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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选骏: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在“退出国联”?
(博讯北京时间2015年11月02日 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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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年中国积极要求“国际仲裁”,一如现在菲律宾。
    

    历史不会完全重演,但有时确实十分相似。
    
    (一)
    
    报道指出:南海局势持续紧张,继美国导弹驱逐舰“拉森号“驶入中国南海渚碧礁十二海里范围后,位于荷兰海牙的常设仲裁法院(Permanent Court of Arbitration)当地时间周四作出裁决,指仲裁法院有权审理菲方就南海主权争议提起的诉讼,并驳回中方指仲裁法院无权审理的理据。中国外交部昨日发声明指裁决对中方没有约束力,敦促菲方返回通过谈判和协商解决南海争端的道路上。
    
    海牙常设仲裁法院周四发表声明,指经审查菲方的主张后,认为此案属“两国对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解释及使用出现的纷争“,因此法院有权审理,并驳回中方指“争执涉及南海岛屿主权归属,超出法院司法权限“的陈述,将再召开聆讯听取菲方的理据。
    
    中国外交部则发表声明,重申中国对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受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保护,表明于领土主权及海洋权益问题上,不接受任何强加于中国的方案,及单方面诉诸第三方的争端解决方法。声明指出菲方滥用《公约》强制争执解决机制,单方面执意提起仲裁,是披着法律外衣的政治挑衅,妄图否定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及海洋权益。声明重申中国坚持通过谈判和协商解决领土和海洋管辖权的争端,并指出菲方单方面提起诉讼的行动,违背中菲双方多次在双边文件确认通过谈判和协商解决争执的共识,损害国家之间互信,同时指出菲方及仲裁法院恶意规避中国于2006年根据《公约》有关规定作出的声明,严重侵犯中国作为《公约》缔约国的合法权利。
    
    中菲双方在南海问题上争持多年,菲方曾于2012年派军舰包围在黄岩岛附近海域捕鱼的中国渔船,中方海监船随后到场,引发双方舰艇对峙。另外,菲律宾海军“马德雷山号“登陆舰于九九年企图以搁浅形式窃佔中国仁爱礁后,菲方多次避开中方的海监船为“马德雷山号“补给及进行维修。菲律宾政府其后单方面就南海争议向仲裁法院提起诉讼,惟中方多次重申不接受、不参与菲方单方面提出的仲裁,并强调仲裁法院对菲方提出的仲裁没有管辖权。
    
    (二)
    
    201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拒绝国际仲裁的态度,让我想起了八十年前“日本帝国退出国联”的历史一幕。
    
    虽然历史是不会完全重演的,但历史的比较研究还是可以启发思考的:
    
    《日本帝国的兴亡》第23 章《退出国联》
    
    1931年“九·一八事变”在中国持续内乱下爆发,不仅激化了中日两国之间的矛盾,而且引起了国际列强的注意。当时,国际联盟是在英法等列强操纵下、标榜维持世界和平的国际组织。日本是国联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在国联有一定的影响力。
    
    日本一直把国联外交作为一种筹码,力图通过国联来兜售其帝国主义政策。“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日本政府意识到中国可能采取传统的“以夷制夷”的外交方针,通过国联来压制日本,因而更加重视国联外交。
    
    事变发生后,陷于共产党造反的国民党政府之所以对日本的侵略采取不抵抗政策,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希望国联和列强出面干预,制止日本的侵略,把解决事变的希望寄托在国联和列强身上。
    
    这样一来,国联外交便成了中日矛盾和斗争的焦点之一。
    
    9 月21 日,国民党中国驻国联代表施肇基奉政府之命,正式向国际联盟理事会起诉日本侵略中国东北,要求根据国联盟约第11 条,立即召集理事会会议, 讨论日本侵华问题,并请求理事会根据盟约第11 条赋予的权力,立即采取行动,阻止事态继续扩大,恢复事变前的状态,并决定中国应得赔偿的性质和数额等等。
    
    时任日本外相的币原喜重郎,根据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的秘密报告,虽然认为事变很有可能是关东军蓄意制造的阴谋,但为了维护日本帝国的利益和形象,掩盖日军的侵略罪行,他还是就事变的起因向日本驻国联代表发出了一个颠倒黑白的训电,污蔑中国军队是事变的挑起者,言称日军的行动只是为了“自卫”等等。
    
    根据币原的指示,日本驻国联代表芳泽谦吉(日本老资格的外交家,曾任驻华公使,是日本著的中国通)在22 日召开的国联理事会上发言,胡说事变是由中国军队破坏日本的满洲铁路引起的,日军占领东北的都市,乃是“为了保护满洲铁路线及在该地居住的日本人的生命财产”,是“不得已而为之”,竭力为日本的军事侵略进行辩解。
    
    但是,鉴于日本与列强的矛盾及日本的国力尚不足与英美等一流的帝国主义及列强控制下的国联相对抗,加之历史上有过“三国干涉还辽”的先例,日本政府及外务省在竭力否认侵华的同时,又把排斥国联及第三国干预事变作为国联外交的最大任务。
    
    事变爆发之初,芳泽便向币原建议,应该尽可能地不把此事提到国联理事会上审议。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也建议,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要坚决避免由国联或第三国来处理事变。这时,币原虽标榜“协调主义”,但在如何处理事变这一关键问题上,却暴露了他的本质。他所谓的“国联大会或理事会处理这一问题会进一步刺激日中两国的舆论,反使事情复杂化”的看法,实际上是担心国联对日本作出不利的决议,因而阻挠国联干预事变的口实。
    
    为了排除国联及列强的干预,缓和与列强的矛盾,日本政府于9 月24日发表了关于“九·一八事变”的声明,再次颠倒黑白,污蔑中国军队破坏“满铁”、挑起战端。声明声称:“帝国政府在满洲没有任何领土欲望,我方所期待的,归根到底,在于使帝国臣民能够有机会安心从事各种和平事业。为使此次不幸事件不致破坏邦交,进而研究将来铲除祸根的建设性计划,帝国有决心和中国真诚合作。”日本政府的这一声明有三个要点:
    
    一是诬称事件是中国挑起的,日军的军事侵略只是有限的“自卫”;二是言称日本对中国东北没有领土野心,中国、国联及列强尽可放心;三是日本愿意和中国进行“真诚合作”,解决事变问题,国联及列强不必插手。日本政府的这一声明起到了一定的效果,蒙骗了国际舆论和列强,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国联及列强的对日态度。
    
    但是,中国代表团十分清楚日本的这一阴谋,因而坚持由国联处理事变,并表示愿意接受国联的任何处理结果。对于日方提出的中日直接交涉一事,则表示坚决反对。9 月25 日,国联理事会再次开会讨论事变问题。中国代表施肇基表示,在日本占据着中国领土的情况下,日中直接交涉是绝对不可能的。与此同时,针对日本“保侨”的借口,施肇基指出,在日军撤兵之后,中国当会负责保护日本侨民的生命财产。
    
    为了进一步揭露日本侵占中国东北的真相,促使国联早日下决心解决事变,中国代表还向国联提出了向东北派遣调查团、进行实地调查的建议。日本深知,如国联调查团赴东北调查,日本侵华的真相就会大白于全世界,这无疑对日本不利。为此,芳泽表示,日本不会接受此建议,但为了拖延国联对事变的讨论,他说可以就此事向日本政府请示。然而,就在国联等待日本回答的时候,日军却迅速北上,占领了长春、吉林等重要城市。在这种形势下,国联理事会不顾日本的反对,决定向中国东北派遣7 人调查团,成员由国联指定的第三国人员及中日代表担任。中国代表施肇基当即表示同意国联的这一决定。理事会要求日本迅速就派遣调查团问题正式表态。9 月25 日, 币原训电芳泽,声称派遣视察员赴中国东北完全没有必要,希望国联相信日本政府的“诚意”,静待事态的发展。这实际上是日本为排斥国联而实行的拖延战术的继续。
    
    在派遣调查团问题上,国联原本希望美国支持,并派员参加。但美国国务院却认为派遣调查团于事无补,反而会刺激日本的舆论,所以不支持国联的这一行动。美国虽不是国联成员国,但它是世界头号强国,而且是国际联盟的创建者,因而对国联及国际政治有极大的影响。由于日本反对、美国又不支持,派遣调查团一事就被搁置起来。
    
    在国联的交涉中,中国外交的目标在于通过国联强有力的干预,迫使日本立即从东北占领区撤兵。因此,中国从9 月21 日正式向国联申诉日本侵华之日起,就坚决要求日本立即撤兵。然而,国联在英法的操纵下,却不愿得罪日本,迟迟不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9 月22 日,国联理事会甚至不区分侵略者和被侵略者,向中日两国发出了内容相同的通牒,要求中日双方“避免事态扩大,并立即由两国协商撤兵”。这个通牒实际上带有包庇日本侵略者的成分,令中国政府大为失望。而日本为欺骗国联和国际舆论,则宣称日军已大部分撤回原地,少数部队是为了“警戒”和保护当地日本侨民的安全才在各地驻扎的,一旦达到目的,便会立即撤回原地。日本的一番花言巧语,迷惑了列强、拖延了国联的行动。
    
    9 月30 日,在中国代表的强烈要求下,国联理事会通过一项决议,要求日本政府务必于10 月14 日前从东北占领区撤兵,恢复事变前的状态。为了应付形势,芳泽言称他可以代表日本政府,接受理事会的这一决定(后因币原反对,决议改为日本有条件撤军,即以日侨的生命财产安全为准,这就给日本拒不撤兵留下了借口),但对施肇基所提出的组织国联调查团前往东北进行调查以及组织中立国委员会监视日本撤兵一事,表示坚决反对。他反复宣称,日本政府“深信无须国联方面派遣任何特别委员团前往东北进行调查”。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感到国联组织调查团的可能性不大,于是决定放弃组团要求,但重申日军必须在国联理事会指定的日期(即10 月14 日) 之前,全部撤出占领区,恢复事变前的状态。否则,中国政府“将要求国联采取进一步的行动”。
    
    但是,9 月30 日的国联决议只要求日本撤兵,并没有提出任何监督措施及违反决议后的制裁办法,所以,这一决议不仅没有制止日本的侵华,反而助长了日本的嚣张气焰。10 月8 日,日军轰炸了远离事件地点的锦州,把事变初期的所谓“不扩大”方针,变成了进一步扩大侵略的事实,充分表明了日本侵占全东北的野心。
    
    10 月13 日,根据中国代表施肇基的请求,国联理事会召开特别会议, 讨论东北问题的最新发展。会上,施肇基首先发言,愤怒谴责了日本拒不执行国联关于日本撤兵的决议,并轰炸锦州、扩大侵略的暴行。施肇基在发言中情绪激昂,大声疾呼:国联条约和凯洛格非战公约,如同两个铁锚,世界各国犹如轮船,轮船凭借铁锚而进止。我们深信凭借两个条约,可以摆脱困境。两项条约乃是“世界和平大厦之栋梁,栋梁若折断,则大厦必毁矣”。施肇基的发言有理有力,博得了与会代表的赞许。
    
    在全场代表鄙视的目光下,芳泽照本宣科,宣读了日本的长篇声明,重弹日中直接交涉的老调,并一再为日本拒不撤兵进行辩解,说什么只有等到日本侨民有安全担保时日军才会撤回原防。芳泽的声明遭到了中国代表的严厉驳斥,会议陷入了僵局。
    
    为增强国联的力量,以实力制止日本的侵华活动,国联理事会决定邀请美国代表参加理事会关于东北问题的讨论。对此,日本表示坚决反对,因为国联的讨论情况已对日本不利,如果美国再加入进来,势必会给日本造成更大的压力。10 月16 日,理事会对邀请美国与会一事进行表决。结果以13 票赞成、日本1 票反对而获得通过。理事会主席法国外长白里安立即向美国发出了与会邀请。美国政府表示愿意与国联合作,制约日本在中国东北的侵略。
    
    16 日当天,美国总统胡佛就派代表吉尔伯特出席了国联理事会会议。美国的与会及其表决结果,表明了各国对中国的同情和列强与日本之间的矛盾,表明了日本在国联已陷入了孤立地位,是日本国联外交的一次失败。
    
    10 月22 日,国联理事会经过反复磋商后,通过了7 项决议草案,要求日本陆续撤兵,并在下次国联理事会开会前撤退完毕;建议中日两国在日本撤兵后举行直接谈判。中国代表团表示接受理事会的这些决议。但日本代表芳泽却表示反对,并向理事会递交了日本政府的备忘录,要求对理事会的决议草案进行根本性的修改。10 月23 日,芳泽在理事会上再次发言宣称,日本不能确定撤兵日期,只有等日本侨民无危险、中国诚心诚意与日本合作时,日本才会撤兵。而关于日本侨民的生命财产安全问题,日本愿与中国直接谈判,商定具体办法。芳泽的无理要求受到了理事会成员国的一致反对。西班牙代表当场发言,指出在目前形势下,日本一日不撤兵,则中国一日不得安① 陈觉编著:《九一八后国难痛史》,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 年版,第1245 页。
    
    全;日本撤兵之日,才是中日交涉开始之时。这位西班牙代表还正告日本:
    
    “应深刻反省国联所以有此项制裁之原因,其原因为何?即日本无端侵犯中国领土,致成在20 世纪历史上违背人道正义之绝大污点。”西班牙代表的讲话深得人心,全场报以热烈的掌声。芳泽受到各国特别是中小国家的责问和批判,十分狼狈。最后,理事会对决议进行了表决,结果是13 票赞成,日本1 票反对,而日本的修正案则是13 票反对,日本1 票赞成。这次表决,再次证明了日本的侵略政策是不得人心的。
    
    为了削弱国联的影响,排除国联对事变的进一步干预,10 月26 日,日本政府发表了关于“九·一八事变”的第二次声明,除继续为拒不撤兵进行辩解外,公开了它向中国提出的所谓中日协商五项大纲,其主要内容是:一、否定互相侵略的政策和行动;二、尊重中国的领土完整;三、彻底取缔妨碍通商自由和煽动国际间憎恶对方的有组织的行动;四、对于在满洲各地的帝国臣民的一切和平业务予以有效的保护;五、尊重条约上规定的帝国在满洲的权益。①日本政府的这一声明,对撤兵一事不作任何实质性承诺,只要求中国与日本直接交涉,要求中国承认日本在中国东北漫无边际的殖民权益要求,毫无解决事变的诚意可言。日本明知中国不会接受这种无理要求而故意提出,意在把责任继续推给中国,排斥国联的干预,进而为日本拒不撤兵制造借口。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理所当然地拒绝了日本的无理要求,重申在领土被占的情况下,中国绝不与日本直接交涉。只有在日本撤兵之后,才能谈交涉问题。这样,国联理事会的有关讨论再次陷入僵局。
    
    11 月上旬,日军入侵远离“满铁”的嫩江等地,暴露了日军企图侵占整个东北的阴谋,因而引起了国际舆论的极大关注。而国联理事会对日本的背信弃义行为极为愤慨,敦促日本撤兵的要求也更力强烈。为缓和国际压力,迫使国联及列强承认日本侵占中国东北的既成事实,同时也为在中国东北建立傀儡政权争取时间,日本对国联外交作出了重大调整,改变了以往反对国联介入事变的态度,作出了与国联合作解决事变的姿态。
    
    11 月18 日,在一片要求日本停止侵略、立即撤兵的呼声中,日本代表芳泽向国联理事会提出,在承认日本所提出的五项协商大纲的条件下,日本赞成派遣国联调查团赴东北调查。芳泽的这一表态,令国联惊喜不已。法国代表白里安立即表示赞许,各国代表亦多随声附和。为了拉拢列强,取得他们的同情和支持,日本竭力主张调查团应调查与日本和列强关系密切的、有共同利害关系的所谓中国排外、抵制洋货、国际条约的履行状况等外国在华殖民权益问题,而对东北问题的关键——日本的军事侵略行动及撤兵问题,却不允许调查和干涉。
    
    此外,在派遣调查团的性质上,日本要求按盟约第11 条办理,而该条款没有规定解决纠纷的具体办法。中国则要求按照盟约第15 条派遣,争取国联理事会或国联大会提出谴责日本侵略和要求日本撤兵的报告或建议。对于中日双方的这一争执,国联理事会采取了和稀泥的做法,把盟约第11 条和第15 条加以调和折中,只是笼统地称派遣调查团,不讲明是按哪条派遣。12① 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下),原书房1969 年版,第185—186 页。
    
    月10 日,理事会正式通过了派遣调查团的决议,规定调查团“在实地调查影响国际关系并扰乱日中两国间的和平或和平基础的。一切事情,并将调查结果报告理事会”。为防止日本利用调查拖延撤兵时间,决议又重申了9 月30 日理事会通过的关于日本撤兵的决议仍然有效。
    
    根据国联理事会的决定,调查团有英、美、意、德、法五国各1 人组成, 中、日各派1 人以顾问名义参加调查团,他们分别是英国委员李顿、美国委员麦考埃、法国委员克劳德,德国委员希尼、意大利委员阿尔德罗、中国顾问顾维钧、日本顾问吉田伊三郎。调查团的成员大都是前殖民地高官,对日本在中国东北的侵略活动,有一定程度的认可。但总的说来,他们对日本通过军事侵略占领中国东北,还是持否定态度的。
    
    经过近两个月的准备,李顿调查团才起程赴远东。等他们抵达日本时,已是1932 年的2 月底了。在此期间,日本已占领了东北全境,并赶在调查团到来之前建立起了伪“满洲国”。以期造成既成事实,迫使国联及国际社会承认。这样,东北问题又增加了一项与撤兵同等重要的内容,即对伪“满洲国”的承认问题。
    
    为应付李顿调查团的调查,日本作了大量的准备工作。此时的日本外相正是原日本驻国联代表芳泽谦吉。他在会见调查团时称,此次事变系中国政府推行革命外交、单方面破坏与外国缔结的条约所致,企图以共同维护列强在华殖民权益来引诱调查团上圈套。在调查团与日本方面的多次会谈中,日本重弹侵华有理的老调。鉴于伪“满洲国”已经建立的既成事实,李顿提出在东北实行国际共管或建立地方自治政府的建议。虽然这一建议严重损害了中国的主权,迎合了日本的一些侵略要求,但此时己不能满足日本的胃口,日本拒绝了李顿的建议。调查团与日本会谈的结果表明,日本决不放弃已到手的侵略果实。
    
    3 月14 日,调查团从日本抵达中国上海,首先在中国关内的上海、南京、济南、天津、北平等城市进行了调查。当李顿调查团结束关内调查、准备进入东北时,日本进行了别有用心的阻挠。为表明伪“满洲国”是“独立国家”,日本指使伪“满洲国”
    
    出面拒绝中国委员(顾问)顾维钧入境,理由是“恐有激烈分子,对顾君加以危害,影响将来邦交”。对此刁难行为,调查团十分气愤,当即警告日本,如中方委员不能同行,调查团就不再去东三省。这时候,日本假惺惺地出面为“双方”调解,并向调查团宣称:“长春政府并非服从日本政府的意见,在该政府已经发表声明、反对顾维钧进入满洲的情况下,加以阻止是困难的。”①经过日本方面的“努力”,达成一个妥协方案,李顿等部分团员从陆路进入东北,而顾维钧等人则取海道从大连上岸进入东北。
    
    调查团进入东北后,初期没有同伪满政权进行接触。对此,关东军认为,让调查团与伪满政权进行接触,是国际社会承认“满洲国”的第一步。为此,他们指使伪政权设置障碍,阻挠调查团的调查活动。为完成调查任务,调查团最终向日本作了妥协退让,于5 月上旬先后访问了溥仪等伪满政权的主要人物。与此同时,在调查过程中,日伪政权还竭力限制调查团与爱国抗日人士(如马占山)接触,只允许调查团了解、接受伪“满洲国”成立的既成事实。但是,许多爱国人士不顾生命危险,通过写信、暗访等多种形式,向调查团揭露了日本蓄意挑起事端、武装侵占中国东北、扶植伪“满洲国”政权的罪恶行径。调查团本身也进行了努力的调查,基本掌握了日本非法侵略中国东北、制造伪“满洲国”的事实。
    
    调查团在东北进行了近两个月的调查后,于7 月下旬回到北平。然后历时月余,完成了总共10 章、洋洋10 余万字的调查报告书。10 月之日,国联理事会公开发表了李顿调查团的报告书。
    
    李顿报告书是一个典型的妥协主义和两面性的产物。它表现在:一是承认日本在中国东北拥有特殊权益,称“凡不承认此点或忽视日本与该地区历史上关系之解决,不能认为满意”,但同时又承认中国对东三省的主权“根深蒂固”,不容否认;二是承认东北有排日倾向,但同时又批驳了日本关于中国军队挑起事变的谎言,认为事变是日军有预谋有计划的军事行动,日军的军事行动“不能认为是合法的自卫手段”;三是否认伪“满洲国”的合法性,认为东三省历来是中国领土。“九·一八事变”之前,从未听说过“满洲”有“独立运动”。所谓“独立运动”,完全是日军操纵的结果。因此,“现在的政体,不能认为是由真正的及自然的独立运动所产生的”。报告书表面上显得不偏不倚,然而对日妥协的地方亦不少。但就整体来讲,李顿报告书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特别是对伪“满洲国”的否定,打破了日本利用调查团、迫使国联承认伪“满洲国”的阴谋。
    
    除了上述三点外,调查报告书还提出了解决事变的原则和办法——“满洲自治”。这一方案既不接受中国提出的要求日本撤兵,恢复到“九·一八事变”以前的状态的主张,也拒绝了日本提出的承认伪“满洲国”的主张,而是提出了一个折中的办法,即在承认中国主权的前提下,组成一个隶属于中国中央政府的“东三省自治政府”,在东三省实行高度的自治。该办法的目的之一,在于借机将欧美列强的势力引入自治机构,以加强对中国东北的政治、经济渗透并抵制日本独霸中国东北的企图。如该办法规定,由外国教官协助组织特别宪警,作为东三省惟一的武装力量,其他的中、日武装力量应退出东三省;向自治政府行政长官指派相当数量的外国顾问,其中日本人应占重要比例;行政长官得从国联理事会提供的名单中,任用外籍人员监督警察和税收机关,赋予他们广泛的权限;行政长官须从国际清理银行董事会提出的名单,指派1 名外国人担任东三省中央银行的总顾问。按照上述办法,未来的东三省自治政府将处于代表列强利益的外国顾问们的控制之下,而中国对东北的主权将受到极大的削弱。
    
    李顿调查报告书公开发表后,受到了中、日及国际舆论的极大关注。中国政府经过研究后认为,该报告书的前8 章的叙述基本上是公正的,中国可以接受,但第9、第10 两章完全迎合日本的要求,严重不公,必须修改。作为解决事变的原则,中国坚持要求恢复到“九·一八事变”前的状态。10 月20 日,中国政府就报告书向中国驻国联代表提示了具体的修改意见,提出了中国自主地在东三省实行自治的方案,以排除日本及欧美列强的侵略和干涉,同时还提出了国联关于日本撤兵的决议不能因报告书而变更的原则。
    
    日本外务省及日本政府对李顿报告书也进行了详细、深入的研究,并起草了日本政府对李顿报告书的长篇意见书。该意见书对报告书承认日本在东北的特殊权益虽表赞同,但对报告书中关于解决事变的原则和办法,表示坚决反对。尤其是东北自治方案,实际否认了伪“满洲国”的“独立”地位,这是日本所绝对不能容许的。此后,中日又围绕报告书的修改、承认问题,展开了新一轮的斗争。
    
    退出国联
    
    11 月21 日,国联理事会开会讨论审议李顿调查报告书。对于此次审议, 中、日两国政府都极为重视,特别是日本。因为李顿报告书通过与否,关系到日本是留在国联还是退出国联的大问题,故派出了以松冈洋右、佐藤尚武、长冈春一为全权代表的庞大代表团,并任命松冈洋右为首席代表。本来,日本驻国联的首席代表是驻法大使佐藤尚武,已具相当规格。但为了同中国及国联进行总决战,日本特别起用了“满蒙是日本生命线”的强烈鼓吹者、原“满铁”副社长松冈洋右为首席代表,松冈洋右是日本著名的国家主义、对外扩张主义者。他早年留学美国,1904 年进入外务省,长期在日本驻华外交机构任职。在外务省内,他是大陆政策的积极鼓吹者。1913 年他辞去官职转任“满铁”理事,直接从事对中国东北的经济侵略,以实现其大陆政策的梦想。“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他积极支持关东军的军事行动和建立伪政权的活动,批评币原外交是“软弱外交”。日本起用他任驻国联的首席代表。
    
    充分表明了日本对侵略中国东北及伪“满洲国”的态度,表明了日本对李顿报告书的立场。
    
    中国对此次会议亦十分重视,派出了一个100 余人的庞大代表团,任命中国外交界元老颜惠庆及外交名家顾维钧、郭泰祺为全权代表,任顾维钧为驻国联理事会首席代表。顾维钩是中国最负盛名的外交家之一。他早年留学美国,学习法律,是哥伦比亚大学的高材生。他头脑敏捷,能言善辩,精通国际法,有长期在国联工作的经验,被认为是中国驻国联及理事会最合适的人选。
    
    11 月21 日,国联理事会开会,审议李顿报告书。果不出所料,开会当天,日本代表松冈洋右和中国代表顾维钧就展开了激烈的唇枪舌战。松冈利用其“雄辩家”的“天才”,一再为日本对中国东北的侵略诡辩,强调“满洲”是日本的生命线,中国排日是事变的根本原因。反对报告书关于“满洲”是中国领土一部分的结论,声称建立伪“满洲国”才是事变“惟一可能的解决方法”。
    
    松冈发言之后,中国代表顾维钧起而逐一批驳其谬论,并再次强调,日本必须继续承担国联关于日本撤兵的义务,认为这才是解决事变的主要先决条件。
    
    在此后几天的辩论中,松冈采取拖延战术,要求国联不要急于解决东北问题,应当三思而后行。同时又竭力限制调查团的作用,宣称调查团报告书提交之后,该团已停止存在,已无发表任何意见的资格。他还要求理事会“慎重研究报告书内容,不可轻易批准”。松冈的这些谬论,意在否定李顿报告书,但遭到了理事会主席的驳斥。
    
    由于日本无意接受李顿报告书,国联理事会主席狄凡勒拉(爱尔兰人)提议,根据盟约第15 条(该条款规定,对于本条约规定之任何案件,理事会得将争议移交大会。经争执之一方请求,大会亦应受理)及理事会已经通过的有关决议,将中日争端及李顿报告书移交国联大会讨论审议。狄凡勒拉的提议得到除日本以外的其他理事会成员团的同意,获得通过。
    
    12 月6 日,国联大会特别会议开幕,讨论中、日争端及李顿报告书。中、日代表继续舌战,各自强调自己的观点和立场。在大会发言中,列强和中小国家的态度截然不同:操纵大会的法国代表言辞暧昧,英国代表甚至出来为日本侵华打圆场。但许多中小国家的代表仗义执言,猛烈抨击了日本的侵华行径,要求国联主持公道。
    
    12 月8 日,西班牙、爱尔兰、瑞典和捷克斯洛伐克的代表联合提出一项议案,要求大会确认:1.日本对中国东北的军事行动和军事占领不能认定是合法措施;2.满洲政权是日军存在的产物;3.满洲现政权不符合现存国际义务;4.议案要求大会授权十九国委员会邀请苏、美两国合作,在上述调查结果的基础上解决中日争端。结果,大会决定将问题移交给十九国委员会讨论。
    
    十九国委员会是1932 年“一·二八事变”时根据国联大会的决定于3月成立的专门处理中日争端的机构。该委员会由国联大会主席和除中、日两国之外的理事会成员国及大会选出的瑞士、捷克斯洛伐克、哥伦比亚、葡萄牙、匈牙利、瑞典等国家代表组成。12 月12 日,十九国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讨论报告书问题。会上,中小国家与列强的代表之间仍然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小国代表继续支持中国,主张采用报告书的前8 章(否定日本在中国东北的军事行动和伪“满洲国”的合法性),声明不承认“满洲国”。但大国的代表为了使日本接受国联的调停,采取妥协退让的态度,一再向日本让步。然而,日本代表团却坚持国联调停的基础是承认“满洲国”(为了造成“满洲国独立”的既成事实,迫使国联加以承认,日本已于9 月15 日与伪满签订了《日满议定书》,宣布承认“满洲国”),声称日本在这一问题上没有让步的余地。鉴于调停已无希望,十九国委员会决定由起草委员会起草最终报告书。
    
    2 月14 日,十九国委员会通过了最终报告书。该报告书与李顿报告韦相比,稍有进步。它用更明确的语言认定,日本是“九·一八事变”的挑起者和伪“满洲国”的制造者,要求日本按照国联已通过的决议,把军队撤至“满铁”区域内,并且决定了日军撤兵的方法、步骤和期限。在国联大会上,中国代表在指出报告书中的不足之处如未能恢复到“九·一八事变”前的状态等之后,表示接受报告书。日本代表则表示根本不能接受。随后,大会进行了表决,结果报告书以24 票赞成、日本1 票反对获得通过。这一表决结果, 表明了日本的侵华政策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同声批判,表明了日本在国际社会中已完全陷入了孤立境地。
    
    国联大会通过报告书后,日本代表松冈洋右等灰溜溜地退出了会场。3月27 日,日本政府发表声明,宣布退出国联。从当时的国际关系来看,与其说日本退出了国联,倒不如说是被赶出了国联,因为退出国联并非日本的本愿。从国联审议中国东北问题开始,虽然日本多次要挟要退出国联,但均是虚张声势,目的是胁迫国联和列强在中国东北问题上让步。日本政府认为,退出国联对日本来讲并无益处,只要国联能在“满洲国”问题上让步,满足日本的要求,日本还是应该留在国联。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日本政府于1932 年10 月21 日确定了对付国联的方针:巧为周旋,既要改变国联对日本的不利提案,又要给国联留点面子。松冈洋右正是带着日本政府的这一方针前往日内瓦的。虽然舆论界和军部法西斯分子叫嚷要退出国联,但日本外务省及日本政府的国联方针是明确的。松冈洋右向元老西园寺公望辞行时明确表示:“绝不做退出国联之事。”根据列强和国联在“一·二八事变”时的态度,日本估计它们会在日本的恐吓下,接受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及伪“满洲国”“独立”的既成事实,日本也会继续留在国联。所以,广田外相曾向记者发表谈话,声称“国联必须接受日本的要求,目前并不需要退出国联”。但是,日本的算盘打错了。
    
    国联的决议草案是以李顿报告书为基础的。它虽然对日本已作了很大让步,但日本却仍不满足,特别是在伪满洲国问题上。日本决心“即使把满洲化为焦土”,也要维护伪“满洲国”的“独立”。这与列强的调停基础相去甚远。日本忘记了这样的前提,西方列强及其控制下的国际联盟调解的总目标是维护华盛顿体制和秩序,它不可能承认日本单独对中国的军事占领和伪“满洲国”的合法性,这是国际联盟对日让步的最终限度。随着时间的推移,列强意识到,日本在东北问题上丝毫没有让步的意思。它们长期耐心的调停力,被日本视作软弱可欺。他们被逼到了要么维护由他们创建的国际联盟的权威,要么向日本投降、听任日本在远东胡作非为的地步。列强选择了前者,决心在国联大会的最后阶段向日本摊牌,把中日问题的决议草案提交大会进行表决。
    
    这样,日本也面临着两种选择:要么悬崖勒马,接受国联调停,把中国东北的主权交还给中国,要么与全世界人民为敌,坚持侵略政策,把自己孤立于国际社会之外。日本最终选择了后者,退出了国联。
    
    一战后,日本标榜“协调外交”,实行以国联为中心的外交路线。退出国联,意味着日本同“协调外交”的诀别、同国际社会的诀别。退出国联使日本陷入了孤立,同时也表明了日本坚持独霸中国的立场。
    
    “天羽声明”
    
    1933 年春,日军继侵占了中国东北之后,又跨越长城,侵入华北,直逼平津,并于5 月底迫使华北军事当局与日本签订了城下之盟《塘沽停战协定》。此时的中国南京政府,虽继续推行“安外必先攘内”的政策,集中力量消灭伪苏维埃共和国,但也认识到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是没有止境的,如不认真对付,华北将会沦为第二个“满洲国”。这不仅会使中华民族遭受灭顶之灾,而且会直接危及国民党的统治,后果不堪设想。那么,怎样对付日本呢?中国政府认为中国的力量太弱,仅靠自己的力量战胜不了日本。只能把希望寄托在欧美列强和国际关系的变化上。认为只要中国顶住日本3—5年,日本就会与列强发生大冲突,国际形势就会发生有利于中国的变化。只有这样,“我们的国家才有死里求生的一线希望”。为此,中国政府利用欧美列强与日本的矛盾,积极争取其政治、经济、军事援助,为最后对日一战作准备。而“九·一八事变”后列强的远东政策,也为中国政府争取外援创造了有利条件。
    
    日本兵侵华北,直接威胁了欧美列强的在华利益,加剧了欧美列强与日本的矛盾。美国驻华公使詹森向美国国务院报告说,日本随时威胁华北,如此下去,“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地位不知道会变得怎样”。同样,英国在华也有巨大的经济和政治利益,自然也不愿意受到日本的排斥。因此,想要利用中国抗衡日本,以“保证英国在远东的地位和威望”。由于中国政府与欧美列强在抗衡日本对华侵略方面有共同的利害关系,彼此间的政治、经济及军事合作有了较快发展。
    
    为了加强争取外援的工作,重用英美派人物宋子文等人,命其游说欧美列强和国际联盟,争取外援。1933 年5 月,宋子文与美国签订5000万美元的“棉麦借款合同”。7 月,宋子文又向英、美试探建立一个把日本排斥在外的中外协商委员会,以取代20 年代建立的国际银行团,并要求该委员会“协助中国实现需要大宗财政支持的复兴建设计划”。与此同时,在中国政府的请求下,国联决定设立对华技术合作特别委员会,帮助中国进行经济复兴建设。10 月,该委员会代表拉西曼来华,同中国政府商谈了合作事宜。
    
    这一时期,在中国政府的争取下,列强开始对华进行军事援助。特别是德国,派出了军事顾问团来华,对中国军队进行整训,提高了中国军队的现代化水平,顾问团还帮助中国制定了防御日本进一步侵华的防卫计划,并斡旋向中国出售了相当数量的武器装备。美国及英国的对华军事援助也有一定的进展。
    
    列强的一系列援华活动,虽然规模并不大,却深深地“刺痛了日本的神经”,引起了日本政府的恐慌。为阻止中国强大和列强对中国的渗透,日本对列强援华活动加以破坏。如中美棉麦借款合同签订后,日本政府即令日本在华纺织厂一律不得购买进口美棉,要求日本厂家“服从政治上的指导”。10 月,广田外相还致电日本驻美大使出渊,表示希望“事实上消灭这个借款计划”。由于日本的破坏,加上一些其他原因,造成美棉积压,使棉麦借款的计划未能圆满实现。
    
    1934 年1 月,广田外相在帝国议会发表外交政策演说时警告欧美列强, “帝国作为维持东亚和平的惟一基础,负有全部的责任”,公然露出了日本要独占中国及东亚的野心。3 月,日本获悉国联驻华代表正在制定国际合作援华计划后,更是极尽手段予以破坏。当时,广田外相连续3 次致电日本驻华外交机关,要求他们设法阻挠国际援华活动。广田在致驻南京总领事须磨弥吉郎的电报中狂妄叫嚣:“日本在远东的力量是国际联盟或英美及其他任何国家所不及的。”为此,“如要进行任何有效的对华合作,其惟一的办法是以日本的实力和权力作后盾”。根据外务省的指令,日本驻华代表向上海商讨共同对华贷款的国际银行家们“坦率”地表示:日本不准备对华贷款,也希望其他欧美国家的银行家们放弃对华贷款,并威胁说:“举凡与中国及他国间有关之问题,最后之决定权力在日本。”4 月下旬,国际联盟驻华代表将返回国联汇报工作。他还带有中国经济委员会关于发展中国经济的十年计划,希望得到国际联盟的援助。中国的强大是日本最不愿看到的,国际联盟及列强对中国的渗透是日本最害怕的。为避免这一情况的出现,日本采取了恐吓的手段。日本外务省情报部长、发言人天羽英二,根据日本外务省的指示精神,赶在国联对华技术合作特别委员会开会讨论具体援华行动之前,于4 月17 日抛出了臭名昭著的“天羽声明”。
    
    在这个非正式声明中,日本攻击西方的对华经济及军事援助,反对中国利用外援进行经济和国防建设。说什么西方的援华活动,“无论其名目是财政援助还是技术援助,都必然会带来政治上的意义,作为原则,日本不得不加以反对”;而外国对华提供军事援助或政治性借款,更是“离间中国与日本及其他国家的关系,必将产生与维持东亚和平相悖的结果,对此,日本绝不会默视不顾”。天羽还在声明中蛮横地干涉中国内政,说什么“中国的保全统一和秩序的恢复,有待干中国自身的决心和努力。如果中国采取利用他国排斥日本的手段或以夷对夷的对外政策,日本也不得不予以抨击”。
    
    天羽在声明中叫嚣,“日本单独承担维持东亚和平与秩序的责任”,并有“坚决履行这一使命的决心”。“天羽声明”表明了日本对华及列强政策的基本点:1.日本是东亚的霸主,中国是日本的势力范围,西方列强不得插手这一地区的事务;2.中国的内政外交须接受日本控制,中国不可惜助西方列强的力量反对日本,建设国家,威胁日本在东亚的霸主地位。一句话,这是个典型的独占中国,称霸东亚的侵略宣言,是东方的“门罗主义”。
    
    “天羽声明”一出笼,立即在国际上引起强烈反响,受到国际舆论的同声谴责。英国舆论界指责声明公开破坏践踏《九国公约》,是东亚“门罗主义”。美国《纽约论坛报》发表社论指出,“天羽声明”表明“日本牵制中国与外国发生关系,将使中国空有独立与主权之名,而成为日本之保护国”。
    
    有人极为讽刺地向正在访美的日本贵族院议长近卫提问说:“是不是说欧美各国如没有日本外务省的许可,就不能在中国活动?”令近卫十分尴尬。
    
    4 月23 日,英国驻日大使林德赛会晤广田外相,要求日本政府对声明作出解释,并声明英国不承认日本在中国问题上的独断专行。美国国务卿赫尔则照会日本政府,反对日本企图在中国问题上“以自己的意志作为最后的结论”。
    
    “天羽声明”蛮横干涉中国的内政,更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愤慨。《独立评论》表文章指出:“天羽声明”是“日本东亚门罗主义的最新纲领”,“协和外交”原来还是“焦土外交”。南京政府对此事也很重视,训令驻日公使蒋作宾对日进行交涉。南京政府外交部也先后两次发表声明,表示“中国主权与其独立之国格,断不容任何国家以任何藉口稍予损害”,中国与他国及国际联盟的关系,“断不容任何国家以任何藉口稍加干预”。“天羽声明”一出笼,就立即陷入了一片谴责声中。
    
    “天羽声明”所掀起的轩然大波,使日本当局极为被动。为缓和激昂的国际舆论,天羽连忙在4 月20 日发表了一个补充声明,辩解说日本“无意侵害中国的独立和权益”,也“无意侵害第三国的权力”。此外,广田外相也亲自出马为“天羽声明”进行辩解。4 月25 日,广田向英国驻日大使“解释” 说:“鉴于日中间的地理关系,如果中国发生火灾,日本作为其邻居,比远方的人更觉不安,此乃道理所在。”在会见中、美驻日使节时,广田又一再表白“日本没有任何损害中国独立性及其利益的意向”,并保证尊重《九国公约》,维护对华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原则。与此同时,外务省修改了“天羽声明”中过于露骨的言词,将其译成英文,由广田外相转交给有关国家的驻日大(公)使,同时命有关的驻外使节向驻在国政府转交“天羽声明”的英文本,并作相应的“解释”,求其“谅解”。经外务省多方奔波,“天羽声明”的风波才逐渐平息下来。但日本帝国主义独霸中国的野心,却已昭然若揭了。
    
    “天羽声明”的风波虽然平息下来了,但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并没有结束。
    
    在对东北抗日武装的镇压告一段落之后,日本再度把侵略的矛头指向华北。
    
    1934 年12 月,日本冈田内阁制定了新的对华政策,要求建立以日本为“日满华三国提携共助”的远东政治格局,并明确提出了分裂华北的方针,也就是先把与伪“满洲国”相邻的华北从中国分裂出去,将其纳入日本的势力范围,然后逼迫中国政府就范,一切听从日本的“指导”。
    
    按照日本政府这一新的对华政策,日本华北驻屯军和关东军经过密谋策划,于1935 年春夏之交,将分裂华北的计划付诸实施。1935 年5 月底,日本驻华使馆武官高桥坦、日本华北驻屯军参谋长酒并隆分别代表关东军和华北驻屯军,以天津汉奸报人胡恩溥、白逾桓被暗杀及孙永勤义勇军在遵化(属《塘沽协定》规定的停战区域内)活动时得到县长的庇护为借口,向华北军事首脑何应钦提出了如下强硬要求:1.罢免河北省主席于学忠等人;2.撤走宪兵第3 团及军分会政训处;3.取缔蓝衣社、复兴社等秘密机关;4.撤走河北省内国民党党部;5.禁止一切反日活动。为逼迫华北当局接受这些无理要求,日军派兵包围了河北省政府,关东军也在山海关及长城各关口集结兵力。
    
    在此形势下,达成了《何梅协定》。随后,关东军又利用所谓“张北事件”(1935 年6 月关东军的4 名特务,潜入察哈尔省偷绘地图,在张北县城受到在该地驻防的中国第29 军的拘留检查),逼迫察哈尔省当局签订了《秦土协定》,驻守察省的第29 军及国民党党部被迫撤出察哈尔。这样一来,日本在察省扩大了侵略势力,并为进一步侵略华北创造了条件。
    
    面对华北危机,1935 年9 月,中国驻日大使蒋作宾奉命向广田外相提出了改善中日关系的三原则,一、相互尊重领土主权,取消日本对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二、双方不相互诽谤,不破坏对方的统一,不扰乱对方的治安;三、通过正式的外交机关,解决两国间的一切纠纷。除此之外,中国还要求取消上海和塘沽停战协定及有关华北事变的其他协定。蒋大使向广田表示,如日本承认中方所提三原则,则中国允诺停止排日及抵制日货,暂不过问伪满问题,开展两国的经济合作。中国的对日三原则及对日承诺,表明中国政府在对日政策上做出了重大让步,即通过默认伪满、镇压抗日等行动,换取中日关系的稳定和华北的安全。
    
    针对中国对日政策的转变,日本外务省和军部经过多次协商研究,于10月4 日向内阁会议提交了日本对华政策新方案,并获得通过,这就是著名的“广田三原则”。其主要内容是:
    
    一、中国必须彻底取缔排日言行,放弃依赖英美的政策;同时采取对日亲善政策,并子实际执行;
    
    二、中国必须最终正式承认“满洲国”。目前要事实上默认“满洲国”的独立,停止反满政策;在与“满洲国”接壤的华北地区,同“满洲国”进行经济、文化方面的交流和合作;
    
    三、为排除来自外蒙古等地的赤化势力的威胁,中国须在与外蒙古接壤地区,进行日本所希望的合作。
    
    “广田三原则”的提出与华北问题息息相关。“广田三原则”特别强调华北要与伪“满洲国”保持密切的联系,要与日本合作防赤,其用意十分明显,那就是要借机把华北置于日本的控制之下。在通过“广田三原则”的同一个内阁会议上,还通过了一个华北问题议案《鼓励华北自主案》,要求继续进行分裂华北的活动。对于两者之间的关系,广田向驻华日本外交官员说,要“相成相助,互为补充”,同时进行。也就是说,要以“广田三原则”压中国政府承认华北的分裂,同时以华北分裂来逼迫中国政府承认三原则,以此达到割裂华北、控制中国的目的。由此不难看出,“广田三原则”实际上是日本为了巩固伪满政权、分裂华北、控制中国的新的侵略计划。
    
    10 月7 日,广田外相正式向蒋作宾大使提出了“广田三原则”,并宣称实行日本的这个三原则是“日中提携的绝对必要条件”。如果中国完全接受“广田三原则”,日本才考虑“渐次协商实行”中国所提出的三原则。
    
    对于“广田三原则”,中国政府进行了仔细的研讨,认为它包藏祸心,不能完全接受。10 月20 日,中国政府指示蒋作宾大使,只有日本完全接受中国提出的中日关系三原则,中国才能就“广田三原则”作出承诺。并重申除东北问题外,一切都应恢复到“九·一八事变”以前的状态。
    
    在此后的中日交涉中,两国都强调自己的三原则是接受对方三原则的先决条件互不相让,使谈判陷入了僵局。
    
    然而,从1935 年下半年开始,日本却加快了分裂华北的步伐。特别是日本的华北驻屯军和关东军,为了准备对苏战争,建立长期战争体制,急欲要把华北弄到手,以利用华北丰富的战略资源,建立日本的战争基地。10 月, 关东军沈阳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向华北军政首脑宋哲元提出了一个所谓的《华北高度自治方案》,要求建立以来哲元为首领、以土肥原为顾问的“华北共同防共委员会”,统辖华北五省二市;保留南京政府的“宗主权”,但经济、财政、金融、军事、外交各方面都要脱离中央政府,与日本发生关系,与日满结为一体;此外还要消灭共产主义和三民主义,代之以“东洋主义”。
    
    很明显,这是一个把华北变为第二个伪“满洲国”的侵略方案。
    
    土肥原提出华北“高度自治”方案后,要求宋哲元必须按“自治”方案的要求,在11 月20 日以前宣布“自治”。否则,日军将入侵河北和山东。
    
    为逼宋哲元就范,关东军在山海关和古北口集结兵力,以武力相威胁。华北再度陷入危急之中。
    
    华北是中国抵御日本南侵的第一道防线,是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所在,也关系到南京政府的存亡。为此,及南京政府在华北问题上没有重演“九·一八事变”时的不抵抗悲剧,而是积极地抵抗日本的侵略。11 月19日,宋哲元停止与日本进行关于华北自治问题的谈判,并在陇海线调集军队,以强硬姿态对付日本对华北的侵略。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政府于11 月18 日召集了三相(外相、陆相、海相)会议,研究对策。鉴于“过激”的华北“自治”运动会给日本的对外关系带来不利影响,会议决定要“循序渐进”地推进华北“自治”运动,目前可先行“轻度自治”,并放宽期限。根据三相会议的决定,日本军部下令停止执行土肥原的《华北高度自治方案》。这样,华北局势稍有缓和。11 月20 日,日本驻华大使有吉明就华北问题和“广田三原则”举行了会谈,要求中国政府承认华北自治。
    
    他暗示,华北问题不解决,“广田三原则”就无从谈起;而他愿意以承认“广田三原则”为交换条件,要求日本停止推行华北“自治”运动。由于双方意见相左,会谈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
    
    为了缓和华北的紧张局势,中国政府最终对日本作出了一些让步。经与日方协商,于12 月11 日成立了一个在中央政府领导下、有一定“自治”色彩的“冀察政务委员会”,任命宋哲元为委员长。一些亲日分子被塞进了委员会内。
    
    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成立,并未满足日本对华北的侵略欲望。进入1936年后,日本又加紧进行分裂华北的活动。但此时中日政局都发生了很大变化。
    
    日本则在“二·二六事件”之后,成立了广田准军部内阁,有田八郎由驻华大使升任外相。基于两国政局的变化,从1936 年春开始,中日外交当局就改善两国关系进行了多次谈判。但因日方坚持以“广田三原则”为调整两国关系的基础,毫无平等、公正解决两国矛盾的诚意,谈判没有取得任何成果。
    
    到了1936 年的下半年,中日关系更加紧张。8 月,日本利用“成都事件” (为反对日本在成都设立领事馆而发生的打死日人事件)大肆鼓噪,并以武力相威胁,向中国政府提出了一系列无理要求,包括:缔结防共协定,建立华北特殊政权,彻底禁止排日,聘用日本政治、军事顾问,缔结新的中日关税协定、降低税率,在福冈与上海之间建立航空联系,成都开埠、中日合作开发四川经济。日本提出的这些要求,实际上是“广田三原则”的具体化和继续。中日虽就日本的这些要求举行了谈判,但很快就陷入了僵局。
    
    在中日关系进一步恶化的情况下,日本开始为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作准备。同年5、6 月间,日军利用换防的机会,将华北驻屯军由2000 人增至6000人,司令官也由少将升至中将,并由天皇亲自任命。9 月,日军强占了平津的战略要地丰台,并频频进行军事演习。华北已处在日本侵华战争乌云的笼罩之中。
    
    (三)
    
    当年中国积极要求“国际仲裁”,一如现在菲律宾。历史不会完全重演,但有时确实十分相似。
    
    这样比较,并不是说现在的中国相当于过去的日本,现在的菲律宾相当于过去的中国。
    
    这样比较,只是说明现在的中国和国际社会的关系正在恶化,而且由于双方的僵局,可能正在进入零和游戏,很难有什么双赢的机会了。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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