“异化”观念因而弥漫开来。人感到了自身的渺小、脆弱和无力,面对自己造出的文明实体,变得束手无策。现代文明不仅成熟、结构化了,还变得自动化并已失去了控制。在这种格局中,要推行消灭无业阶级的方案,是无法长期承受的。在文革期间,中国曾有诸如此类的小规模预演,但已经失败,因为代价过于高昂。
    
    如果换一个角度,从不同文明模式之间的更迭,去探讨这个问题,不难得出如下结论:等到现代城市文明已经完全变得“有百害而无一利”时,发生大规模解体运动,那时,由于饥饿和失去对自动化的有效控制,离散了的群体将被迫返回到原始土地上去觅食,以便获得生存必需的自然资源。这种历史性的退却,只会发生在未来统一了全球的大一统秩序失去结构能力之后,而不是在这之前,不是在全球秩序尚未建立的时刻。
    
    (七)无业者有哲学吗?
    
    面对现代都市的疯狂扩张,许多人起了恐慌。而消除这些恐慌,需要一个全球政府的调节调解。
    
    世界需要一张面纱,就像生命需要皮肤一样。一张最好具有若干维度和浓度的面纱,把这个世界不那么适合暴露的外观给遮蔽起来,人类感官是用来躲避危险而不是用来制造危险的,身心平衡对人的健康必不可少,如果完全取消了“压制力量”,那么“反抗力量”岂不造成单纯的破坏?装上皮肤、戴上面纱,并不是“愚民政策”,而是“维持文明社会的平衡状态”······“真相”有时候过于刺激,会让人看得发狂,结果这个世界失去了必要的安宁。
    
    从平衡的角度看价值,凡是金钱可以换得的东西,就用“昂贵不昂贵”来衡量,而无法用“高贵不高贵”来衡量。但人性不仅需要昂贵来满足,更需要高贵来激励,尤其在“衣食足而知廉耻”的人们那里。这一人性事实,是对全球各地盛行的“官─商勾结社会”的警告:商业主义和官僚主义的姘居,只能产生腐败,不能创造文明。商业主义、物质主义、裸体主义〔关于这一点,本书将在《性别问题》一章中讨论〕诉诸人的直接感官刺激,过去可以帮助主权国家的扩张,但在全球网络建成之后就不再有益。现在流行的过于昂贵的一切,那时被缔造新局的高贵者视同败类,清单与烈焰,就是它们的归宿。
    
    新的全球文明,不是商业主义和官僚主义的私生子,因为腐败与野蛮不能缔造更大的秩序网络,只有廉洁与文明才能做到这一点。这正如要有一定程度的距离感,统一的秩序才能产生,而统一的秩序,并不是现成的,实际上要透过每天的更新〔日新其德〕才能达到并持续下去。而不停顿的努力,则是需要“距离感”来推动的。心灵上的距离感且是一切艺术、科学、政治、宗教所由诞生的契机。
    
    从平衡的角度看距离感,发挥影响的距离感具有两种来源,一由社会习惯养成,一由遗传上获得。前者较为被动守旧,后者则是天命之性,是宇宙赋予生命的至宝。所以越年轻的生命就越是富于距离感:
    
    1,年轻的时候渴望飞得很高很高,到那虚无飘渺空无一人的紫霄,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净化自己。那境界接近极度,神奇引力融掉自我,呈现为空明的海和无形的珍奇······
    
    2,年老气衰了,则只能看见空虚、孤寂、无边的广寒,美妙的霞海变成了不可捉摸的雾气!主观的颓废使得客观褪色。
    
    其实文明史的道理也是在此呈现出来的:自由只是年轻时代的奢侈品;而青春的富有才使得文明可以承受“不自由毋宁死”这样的奢侈,它甚至以惊人的浪费为荣耀,以眩目的夸示为陶醉。而衰老的民族、衰落的文明则仅仅懂得“好死不如赖活着”、“不管白猫黑猫只要能够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殊不知那猫可能是病猫、癞猫、甚至是魔鬼附体的厄运黑猫。社会、民族、文化、人类的文明,也有各自的年龄阶段:青年时代要的是自由创造,中年以后则需要安全保障;而中青年时代的开拓,最后不得不让位给暮年时代的保守:守势的美德作为这中老年时代的过渡环节,受到青睐,像是一条镶嵌着不同壁画的道路,自有其逻辑。仿佛“合纵”与“连横”的殊途同归,构成战国运动的终结。
    
    纵横捭阖是战国的特色;正如协约同盟是二十世纪的特色一样。纵横家们都是些“四两拨千斤”的大师,是无业阶级的突出代表,研究他们的传记可以给后人带来极大的收益和无比的乐趣。纵横家之首的苏秦,仅仅靠着“三寸不烂之舌”就能佩带六国的宰相印章,恐怕在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后来就是因为同样的原因──无业,而被车裂处死。可是世界上还有比苏秦更伟大的政治家吗?他杰出的国际政治活动差点使庞大的齐国近乎亡国,在中外历史上拥有这样能量的翻云覆雨者实在不多,真是“一人胜过十万雄兵”。然而人们误会了他,以为他是个贪图名利的宵小之辈,其实他的献身精神及热忱,尤其是他的镇静与智谋,为力行全球化的行者们,树立了一个榜样!
    
    不妨说,所谓联合国不过是二十世纪“纵横捭阖”活动的产物,所以刚刚进入二十一世纪它就陷入了瘫痪,表面上由于“九一一”引起的裂痕,实际上由于全球化的猛然加速。平心而论,联合国实际上是强权和公理之间的“合法私生子”,可是它现在既不被父方〔强权〕所接受,也不被母方〔公理〕所喜爱。二十世纪依靠联合国谋生的国际政治家们在二十一世纪恐怕要走到穷途末路。与单闯独斗的苏秦相比,即使二十世纪的暴君们也还要受制于群众,就像苏秦受制于君王。既然民选的领袖也要受到选民的制约,就不能责怪二十世纪的刺客也不复具有荆轲的贵族风度,尤其二十世纪的下半叶,太缺乏英雄感,使人不得不把目光转向二十一世纪。
    
    (七)
    
    现在我主张,应该用“文明共享”的方针来取代“文明冲突”的宣传。
    
    因为现今世界上只有一个文明:那就是以联合国、国际法、国际金融系统、国际贸易系统、国际条约组成的国际安全系统为基本框架的“现代文明”。在此之外,并不存在别的文明系统。
    
    既然只有一个文明,就不可能存在“文明之间的冲突”。而只存在“建设文明”和“破坏文明”的区别、“文明共享”和“文明独占”的区别。
    
    既然只有一个文明,在全球一体化的进程中,“文明冲突”的宣传只能撕裂全球社会。相反,惟有“文明共享”的方针才能弥合伤口,以减少而不是扩大冲突。
    
    只有这样,人类才有一个光明的未来。
    
    (摘自:全球政府论──中国文明整合世界
    On Global Government──Global Integration Under the Central Kingdom Civilization,谢选骏,2004年
    http://www.lulu.com/shop/xuanjun-xie/%E5%85%A8%E7%90%83%E6%94%BF%E5%BA%9C%E8%AE%BA%E4%B8%AD%E5%9B%BD%E6%96%87%E6%98%8E%E6%95%B4%E5%90%88%E4%B8%96%E7%95%8C-on-global-government/ebook/product-22216037.html)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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